既定国策与多变的手段——论1937年日本的华北分离政策与全面侵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日本论文,国策论文,多变论文,手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征服大陆曾是日本的既定国策，肢解中国也是它朝思暮想的追求。尽管日本曾不断地变换面目和手段，甚至一度还表示“亲善”，但是它所追求的目标始终是不变的。
一、企图侵吞华北：征服大陆的又一步骤
原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认为，正是由于日本对华北的贪婪，才“终于诱发了日中战争，变成了引导日本破裂的导火线”（注：（日）重光葵著、齐福霖等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86页。）。事实的确如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不满足对东北的实际占领，它要继续侵吞华北，以便作为侵略全中国和征服全世界的“圣战基地”。
如何侵吞华北，日本政府与军部存有分歧，大体上政府主张以政治、经济为主要侵略手段，掌握军事决策大权的军部则主张武力征服乃至直接占领。军事冒险的屡屡得逞助长了日本军人的狂妄自大，而政府考虑在“满洲国”尚未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之前不要走得太急。但是，无论政府还是军部，其侵吞华北进而征服全中国的最终目标完全一致，这就决定了分歧只是相对的，协调配合则是一种常态。
1932年8月， 刚刚上台的斋藤内阁将过去一再泛起的分裂中国的论调正式确立为对华政策，其《对中国本部政策》第一条便是：“最近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分立倾向日益显著，我方应继续注意上述政权的动向，采取比较稳健的态度，……引导和促使对我方有利。”（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页。）这段文字尽管表述得比较隐晦，但培植中国地方政权使之趋于分裂的意思则明明白白。这里是有针对性的，日本首先将制造华北分离作为侵吞华北的第一步。1933年2 月日本关东军正进犯热河，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奉命潜入华北策动。以板垣为首的天津特务机关不惜重金收买华北旧军阀发动政变，结果效果甚微，难以有所进展。5月22 日陆军参谋本部下令停止在华北另行制造亲日政权，但只是意味将变换另一种手段。不久陆军和海军分别建议尝试新的方法，即以现有华北政权来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活动，使之远离南京政府转向亲日。一年后这一建议被冈田内阁采纳，不过新内阁认为需要时间“逐步实现”。
可是骄横的关东军对“逐步实现”不以为然，他们强调所谓的满洲“国防”，准备由军方出面直接施加压力，将国民党势力迅速驱逐出华北。从军内而言，华北交涉属于华北驻屯军的权限，于是1935年5 月29日驻屯军酒井参谋长向国民党华北军政当局何应钦等面交了措辞强硬的通谍。酒井表示：“今天不是为商量这些问题来的，而是把我军的决心通知给你们。”（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页。）七天后参谋本部拟就一个交涉纲要，经海军及外务省的修改即电告现地交涉人员。纲要提出：“一、从平津撤退宪兵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所、……国民党党部的排日团体，并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二、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纲领还希望：“一、驻平津的第五十一军和中央直系军队移驻保定以南。二、禁绝天津国民党党部、蓝衣社以及其他秘密团体的反满抗日的一切策动。承认在今后发现有这种策动事实时，日本军可以随时采取适当措施。”（注：复旦大学历史系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165页。）现地交涉人员擅将二者并一限中方立刻答复，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则摆出临战姿态，海军也派舰前来助威。南京政府为避免事态激化，遂电令何应钦全盘承诺。
尽管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但华北依旧风恶浪险。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决意联手进一步推行“华北自治”，且要在经济领域使华北与南京政府分开。驻屯军暗中与华北各省当权者进行“组成联合自治体”的商谈，关东军则陈兵山海关作“强有力的支援”。军部既不赞成目前“断然诉诸武力”，也不反对对华北施行高压，而“外务省成了追随军部政策的善后机关”，它向中方表示“华北自治”不属于外交谈判范围。这一切自然助长了现地军人的嚣张气焰。11月，冀东傀儡政府在通州宣布“自治”，蒋介石下令通辑殷汝耕，同时也不得不另组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缓冲。旧西北军出身的宋哲元似乎是中日双方均能接受的最佳人选，然而他既要敷衍日本人的淫威，又不能背叛中央政府的利益，实在是个不轻松的差事。
1936年5、6月间，广田弘毅内阁借口防共忽然增兵华北，不足3 千的华北驻屯军一下子增至1万，分布地点也超出原来。 中国舆论异常愤怒，即使一贯忍气吞声的南京政府乃至宋哲元也感到刺激和心寒。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不久广田内阁果然抛出了胃口更大的侵华计划。这个计划不仅要求订立日中军事“同盟”，实行经济“合作”，而且要让日本人担任南京政府最高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参与军事及“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机要”。当然华北的一切要由它来掌管，不管是关税、金融、交通、通讯，还是矿产农牧资源。一句话，日本打算全面控制中国，“力求形成一种日华不可分割的关系”。
二、忽然表示“亲善”：追求目标的新手段
1936年底开始，日本忽然出人意料地花言巧语大谈邦交，狰狞面孔似乎变得和善，原来中国发展了巨变，散漫不堪的内部正趋于团结。
蒋介石认为，“华北分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问题，同时也动摇了中国经济的基础”。蒋介石早已对接连不断的侵凌蚕食感到羞辱，打破窘境的想法非一朝一夕。自1934年主力红军长征后，南京政府便悄悄“将重点置于对日备战，依靠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输入新式武器，企图使军队近代化”。据统计，中国国防开支“从1929年的四亿三千四百余万日元，增长到1936年的九亿九千余万日元”，7 年翻了一番（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页。）。1935年秋，蒋还密令有关人员拟定一个“国防计划”，在全国各战略要点构筑防御工事，以“首都为中心，逐次向国境线推进”（注：何应钦：《对五届三中全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册，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6页。）。不过那时蒋还未下决心， 他想把红军彻底剿灭之后再来抗日，可是西安事变改变了一切。中共表示只要停止剿共，真心联共抗日，红军就“听蒋先生的指挥”，暂无自由的蒋介石以人格担保承诺一致对外。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无疑是日本所不愿意看到的，国共合作透射出中华民族意识的勃兴，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变得强硬，日本国内于是响起谴责声，认为苛刻的条件“把中国政府逼得太甚”，政友会党魁滨田在议会上痛斥政府“陷国家财政于混乱，以武力外交造成中日的僵局”（注：（英）尤脱莱著，吴道存、毛起森译：《日本在华的赌博》，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9页。）。
这样的趋势不能任其发展，日本当局“要来一个最后的尝试，或者把它的伟大的邻邦征服，或者将它重新投入无治无权的状态中”，但更多人倾向后者。《朝日新闻》资深记者穗积尾崎认为：“向左转的中国（现有的情形便是如此）预告着更不幸的将来。关于此，我们不能有什么补救的办法。……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日本的大陆政策是冰炭相不容的，况且，中央政府并不能指导或控制这民族运动，虽则国民政府显然是为这运动所拥护。中央政府对于这民族解放运动的各方面，既不能忽视，又不能控制。……他方面，日本大陆政策因国内的困难及中国民族运动而不能积极推进——对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日本自不愿与之发生正面冲突。以上事实，都不是外交所能改变的。为制止人民阵线的影响起见，在最近的将来，日本对华政策或许要采取妥协的态度，转而拥护中央政府，恢复其‘统一’与‘必先安内’的办法。”（注：（英）尤脱莱著，吴道存、毛起森译：《日本在华的赌博》，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1页。）
日本当局果然调整了政策，减缓了侵华的步骤。1937年1 月参谋本部提出：“对中国的统一运动，……以公正态度对待之，不再进行华北分治工作。”同时海军军令部、外务省也强调改善“日华邦交”。1 月下旬广田内阁辞职，2月初林铣十郎内阁成立。4月16日，林内阁陆、海、外、藏四相会议制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的方针》，明确“不进行谋求华北分治”，也不要求日中军事“同盟”等，新策略方针强调以和缓的手段调整日中邦交，努力在谅解南京政府领导的中国统一运动的基础上“使该政权实质上确认华北的特殊地位，并进而对日满华提携互助的各种措施进行使用”，总之要在中国改善形象，“促使该政权逐渐抛弃容共和依靠欧美的政策”（注：复旦大学历史系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215～216页。）。
此时日本一再表示“决无夺取更多中国领土的野心”，也确实对一些过分举动作了收敛。规定为非武装区的冀东走私猖獗，关东军有利中图也参与其中，“走私物资，不仅流入京津地区，而且一度还从山东流入长江流域”。另外关东军以“需要监视非武装地区内的武装撤除情况”为名擅自“自由飞行”，“不仅把航线扩展到京津地区，而且延长到了山东，不仅限于军用，甚至公然开辟了一般旅客的定期班机”。冀东走私和自由飞行损害了各国正常贸易，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为此南京政府曾一再交涉要求停止，现在一下子得到日方允诺。日本还撤销冀东“自治”政府改为“自治区”，把五色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殷汝耕行政地位不变，冀东纳入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管辖。
日本为什么这样做？这是因为，在日本看来，当时还不是全面侵华的最佳时机。由于内部矛盾严重，国内经济不景气，军事准备也尚未充分，因而放慢节奏变换姿态，可能会改善因华北问题同欧美日益恶化的关系，重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更主要的是，也许能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本尤其希望蒋介石觉得它并不比共产主义可怕，从而重新回到“必先安内”的立场，国共重新开启战端。日本的既定目标没变，它只是想换一种手法，暂时克制一下，一个能随取随予的中国也是可以接受的：“中国政府——一个或数个——的岁入刚刚足以维持其对于领土的有效控制权，但是这政府并无充足的资源可使其完成现代化的过程和推动工业的发展。这样的政府，对外很弱，决无力量抵抗日本的‘势力’；对内却很强，足以为日本商人与租界当局的利益而维持法律与秩序。”（注：（英）尤脱莱著，吴道存、毛起森译：《日本在华的赌博》，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8页。）
三、卢沟桥事变：既是一小撮人的阴谋也是侵华政策的必然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内部的离心倾向出现消退，在华北，地方当局不但没有因中央化的加强而与日本勾结，反而藉中央政府的保护以抵抗日本的压迫。在日本人眼中，中国币制改革的成功及被国际社会进一步承认从而可能获得更多贷款同样是可怕的。政府与人民大众的力量正在结合起来。1937年2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允人民相当的民主自由，因救亡运动而被囚禁的“七君子”被释放，这时抗日的民主力量已不再被压迫而有领导全国的趋势。
日本“亲善”的计谋失败了，一切与意愿背道而驰，于是舆论唱起了反调，认为中国态度的强硬，“完全是由于日本的让步和妥协造成的”，但还是有人主张继续用目前的办法。决策者尚在犹豫，然而那些强硬分子等不及了。
据今井武夫回忆，卢沟桥事变之前东京政界灵通人士就已获得这样的信息：“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注：《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6页。）那天夜晚卢沟桥畔果然响起枪声。今井武夫当时是日本驻华使馆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直接受参谋本部总长的指挥。根据他的回忆及果然发生的事实，可以断定卢沟桥事变是以少壮军人为主体的日本强硬派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下令攻击的驻北平日军第1 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大佐事后也承认：“我挑起了卢沟桥事件，后来事件进一步扩大，导致卢沟桥事变，终于发展成这次大东亚战争。”（注：（日）小俣行男：《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太平洋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页。）
日本强硬派在华北制造剧烈冲突具有多重目的。就自身而言，强硬派正面临严重危机。由于统制派的坚持，参谋本部已内定8 月份开始作重大人事变动，整肃桀骜不驯的少壮军人，纠正“下克上”现象。有消息说，强硬派领袖、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将首遭免职， 编入预备役。为了转移视线，保全少壮军人固有地位，阻挠大本营即将采取的举措，必须赶在8月之前造成一个欲罢不能的中日紧张态势， 而卢沟桥事变无疑是这种功利性动机的产物。
当然，侵吞华北一直是强硬派的坚决主张。在他们看来，华北是满洲的近邻，它必须成为“特殊地带”与中国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在军事上，它们将给关东军提供用兵和演习的场所；在经济上，它们的资源可以与满洲国的生产能力结合起来”（注：（美）博伊尔著、陈体芳等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 150页。）。土肥原公然认为，只有吞并了华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地区实体，如果与国民党妥协，日本“则将永远失去这一机遇”（注：转引《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87页。）。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为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国内的相对稳定而决定不屈服日本的压力，开始谋求对华北的有效控制。中国态度“突然出人意料”，“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究竟是施展武力，还是继续探索日中邦交，东京方面争论不休，一时无法定论。为了激化国民情绪，为了使当局迅速下定决心，有必要造成一个既成事实，逼迫东京出兵华北，从而达到“从根本上解决华北问题”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强硬派从预谋到造成事端，始终怀有更深层的战略考虑，那就是为对苏交战作准备。1937年6月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就已密谏东京：“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注：复旦大学历史系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8页。 ）他们认为国共合作可能导致一个针对日本的中苏联盟，因此在此之前需用武力教训南京政府，消除中国的威胁，解除后顾之忧，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对苏作战。此外，华北距离“满洲国”和苏联比较近，把它作为对苏战略后方，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都是十分重要的。
自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后，苏联在远东地区加强了战备，兵力迅速增加，而日本也将苏联当作潜在的主要敌国。为争取时间，达到对苏备战的“均衡”，1934年12月参谋本部训令关东军：“一、从帝国周围形势看来，国军需要迅速作好作战准备，固不待言。鉴于远东苏联的军备及其情况，关东军彻底作好作战准备更是刻不容缓。而且，该军的作战准备，不单单限于要求军本身范围内的充分整备，而是进一步要求在满洲国内，使工业、交通以及政治、经济全面适应国防用兵的急需，为此切望加强领导早日完成。二、关东军切忌对苏玩弄小动作，而由我方引起事端；同时对内应养精蓄锐，自强不息。一旦时机到来即能立刻攻击敌之弱点或获得主动，以光明正义支持日满对苏外交。”（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页。）
在日苏战争随时可能爆发的观点上，无是强硬派还是统制派均无分歧，问题在于如何保障“满洲国”背后的安全。统制派代表人物石原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觉醒，由于逐步统一会变得强大，日本应该放弃把华北看作“特殊地带”的观念，停止一切在长城以南的军事冒险和过分行动，以“真正的诚意”来争取南京政府的合作，结成日中同盟。在他看来，“日本如果陷入在中国持久战的泥沼中，那将是极为愚蠢的。这样的战争会给她真正的敌人苏联以可乘之隙。在后方有一个敌对的中国的情况下，不敢冒同苏联作战的危险。”与石原的结论截然相反，强硬派主张在对苏作战之前必须以武力消除中国的威胁，彻底解决华北问题。在他们看来南京政府不堪一击，任何调整日中友好邦交的尝试只会增加中国对日本的蔑视。他们认为战争会速战速决，只要增派军队拿下北平，其余地方就会不战而降。而只要取得华北，中国就会“在经济上破产”。不仅陆军方面在对华政策的见解上有两派之争，海军内部也存在同样的现象。1937年5月20日，担任华北警备的第3舰队第10战队司令官下村正助少将在报告中也认为，如今进行调整邦交、经济扩张都是不可能的，“莫如以开战来整顿一切战备，和指导适应国际形势的外交，乃为良策”（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页。）。
军部始终摇摆不定，它一方面要求回避直接冲突，一方面又强调对华战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发生战争，尽可能以最小兵力尽快达到目的，因为时刻要防着苏联。按当时日本宪法，军事统帅权独立于国务行政，不受内阁和议会的约束，最高统帅权属于天皇，但天皇不承担任何责任，而是陆军方面由参谋本部总长，海军方面由军令部总长负辅佐之责，直属天皇。简称军部的参谋本部与军令部实际上成了最高军事统帅部，运筹军务于帷幄，掌管国防与及用兵事项，而有关政略与战略的统一协调，则与内阁磋商，凡重大决策“均有天皇亲裁”，由内阁具体实施。
1937年6月成立的近卫内阁基本继承了林内阁的对华方针政策， 同时更加注意国际间协调，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此时，参谋本部正为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绩和远东实力的增强而忧心重重，但军内仍有不少人表现出对华开战的热情。为了阻止华北驻屯军的蠢蠢欲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派员赴华北现地传达总部指示，然而卢沟桥事变还是未能避免。
卢沟桥事变既是一小撮人的阴谋，也是侵华政策的必然。尽管东京最高决策层事先并无如此计划，但事变的发生并非出人意料。征服大陆的方针不变，侵吞华北便迟早要实施，而之所以眼前没有积极实施，只不过中国国内有了变化，日本需要等待更加成熟时机罢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华北即使没有卢沟桥事变，也会有其他什么事端，类似性质的故意挑起战火的事端必然要发生，只是地点和时间的问题。这一点，蒋介石看得很清楚，事发不过十天他就说：“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徵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新闻……。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注：《文汇年刊》，文汇有限公司1939年版，第35页。）
最终，日本不但没能征服中国，反而以战败自食恶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段历史值得总结，更值得日本政府和国民的深刻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