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格”与苏美尔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美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rgativity是多年来语言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从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在西方的语言学界曾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在我国，Ergativity却鲜为人知。为把西方学界对Ergativity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同仁，我曾用德文发表了“Ergativitaet und das Sumerische"。[1]此后，许多师长和学友希望我把它译成中文，扩大读者范围。几年来，对Ergativity又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因而，觉得确实有必要就此题目再议（不是再译）一番。
一
“做格”(ergative,ergativity)是语言学上的一个术语，来自希腊语的“εργαζομαι”，意为“做，执行，施行”等。[2]最初人们用它来指某些语言中的某种主格形式(a nominal case)。但逐渐地，它的意义有了变化。具体说来，人们逐渐用ergative/ergativity不仅仅指一种词句法(morpho-syntactic)的表面形态，而主要用它来指必须从语义和实用的角度来理解的一种特殊的“关系组织”(relational organization)。[3]《语言与语言学词典》[4]把ergative译为“作格，唯动格，唯被动格”。这一译法虽说与现在人们所理解的指语法关系的ergative有些相违，但至少不失其“做”的本意。所以，本文亦采用“作格”的说法，只是把“作格”改成了“做格”，因为“做”似乎能更准确地反映行为主体(Agens)的行为。
具有“做格”特点的语言几乎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比较集中地反映在高。加索地区的语言里和奥大利亚的许多方言里。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语是典型的“做格”语之一，有人认为汉语里也有“做格”结构。[5]
到底语言中的什么样的“关系组织”才是“做格”结构呢？对这个问题学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但大多数都认为，“做格”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在句法形式上一致，也就是说，它们同属一个“格”。而及物动词的主语的句法形式与及物动词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的句法形式不同，属于另一个“格”。[6]有人认为只要及物动词的主语在句法中被标示出来，由此而显示出及物动词的主语与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在句法上不同的语言，都可被视为“做格”语。[7]有人观察到，有的语言中的“做格”不仅表现在主格的标记上，也反映在人称代词和动词呼应(verbal agreement)方面。”[8]
贾可诺夫根据“做格”语在语法形式上没有直接宾语这一特点，认为“做格”语因此a)不可能有宾格，b)不可能有被动式和主动式的区别，c)绝对格(Absolutive)既是不及物动词的主格，也可以是及物动词的宾格，d)及物动词的主格带有“做格”的特殊标记，e)因此，及物动词主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在形式上不一样，f)及物动词通常“双向”(doubly-oriented)变位。[9]
“做格”语里有没有宾格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结果表明，没有纯粹的，完完全全的“做格”语，所有被贴了“做格”语标签的语言都是所谓的“分裂型做格”语(split ergative)。[10]也就是说，在所有做格语中都同时存在宾格，但形式多种多样，有时比较隐晦，不那么一目了然。所以，类似贾可诺夫的做格语里“不可能有宾格”的结论，已不能成立，贾可诺夫所主要依据的苏美尔语也不例外地属于“分裂型做格语”。[11]
“分裂型做格语”中的“分裂”形式可能表现在某些句法规则(syntactic rules)中，如巴斯克语(Basque)，汤加语（Tongan，西太平洋）[12]和格陵兰岛的爱斯基摩语(Greenlandic Eskimo)，[13]也可能表现在形态上(morphology)，譬如，格标记(affixal case-marking)表现为做格结构，但动词呼应中的缀却按宾格原则变化，奥大利亚的Walbiri和Kalkatungu就是如此。[14]苏美尔语亦如此。有时，做格和宾格同时分布在格标记上，譬如，Biri语中名词的格标记是做格式，而人称代词的格标记却是宾格式。Dyirbal语的名词和第三人称代词的格标记是做格式，而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的格标记却是宾格式。[15]Bats语中的不及物动词的主语的格标记本身就有两种形式，当语气为非自愿(involuntary)时，其格标记为做格式，当语气为自愿(voluntary)时，其格标记为宾格式。[16]
“分裂型做格语”中的“分裂”有如下几种类型。
Ⅰ.情入等级分裂型(Empathy Hierarchy-Split Pattern)。所谓“情入等级”就是把行为主体(Agens,agentivity)人为地分为几个等次。第次排列，尤如阶梯。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高于第三人称，第三人称又高于除人以外的有生物(non-human animates)，除人以外的有生物又高于无生物(inanimates)。在这些等级中有一个点，高于这个点，行为主体不作任何格标记，低于这个点的行为主体的格标记为做格式。许多奥大利亚方言都具有这个特点。北美，西伯利亚，以及藏缅语系中的某些语言也具有上述特点。仅举尼泊尔的Kham语为例。[17]。
这里的特点是：第一和第二人称的行为主体没有格标记，而第三人称的行为主体带做格标记。
Ⅱ.体分裂型(Aspectual Split)
这一类型的特点是，做格形态只出现在未完成过去时(imperfective)，现在时和将来时中。除几种澳大利亚的语言属于这一类型外，还有南岛语系中的某些语言，玛雅语，印度北部地区的个别语言，高加索地区的某些语言，藏缅语系中有的有些语言，也属这一类型。此外，只在巴基斯坦北部讲的一种叫Burushaski的语言，亦属这个类型。先看一组Gujarati语的例句：[18]
在上述例句中我们看到，做格标记只出现在一般过去时中。其它时态的主语，虽为及物动词的行为施动者，亦不带做格标记。
Ⅲ.主动语分裂型(The Active Split)
这一类型只限于主动型的语言(active-type languages)。其特点是，做格形态只反映在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上。什么时候用做格，什么时候用绝对格，完全取决于语气。Batsbi（高加索东北）语就是一例。[20]
⒓ txonaizdraxkxitra
我们（在）地（上） 倒“我们倒在地上”。（不是故意的）
⒔ a-txonaizdraxkxitra
做格 我们 （在）地（上）
倒“我们倒在地上”。（故意的）
例12和13在形式上都是主动态，其中的“我们”都是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之所以一个带做格标记，一个不带（＝绝对格），是因为它们在语义深层有区别：当行为结果是行为主体有意造成的时候，行为主体的标记为做格；否则，其标记为绝对格，因而，含被动的意味。
二
苏美尔语里的及物动词主语带有一个后缀-e，而不及物动词主语没有任何标记（＝绝对格），及物动词的宾语也没有任何标记（＝绝对格）。这种语法现象是典型的做格结构。
在最早的系统地研究苏美尔语语法的《苏美尔语语法基础》[21]一书里，Poebel注意到了有些主语后面的-e，称其为“主语因素”，但并不知道它的语法作用，更谈不上它与其他语法现象的关系，只是含糊地说它有“限定作用”(determinierende Kraft)。[22]
法肯斯坦比Poebel又进了一步。他认为，这个有时跟在主语后面的-e，是及物限定动词主语的后缀。[23]但他对由于及物和不及物的原因而分别对主语做不同标记的语法现象不主张称为做格。[24]
第一个把苏美尔语上述语法现象称为“做格”的人是VictorChristian。[25]关于在及物动词主语后面加缀-e的原因，他认为，是为了使主语和宾语在形态上有所区别，使二者的关系更加清楚。不及物动词不带宾语，因此就不存在主语与宾语可能混淆的问题。所以，不及物动词的主语后面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主语宾语不可能发生混淆的简单句的主语也不需加任何标记。他为他最后这句结论举的例句是"Urnansche hat den Tempel X gebaut"，“乌尔南奢建造了神庙X”。[26]这一结论有问题，因为，在苏美尔语的主句里没有不需加任何标记的及物动词主语，就是他的例句中的Urnansche，其中也不例外地包含着做格标记-e。只是由于Urnansche恰巧以e节尾，所以，做格标记-e和Urnansche的尾音融为一体，给人一种没附加任何东西的假象。如果把“乌尔南奢建造了神庙X”这个句子的主语换成一个不以e结尾的人名，做格标记-e就会立刻亮相了。
法肯斯坦的《苏美尔语》[27]对Christian使用“做格”来描绘苏美尔语的上述语法现象的作法没有任何评论。
贾可诺夫是继Christian之后主张把苏美尔语称为做格语的人。[28]他认为，及物动词的宾语和不及物动词的主语之所以在形态上不加区分，是由于行为的宾语实际上就是状态的主语。所以，二者在格标记上不加以区别。贾可诺夫的这个解释很有说服力，但他所举的苏美尔语例句现在看来和这里讨论的问题多少有些风马牛了。
在贾可诺夫之后不久，Gragg发现苏美尔语里有四种做格结构。[29]以后，他明确提出，苏美尔语是一种做格语。
苏美尔语里的方位—方向格(locative-terminative)的格标记也是-e，与及物动词主语的格标记相同。因此，方位一方向格也成为人们讨论做格时必然要论及的问题。Foxvog认为，二者不是同义词，只是外形相同而已。[30]
1980年Michalowski发表“作为做格语的苏美尔语”[31]一文，由于这时苏美尔语语法研究取得长足进展，Michalowski得以在利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苏美尔语的做格结构作更深入的研究。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现苏美尔语也是分裂型做格语。
Thomsen在其《苏美尔语语法》里，Hayes在其《苏美尔语语法和文献手册》里，都用了较大篇幅对做格进行了介绍。[32]如今，谈苏美尔语语法时就不能不谈做格，把苏美尔语称为做格语，已没有人再对此提出异议。
苏美尔语做格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及物动词主语带后缀-e，不及物动词主语和及物动词宾语之后不带任何标记，都是绝对格。这个结构可以用下列两句苏美尔句子来表示：
不过，这种做格结构只出现在主语（包括及物的和不及物的）和宾语都不是人称代词的情况下。在人称代词作主语时，不论动词及物否，作主语的人称代词都不带任何词尾，也就是不发生任何变化，在格属上都可被视为绝对格。这也正是苏美尔语中做格“分裂”之所在。请看下表：
从表1>和2>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称代词在句子中作主语时，不论及物还是不及物，形式上都没有任何不同。因此，它们不是做格。从表2>中的现在时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变位上看，这里变化原则也不能称为做格结构，因为，动词链(verbal chain)中的及物主语和不及物主语的形式一样（但第三人称复数是例外）。表1>的动词链中的人称代词的变化本身又不同：复数第一人称的及物与不及物主语形式一样，因此，不能被视为做格结构。其余所有人称的及物与不及物的主语形式都不一样，因此，可被视为做格结构。
归纳起来，苏美尔语中的做格“分裂”表现在：
⒈句子的名词性主语与人称代词主语上。在句子的名词部分中，名词作主语时，语法关系为做格结构。也就是说，这时，及物动词主语带做格标记，而不及物动词主语和及物动词宾语不带任何标记，他们的格属是绝对格。而当人称代词在句子的名词部分作主语时，不论及物和不及物，作为主语的人称代词的形式都一样，因此，其语法关系不能被称为做格结构。
⒉动词链中的不同时态上和不同人称代词上。在过去时的动词链中作主语的单数第一，第二，第三以及复数第二第三人称代词（见表1>），在现在时的动词链中作主语的复数第三人称代词（见4>3复），由于它们在动词及物和不及物时所具有的形式不同（见表3>），因此，可被视为做格结构。相反，在过去时的动词链中作主语的复数第一人称代词（见3>:1复），以及在现在时动词链中作主语的所有单数人称代词和复数第一第二人称代词（见表4>），由于它们的形式不论在动词及物时和不及物时都一样，所以，它们的关系就不能被称为做格结构。
苏美尔语的及物动词的做格标记是-e，因此，我们可以把带-e的及物动词主语称为做格。除此以外，我们所说的做格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结构，也就是做格结构。它是一种语法关系。上面的表1>至表5>所展示的就是苏美尔语中的做格结构。表示及物动词主语的做格标记-e，在苏美尔语的实际运用中有如下几种形式。
苏美尔语过去一直被称为“粘着语”，这个标签并没有被“做格语”取而代之。“粘着”是相对“屈折”而言的，而做格（结构）是指其某种语法关系。二者的着眼点不同。象这种既可被称为“粘着语”，又可被称为“做格语”的语言当然不止苏美尔语一种，埃兰语和格鲁吉亚语等都同时具有“粘着语”和“做格语”的特点。
从Poebel到Thomsen，苏美尔语始终被归类为粘着语。[51]既然有类可归，人们很早就开始在同类的语言中为苏美尔语寻找近亲和确定地位，在古代近东的诸语言中，埃兰语，原始哈提语和胡里特——乌拉尔图语都属粘着语类，但又都与苏美尔语没有任何同源关系。与其他粘着语，如芬兰——乌戈尔语、蒙古语、土尔其语，巴斯克语，以及高加索的格鲁吉亚语等，也没有同源关系。
做格（结构）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立的苏美尔语和许多其他做格语联系起来，给比较语言学提供了新的比较范围。做格语的比较研究很可能会给苏美尔语的研究带来新的突破。所以，把发现苏美尔语中亦有做格（结构）誉为苏美尔学上“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不为过分。
注释：
[1]见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2,1987,85-120页。
[2]Linguistisches Woerterbuch 1,Heidelberg,1973,178页。
[3]Plank,F.（主编），Ergativity - Towards A Theory ofGrammatical Relations,Academic Press,London/New York etc,1979,3页。
[4]R·R·K·哈特曼，F·C·斯托克著，黄长著，林书武等译，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118页。
[5]见Frei,H."The erg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theoryof Pekinese PA[,3]",载Gengo Kenkyu （《语言研究》）31(1956),22-50页；32(1957),83-115页。不过，Frei的观点受到Li和Yip的批判。见Y·C·Li and M.Yip,"The Bǎ-Construction and Ergativity inChinese",载Plank,F.（编），Ergativity,（见注[3]）103-114页。
[6]P.Michalowski,"Sumerian as an Ergative Language,I",Journalof Cuneiform Studies 32,1980,87页；M.Silverstein,"Hierarchy of Features and Ergativity",载R.M.W.Dixon（编），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Australian Languages,Canberra,1976,112页；D.A.Foxvog,"The Sumerian Ergative Construction",Orientalia(NS),1975,396页。他们的表达方式虽不同，但大意都如此。
[7]如S.DeLancey,"An lnterpretation of Split Ergativityahd Related Patterns",Language 57,1981,628页。
[8]Michalowski,1980,（见注[6]）18页。
[9]I.M.Diakonoff,Semito-Hamitic Languages,Moscow,1965,18页。
[10]R.M.W.Dixon,"Ergativity",Language 55,1979,63-64页。
[11]Michalowski,1980,（见注[6]）18页。
[12]E.A.Moravcsik,"On the Distribution of Ergative andAccusative Patterns",Lingua 45,1978,237页，277页。
[13]A.C.Woodbury,Ergativity ofGrammatical Processes:"AStudy of Greenlandic Eskimo",M.A.Thesis of University ofChicago,1975.
[14]B.Comrie,"The Ergative:Variations on a Theme",Lingua32,1973,239-253;B.J.Blake,"On Ergativity and the Notion ofSubject:Some Australian Cases",Lingua 39,1976,281-300.
[15]Blake,1976（见注[14]）。
[16]Comrie,1973（见注[14]）。
[17]例句见D.Watters,"Clause Patterns in Kham",载A.Hale（编），Clause,Sentence and Discourse Patterns in Selected Languages of Nepal,Norman,OK: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1973.
[18]例句6-7,见P.J.Mistry,"Subject in Cujarati:An Examination of Verb-agreement Phenomena",载M.K.Verma（编），The Notion ofSubject in South Asian Languages,South AsianStudies 2,1976,Universtity of Wisconsin.
[19]例句8-11,见Comrie,1973,（见注[14]）254页。
[20]例句12-13,见DeLaneey,1981,（见注[7]）629页。
[21]Arno Poebel,Grundzuege der sumerischen Grammatik,Rostock1923年。
[22]Poebel,1923,（见注[21]），48,58,59。
[23]A.Falkenstein,Grammatik der Sprache Gudeas von Lagash,I,Schrift-und Formenlehre,Analecta Orientalia 28,1949,81。
[24]A.Falkenstein,Grammatik der Sprache Gudeas von Lagash,II,Syntax,Analecta Orientalia 29,1950,52页注。
[25]V.Christian,Beitraege zur sumerischen Grammatik,Sitzungsberichte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Wi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1957,122页。
[26]Christian,1957,（见注[25]）12.
[27]A.Falkenstein,Das Sumerische,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Abt./Bd.2,1959.
[28]Diakonoff,1965,（见注[9]）15-18页。
[29]G.B.Gragg,"The Syntax of the Copula in Sumerian",载J.W.M.Verhaar（编）"The Verb'be'and its Synonyms,III",Foundations of Language Supplementary Series 8,1968,87页，107页。
[30]Foxvog,1975（见注[6]）399页。
[31]见注[6].
[32]M-L.Thomsen,The Sumerian Language:An Introduction to itsHistory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Mesopotamia 10,1984,49页以下；John L.Hayes,A Manual of Sumerian Grammar and Texts,Malibu,1990,7页以下。
[33]
[34]Michalowski,1980,（见注[6]）91—92页。
[35]A.Falkenstein,"Fluch über Akkade",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57,1965,43-124页。
[36]《古地亚圆柱铭文A》和《古地亚圆柱铭文B》见F.Thureau - Dangin,Die sumerischen und akkadischen Koenigsinschriften,Vorderasiatische Bibliothek I,Leipzig,1907（1972年再版），88-141页。德语译文见A.Falkenstein和W.von Soden,Sumerische undakkadische Hymnen und Gebete,Zuerich-Stuttgart,1953 137-182页。
[37]B.Alster,Dumuzi's Dream,Aspects of Oral Poetry in aSumerian Myth,Mesopotamia I,Copenhagen,1972.
[38]A.W.Sjoeberg和E.Bergmann,The Collection of thesumerianTemple Hymns and the Kesh Temple Hymn by Gene B.Gragg,Locust Valley and New York.
[39]同注[36]。
[40]同注[36]。
[41]同注[36]。
[42]J.J.A.van Dijk,Sumerische Goetterlieder,II,1960,Heidelberg.Nr.1,7-11页。
[43]A.Falkenstein,Die neusumerischen Gerichtsurkunden,I-III,Muenchen,1956-1957.
[44]W.H.Ph.Roemer,Das sumerische Kurzepos'Bilgamesh undAkka',Alter Orient und altes Testament(AOAT)209/1,Neukirchen-Vluyn,1980.
[45]《古地亚塑象B》见注[36]F.Thureau-Dangin之著，66-75页。
[46]同注[35]。
[47]同注[36]。
[48]同注[45]。
[49]同注[36]。
[50]J.Klein,"ThreeShulgiHymns,SumerianRoyalHymnsGlorifying King Shulgi of Ur,Ramat Gan",1981,167-217页。
[51]见poebel,1923,vii见注[21];Falkenstein,1959,15见注[27];Thomsen,1984,48见注[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