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林语堂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近几年论文,林语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举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存有的遗憾，那么作为著名文学家文化人的林语堂长期受到贬斥和遗弃恐怕是其中最为显目的。其实，林语堂八十多年的生活遭遇和创作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是独特和不可替代的。林语堂早年曾接受长时间的教会学校教育；林语堂是唯一一位长期用英文进行文学文化创造的中国现当代作家；林语堂在美国生活长达三十多年而晚年却携家带子回归台湾省；林语堂既是一个散文大家又是著名长篇小说家，他一生仅长篇小说就有十多部；林语堂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少见的自信者，他说，“我有雄心让小说留传后世”；〔1〕林语堂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京华烟云》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然而，长期以来大陆人们对林语堂却知之不多，不要说视林语堂为反动文人那些年月，就是今天也是如此。一般人对林语堂十分隔膜，知识阶层甚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恐怕也少有人读全林语堂的长篇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件历史憾事！可喜的是，自八十年代已有人注意探讨林语堂，尤其近几年随着林语堂散文在社会上的升温，对他的研究学术界也出现一个小小的热潮。本文拟对近年来林语堂研究进行述评，既展示对比以往研究的突破成果，又指出存在的问题，尤其将近几年林语堂研究放在与鲁迅等其他作家研究的比照中，用文化的眼光来审度和观照。
一、90年代前林语堂研究回思
林语堂研究自始至终构成一条线索，这条线索就如同起伏叠连的群山，有高有低，忽现忽隐。纵而观之，90年前林语堂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
1.滥觞期。这里指林语堂自二十年代创作始到四十年代回国考察这一段时间对他的评价。这一时期一方面肯定林语堂的为人与创作成就，另一面否定批驳林语堂的局限性和消极意义。比较典型的评价者是胡风、郁达夫、鲁迅和郭沫若。总起来说这一时期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感性直觉式评断，缺乏理性逻辑推论；二是阶级性成为评价者最重要的标尺，显示其单一性；三是使林语堂研究出现一个热点，产生较大的轰动效果；四是对林语堂否定倾向占主流，压倒对林语堂的赞誉方面。可以说，自本时期始，林语堂的形象被定格，成为反面形象的一个典型，尤其是鲁迅对林语堂的批评给以后学术界产生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2.沉寂期。这是指1936年林语堂出国，尤指林语堂1944年再度离开大陆以后到1979年三十多年的时间林语堂研究情况。这段时间，很少有人研究林语堂，似乎他在大陆销声匿迹了，包括他的作品在大陆也未印行，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林语堂也只是被偶尔提及，并且被说成一个反面人物。尤其对几十年林语堂在国外巨大的创作成就，更是鲜为人知，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奇异现象。
3.复苏发展期。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突破一样，林语堂研究出现新的景观是从1979年开始的。这时，林语堂研究的论文雨后春笋般出现，这种局面延续到八十年代末。这一时期，林语堂研究有如下特点：一是突破禁区，寻求林语堂的积极价值意义；二是注重发掘勾沉林语堂的资料；三是多微观研究，对林语堂的某部作品，某个问题进行探究。而此时期被关注的热点是“论语派”、“幽默”以及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等问题。在这十年时间里，用力最勤，研究成果最丰，成就最著的是万平近与施建伟。万平近注重林语堂的生活道路和作品的评析，尤其是《林语堂论》是林语堂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和诸多有参考价值的见解。施建伟的兴趣点在考察林语堂的幽默，他撰写了多篇探讨林语堂幽默的文章。当然，本时期还出现一些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眼界比较开阔的文章，如万平近的《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和陈平原的《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但对比本时期的大量文章，这又显得鹤立鸡群。当然，上面这两篇文章还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对林语堂的分析还不能说真正站在文化的立场上。如万平近认为，“林语堂的知识涵养中包容了乡土文化、西洋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三种文化在林语堂身上溶合在一起，……使他产生种种矛盾和困惑。”〔2〕这种看法当然不错，不过， “乡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恐怕就不好分，更何况这三种文化并非林语堂所独有，鲁迅等很多现代作家都离不开中西文化（当然包括乡土文化）的复杂影响，显然，从文化角度考察林语堂的独特性更有价值。当然，对比同时期的许多文章，万平近和陈平原的《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和《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意义还是深远的。
综而观之，1990年前的林语堂研究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一是研究队伍的单薄和松散。这既表现在注意研究林语堂的人数不多；也表现在全心关注林语堂的人更少；还表现在林语堂研究者整体理论素养的欠弱，这就使得林语堂研究多年没有质的突破，仍停留在一个相当低弱的层面上。倘若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的研究队伍相比，林语堂的研究队伍是最不令人满意的。二是政治视角成为影响林语堂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的主要障碍。比如万平近的《林语堂论》一书中心标尺即是用“阶级的观点”研究林语堂，他认为，“林语堂毕竟走进中国反动资产阶级的房间里成为反动阶级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之一。”〔3〕因此， 万平近非常简单化地认为，“林语堂在文学翻译上是能手，而在文学创作上却未能写出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并不占重要地位。”〔4〕再比如，许多研究者探讨“论语派”、“幽默”，也难以避开“政治视点”的硬性制约，都是在预定林语堂思想的保守，落后基础上肯定其艺术风格上的积极意义。
二、90年代后林语堂研究概况
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高成就的鲁迅研究自新时期以来获得长足甚至决定性的进展。在这个过程中，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是鲁迅研究最动人的高潮，近两年，却没有决定性的突破，只是在平稳中深化，就如同一条河流越过惊心动魄的峡谷地带，进入平坦宽广的平原，舒缓平静地向前流淌。而林语堂研究则有些不同，它未曾出现鲁迅那样的研究高潮，即使到了九十年代也未见出高潮的征兆，它象一个冬末初春的时节，虽然严寒已过，万物复苏，但那浓郁醉人的春天一直未能到来。但是，九十年代的林语堂研究我们分明感到与这之前已有不同，它是缓慢又是悄悄地发生着某些变化，甚至是“质”的变化。
1.
宏阔的视域。1990年前的林语堂研究也出现几篇宏观的研究文章，但总起来说，大部分或说绝大部分文章是微观性研究，注重林语堂的某个侧面某个点的探讨。而进入九十年代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偏重宏观的文章明显增多，展示了林语堂研究的丰富性、整体性和历史性。首先，林语堂的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前面我们提到，1990年前林语堂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生活道路、幽默、论语派及其他与鲁迅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上，本时期除了继续深化这些问题外，研究者又有新的发展。一是对林语堂文学创作主要偏重于散文创作的研究，探讨林语堂散文创作的规律和个性，充分肯定林语堂作为一个散文家、文学家的历史价值。比较突出的是沈栖的《林语堂散文创作简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 年第2 期）； 何惺的《浅论林语堂的小品文》（《外交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以及王利芬的《林梁周散文热之透视》（《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2期）和蒋心焕、 吴秀亮的《试论闲适派散文——兼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散文之比较》（《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这些文章不仅丰富了林语堂的研究领域， 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林语堂研究较为广阔的一幅眼光。二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林语堂，这主要指施建伟的名作《林语堂在海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年8月版）。虽然施建伟在这之前曾写过《林语堂出国以后》一文，但《林语堂在海外》一书的出版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宏阔的背景和天地，而且对林语堂在国外几十年的生活、思想、创作等方面做了既全面、细腻而又中肯深化的叙述研究，书中虽然多作林语堂的生活描绘，但对其文学创作的剖析也很有意义。还值得一提的是施建伟的《林语堂研究综述》（《福建论坛》1990年第5期），程金城、 李晓虹的《近几年国内林语堂研究综述》（《辽宁教育学院学报》（沈阳）1992年第1期），这是第一篇全面探讨林语堂研究的文章，虽然文章显得匆促、单薄了些，但无论从资料还是从眼界都给人宏阔的启示。其次，对林语堂某个侧面的研究，本时期也多从整体角度把握。比较突出的有王才忠的《林语堂爱国思想研究》（《湖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3 期）；郑淑慧的《林语堂的幽默创造论》（《东疆学刊（延吉）》1992年第4期）；施建伟的《林语堂和幽默》（《华侨大学学报（泉州）》1993年第2期）；张健的《精神的伊甸园和失败温婉的歌：试论林语堂的幽默思想》（《文学评论》（京）1993年第4期）；阎开振的《论林语堂小说创作的人道精神与爱国情感》（《齐鲁学刊（曲阜）》1994年第4期）；以及陈漱渝的《“相得”与“疏离”——林语堂与鲁迅的交往史实及其文化思考》（《鲁迅研究月刊》（京）1994年第12期）。以上这些文章尽量展示过程性、整体性和联系性，显示了宏观驾驭林语堂研究的意向与能力，从而突破了90年代前林语堂研究“点”透视的微观性的局限。比如，施建伟的《林语堂和幽默》已不停留在“点”、“面”的探究，而是把林语堂的幽默看成一个渐次完善成熟的过程。又如郑淑慧把林语堂的幽默看成一个“动态”过程，看成具有结构性的复合体，作者从“目的论”、“过程论”、“艺术论”和“功能论”四个既独立又互为联系的方面考察林语堂的幽默创造，令人视野顿开。再如，探讨林语堂与鲁迅关系的文章不少，但陈漱渝从二人两次“相得”、“相疏”的全过程做了严谨而细致的分析，没有宏观视野是难以使此文既疏朗清晰又绵密悠长的。再次，把林语堂放在一个更广大的背景下把握也带来了本时期林语堂研究的宏阔性特点。90年代前林语堂研究基本上就事论事，少有与别的作家、文化人进行比照分析，本时期则不同，研究者或将林语堂放在同时期作家中观照，或是与中国现代当代其他作家比较，或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甚至把视野扩展到与西方许多文学家、思想家参照中进行审察。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顾国柱的《林语堂的“综合观”与克罗齐的“表现说”》（《唐都学刊（西安）》1990年第1期）； 施建伟的《把握林语堂中西溶合观的特殊性和阶段性：从〈林语堂在海外〉谈起》（《华侨大学学报》（泉州）1993年第1 期）；张颐武的《闲适文化潮批判（从周作人到贾平凹》（《文艺争鸣》1993年第5期）； 陈旋波的《林语堂的文化思想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华侨大学学报（泉州）》1994年第1期）； 还有以上提到的王利芬的《林梁周散文热点透视》和蒋心焕、吴秀亮的《试论闲适派散文（兼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散文之比较）》。通过与中国现当代、古代及世界其他文学家、思想家的比较，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林语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为我们指示了林语堂的时代性、历史性、文化性及个性和创造性。如张颐武文尽管不是专门考察林语堂，但在对中国“闲适文化”的整体把握中，分明感到作者宏大的气魄，有着强烈的时代感与历史洞悉力。
2.
文化眼光。林语堂一生对政治有自己的见解，他关心政治但讨厌政客。他曾说，“我不依门户，我不结群结党，我照我自己的想法做去。”〔5〕“我厌恶费体力的事，永远不骑墙而坐，我不翻跟头， 体能上也罢，精神上的也罢，政治上的也罢。我甚至不知道怎样趋时尚，看风头。”〔6〕这是符合实情的。林语堂更感兴趣的是文学、 艺术和文化，他一生都是永不止息地从事这项工作。90年代前林语堂研究者从“阶级”、“政治”角度探讨当然是有相当价值的，但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即舍本求末，忽略了林语堂的核心与真正的价值所在。近几年林语堂研究有所改观，即有很多研究者开始从文化角度来关注林语堂。较为突出的有：李向平的《生生之为乐的伟大和愚蠢：评林语堂的〈中国人〉》（《社会科学（桂林）》1990年第5期）； 戴嘉树的《林语堂现象：东西文化的夹缝》（《集美师专学报》1990年第1 期）：杨义的《林语堂：道家文化的海外回归者》（《华文文学》（汕头）1991 年第2期）；还有前文提及的施建伟、张颐武、陈漱渝的文章。从文化角度比从政治角度观照林语堂有如下优长：一是可以克服政治偏见，使见解更公允更令人信服。比如，以往研究者站在“阶级”视点得出的结论是，林语堂站在鲁迅的对立面攻击“左联”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反动的文人，而陈漱渝则超越了单纯的“政治”、“阶级”视角，用文化的立场分析林语堂与鲁迅的“相得”与“疏离”，他对两人的分离这样解释，“鲁迅劝林语堂译名著，目的是要他放弃无聊的小品文。然而鲁迅眼中的‘无聊之作’在林语堂看来也许并不‘无聊’”。作者还做出文化判明，“中国现代史上的五四时代，是一个新旧文化转换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鲁迅和林语堂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两位很有代表性的作家，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过各自的贡献。他们的‘相得’与‘疏离’，反映了‘语丝派’的集结与分裂，以及新文化阵营内部不同作家各不相同的人生追求和文化抉择”。可见，作者用文化的平等、理解、宽容和广博的眼光得出不含偏见的结论。二是富有历史感与文化感。林语堂现象当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它又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同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复杂的关系。只有用文化的眼光才能辨析林语堂现象形成的诸多因素以及各因素构成的复杂性。比如，杨义把林语堂与道家文化相联系，虽然显得不够全面，有简单化之感，但也确是指出深潜于林语堂骨里的一个根本，从而显明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血脉依联。再比如张颐武将“闲适文化”不是简单地指摘为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而是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追求相联系，他认为，“闲适文化乃是对清闲安逸的公开追求，这种追求并不是90年代文化的独特产物，而是贯穿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化的一种话语”，“闲适是对一种超然古典境界的向往，是安静平和、追求优雅趣味和风格的文人的表现。”三是得出真知灼见，使研究穿越表层具有深刻性。最有代表性的是张颐武对包括林语堂的“闲适派”研究。他撇开政治视点，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认为，“人们一般认为‘现代性’是西方启蒙话语的文化设计，它由‘个人主体’和‘民族国家’两部分构成了一个对全球文化发展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和影响”，而闲适话语“是以‘现代性’为前提和基础的，是‘现代性’构筑的‘个人主体’神话的一个关键部分”，于是“‘闲适’被重写为一种‘表现论’的模式，一种浪漫的自由精神的显现，一个个人面对自我和世界的感性经验的自由书写”，“闲适散文变为对个人自由的发现与呼唤的一部分。在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的散文随笔中，‘个人主体’始终是话语的中心”。张颐武这篇文章不是专论林语堂的，但我认为，迄今为止，这是真正站在文化角度对林语堂的文化价值做出最深入透视的文章。
3.
研究方法的更新。长期以来林语堂研究的方法基本是定限于社会学历史分析，这种研究执着于从时代、政治、历史对作家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这是很有价值的。但它的局限性是容易导致庸俗社会学的樊囿，忽视作家的文学性和文化性，这样作家就容易被设定在一个单一的平面上，淹没其立体结构与复杂内蕴。近几年这一状态有所改观，这主要是比较方法与叙事话语等理论方法在林语堂研究中的运用。首先，比较方法的使用是近几年林语堂研究方法的一个突出变化。这不仅表现在用比较进行研究，也表现在这种比较的跨越幅度增大，更表现在比较双方或多方的“独立”性地位的确立。比如，将林语堂与克罗齐比较就是如此。再如蒋心焕、吴秀亮将周作人、林语堂和梁实秋的散文进行比较分析，作者不是从一个角色出发而是将三位作家看成三个独立的角色比较他们的发展嬗变，不同样式和共同特征。还如，许多研究林语堂与鲁迅关系的文章多是站在鲁迅单方立场看取评判林语堂，表现了对比较方法理解的表面化和庸俗化，而陈漱渝则将鲁迅和林语堂放在两个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审视，显示了对平行比较研究方法运用的深刻理解。应该说，在中国现代其他作家的研究中比较方法运用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而在林语堂研究领域它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进展。其次，“叙事话语”理论和“中心——边缘”理论方法的运用，为林语堂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意义。在《闲适文化潮批判》中，张颐武认为，“所谓‘现代性’按法国思想家利奥塔的说法，乃是一种‘元话语’，是对‘伟大叙事’的不间断的寻求”，“而中国散文中的‘闲适’也正是在‘现代性’的启蒙设计中的‘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的神话般背景下构筑自身的，于是‘闲适’被重写为一种‘表现论’的模式”。“闲适话语从来不是消费的产品，也不是优雅的文人消遣之品，而是‘现代性’话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知识分子的启蒙欲望和‘代言’欲望的一种表征。由于‘闲适’本身有自身极其复杂的话语运作模式及其发展脉络，因之，它需要经过长期的文化浸润和训练才可能达到，‘闲适’也是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文化中自我识别的方式之一。知识分子在‘现代性’话语中的权威位置，也依赖于他们对‘闲适’性把握能力加以确认”。
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研究出现以上三点变化并不是绝对自90年代始，事实上，在80年代中后期研究者已经开始摆脱政治视角，尝试向宏观的文化的林语堂研究转变，只是那时略见端倪，未明显呈现趋向而已。并且，真正产生“质”变的林语堂研究文章还是近两年出现的。
三、林语堂研究评析与瞻望
近几年林语堂研究确实出现良好的征兆，也发生某些内在而深刻的“质”变，但也应该看到，它仍存有太多的问题。比如说，90年代至今林语堂研究论文仅有50多篇，论著1种， 并且这些研究有不少停留在微观和资料研究的层面，即使有份量的篇章也难以达到全面深透把握林语堂的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蕴的高度。笼统说来，每年鲁迅研究的论文著作在数量上恐怕都会比林语堂数十年研究文章还要多，在质量上后者与前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又如，真正从事林语堂研究的人少得可怜！恐怕是从事鲁迅研究人员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显然，这与林语堂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内蕴及他对中国新文学新文化的巨大贡献是很不相称的。为要使林语堂研究出现一个大的飞跃，使之可与鲁迅、巴金、老舍、郭沫若等作家的研究比肩，除了发展壮大研究队伍，除了资料的发掘、拓展与辨伪，我提出如下建议。
1.
拓展深化林语堂的研究领域。林语堂是个多面手，他既是个作家，又是个翻译家，还是个思想家和文化人。单就作家言之，林语堂既是散文大家，又是小说大家，还是杂论大家。林语堂偏重形象和审美思维，但对机械、技术、符码等又非常擅长和着迷，曾费十年之久，耗尽十多万美金研制发明中文打字机。林语堂一生生活在“象牙”的“伊甸园”，喜欢浪漫的沉思与神游，但他又对生活和现实有独特的理解和成功的实践。站在这一角度审视近年来林语堂研究，我们感到论者涉足领域是十分有限的，许多领域几近是空白，许多问题远未被触及。首先是空白地带。比如，林语堂三十多年在美国大多作品是用英文写作的，将之译成中文就是一项艰辛的工作，除了有些作品至今未见译本外，许多译本也还需重新修订甚至重译。没有高质量的译本，要使林语堂研究达到较高水准那是不可能的。另外，大陆林语堂的著作现时十分混乱，许多盗印版质量相当粗劣，与林语堂原作出入极大。高健于1994年第4 期《山西大学学报》发表《近年来林语堂作品重刊本中的编选文本及其他问题》对此进行了较详尽的梳理，显然，辨伪林语堂作品是一项费力但却是有益的工作。再如，林语堂作为一个翻译大家，他的翻译有何特性，与鲁迅等有何不同，其翻译现在有何价值？林语堂用中文和英文创作二者有何异同？这对他的文学创作风格有何影响？还有，林语堂的批评观、家庭观、思想观、艺术观、文学文化观、伦理观、人生观、政治观以及妇女观有何独特性，这都是未被探讨的领域。其次是深度的问题。就是说，林语堂的许多领域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的个别的分析研究之上。如林语堂的小说创作，虽然已有人开始关注，但基本停留在对个别作品的阅读评判上，至今还没有人对林语堂的长篇小说创作进行整体考察，当然也就难以展示林语堂长篇小说的文化心理机制、丰富的内涵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价值。并且，至今对林语堂的小说研究未能真正摆脱“政治”、“社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一叶障目的倾向。例如，万平近曾评论林语堂的《红牡丹》是一本香艳小说，对《京华烟云》作者也写道，“内容上有一些积极可取的东西，艺术上也有一些长处。然而，从反映现代中国的生活来说，《京华烟云》却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7〕显然， 作者简单地用社会学视角看取林语堂这部巨作，忽略了其中隐含的丰富文化内容。再比如，对林语堂的幽默，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研究的一个中心命题，这是对的，因为“幽默”是林语堂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至今我们仍感到研究者多停留在表层，没有足够的深度。其实，林语堂的幽默不仅仅是个艺术风格问题，也不仅是个人生观问题，而且是个民族文化根性问题，这里包含着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诸多内容，关涉到中华民族启蒙的问题。林语堂的幽默与中国传统的幽默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幽默有何复杂的关系，至今还缺乏令人赞佩的论作。还有林语堂的宗教思想，虽然有人看到林语堂深受道家思想文化的熏染，但林语堂的宗教思想显然要复杂得多，他既受益于道家又受益于儒教还受到佛教、基督教等影响。那林语堂是如何接受这些宗教的影响，在林语堂的文化思想中，各种宗教因素是如何构合的，林语堂是用一种什么眼光、心态去吸收、融化这些宗教的？这些领域都有待于进一步展开与深入下去。
2.
将林语堂研究引入文化学范畴。我们在承认有的论者注意用文化眼光考察林语堂时，也应看到存在的不足，即这些研究者往往侧面的笼统的甚至泛泛探讨较多，缺乏对林语堂文化个性进行整体的具体的深透的理解和剖析。要实现林语堂研究的根本性飞跃，最重要的是将林语堂放在文化的透镜下观照、透视。首先，将林语堂放在世界文化的座标中，通过中西文化在林语堂身上的冲突、融汇与整合来分析林语堂的文化选择。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虽然研究者视点不同，但观点基本一致，即认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融合上是失败的。如陈平原认为，“不管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还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都力图从东西互补的角度进行文化综合。这种综合是一种探索，但也产生过消极影响，是失败多于成就的。”〔8〕施建伟认为， 林语堂“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文明和东方士大夫阶级的悠闲的隐士式的精神生活的结合，当作拯救人类灵魂的灵丹妙方，显然是不合时宜的。”〔9〕持这种观点的论者认为，林语堂片面理解中西文化，肢解中西文化，把两个内涵迥异的文化强性进行综合。其实，林语堂是特殊的。与国粹派不同，林语堂不仅看中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赞美其精神的平等、自由、民主、博爱等现代性特征；与欧化派不同，林语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好是肯定而保留的。所以，林语堂的文化融汇观是站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肯定文化的多元形态，肯定不同的文化可以互取互补长短，主张中国文化必须注入“现代性”，而西洋文化必须注入“审美性”。林语堂不仅从理论上努力倡行，而且塑造了许多人物形象倡导中西文化融汇观。如《京华烟云》逆造了既有现代意识又有东方从容审美情趣的女性形象木兰。另外，林语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都需作深入考察。比如，林语堂曾说，“我更爱海涅，除了诗篇，尤其欣赏他的政论作品。”〔10〕显然，林语堂受海涅的影响是深远的。再如，林语堂小说中有一个特点，即用人物的“行踪”为线索结构全篇，象《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都是如此。这既表明作者受中西“游记作品”的影响，也表明他爱好旅行的本性，喜爱家乡山水文化和酷爱大自然的本色与生命的个性，更表明林语堂追求“自由”的现代文化情愫。林语堂不象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长期生活在东方文化氛围中，而是几十年留居美国，这样林语堂就更容易体味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精髓与不足。所以，不立足于中西文化背景之下，林语堂研究就难有根本的超越。其次，发掘林语堂丰厚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林语堂并不象有人理解的是一个纯乐观的幽默大师，其实，林语堂内心有其另一面，这包括孤独、悲凉、绝望等因素。就象他自己说的是“一捆矛盾”。林语堂的内心世界是广大而深幽的；是清晰而绵密的；是坚韧而纤细的，深入研究林语堂的心灵世界中理智、情感、情绪、感觉、直觉等复杂性将是把林语堂研究引入文化学范畴的重要方面。比如，在林语堂的内心常有一种“悲剧情结”，或说“死亡情结”，他写秋天，写人物，常常写到死亡，只不过林语堂笔下的死亡悲剧呈现了一种审美意味罢了。再如，林语堂可能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中写女性最为出色的作家之一。他笔下的女性木兰、牡丹、丹妮等都有着丰富复杂而又纤如发丝的心灵，这同时也映射了林语堂心灵世界的真实。当然，这个工作是异常艰难的，它需要对林语堂灵魂的切近与把握，但这是深化林语堂研究的必由之路。
3.
更新林语堂研究的理论方法。新的方法论对研究工作虽不是灵丹圣药，但确实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因为独特的理论方法不仅意味着角度的新颖，而且它本身也是内容，代表着观念的变更。前文提及张颐武将“叙事话语”和“中心—边缘”理论方法引入“闲适派”（包括林语堂）研究，确是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这种状况在林语堂研究中实属不易！我们倡导把更多的新方法用于林语堂研究之中，这包括精神分析、人类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原型批评等理论方法。比如，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来研究林语堂小说，我们发现林语堂笔下的女性在男女世界中具有“说话”的权威，甚至成为“话语”的中心，不象鲁迅、巴金笔下的女性象子君、祥林嫂、曾树生等没有说话的“机会”和“权力”，观众不听她们说话，作者也少让她们说。而林语堂则通过女性的言说，反映了女性那个独异的世界，也反映了林语堂的特殊观念和现代性特征。
林语堂深受家乡的“山地文化”的影响，这是林语堂走向世界的“根”，也是林语堂发展的“源头”，而中西文化则是滋养他的乳汁，因之，站在“山地文化”和“中西文化”的复杂融汇中考察林语堂将是今后林语堂研究的根本方向。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可能是创作弥丰的作家之一，尤其他远离故土和祖国，在许多作家后半生纷纷弃笔停止创作时，林语堂仍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和创造力，这是可贵而又意味深长的。“林语堂现象”不仅属于林语堂研究，而且也属于中国新文学和中国现代新文化。
注释：
〔1〕林语堂《八十自叙》，第77页，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1990年11月版。
〔2〕万平近《从文化视角看林语堂》，《福建学刊》，1988 年第6期。
〔3〕万平近《林语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 第50页。
〔4〕万平近《林语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 第238页，239页。
〔5〕林语堂《八十自叙》，第139页，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 1990年11月版。
〔6〕林语堂《林语堂自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
〔7〕万平近《林语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版， 第204页。
〔8〕陈平原《林语堂的审美观与东西文化》， 《文艺研究》1986年第3期。
〔9〕施建伟《林语堂在海外》，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325页。
〔10〕林语堂《八十自叙》，第45页。宋碧云译。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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