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黄巢的“均平”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思想论文,黄巢论文,均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4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02)02-0072-04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爆发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他们进行反对封建统治斗争的思想武器，主要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思想在组织广大群众、反对乃至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和积极的历史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变化，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作为农民反封建思想武器的平均主义思想，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历程。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正是这一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一
唐僖宗乾符元年末（875年初），濮州（今山东鄄城）人王仙芝聚众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举起义旗，“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帅都统’，传檄诸道”[1]，揭开了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帷幕。乾符二年（875年），起义军攻占濮州和曹州（今山东曹县），冤句（今山东菏泽市西南）人黄巢“亦聚众数千人应仙芝”，“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日间，众至数万。”[1](P8180)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败死于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起义军余部在尚让率领下投奔黄巢，“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仍署官属，藩镇不能制。”[2]自此，黄巢成为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和代表人物，他用的第一个称号是“冲天大将军”。乾符六年（879年），黄巢率领起义军攻占广州之后，称号又有所改变。《通鉴考异》引《续宝运录》载：“黄巢夏六月上表，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北梦琐言》卷3载：“黄巢起广州，自号‘义军百万都统’。”《新唐书·黄巢传》则载：“（黄巢）自号‘义军都统’”，这大约是《新唐书》作者对前两书所记称号的一种省称。由此可知，黄巢在广州时已改称“义军百万都称”是可信的。广明元年（880年），黄巢离开广州北上至渡江之前，又称“率土大将军”。对此，宋、元时人都有记载。南宋人张瑞义说：“韶州南华寺，……有黄叶（巢）斋僧文，自称‘率土大将军’。”[3]南宋人方信孺在诗注上也说：“南华有黄巢施金置田疏，自称为‘率土大将军’。”[4]新、旧《唐书》亦有记载，只是将时间搞错，记于渡淮之后了（《旧唐书》卷19下《僖宗记》载：“十月，乃悉众渡淮。黄巢自号‘率土大将军’”；《新唐书》卷225下《黄巢传》载：“巢闻，悉众渡淮，妄称‘率土大将军’”）。黄巢率领起义军过江渡淮后，又改称“天补大将军”。《资治通鉴》引齐克让的奏疏说：“汝郑把截制置都指挥使齐克让奏，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转牒诸军云：‘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1](P8235)日本学者崛敏一认为，齐克让奏黄巢渡淮后称“天补大将军”，在完整的形式上大约相当于“天补均平大将军”[5]，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新唐书》就曾把王仙芝的“天补均平大将军”称号略作“大将军”，把黄巢的“义军百万都统”称号略作“义军都统”，当可作为一个旁证。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一，黄巢和王仙芝进行反唐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曾提出的“均平”，是其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第二，黄巢继王仙芝之后成为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领袖，是“均平”思想的主要代表者和实践者。
二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了“均平”的口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农民反抗斗争发展的必然产物。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唐中叶以后，封建生产关系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被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取代，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唐朝初始实行均田制，对保护小农经济、防止土地兼并起了一定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主阶级对土地的贪欲越来越强烈，土地兼并也就越来越严重。唐玄宗时（712-755年），工部尚书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被视为“多田翁”[6]；礼部尚书李憕“丰于产业，伊川膏腴，水陆上田，修竹茂树，自城及阙口，别业相望，与吏部侍郎李彭年皆有‘地癖’。”少府监郑
则“田产亚于（李）憕。”[2](P4889)曾任宰相的张嘉贞也说：“近世士大夫务广田宅”[6](P4444)。可见兼并土地已成风气。到唐朝后期，土地兼并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唐懿宗时（860-873年），情况是“富者有连阡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2](P681)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导致了一系列变化的出现。
第二，门阀士族地主逐渐衰落，庶族官僚地主愈发壮大。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严重打击，除了属于唐朝统治集团的关陇士族之外，其他所有士族极大地衰落了，以致于“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7]。再经过唐太宗时（627-649年）修订《氏族志》，唐高宗时（649-683年）改订《姓氏录》，特别是武则天借助庶族官僚的力量打击士族官僚以建立武周政权，更使旧的士族官僚地主全面地衰落下去。到唐朝中叶，出现了“风教又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悠悠世祚，讫无考按，冠冕皂隶，混为一区”[6](P3843-3844)的状况。与此同时，包括官吏、富豪、商人、僧侣在内的庶族官僚地主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唐朝统治集团的主干和基础。
第三，封建租佃关系发展起来，实物地租成为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农民进行剥削的普遍形式。唐中叶均田制破坏之后，随着庶族官僚地主的发展壮大，封建租佃契约制成为其土地经营剥削的基本方式。在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唐代租佃契约的实物[8]，其中写有田主、租田人、知见人、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还有的契约写有租田人过期不纳租要罚，交不上租要用家财抵充，若逃亡则由租田人家族负责交纳地租等内容。实物地租的剥削方式有定额租制和分成制两种。封建租佃关系的发展，应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它仍不过是地主剥削农民方式的改进而已。
基于上述情况，唐中叶以后作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地主与农民的矛盾更突出地表现为贫富矛盾，而且，这种矛盾越来越激化。
同时，贫富矛盾更表现在赋税负担严重不均上。唐德宗于建中元年（780年）采纳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2](P3421)意欲平均赋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由于钱重物轻、税额增加等原因，使农民的赋税负担日益加重。两税法实行15年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初定两税，万钱为绢六匹，价贵而数不多。”“近者万钱为绢六匹，价贱而数加。”[6](P1355)农民的负担增加了一倍。此外，还有盐、酒、茶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需要农民负担。而官僚地主却是另外一种情况，或“全免差科，多是富豪之家”[9]；或“权豪贱市田屋，牟厚利，而窭户仍输赋”[6](P5282)。
土地占有和赋税负担的严重不均，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农民的破产和大量逃亡，生活更加痛苦不堪，从而导致唐末阶级矛盾的激化和社会危机的加深。唐懿宗时的翰林学士刘允章就上书指出，“国有九破”，“民有八苦”。“九破”是：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贵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赂贿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而输税人少；“八苦”是：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冤屈不得申理，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这使得“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10]唐末的这种社会现实表明，统治者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农民也无法继续生活下去，农民的反抗和起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现实。
存在决定意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上述历史条件下，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反对的就是这种土地占有和赋税负担严重不均的社会现实，以及保护并扩大这种不均的唐王朝。他们提出“均平”的口号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主要内容表现为反对封建土地兼并，反对封建赋役剥削，争取财产平均和人身平等。
三
尽管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不能深入了解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的“均平”口号的详细内容；但从现存的史料中还是可以看到，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在斗争历程中确实在实践着“均平”这一口号。
起义之初，黄巢率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起义，并“与仙芝攻剽州县，横行山东，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数日间，众至数万。”
黄巢为什么会响应王仙芝起义？志同道合、斗争方向和目标一致，当是重要原因。王仙芝起义后自称“天补均平大将军兼海内诸豪帅都统”，“檄诸道，言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6](P6451)反对“重敛”和“赋重”，正是黄巢和王仙芝共同的斗争目标，同时也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由此可知，反对繁重的封建赋税剥削，反对赋役负担的极度不均，应是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均平”口号的一项重要内容。
当斗争目标发生分歧时，必然会导致黄巢与王仙芝分手。乾符三年（876年）王仙芝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北）准备接受唐王朝的招安，出任右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黄巢对此非常愤怒，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并“因殴仙芝，伤其首”。王仙芝在强大压力下，“畏众怒，遂不受命”。但起义军的分裂不可避免了，“乃分其军三千余人从仙芝及尚君长，二千余人从巢，各分道而去。”[1](P8188)这件事表明，黄巢一直坚定地在为“均平”这一目标战斗着。
黄巢率领起义军占领了广州之后，积极准备北伐，并向全国发布文告，“露表告将入关，因诋宦竖柄朝，垢蠹纪纲，指诸臣与中人赂遗交构状，铨贡失才，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6](P6455)。文告清楚地表明，黄巢率领起义军的斗争锋芒直指唐末宦官专权、官吏贪暴、纲纪败坏、科举不公等弊政，同时还特别提出了“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新唐书》的作者也认为，黄巢在文告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皆当时极弊”。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主要的财产就是土地。禁止殖财产，当然主要就是禁止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由此可知，反对封建土地兼并，反对财产的极度不均，当是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提出“均平”口号的又一项重要内容。
黄巢率领起义军攻占长安后，更用实际行动实践了“均平”这一口号。先看对农民群众。黄巢部将尚让对“夹道聚观”的民众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同时，“见贫者，往往施与之。”[1](P8240)再看对官僚地主。起义军在长安“缚褂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还“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赀，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6](P6458)时任宰相的郑畋也曾说，黄巢领导的起义军“广侵田宅，滥渎货财”[2](P4635)，可知起义军曾经没收官僚地主的土地和财货。一方面是“施与”、“安居”，另一方面是“索财”、“广侵”，多么鲜明的对比！这正是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实践“均平”的最有力的证明。
综上所述，黄巢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历程中，提出并始终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均平”这一口号。“均平”的主要内容包括反对土地兼并及财产占有的极度不均，反对繁重的赋役剥削及负担的极度不均，要求财产的平均和人身的平等。
四
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明确提出并实践了“均平”的口号，反对贫富不均，要求实现财产平均和人身平等，在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它之前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反对残暴的封建统治和繁重的赋税徭役，争取摆脱人身依附和要求生存权利。如，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口号是“伐无道，诛暴秦”；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口号是“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在它之后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反对封建赋役剥削，反对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兼并，争取获得土地，争取财产平均和人身平等，如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口号是“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方腊起义的口号是“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南宋钟相、杨么起义的口号是“等贵贱，均贫富”；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口号是“均田免粮”；近代太平天国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明确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从农民起义口号的变化可以看出，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阶段，继承了前代农民起义的革命斗争传统，又开启了后代农民起义明确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斗争纲领口号的先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正是其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所在。
列宁指出：“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农民小资产者的平等思想是正当的和进步的，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11]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发展以及农民阶级对封建制度认识和斗争水平的发展与提高，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在唐末提出“均平”的口号，绝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它充分表明，平均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反映了农民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是动员农民起来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思想武器。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能够历时10年，转战全国，建立政权，具有空前的规模、声势和影响，其“均平”口号的提出与实践应该说是重要因素之一。
应该同时指出的是，正是因为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均平”口号，所以其具体内容很不明确和清楚，还不能像后世的农民起义那样明确提出“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等具有明确内容的口号。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农民不可能提出新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作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武器，只能用平均主义思想来指导自己的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所以，平均主义思想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虽然它是封建社会里农民的“最革命的思想”，但它只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的最终失败证明了这一点。
恩格斯在总结如何认识欧洲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质时说：“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加以解释。”[12]这同样适用于分析和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斗争性质和革命思想。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同中国封建社会所有的农民起义一样，都是革命性的局限性辩证统一的。因此，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和总结包括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在内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和斗争实践的具体内容。惟此，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收稿日期：200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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