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化的含义、规律和模式——对《现代化新论》几个理论观点的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新论论文,含义论文,规律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荣渠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辞世前担任北大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对现代化这个当今世界的重大课题有独到见解和独特贡献。1993年10月罗先生推出他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书。这是他积多年潜心研究建构的现代化“新论”的一次最集中表述。全书从阐释他的新发展观到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剖析，到中国走向现代化经历的艰难历程，涉及了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基本问题。因此，欲了解罗先生就现代化问题所持新论的全貌并作出辨析，《新论》当是最好的蓝本。
我们从《新论》一书了解罗先生就现代化问题提出的“新”论，一方面感到，它的确为研讨现代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同时也觉得其中一些基本观点很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为此，特略陈己见，以就教于诸位师友。
一、“一元多线”历史观带来的困惑
“新论”的理论思想基础是“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罗先生讲：“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科书中一直把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解释为单线式的。”[1](P52)于是，他“按照马克思本来的构想，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代替生产关系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标志”[1](P3)。这一“新”发展观列举史实，否定人类社会历史演进机械地循着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基本类型生产关系）单线依次推进。这有其合理性。问题在于，罗先生提出的新的划分标准恐怕也难于成立。如他认为，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依次经历了以下阶段：1.原始生产力；2.农业生产力；3.工业生产力。由三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划分出人类宏观历史演进最一般的大阶段：采集一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新的历史发展观由此提出了覆盖整个历史时空的“三阶段”演进论，而且每一阶段的内涵都极为空泛，似乎这样就可以避免可能出现形态的多样性而被证伪。但是，“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之类的提法，毕竟太笼统，还容易造成误解。为了使这一历史发展理论看起来能够与复杂多变的实际历史进程吻合，罗先生提出了三个论断来支撑他的基本论点：其一，“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的道路也是多模式的。但这绝不是说，历史发展是漫无规律性的，因为社会生产力限定了其发展的客观物质界限，而生产关系在大的方面也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相似性”[1](P72～73)。我们从生产力视角不妨把它称之为“有限发展空间说”。其二，“相应的生产力水平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相应的社会经济结构，但是由于每一种新形态的生产力都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发展弹性和适应性，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同一种生产力、同一种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社会结构”[1](P61)。我们不妨称其为“生产力的巨大适应性说”。其三，“凡属社会形态的转变，都不是一般的社会变动，而是巨大的社会变革，即社会革命过程。这样的历史运动——不是任何单因素可以支配的，它总是众多的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与奇特的凑合。内因，即新生产力孕育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大变革的必要条件；外因，即异乎寻常的特殊因素的凑合，则是社会大变革的充足条件”[1](P67)。《新论》中称之为“突变说”。以上三说——有限空间说、适应性说和突变说——构成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理论前提。有这样三个理论前提支撑，罗先生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确实显得比较厚实。
但当我们对“三说”深入思考时，就难免产生一些困惑。
困惑之一，是来自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个难题——什么是规律问题。因为，“有限发展空间说”也好，“生产力的巨大适应说”也好，仍然停留在事实陈述或经验归纳的层次，尚未能进入困果关系链条的深层次分析。比如“有限发展空间说”提供的是怎么样的逻辑推理呢？它只是讲，在相同的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并不表示历史发展漫无规律，生产关系在大的方面就存在着相似性；而未讲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相似性。我们知道，多样性、相似性或说类同性都只是归纳性的经验陈述，即使有效性相当高，也只能作为经验归纳性规律或经验模式，并未涉及事物演化的内在机理。因而不能归为因果必然性规律，更不能说是普遍规律，而只能是普遍规律的某种外在展现。困惑之二，是来自对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再认识和再阐释。比如“有限发展空间说”指出，社会生产力限定着社会形态和发展道路演化的客观物质界限。也就是讲，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是生产力制约着生产关系的演化，而上层建筑乃是从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因之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但“生产力的巨大适应说”却认为，生产力的巨大适应性使同一种生产力可以适应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而就在这段论证中，还首先指出了相应的生产力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困惑之三，来自“突变说”对现代化世界性历史进程的某些剖析。“突变说”将外因摆在“社会大变革的充足条件”的不可或缺的位置，指出“因为任何一种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文明形态都具有历史稳定性，单靠自身内部孕育的对抗性运动很难突破，往往只能造成原结构‘破坏—修复’的不定期更新的循环运动”[1](P67)。我们虽在这段文字后面也看到关于“绝没有丝毫意思要否定或贬低内因的作用”[1](P67)的申明，但这里却明显含有外因在社会大变革中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潜意思”。而且据此引申出的一些观点的确值得商榷。例如在论及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类型时，罗先生认为：“由于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之不同，就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过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1](P123)而在分析东亚被卷入世界工业化浪潮而走上现代变革道路的三种模式时，罗先生又指出，西方渗透最强的印度却边缘化程度最深，渗透最弱的日本则一跃进入西方工业国行列，这是否有些自相矛盾？再如，《新论》第三编集中论述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不只一处出现肯定来自西方冲击的“积极”意义的文字，如讲：“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始于东南沿海，后来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又是在沿海沿江……这些商埠地区就成为传统中国接触外部世界和西方文明的前沿地带……对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半现代化发挥了带头作用。”[1](P300)反映出罗先生对外因的过于强调。
此外，在如何认识与阐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上，我们觉得还有以下几点需要讨论。
首先，罗先生表明自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元论，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1](P70)。但究竟什么是生产力他始终未作说明，而只是运用了诸如“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和“采集—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这样一些概念。由此看来，罗先生讲的生产力主要是从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角度讲的，而这些都属于广义的劳动生产方式的内容，不属于生产力范围。这样就无异于用广义的劳动生产方式概念取代了生产力概念。罗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可归结为生产方式发展现”[1](P70)。这表明，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把这两个概念互换使用的。但是，如果把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许多问题都说不清楚。生产力作为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一种力量。劳动生产方式是劳动生产能力的运作方式。运作方式随着能力的发展变化而变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因和果的关系。这里的关键问题，首先要弄清楚能力是怎样发展变化的，接着才能弄清那能力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相应地发展变化的。如果把两者混淆起来，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无从探讨了，也就谈不上探寻因果规律性了。
其次，正因为罗先生在探寻历史发展动力时止步于抽象的生产力概念，没有进一步阐明生产力本身发展的原因和动力，因此其一元多线论的理论根据就只能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来解释历史为什么发展，不同社会又为什么会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样就不得不使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变得模糊，最终蜕变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决定的多元折中论，脱离了唯物史观的原旨。唯物史观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揭示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2]（第2卷，P32～33）由此可见，哪一个为主导，哪一个适应哪一个的问题，唯物史观有清晰的表述。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并不否认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马克思就明确提出：“如果将他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第19卷，P130）而且马克思多次指出，他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并指出俄国在条件允许下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指资本主义制度），他还在晚年研究了东方社会的独特性，写成“人类学笔记”。因此，唯物史观绝不像许多人误解的那样是主张各国历史遵循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式发展。而且马克思还从因果关系上揭示出历史发展多样性的历史必然性，即：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人们物质生产能力的发展动力和源泉，也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而人们的实践活动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必然面临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条件，这些不同条件就必然决定了人们适应和改造环境的方式出现差异，由此导致不同发展道路的出现。就像中国人面对强烈的季风气候影响，降水量分布极不均匀、水旱灾害交替发生的自然条件，治水就成了维持群体生计的保障。而治水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所以，集体本位、中央集权的强控制就成了中华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而西欧面对西欧的环境、印度面对印度的环境，都必然作出不同发展道路的选择。如果不是这样，不同社会面对不同条件都走同样道路，那倒真的是奇怪了，就真像有上帝之手在拨弄。当然，这绝非环境决定论，因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历史发展的自变量，而环境是因变量，环境因人的变化而变化，是在人作用于环境的过程中制约人；而且对人的制约力量随着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积累的能力增长而减弱。因此，正是从“从事实践活动的人”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出发，唯物史观建立起了一元决定论，这个“一元”就是人本身，但首先不是精神的人，而是实践的人，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人要生存，就必须从事获取生存资料的实践活动；人类只要不断从事谋取生存资料的实践活动，他们的实践能力——物质生产力就必然会不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但因人们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发展，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这样，唯物史观就从因果规律性上说明了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原因。而一旦在历史运动中忽视或忽略了人作为终极动因的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乃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也就无形中成了没有现实的人出场的结构运动，似乎是它们在那里做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并且是遵循着一定的程序和顺序在那里运动。于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运动中，出现了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成了“你推动我、我推动你”，“你适应我、我适应你”的二元折中论。
二、对“现代化”含义的商榷
罗先生对“现代化”含义的界定在《新论》中有明确表述。他认为：“广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地说，就是落后国家“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P16～17)可以说，上述界定大体包容了《新论》中列举的学术界有关现代化概念的四类说法，即：现代化即工业化；现代化是经济落后国家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现代化是科学革命促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变迁方式；现代化是时代的一种文明形式。罗先生的概括说明，现代化是一个特定的历史进程；是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世界性大变革；是以工业化为动力，波及社会诸多领域；是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这个概括并未超出国内外已有的立论，同时却重复着现有诸种立论的不足。
把现代化定义为“从工业革命以来……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无异于说：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过程。这样就会引发出一系列难于回答的问题：怎样才算实现了工业化？如果按某些人所说，工业就业人口超过农业就业人口就算工业化，那么现在不但发达国家，就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就业人口都超过了工业制造业的就业人口，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全都已经完成了现代化？如果它们真是全都完成了现代化，那么是否意味着它们全都已经“超越”了“工业文明”？如果它们全都已经“超越”了“工业文明”，那么，按照罗先生的历史分期，“工业文明”已经是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那些“超越”了“工业文明”的国家又该划入什么历史阶段呢？
这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都是由“现代化即工业化”的错误界定引起的。
实际上，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早在16世纪就开始启动了。当时根本没有工业化，但是一些西方国家的劳动阶级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能够产出足够的剩余产品去推动城乡商品市场发展，突破自然经济的局限，于是在农业中出现了农场式经营，手工业中出现了工场式经营，从而促进了人身自由的雇佣关系取代原有的农奴制、行会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开端。此后，在近5个世纪的持续演化中，它历经三个大的发展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是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的；第二次浪潮是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工业化在欧洲核心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甚至欧洲以外的异质地区扩散；第三次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其发展范围已由核心区的飞地扩散到全球，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基于这些认识，我们认为，绝对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者把现代文明等同于工业文明。
那么，应该怎样对现代化的内涵作出科学的界说呢？我们认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三阶段说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启示。因为三阶段说不是单纯的描述性归纳，而是基于对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过程（作为原因）与独立个性的发展过程和社会形态的演变过程（作为结果）联系起来考察而作出的阶段划分[4](P121)，因而是蕴涵着因果必然性的概括。三阶段分别是：当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时，由于不能冲破自然经济的局限，人们只能在狭小的共同性（家庭、家族、村社、行会等等）中生存，个人独立性必然非常微弱，把个人相互连接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必定很大，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就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随着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能够生产出足够的剩余产品去支撑城乡商品市场，从而冲破自然经济束缚时，才出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5]（第46卷上P104）。第一大阶段就是人们常说的传统农业社会，而人类历史的“第二大阶段”或“第二大形态”，就涵盖了我们所说的现代化的全过程，其基本内涵就是：在人的生产能力层面上，摆脱手工劳动的小生产局限，代之以社会化的大生产，并从手工工场式的生产一步步向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和高度人性化、个性化的生产迈进；在经济交换关系层面上，突破自然经济的局限，代之以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直至全球化的地球村交换；在人际交往关系和个性发展层面上，在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这三个层面的推进，都为进入第三大阶段准备着条件。第三大阶段就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从这样的角度看，现代化就是一个从16世纪启动一直延续到现在还没有终结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它的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不同阶段，而且在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模式和道路。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正在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是属于马克思说的第二大阶段，而不是属于第三大阶段。从前，人们只从《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文献中理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属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是要把商品货币交换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阶段。这样，它就应该是属于“第三大阶段”。后来才逐渐认识到，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同于《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文献中阐述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到再也容纳不了更高的生产力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它实际上是马克思说的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它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必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货币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经济，也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当然也是为进入第三大阶段准备条件的。总之，它也是要全面实现现代化，但它是通过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现代化，也就是避免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极分化的道路实现现代化，因此它与16世纪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存在本质区别。
三、是一种生产力适应多种生产关系，还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共同规律？
罗先生为了使他的“原始生产力”、“农业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的三阶段划分能够解释不同的生产关系在似乎相似的生产力条件下存在的现象，提出了一个自创的命题：“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1](P99)
前已指出，既肯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又说同一种生产力“可能与……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这就引起了究竟谁适应谁的困惑。从前后文看，罗先生提出这个命题似乎主要是为了说明他所说的“工业生产力”既适应于资本主义，也适应于社会主义。似乎这样就可以说明他提出的生产力“三阶段”分期的有效性。
可是，什么是“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呢？是不是“工业生产力”这个名称本身就意味着那是大规模的、社会化的生产，而这些也就是“工业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呢？如果是这样，是否就意味着19世纪的“工业生产力”与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的“工业生产力”是“同一性质和水平”呢？如果真是那样，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呢？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生产关系只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呢？还是要同时包括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中的体制或制度呢？如果只包括所有制，“同一种工业生产力既适应于资本主义，也适应于社会主义”的说法似乎可以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所有制在任何时候都总是与一定的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中的体制或制度相联系而存在的，而且正是那些体制和制度的实行效果直接表明某种所有制对生产力适应或不适应程度，并由此促使人们不断去改革和调整那些体制和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例如，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高纯度”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会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大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并借鉴西方国家管理体制和制度，使我国国民经济走上了持续、高速和健康发展的道路。又如，在当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生产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达到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程度，生产规模从供应本地区扩展到供应全国、以至全世界，19世纪那种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之相应的那一套财政、金融和市场体制及制度，就越来越不适应新的形势了。于是，在财政、金融、市场调控方面，就不断实行改革和调整，某些方面甚至还借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以解决面临的矛盾；而且近年来总的趋势是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也就是说，是在朝着限制或削弱自由私有制的破坏力的方向摆动。
这一切变化都不能用“同一性质与水平的生产力可能与几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命题来概括和解释。出现这些事态的根本原因在于：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都必须遵循现代经济运行的共同规律，必须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大交换的市场需要。
所谓现代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共同规律，其实也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它告诉人们的真理是，你要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应地发展与现代化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事实向我们展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处于主动的、决定性的地位。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反过来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的反作用。至于那反作用是正向促进的还是逆向促退的，取决于调整措施是否真正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而且最终要由实践结果来检验。如果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要求总是背道而驰，蜕变为经济发展的顽固阻滞力量，结果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告终。这乃是生产力运动展示给我们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进程。
四、对“外源”现代化模式概括的不同认识
罗先生从现代化实际历史进程的起源着眼，认为现代化发展模式可以归为两大类：“一是内源的现代化（又称内源性变迁），它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其外来影响居次要地位；另一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又称外诱性变迁），它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思想和政治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变革，其内部创新居次要地位。”[1](P123)前者，指英、美、法、德几个现代化早发国家；后者，指现代化后发国家（地区），特别提到亚洲的“四小龙”。我们认为，罗先生所总结的后发模式把后发国家内部创新置于次要地位，既否定了后发国家自身的自主创新地位，又夸大了外因，甚至把发达国家置于第三世界救星地位。这样的模式概括对第三世界国家特别不切合实际。“外源”、“外诱”之类提法本身就欠妥。
现代化进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既具有反映普遍规律的共性，又具有特定阶段的、反映不同国家国情特点的个性特征。而其中，典型的现代化早发国家与现代化后发国家具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构成两种不同模式，乃是实际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对于把广大现代化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主要归结为受外在环境因素诱迫而“接枝引进”的结果，我们则实难认同。按《新论》表述，“外源”的现代化特点，一是从政治层面看，“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压力形成为主要推动力，因此外部因素的作用超过内部因素”；二是“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三是“一般是社会和思想层面的变革和政治革命发生在前而工业化发生于后”。如果把这三点串起来叙述，外源的现代化是：在本国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的情势下，由于有西方现代化早发国家殖民扩张的影响，这些民族国家先是发生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革命，尔后，移植、引进现代化早发国家的工业技术与工业资本，发展了现代化。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夸大了发达国家的作用，同时贬低了后发国家为民族复兴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首先，从政治上看，后发国家大都曾经沦为几个早发国家的殖民地或附属国。它们在长期处于附庸地位的时候，只能受制于殖民统治，不可能从本国利益出发去营造自身的民族工业。它们在启动工业化之前，必须先赢得国家独立、民族自决，一般都经历了艰苦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这是一场场以小抗大、以弱胜强的斗争，其激烈、残酷程度比起当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和北美独立战争绝不逊色。它们虽然一时还没有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力量基础，却有着一批坚定的代表民族利益的知识精英和比较坚强的民族主义政党；否则，战胜殖民统治就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虽然二战结束，一大批原殖民地、附属国纷纷宣告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但这却绝非出于殖民统治者的恩赐。二战，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家成了战败国；而在反轴心国国家中，除美国外，英、法等均大伤元气，忙于国内恢复。这种机遇，绝非西方诸列强施惠于原殖民地、附属国，实为形势所迫，无暇他顾，才使众多原殖民地、附属国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条件，得以实现国家独立的愿望。
其二，从经济方面看，后发国家在长期处于殖民地、附属国地位时，殖民统治曾对它们极尽掠夺、榨取之能事。几个先发国家为了自身工业化，从资本的原始积累、廉价劳动力的雇佣、原料与初级产品的供给，乃至工业产品的倾销，无不倚杖殖民扩张争得的先机。以致当殖民地、附属国一旦争得主权独立，面对的却是千疮百孔的畸形经济，在遭受严重战乱的国家甚至要面对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因此，它们启动工业化建设，都需结合医治经济创伤、改造畸形经济一并展开。不仅如此，从要达到的工业化标准看，它们必须以先发国家今天的水准作为自己追赶的目标，实现跳跃式前进。这样，一个是起点很低，一个是标准很高，这“一低一高”，使经济建设任务变得十分紧迫和繁重。而先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乃是伴随现代工业的逐步发展，步步深化，至少历经200年之久的平缓提高，才具有了今天的高度。二者简直无法比拟。
其三，所谓外源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现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化的文化要素都是从外部移植或引进的”[1](P24)。也就是讲，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是技术靠引进、投资靠借贷、管理经验靠借鉴，只要开启国门，似乎就可以“输入”一个现代化。但是，历史一再揭示给我们的却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一贯受各自国家利益的驱动，以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为后盾。而且通用的国际规则，更是以西方列强（现代早发国家）的利益需要为准则。这里只要提及一个事例就足以说明问题：刚刚平息的亚洲金融风暴，正是在一些国家大量借用外资、管理措施失当而出现隐患的情况下，国际金融投机者趁机发难制造的一次金融动荡。据新加坡一位金融专家估计，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在金融风暴袭击下，15个月中有10000亿美元贷款化为不良贷款，有20000亿美元股票化为乌有，有30000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消失。难怪当今世界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军事安全，金融、贸易、投资、技术开发等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已显著上升。一旦开启国门，实行开放，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等经济安全因素即刻上升到重要位置。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实施开放战略，既是好事，也必然冒极大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稍有失误，不仅国家主权受到威胁，民族经济独立发展也会受挫，甚至有最终沦为依附型经济的危险。总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恩赐的现代化。
其四，西方早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是它们自身处于先进地位后居高临下的扩张过程。而后发国家的从后进起步，只能选择赶超战略，要力争以几十年短暂时间走完早发国家几百年所走路程，从而也使各种矛盾相对集中、突出，甚至尖锐地暴露出来。因之，统筹全局，协调各种关系和方方面面利益，不断化解矛盾，任务繁重而又复杂，稍有不慎就有功亏一篑之虞。也正因此，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的主导规范作用、综合平衡作用、宏观调控作用尤其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后发国家的内部创新的主导作用绝不亚于早发国家。现代化先行国家的正反历史经验固然可以作为启示、借鉴，但却不等于可以照搬。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面对的国际环境迥异，若不致力于开创适合自身内外条件的新道路、新模式，只想图快而照搬外界已有的做法，无不遇到困难，到头来还得走综合创新道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把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概括为“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很难说是确切的，并容易引起错觉，似乎西方国家充满善良愿望去帮助后发国家，而后者似乎依靠西方国家就有了实现现代化的便捷道路。这种“错觉”十分有害。
尽管现代文明的基本样式已经在早发国家成形，并对后发国家有着一定的示范性效应，但对于后者来讲，它们的现代化进程从目标、模式、到道路的选择，都必须结合国情与国际格局变化情势进行内在创新，而非照搬、移植所能奏效。历史就是这样向我们揭示的，并将继续向我们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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