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特殊移民的迁移、安置和利用——基于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移民论文,时期论文,档案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9)04-0160-04
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剥夺了财产和土地强制迁移到偏远地区，这些丧失了选举权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监管下强迫劳动的农民被称为特殊移民。
特殊移民问题是斯大林体制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俄国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该问题，40年来著作颇丰。最早研究特殊移民问题的是H.A.伊夫尼茨基，他试图在农业集体化研究的大框架内展现特居区形成初期的一系列问题，利用当时公开的有限档案史料概述了30年代初富农流放中的主要问题[1]。虽然伊夫尼茨基尽量使自己的研究符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要求，但专著出版后仍然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此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利用能够接触到的史料展开研究。近年来，随着绝密档案的逐渐解密，多本有关特殊移民问题的文献集出版，如《斯大林统治下的古拉格历史：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中期》第5卷《苏联特殊移民》《苏联农村的悲剧1927-1939》第2卷和第3卷等，这些文献集提供了极尽翔实的文献资料，从农业集体化过程第一批特殊移民出现开始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后特殊移民体系的解体为止，展示了各个阶段特殊移民的命运。
中国学者对特殊移民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著述较少。谭继军研究了特殊移民的饥饿现象，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以行政方式改变社会关系和生活生活关系的必然结果[3]；冯佩成对特殊移民政策产生的背景和实施作了研究，认为这是苏联政府对农民的一次掠夺，特殊移民对苏联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4]；师建军从历史根源以及斯大林心理和价值观研究了特殊移民政策出台的原因[5]，并概述了特殊移民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6]。本文拟依据近年来俄罗斯最新解密档案阐述全盘集体化时期特殊移民的迁移、安置和利用问题。
一、特殊移民的迁移
全盘集体化时期大规模流放特殊移民行动从1930年初到1933年5月，共持续4年，其间掀起两次高潮，一次在1930年初，另一次在1931年初。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央登记局统计，1930年初至1931年9月30日，共流放富农517665户2437062人[7](P8)。
1930年2月2日，亚果达签署国家政治保安总局44/21号命令，指出，“为了把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必须对他们实施毁灭性的打击”，立刻“大规模流放全盘集体化地区中最富裕的富农及其家属至北部偏远地区，并没收财产”[2](P97)。命令制定了第一批9个地区(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边疆区、中央黑土区、伏尔加河下游边疆区、白俄罗斯、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流放计划，计划流放12.9万至15.4万户。流放行动最晚于3月1日结束。几天后，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交通局制定了具体流放计划，共14.2万户71万人，结束期限宽限至最晚3月5日。
运输途中特殊移民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虽然按照规定应在沿途成立18个食品补充站昼夜供应开水，最少两天供应一次热食，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做到。列车车厢内拥挤不堪，有时连生水也没有，40多人只能在车厢里的木桶中大小便，卫生条件极差，一些病人，主要是婴儿没能到达安置地就死去了。特殊移民到达流放地车站后还要再转乘其他交通工具或者步行前往特居区。为了防止特殊移民们逃跑，特居区都设在远离公路和铁路的地方，往往是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未经开发的原始土地，多为沼泽和原始森林，有些地方甚至没有饮用水源。
1931年2月9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总结了1930年迁移富农的情况，全苏共迁移了约11万户55万人，其中迁出户数人数最多的前三个地区分别是乌克兰(31593户146229人)、西伯利亚边疆区(16025户82922人)、乌拉尔(14179户68227人)。迁入情况为：北部边疆区46623户230370人，乌拉尔州30474户145205人，西伯利亚边疆区27637户132723人，远东边疆区4243户21609人，列宁格勒军区2140户11054人，哈萨克斯坦1424户7590人，阿尔丹287户2007人[2](P136)。可以看出，1930年特殊移民主要被迁入北部边疆区、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边疆区。
1931年2月，第二批迁移流放富农的高潮来临。这一次的迁入地区主要是哈萨克斯坦、中亚和西西伯利亚。安德烈耶夫特殊移民问题委员会5月8日会议记录统计，计划迁入哈萨克斯坦的特殊移民为15万户[8](P99)。
1932年春天，为了缓解农村紧张的局势暂时停止了大规模流放行动。5月16日，政治局取消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制定的流放38300户富农的原计划，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对农村“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实施个别逮捕[8](P367)。和前两年大规模流放富农不同的是，1932年苏联政府主要致力于调配现有的特殊移民劳动力资源，使其利用更加合理化，例如，把原来流放到北部边疆区的特殊移民调配到伯朝拉河流域捕鱼[2](P37)。
1933年春天，联共(布)再次准备大规模流放农村和城市中“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各地的热情堪比1930年春天，伏尔加河下游3000户、伏尔加河中游7000户和西西伯利亚1.4万户的流放计划都得到了批准[8](P721，739，916)但是，这次大规模流放富农的计划并没有展开。5月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下发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联合签署的《停止大规模流放农民、规范肆意逮捕行为和减轻关押地负担》的绝密命令，指出1929年末在农村开展的镇压行动已经“消灭了阶级敌人”，“最终巩固了苏维埃在农村的阵地”，“农村形成了良好的环境”，集体农庄已经成为苏联农村主要的经济形式，因此革命任务要发生相应的变更，必须“停止大规模的流放和严酷的镇压”，否则“就会降低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威信”，“把党在农村的影响力丧失殆尽”[8](P746-748，753)。从此，各地大规模流放农民的行动停止了，被流放的农民数量开始减少，一些特殊移民被恢复了公民权，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逐渐得到改善。
二、特殊移民的安置
流放富农伊始，特殊移民的安置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联共(布)中央的重视。中央本打算由生产部门负责安置特殊移民，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司令部和地方机构组织特殊移民的劳动和日常生活，但是这一设想落空了。因为生产部门只关心最大限度地利用特殊移民的廉价劳动，根本不关心也没有能力关心特殊移民的安置问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只负责特殊移民的迁移，在特殊移民到达特居区那一刻起，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任务就完成了，而地方局只是惩治机构，仅负责制止特殊移民的逃跑、磨洋工和起义。
在无人负责安置的情况下，特殊移民在日常生活、医疗、食品供应、文化教育和劳动保障等方面极为艰苦。大多数人住在地窖或简易棚子里，居住十分拥挤，洗衣房、厨房和澡堂更是奢望。特居区里没有医疗站(最近的医疗站都在几十公里之外)，卫生条件极差导致各种流行病暴发。儿童的生病率最高，他们经常患上百日咳、麻疹和猩红热等传染病。
联共(布)中央1930年1月30日决议曾明确指出给特殊移民留下日常生活最必需的物品，包括简单的生产资料、最低限度的粮食储备以及500卢布的现金，但实际上，大部分特殊移民的财产都被没收殆尽，既没有钱也没有食物，只能依靠食品供应。食品供应严格按照卫生部门制定的一日最低热量标准，以维持最低消耗为底线。无劳动能力人员日标准为1300卡路里，从事劳动人员为2027卡路里。即使是这种最低限度的食品供应也不是免费的，需要先记账，以后用工资逐渐偿还。
特殊移民的安置问题引起联共(布)中央的关注是在1930年的三四月份。3月9日成立了托尔马乔夫领导的特居区流行病预防委员会，4月1日成立了B·B·什米达领导的特殊移民安置委员会，主要负责安置特殊移民的拨款问题。后来，这一委员会由托尔马乔夫代替什米达领导。5月份各地区才成立了部际协调委员会。显然，联共(布)中央对特殊移民安置问题的关注严重滞后于迁移。之后，托尔马乔夫赶赴北部边疆区了解那里的特殊移民安置情况，并向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Д·З·列别季作了汇报，强烈要求立刻改善特殊移民的居住、食品和医疗条件。托尔马乔夫在报告最后着重强调了大多数特殊移民没有鞋子可穿，而光着脚是无法在严寒的森林中劳动的问题。这封信通过列别季转交给了斯大林[2](P107)。可见，斯大林十分清楚特殊移民的艰难处境，但是他们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在特居区的管理和特殊移民的安置问题没有得到任何解决的情况下，1931年2月，第二次流放富农的高潮来临了。和第一批特殊移民一样，第二批特殊移民的命运也很悲惨，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彻底解决。
1931年3月，安德烈耶夫委员会曾经指出应该改善特殊移民生活状况，“让他们能住在小木屋中，而不是棚子里面”，发放贷款让他们购买母牛、牛犊和小型农具，“好好安置他们，让他们有主人翁感觉”，放宽对年轻人的限制，“允许他们结婚”等[8](P14)。然而，这一命令没有得到执行。
6月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下发命令指出“把富农从肉体上消灭”并非中央的意图，而是地方执行者错误理解中央政策，并向特殊移民们允诺，五年后恢复他们的公民权(其实只是选举权)，但前提是他们要“用实际行动表明不再反对农业集体化等农业政策”并积极改造[9](P39)。允诺给绝望中的特殊移民带来一丝希望，暂时平稳了他们的情绪。实际上，特殊移民们急需的不是公民权，而是生存权，对于特居区的老弱病孺来说，能否坚持下来再活五年还是个未知数，恢复公民权只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而已。至于特殊移民离开集中营返回故土的愿望，政府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1931年至1932年，由于逃跑和死亡人数增加，全苏特殊移民人数由168万减少到148万，其中乌拉尔54.08万，西伯利亚37.52万，哈萨克斯坦19.19万，北部边疆区13万[9](P46-47)。到1933年春天，特殊移民的处境更加恶化，许多人患上了坏血病和伤寒，死亡率急剧上升。加因林业局4月份死亡人数达到175人，还有285人奄奄一息，不得不请求中央下拨500吨面粉给4.5万名孩子食用，以免他们被饿死[8](P14)。
三、特殊移民的利用
消灭富农行动伊始，特殊移民的利用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30年2月3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命令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在两周内提交流放富农利用计划。计划并没有按期上交。4月1日，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在全盘集体化地区之外的贫瘠土地上设立特居区安置流放富农、每个特居区安置20—100户的计划。同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命令成立秘密委员会，由B·B·什米达领导专门负责解决特殊移民的经济管理问题，首要任务就是“在各经济部门合理利用特殊移民的劳动力”。
9月22日，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主席C·A·梅辛格命令“最大限度地把特殊移民利用在木材采伐和捕鱼等急需劳动力的偏僻地区”，“只有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特殊移民才被分配去从事农业生产”。26日，梅辛格向什米达汇报了第一批特殊移民的利用情况，2.6万户三类富农主要在乌拉尔的砖场和采石场劳动，近10万户二类富农主要在森林工业、渔业和煤炭业从事劳动[8](P645-646，649-653)。
随着流放富农行动的展开，特殊移民的分配也加快了速度，到1931年末，共完成了32万户富农150万人的分配，其中全苏木材加工工业联合公司136821户577743人，全苏煤炭工业联合公司和全苏泥炭工业联合公司29080户141846人，全苏矿石工业联合公司和全苏钢铁工业联合公司26893户127886人，全苏有色金属、黄金、铂金开采加工销售联合公司25308户123660人，全苏渔业工业联合公司3344户15141人，化学工业5400户25808人，铁路交通20519户102370人，畜牧业托拉斯4000户20000人，经济作物培育联合公司3862户18496人，其他工业单位9959户46553人，农业单位61496户288881人[10](P47)。
从1930年初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里，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都得不到明确的规定。1930年7月23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下属的常设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应该以最快速度出台“特居区法”，对特居区的管理和特殊移民劳动力的利用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2](P130)。10月13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将特殊移民法律地位的草案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议。该草案确定了特居区的建立原则[2](P34)，然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批准这份草案。10月20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委员会修改俄联邦联邦人民委员会提交的草案，委员会由H·И·伊里因领导，成员包括托尔马乔夫等。然而，伊里因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没能最终作出任何规定特殊移民权利和义务的决议。
直到1931年5月15日，安德烈耶夫委员会终于作出决议，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全盘接管特殊移民的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和组织管理，并负责支配所有用于特殊移民的物资储备和货币储备[2](P140-142)。7月15日，苏联人民委员会终于出台了《关于特殊移民的管理》命令。这份姗姗来迟的命令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特殊移民的法律地位和特居区建立原则，最重要的是规定了使用特殊移民劳动力的原则。10月25日，亚果达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检察长P·П·卡丹扬批准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关于特殊移民权利和义务以及特居区管理暂时条例》[2](P147-155)。从此，特殊移民的管理使用才有章可循。
特殊移民在暴力强制下进行的“半农奴”式经济活动不但没有带来可观的效益，反而造成亏损。以纳雷姆边疆区为例可以看出，无论是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捕鱼业都没有完成预期的指标。1931年12月28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宣布在两年内把纳雷姆边疆区从粮食消费区变为农产品自给自足地区，但是这一任务直到1938年才完成。1932年纳雷姆边疆区计划采伐树木230万立方米，实际只采伐了86.5万立方米，1932-1938年7年间仅仅采伐树木400万立方米，大大低于预期。畜牧业虽然逐年增长，其产品也只能满足当地儿童和病人的需求，国家贷款直到1936年还在亏损。纳雷姆边疆区1932年计划捕鱼5万公担，这一任务直到1937年才完成。由于移民地区的农业发展效率极低，国家不得不提供贷款来帮助发展经济，仅1931-1935年给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区的贷款就达到2000万卢布[9](P220-222)。
联共(布)中央希望通过强迫特殊移民劳动来加速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