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研究：回顾、评析及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以来，对人的研究在我国学界已有长足的进步。本文拟对我国人学研究的历程作一梗概回顾，对其研究状况作一评析，并对其发展趋势作一展望。
一、回顾
我国对人的研究历程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发轫阶段、继起阶段和展开阶段。发轫阶段（1978—1984年）讨论的主要是人道主义、人性、异化等问题，其思路多是指向过去，即在对文革十年浩劫置人民于非人境遇的批判中展开理论思索。积极开展这种思索的主要是哲学界人士。1978年12月王若水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最早论及此问题。该文重点探讨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认为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王文不仅探讨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亦指出在《资本论》中异化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强调马克思关于消灭异化的道路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强调只有在“真实的集体”中人们才第一次成为自己社会结合的主人和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室：《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第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页。）可以说，王若水的文章揭开了中国人学研究的序幕。 自此以后，对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关注者日众。对主体性关注的学者主要有李泽厚等人。1981年，李泽厚发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一文，他认为康德哲学的功绩在于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主体性问题”。而“人性便是主体性的内在方面”，人“通过漫长的历史实践终于全面地建立了一整套区别于自然界而又可以作用于他们的超生物族类的主体性”。 （注：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页。）此文发表后，主体性问题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
继起阶段（1985—1989年）由人道主义的讨论转入人的自主活动、“实践的唯物主义”、主体性等等的讨论。这种讨论背后的动力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在对主体的讨论中促动着人学这门学科的建构。国家科研管理部门这时亦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的指导。1988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中，即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研究》选题。就是在这一年，高清海、孟宪忠发表《从人的研究到人学》（《人民日报》1988年6月6日）一文。而黄楠森、夏甄陶、陈志尚等学者此时正在计议编纂中国第一部《人学词典》。接着，黄楠森、韩庆祥在《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3 期发表《关于建构人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这种情况预示着国内广泛展开人的研究时代将要到来。
这一阶段对主体性问题有较系统的研讨。高清海主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书“以实践概念为核心，以‘客体——主体——主客体统一’为理论框架，在体系和内容上比较过去的教材都有很大的改革和创新”。高清海等10余名教授自1980年受教育部委托开始编写此书，历时6年始成。 除序论外，该书由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认识的基本矛盾，客体——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主体——人作为主体的规定性及其主体能力的根据和发展，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等四篇构成。该书制订大纲过程中，曾得到钱学森的鼓励和支持，肖前、黄楠森、李秀林及周抗等教授对修订大纲亦提出了修改意见。可以说，该书既是哲学教科书体系革新的较为成功的尝试，亦是对主体及主客体关系问题完备、系统的阐述。
对主体性的讨论的高潮是在80年代后期。1989年10月，全国党校系统召开的第七届年会的主题便是主体与客体问题。会议收到百余篇论文，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主体与客体》（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内容包括主客体的规定性研究、主客体关系研究、主体性问题研究、主客体关系与实践、毛泽东主体思想、中外主客体学说等6个方面。 后在1990年，《哲学动态》编辑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高校哲学教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课题组等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主体性学术讨论会，并由《哲学动态》出版了“主体性问题讨论专辑”（1991 年第2期）。此外，这一阶段还有大量有关人的本质、人的自觉自由活动的论著出现，其实质也是对主体性问题展开探讨。
展开阶段（1990—1998年）对人的讨论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理论上怎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建构人学，并就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展开探讨；二是实践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现实进程与人的关系展开探索。这一阶段的讨论展开的范围更加广泛，中国学界尤其是哲学工作者广泛加入其中。至1998年，国内发表有关哲学人学的论文，据中央党校哲学部统计约有3千余篇，著作数十部， 还出版了两部辞书：黄楠森等主编的《人学词典》（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孙鼎国、李中华主编的《人学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两部词典各有侧重：前一词典由总论、人学、人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个人、人本主义、人的起源、人的发展、人的未来、人体结构与机能、人与自然、人的经济生活、人的政治生活、人与法、人的文化生活、个人生活方式与社交活动、人的内心世界、人学研究历史等篇目构成，其结构严谨、内容富博；后一词典则由东方人学、西方人学、中国人学、马克思主义人学四大部分组成，洋洋大观，重在人学历史理论。这两部词典的编纂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汇集，亦为今后的人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工具。
众多的论文、著作，其内容主要涉及五大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人学基本理论如人性，人的本质、能力、个性、需要、权利、自由、解放、价值、全面发展，个人与群体、社会；人学史如西方人学理论、东方人学理论；社会主义建设与人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除专门从哲学角度对人进行探讨以外，学术理论界还跨学科对人进行综合研究。如结合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研究人权、人格、人的自由以及现代人的困惑等问题。当然，研究人体科学的论著至此时已大量问世。此外，国外的人学理论在这一阶段被更加全面地介绍进来。自80年代以来，除商务印书馆重印或新出了汉译名著，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较系统地出版了不少国外名著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三辑《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1991年），选编了西方、前苏联和东欧学者的人学名著。这些国外名著为中国学者研究人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思想资料，节省了人们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一阶段的讨论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流派和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等。一些省市的科研部门也先后对人学研究投入了人力物力，已成立或正在筹建人学研究机构，如河南省、河北省已分别于1995年、1996年成立了人学学会。同时，一些学术刊物在这一阶段也积极组织人学学者笔谈，如上海《学术月刊》、南京《江海学刊》等，就多次集中刊发过有关人学的文章。
二、评析
从1978年底第一篇有关异化的论文发表到1997年4 月底中国人学学会的成立，中国的人学短短18年零5个月走完了西方数百年的历程。 这种巨大成绩足以令人欣慰。然而中国人学由于刚刚起步，与西方人学不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它要缩短落后于国外研究数百年的差距，的确是任重道远。不过，幼儿期的中国人学一开始就处于较高的发展起点上，因为它不象西方人学发育时那样有神学的枷锁和专制主义的摧残，尽管它也遭到“左”的干扰。这种高起点表现在它一开始就以学科形态出现，学者们首先做的是在理论上研讨人学与哲学的关系、人学的对象、内容及研究方法诸问题。如果以世界文化为背景把镜头对准中国人学界，就会发现其研讨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颇令人感兴趣：
1、对于人学与哲学的关系的看法，黄楠森、高清海、 韩庆祥三位学者各执一见。黄楠森认为：“哲学可以包括人学，但决不可等同于人学。”因为“人学研究人，而不是人的世界”，把哲学与人学混为一谈，于哲学和人学的发展都不利。高清海的见解正好相反，他认为：人是宇宙精华的结晶，人创造了自己的第二生命，属于类的存在，运用种的认识方法难以把握人的本性，只有具备有关世界各种学科的知识基础，才有可能彻底认识人。“这样理解的人学，从根本上说来必然同时也就是世界观理论，即哲学。”韩庆祥则认为：“哲学既不是人学，人学也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哲学的当代形态主要是人学。”根据是：“每一时代都有自己形态的哲学”，“当今时代应该是人学。因为当今时代精神体现为对人的强烈呼唤和关切”。（注：黄楠森：《人学与哲学》；高清海：《人学研究与哲学》；韩庆祥：《我的人学观》。此三文均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
2、 对哲学与人学关系看法的不同导致对人学对象和内容的看法分歧也较大。黄楠森等主编的《人学词典》云：人学是“关于作为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它不同于人的科学（sciences of man）， 也不同于人类学（anthropology），也不同于人的哲学。人学是一门基础科学”。韩庆祥认为“人学研究的对象，是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注：黄楠森等主编：《人学词典》，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袁贵仁的看法与此大致相近， 但没有强调整体或完整的人。孙鼎国、李中华主编的《人学大辞典》声称：本辞典所使用的人学实际是指“哲学人学”。季羡林在该辞典的《序》中说的亦明白：“人学”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人本身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大自然之间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人”。（注：孙鼎国、李中华主编：《人学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叶舒宪在《马克思主义人学初探》一文中则认为：人学是关于“现实的人”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是人、人的本质、人的活动、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注：《陕西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 ）而董武清的《实践人类学》一书则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人类学”与“人学”等同。
3、由于对人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看法不同， 导致其研究方法也不同。或者说，正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同才使人们对人学的对象和内容理解有异。黄楠森等人认为，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不是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它的最直接的指导思想是唯物史观。（注：黄楠森等主编：《人学词典》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韩庆祥认为：“人学是在‘人的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综合的方法，对完整的个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进行整体思考。”高清海认为：“对人必须多学科、多侧面地去进行研究”，以“探求人的特殊本质”。（注：韩庆祥、高清海的引文见《江海学刊》1996年第1期。 ）邹学荣等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研究，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调查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并注意跨学科研究和应用研究。（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与实践》，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40—42页。）而王锐生着重探讨人的个性、价值观等问题，认为这对“人学”学科的建设“极为必要”。他曾强调只能对人的问题作不同侧面的研究，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的条件和时机尚不成熟。
从世界人学兴衰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人学领域的这些争论确属新生期的争论。各学者对人的研究都是可贵的尝试，不管各学者之间的观点如何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却存在着广泛同一性，即他们都在为人学呐喊。尽管其思想有深浅之论，观点有正误之分，文字有高下之别，但若把人学看做一股时代思潮，则每一种观点都是其中的一个浪峰，集合在一起便使这股时代潮流滚滚向前。与其说每一学者都先想为人学下个定义，不如说他们都是把人学看做一门新学问。这里，人学更象一个操作软件，每一位上计算机操作者都会把自己的所思所虑变成文字符号录入其中，因而使它成为一个具有兼容性的软件包。张一兵曾这样评价说：“现实中国土地上正照亮理论地平线的人学日出之黎明”，其“真实世界文化背景却是当代西方人学的黄昏”。中国当代人学研究发展的每一步，都是我们真实生活之映照。（注：张一兵：《当代中国人学逻辑超越和缺失的反思》，《江海学刊》1997年第2期，第79页。 ）张一兵的这一形象的说法与罗马尼亚学者格伦贝格的见解有些不同。格伦贝格在《各种人道主义的对话——从第18届世界哲学大会看今日哲学的特征》一文中说：“从古希腊迄今，同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始终有着永恒的现实意义。”布莱顿大会的主题——“对人的哲学理解”把下述问题提到了首位：哲学如何促进对人的状态的理解，给人的命运带来良好的影响？（注：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第三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778页。 ）从世界哲学家共同关注人这个永恒的中心问题中可见， 张一兵之西方人学的黄昏、东方人学的初升之说，只不过是说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而来的要求经济上自主、政治上民主、平等、公正和思想上自由等理性呼喊已载入史册，而作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学者将会重演这一人学的历史剧。但是，今日的人类已意识到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问题已摆在任一民族的面前，故各国学者都更加关切人的前景。在这种背景下，今日中国人学的内容已不再只是重复西方人学的过去了，它必定有自己的内容和特色。
三、展望
根据现实条件，中国人学要获得较好发展，就要选准前进的方向。以下几个方面似应当注重：
1、重新精读马克思的著作， 即把握其科学体系亦把握其具体论点。这首先要求重新估价和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各部著作，澄清国内外（尤其是前苏联）对它的误解。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前我们对其科学价值往往忽略，未注意到马克思从自然史—生物史—人类史来思考问题，未注意到马克思“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这一说法包含了他思考人类问题的两个思想支点：一是把人类史包括于自然史，二是从人在实践中获得其他动物无与伦比的改造世界的智能来揭示人的“本质力量”。今天重读马克思这部手稿，就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在自然的意义上理解人的社会性，理解人永远是一种物种，总是处在自然—社会的双重关系中。马克思从生物学出发把人与其他动物从类别上区别开，把“人”放置在科学的基础上，便使“人的科学”具有了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他不是批评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而是批判费尔巴哈没有把事情做完。马克思站在费氏的肩上动态考察“人”在实践中活动中相互间的社会交往及其历史，才把对人类自身的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用语中，“社会动物”、“政治动物”、“真正动物”都是用来指称“人”的。
2、适时把握现代人的生活真实，多做微观研究。 这是使人学理论充满活力的一个必要。多作些“问题”研究，不仅会收取大的功效，于转变研究观念和方式亦大有帮助。从细微处着手探讨“现实的人”的活动要求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去作综合研究。
3、吸取现当代科学的新成果，实行跨学科综合研究。 这要求哲学家多吸取自然科学知识，以便能与自然科学家“圆桌”研究获取新的成果。由于中国精神生产手段和形式的原始，文化信息流通不畅，以致另一个以自然科学家组成的人学学术圈至今未引起哲学人学学者们的重视。自70年代末人体科学在中国迅速崛起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自1979年起就予以关注，并使用“人学”概念，说人体科学与哲学的桥梁是人天观（Anthropic principle）。后来他又极力提倡行为科学。 （注：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版，第69 页。 ）在1987年的一次讲话中，钱学森注意到了人体生物节律是人的发展的“内在的规律”，因而主张建立时间医学；注意到了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强调“研究重点是建立人体学”。（注：钱学森：《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发展纵横观》，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9—475页。）如果哲学人学工作者多了解一点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生物学、基因工程、人体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多同科学家举行圆桌会议，人的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4、全面总结世界对人的研究历史， 采撷世界人学精华是十分重要的，但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历史地看，中国的人学是在同世界人学的对话中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中确可以窥见国外人学的潜影，甚至许多问题的提法都可以从世界人学中得到观照。例如，梅洛—庞蒂（法）从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对人道主义远景的憧憬（1948年）；加尔维（法）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宣称，对共产主义社会能够“施展其本性的全部能力的人”的向往（1961年）；萨特（法）对“创立人学的必要性的疾呼”（1960年）；费洛姆（美）对“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的论述（1961年）；彼特洛维奇（南）对“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人却居于中心位置”的强调（1967年）；还有那人们所熟知的雅斯贝尔斯（德）人是“超越存在”的观点（1932年）；等等，都使中国学界深受启迪。在对人学对象的规定问题上，中国学者也从世界人学中广得其益。沙夫（波兰）认为“人的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个人的一般问题”，称“人是出发点、最终目的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者”。求得“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1962年）。洛莫夫（俄）则称建立“人的统一科学”“为时尚早”，“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并列地提出人类学科学，或许是合理的。”（1987年）（注：沈恒炎、燕宏远主编：《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一辑第425、449、406、225页；第三辑第47、251—256页；第二辑第15页。）
当然，对国外人学研究的成果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地吸取。前苏联著名学者弗罗洛夫的《人的前景》一书，就是在批判吸取世界人学精华的基础上，对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因素、自然—生物因素和个性因素及其关系作出了出色探讨，尤其是对影响巨大的社会生物学进行了剖析。他主张，社会生物学家的“一些观察和假设应该得到认真注意和客观评价”，如特里维尔的断言：“政治科学、法律学、经济学和人类学或迟或早总要成为社会生物学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是理智和非理智的统一，并向往未来人是“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可以说，人的生物性论证是科学和人学的前沿问题，中国学界若有能力对这一难题作出合理论析，就可进驻当代世界人学的制高点。
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1967年版）人学条目云：日语中的人学，“与其把它看作是如同各种既成学科那样的实证科学，毋宁说它是哲学性的科学；与其说它是已确立的一个学科，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观点，一种认识态度。”人学确是一项巨大而艰难的工程，中国学界要取得世界公认的成绩，不作百倍努力殊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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