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女报中的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1907年的多元呈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论述论文,意识论文,女性论文,女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4-0118-15 1907年是中国女报界迅速扩展的一年，《中国近代报刊名录》所附《中国近代中文报刊创刊年表兼索引》在该年项下便至少列出了十种杂志①。其中，在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三份女报为：1月在上海出刊的《中国女报》，2月、6月在东京先后面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与《天义报》②。这三份新出女报的共同特点是，“编辑兼发行人”均为女性，且都有留学或居留日本的经历。而即便在当年，7月印行的《(续办)女子世界》第二年第六期不仅同时为三家女报做了广告，并且也在“记事”栏发文介绍，称赞秋瑾主持的《中国女报》与燕斌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二女士皆东京留学生，品学兼优。而此二大杂志亦各有所长。”更推许“《天义报》系东京新出，尤为完善”③。可见三报一出现便已引起关注。何况，秋瑾与燕斌亦有交往，1905年底秋瑾离开日本之际，燕斌曾作《送竞雄女士归国》诗相赠；对燕斌所编杂志，秋瑾也曾有评说④；而秋瑾身后所出版的第一本诗词集，乃由何震编印⑤。凡此，都为将三份刊物放在一起讨论提供了理由。当然，最重要的是三家女报的同中有异以及对话场域的形成，在国族论述与女性意识上亦有呈现，只有经由彼此的观照，才可以分梳清楚。 需要先行说明的是，出于论题的考虑，本文应采用女作者的文字，方足以考知其对自我身体、权力与身份的自觉与期待。而晚清女报中笔名的混杂，则使作者性别的判定难度綦大。为尽可能保证论述的可靠，笔者将以三份女报主编发表在“社说”(或“论著”“论说”)与“演坛”(或“演说”)的论说文为主，参以三人在其他栏目以及其他女作者在上述两栏目中的撰述。如此，也有利于呈现三家女报各自的主导趋向。 一、《中国女报》中的“汉侠女儿” 《中国女报》是由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创办。发刊之前，秋瑾曾于1906年7月31日至8月9日在上海的《中外日报》连续登载广告，拟筹集股金万元，可惜应者寥寥。在“经费很为难”⑥的情况下，《中国女报》仍勉力出版了两期。第三期文稿1907年6月中旬前也已编就⑦，但因秋瑾随后的筹划起义与迅速就义，而未能付印。 检索两期杂志，秋瑾以本名或“鉴湖女侠”之号刊载的论说文字并不多，第一期里只有“社说”栏的《发刊辞》与“演坛”栏的《敬告姊妹们》，第二期更仅见卷首的《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一篇广告，余外便是译稿《看护学教程》与诗歌作品了。而第二期分列“论说”与“演坛”的《女子教育》与《恭喜恭喜》，虽然署名不同，却均出自后来担任《(续办)女子世界》主编的陈志群(本名以益)之手⑧。于是，另外一位作者“黄公”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此人在《中国女报》的重要性显然不亚于秋瑾，两期理应由报社中人执笔的“社说”文字，竟然都由“黄公”具名。而第二期中“钝夫”即陈以益的文章特意放置在“论说”而非“社说”栏，也显示出“黄公”乃是自家人。因而，尽管目前没有更确凿的线索，笔者仍希望能对其人稍作推测。 秋瑾遗稿中有一部《精卫石》弹词，今存完整的前五回及第六回前半篇残稿。学界一般认为，第一册1—3回写于1905年秋瑾留学东京时，第二册4—5回为归国后1906年续写，第六回残稿则大致草于1907年⑨。按照其弟秋宗章的说法，“姊所撰《精卫石》弹词手稿四本，初意在《中国女报》逐期刊布”⑩。尽管因为第三期的夭折，我们不知此说是否可靠，但起码可以引起关联的是，弹词主角黄鞠瑞的故事，确为秋瑾自身心事、行迹的影写。而依据第六回所述，黄女赴日留学后，改名“黄汉雄”，而非秋瑾原拟回目中设定的“黄竞雄”——后者显然与秋瑾已经流传于世的“竞雄”名号相同。此回弹词也在大肆铺写“真革命党”光复会在各地的分支系统⑦，亦与秋瑾其时正在组织的武装起义情实吻合。因此，经由“黄汉雄”的性别变异，笔者也怀疑“黄公”实为秋瑾的化名。如此也可以解释，秋瑾以本名或人所熟知的“鉴湖女侠”名号在《中国女报》发表的诗文，为何全然不见种族革命色彩，只因这类言说已由“黄公”包揽。更何况，从秋瑾致陈志群信中可知，《中国女报》编务完全由秋瑾一人承担，所谓“前瑾至沪，略为料理报事，嘱樊君付印，近可出版。瑾因绍中校事(按：指大通学校)，友人倩代襄理，故在绍日多。樊君于报中文字茫无头绪，不能代理，故不能不二处兼顾”(12)，因此，报馆中也确无其他人可分担秋瑾的主笔职责。 明白了《中国女报》作者笔名中的奥妙，便可将报中的启蒙文字分为两个层次，即面向女性大众的发言与针对女性知识者的立论。前者以秋瑾代表，后者由“黄公”主持。 在最低的层次上，秋瑾见于《中国女报》的言说只揭出“我中国之黑暗何如，我中国前途之危险何如”，虽然也用了不少形容词语描画“黑暗”与“危险”，如“黑暗界凄惨之状态，盖有万千不可思议之危险”，但此“中国之黑暗”与“前途之危险”究竟何所指，却并未落实。因此，“爱国”多半成为秋瑾的自我表白，并不作为对女性的普遍期待。这一低姿态的启蒙预设更进而引导以秋瑾之名发表的论说，其重心均放在“我中国女界之黑暗更何如，我女界前途之危险更何如”(13)的阐发上，从而凸显了对女性自身解放的高度关注。 由此看来，《发刊辞》与《敬告姊妹们》二文更像是彼此关联的上、下篇，前者提出对中国女界黑暗与危险的设问，后者作出回答，展现了中国女性生存的现实情境： ……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札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其中对于缠足、装扮的否定，早有先进者发明在前，算不上秋瑾的特识。秋瑾言说的长处因而只在用类似戏曲唱词的表述，突出呈现了女性身体被男性拘缚的状况：“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铷［枷］，那些绸缎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显然，在秋瑾看来，身体的拘禁实为女性失去自由最重要的表征与根源。以此，那些“安富尊荣”“自己以为我的命好”的“太太奶奶们”，落在秋瑾眼中，照样是“没有一毫自主的权柄”的可怜女同胞(14)。故而，恢复女性身体与行动的自由，便成为秋瑾整个论述的基点。而其设定的抗争对象，也首先指向家庭中的男性。 正是在西方文明、自由理念的观照下，上述男性对于女性身体的桎梏，被秋瑾恰当地概括为女性成为男性的“囚徒”与“奴隶”：“总是男的占了主人的位子，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而且，女性“为着要倚靠别人，自己没有一毫独立的性质。这个幽闭闺中的囚犯，也就自己都不觉得苦了”。既然“这奴隶的名儿，是全球万国没有一个人肯受的，为什么我姊妹却受得恬不为辱呢”？秋瑾指出，其原因纯粹在于女性无法自谋生计，只好依赖丈夫。于是，为女子设想“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秋瑾也指明向上一途：“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但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而女性拥有自立的能力固然有益家庭，所谓“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可使家业兴隆”；不过，秋瑾更看重的实在第二义项，即“可使男子敬重，洗了无用的名，收了自由的福”。女性所获得的这种“自由自在的幸福”，也不只是在家庭中得到男子的尊重，以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之乐，还包括了走出家门后，在社会上与男子平等、自由的交往，这就是秋瑾所描述的“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并且，不止此也，经济自立的更上一级，才是秋瑾理想中女性可达致的最高境界：“如再志趣高的，思想好的，或受高等的名誉，或为伟大的功业，中外称扬，通国敬慕。”虽然关于“名誉”与“功业”所指仍然语焉不详，但由秋瑾所描绘的无论哪个层级的女性解放前景，都昭示出一个“美丽文明的世界”(15)，却已毫无疑问。 这种对于女性自由的热切呼唤，在第二期“唱歌”栏刊载的鉴湖女侠秋瑾所作《勉女权》中获得了集中呈现：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16)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17)全篇实际是以歌曲的形式，对前述二文核心观点所作的总结与提升。如《敬告姊妹们》的反问：“难道我诸姊妹，真个安于牛马奴隶的生涯，不思自拔么？”(18)在此也得到了正面的肯定。最明显的是，“自由”与“奴隶”的赫然对立贯穿前后，根除奴性方能获得自由与独立，在歌词中已有了最精炼的表述。引人注目的尤在意义的提升与发挥。《发刊辞》与《敬告姊妹们》文中并未出现的“女权”或“男女平权”词语不但进入标题，也成为整首歌词的焦点。“自由”的真义就是“女权”或曰“男女平权”的实现，而这种权利本应是与生俱来(“天赋就”)，那么，女性的牛马、奴隶境遇即意味着应有权力的丧失，收复女权的正当性由此产生。 只是，这样的释读仅停留在对女性自身权益的关注，仍属前述低层次的要求。而秋瑾对女同胞原本还有更高的期待，所言“伟大的功业”，在《勉女权》中已被具体化为“恢复江山”。与之相关的“中国之黑暗”与“前途之危险”，自然亦指向国家的沦亡。女性因此不只是作为家庭中的母亲、妻子、女儿存在，同时也具有了国民的身份标识，而与国家发生关联。救国于是被秋瑾视为女子理应承担的责任，实践这一理想的女性，方能获得“国民女杰”的荣誉。其间，“女权”和“国民女杰”的关系，固然可以从女性应拥有参政权一面设想，但“责任”与“权利”在现实中往往并不等同，以救国为己任的中国女杰，获得选举权与参政权的道路仍然漫长。而假如我们另辟蹊径，不拘于秋瑾的言说，而引进“黄公”的论述，“女权”在《中国女报》中的特殊意指即可获解，秋瑾提倡“女权”的深心亦可得到发覆。 据此，《中国女报》第一期“社说”栏刊载的“黄公”《大魂篇》便显得意义非凡。此文大张旗鼓地宣扬种族革命，诸如“中原铁血，大地腥膻，禹氏九州，已无复一寸干净土，为吾黄帝子孙立足地”这类其时反清志士常用的表达，在此文中也一泻无余。而“种族之思想”更被作者认定为区分人类与禽兽的界标，得到高度肯定。因此，“大好河山”被蹂躏，在黄文中首先指向满族对汉族的奴役。其次，窃取了汉族国家的满人，又任由异国侵占中国的领土，则为“神州陆沉”的第二义。所谓“甲国范围线，乙国势力圈；鲸吞者封豕长蛇，蚕食者朝削暮翦”(19)，便是此一情境的激愤写照。种族革命因此需要在民族与国家两个层面展开，反抗清朝统治与抵抗列强入侵于是联为一手。《勉女权》中尚嫌笼统的“恢复江山”，至此也有了明晰的答案。 而在这一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民族国家论述框架中，“女权”也被委以重任。其说大而言之有谓： 国民者，国家之要素也。国魂者，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之不生，国将焉存？故今日志士，竞言招国魂，然曷一研究国魂之由来乎？以今日已死之民心，有可以拨死灰于复燃者，是曰国魂。有可以生国魂、为国魂之由来者，是曰大魂。大魂为何？厥惟女权！“女权”被作者尊称为“大魂”，端在其能够诞育、铸造“国魂”，使得国民有生气，国家得复兴。而追溯女权之所以具此伟力，作者给出的回答其实不脱其时先进者已经阐发的精义：“女界者，国民之先导也。国民资格之养成者，家庭教育之结果也。我中国之所以养成今日麻木不仁之民族者，实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20)比较1903年林宗素之言：“女子者，诞育国民之母。……故今亡国不必怨异种，而惟责我四万万黄帝之子孙；黄帝子孙不足恃，吾责夫不能诞育国民之女子。”(21)也就是说，由性别构造所带来的生育能力以及作为家庭教育最早的实施者，都使女性具备了养育国民身体与精神的母体本原的特质。汉族的疲弱与国家的沦亡既源于女界的沉沦黑狱，则汉族的崛起与国家的强盛，势必也要归本于女界。是即黄文道破的：“欲收他日之良果，必种今日之好因。唤起国魂，请自女界始。”(22) 然而，负有“生国魂、为国魂”重大使命的女界，现实的情况远不能令人满意，其本身即为病体，需要全面医治。而“黄公”开出的药方，包括了德育、体育、智育三方面。德育以破除“三从四德，数千年来之古训”为急务，体育以戒除缠脚、“人人尽复其天足”为前提，智育以根除“女子无才便是德”为起点。凡此，“曰三从四德也，培养奴隶之教育也；曰缠足也，摧残奴隶之酷刑也；曰女子无才便是德也，防范奴隶之苛律也”，其要义均在以女子为奴隶。而要革除奴性，将女性从“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中解救出来，首先就要改变女性无权的处境。结论是： 故振兴女界，万绪千端，挈领提纲，自争女权始。如能“争已失之女权于四千年”，即能“造已死之国魂于万万世”(23)。女权因而成为再造国魂的“大魂”。 而女权如何收复，在晚清也是检验女性意识是否完足的一方试金石。其时已有诸多热心“女界革命”的男子发表了各种论说，但女界先进者仍坚定地发出了维护女性自主权的声音。如林宗素即不以金一《女界钟》“为我女子辩护”“代谋兴复权利”为可凭恃，因为，“权也者乃夺得也，非让与也”。即使“彼辈男子慨然尽举畴昔所占据之权利，一一让与而还付之于我女人”，也不能“保护享受于永久”(24)。“黄公”正是延续了这一思路，力言：“(女权)争之若何，亦自为之而已矣。幸福固非他人所能赐予者。”(25)并且，不仅于此，黄文对女性其实还另有崇高的期待。 在这一更高的层级上，“黄公”要求于晚清女性知识者的“名誉”与“功业”已远远超越家庭一隅，而立身于民族国家的高度。故谓，“贤内助之资格，于彼男子诚利矣，与吾女界何？与吾祖国何？”其所寄望于同胞姊妹的上乘境界，实为“宏其愿，达其识，肩任立功，以与天下男子争着鞭”。因此，女性的任务不只是夺回女权，而且，“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亦被规定为“我女子之天职”。《大魂篇》也在激昂的种族革命与女权革命合一的话语中结束： 尽我天职，以效祖国，凡我女子志愿所及，即我女子权力所及，当仁不让，夫何吝于先着鞭？噫嘻！兴矣。近以挽狂澜于既倒，远以造国魂于将来。伟哉女权！伟哉大魂！魂兮归来，吾将见之，吾愿买丝以绣之，酬金以铸之。(26)而能够担负此重任的女性，自然是“国民女杰”；若兼顾从异族手中夺回主权的使命而言，其命名则以秋瑾在《精卫石》上的署名“汉侠女儿”最为贴切。 因应晚清女界的现实状况，《中国女报》将读者群区分为大众与精英两类，分别以秋瑾与“黄公”两种论述层次进行启蒙。从最低的启发女性挣脱奴隶地位，经由国民意识的加入，最终提升到赋予女子从清朝与列强手中拯救中国的至高责任，女子的性别身份也相应地从贤母良妻、国民女杰直指汉侠女儿。而无论隐显，作为全部论述的核心理念，实为“女权”。 二、《中国新女界杂志》中的“女国民” 与秋瑾的归国办报不同，燕斌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之际，正在东京早稻田同仁医院留学。除为此刊主编、主笔外，时年三十九岁的燕斌还同时担任了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对外书记。加以1905年冬留学之前，燕斌自称已“奔走遍十二行省，名媛贵妇，订交论学，相追随而莫逆者，颇不乏人”(27)。以其在国内、尤其是留日女界中的资历与声望，《中国新女界杂志》既吸引了诸多留学生、特别是女生参与其中，出刊后，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第三期的发行量便“已及五千余册”(28)。然而，由于内地代销报费多有拖延，致使该刊“经济异常困难”(29)。先是自第四期起开始延期出版④，至第六期印行后，杂志终于被迫停刊。 燕斌在《中国新女界杂志》主要使用“炼石”的笔名，室名亦署“补天斋”，显然以女娲补天的功业自期，志向可谓宏大。其办刊发论，也立意高远，且多长篇大论。因此，出自其笔下的文章，重要者如《女权平议》《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女界与国家之关系》《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婚俗五大弊说》，均未完篇。很可能为其另一笔名“娲魂”所写的小说《补天石》，甚至连卷一“楔子”亦未刊全。这也令人疑心燕斌眼界虽高，却力有未逮；同时亦为完整考察其女性观带来一定困难。 燕斌自记其十余岁时与女友一起读书：“每披阅史鉴，同概［慨］人事之不平。读大家《女诫》，尤窃相议之，以为女子亦人类，何卑弱乃尔，无或谬乎？”而当年不能明白宣说的质疑，始终“盘结于脑际”，便成为其“他年提倡学说，扶植女权，为女同胞谋幸福之心”(30)的萌蘖。因而，《发刊词》之外，《中国新女界杂志》刊出的第一篇论说，标题即为《女权平议》。只是，与《中国女报》倡言的“女权”带有鲜明的民族革命印记不同，燕斌的阐说别有会心。 按照燕斌最初的设想，《女权平议》本是一篇宏论： 今欲推翻已往之腐败社会，扶植女权，催其发达，当首令吾女同胞，知女权之原则，与女权之设施，及女权之将来；次宜就中国历史上之性质，所以妨害于女权之故，精研而深究之；证以欧美之事实，斟酌损益，以定吾中国提倡女权之方针，分其次第，期以实行，而后中国女权之发达，可企而待矣。只是，此篇论说只刊出一次，即不见下文。所述也仅及第一个小话题，即“女权之原则”。经过一番人类史的考证，燕斌指出：“夫世界人类，既只有男女，男女之数，又常平均，可知造物生人之本意，其视男女，皆人类而已，无所偏于男，无所重于女。”由此证明，男女两性天生平等，女子与男子本有对等的人权，是即女权。而“夫妇之名，嫁娶之制，男刚女柔，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习俗观念，均属后起的“不公平、不道德”的“人为之习惯”，应予破除。收复女权对于女子而言，因此具有天然合法性。此节结尾便极言： 语曰：不自由毋宁死！吾窃一易说曰：女权不复毋宁死！此女权之原则也。(32) 尽管《女权平议》只是残篇，不过，如结合《中国新女界杂志》的诸多论说，钩稽铺排，还是可以大致了解燕斌的思路。如从历史上考究妨碍女权之缘故，有忏碧所作《妇人问题之古来观念及最近学说》的系统论述，也有散见各篇的对于“男尊女卑”一类旧学说的批驳。而介绍欧美女界情况，则以燕斌本人最为用力，先后刊有《美国女界之势力》《请看俄罗斯二百年前之妇人界》《欧美之女子教育》《纪美国妇人战时之伟业》(33)诸文。更值得关注的是，此类文字无论反观历史，还是远究域外，都是针对当下中国的现实发言，具体说来，即是“以定吾中国提倡女权之方针，分其次第，期以实行”。 由“女权之将来”以及“分其次第”之言，可以意会，在燕斌看来，“女权”的内涵既在不断进化发展，其实现也需要经历若干阶段。或者可以说，在不同的阶段里，女权应有不同的实践形态。故此，为因应晚清中国的现实情境，燕斌所要“扶植”的“女权”也染上了鲜明的国家主义色彩。 按照燕斌的女界进化观，中国女界应“由家族的妇人地位，进而为国家主义的妇人，更进而为世界主义的妇人”。“世界主义”属于未来的理想，燕斌对此不及讨论。而晚清女性尚处于“家族的妇人地位”，当务之急是将其提升为“国家主义的妇人”(34)。后者即为《中国新女界杂志》大声呼唤的“女国民”。还在《发刊词》中，燕斌已以“欧美诸强国”为表率，赞扬“其女国民，惟日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亦不之惜。斯其国始得为有民，宜其国势发达，日益强盛，而莫之能侮”。中国的状况恰与之相反，“虽有多数女国民之形质，而无多数女国民之精神，则有民等于无民”。故燕斌认为，中国“以硕大民族，势力衰微”(35)，根本原因在此。既然国力的强盛与女国民的质量与数量成正比，祈望中国迅速强大的燕斌，于是也将培植女国民确定为其所办刊物的主旨，自白： 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国民”四个大字。本社创办杂志的宗旨，虽有五条，其实也只是这四个大字。本社《新女界杂志》从第一期以后，无论出多少期，办多少年，做多少文字，也只是翻覆解说这四个大字。(36)女国民由此成为《中国新女界杂志》对晚清女性群体的普遍期待。 在燕斌的用语中，“女国民”既等同于“国家主义的妇人”，便意味着对现行政权所代表的国家有认同感。这也使其区别于秋瑾激烈的种族观念，在政治立场上更接近于温和的改良派。《发刊词》中称“近年以来，朝野上下，始从事于女子教育问题”，是“为吾女学界开一新纪元也”(37)，已露端倪。更明显的是对“女子国民捐”的全力肯定。燕斌为此专门写了一个长篇演说文，不但赞美1906年9月1日清廷发布的预备立宪上谕“放出祥光瑞气”，而且针对批评“国民捐”的议论，也坚定地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予以反驳。因为“有人说，他捐的钱，都交在户部银行，明明是为虎作(伥)呢，不过去供给政府的霍挥［挥霍］罢了。提起赔款来，一定还是去剥削百姓罢”，燕斌的辩护就很有些强词夺理：既指责“女子国民捐”发起一年来，得款甚少，“还不够零头的零头呢”，“这能怨他不得已，又去剥削百姓么”？又说，“就任他挥霍了，究竟还是用在政治上面，终须有个报销，有个着落，也比那太太们奶奶们，整日里施僧修庙，焚香赶会，拜佛念经，拿着有用钱财，去供给老和尚挥霍，强的多罢”(38)。此类言说已经明白显示出燕斌的国家至上立场。其逻辑起点为，国家的权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凌越于个人权益，而唯此为大。 当然，这也不表示燕斌全盘认可现政权的作为，相反，对于历代相传、亦为清朝所承袭的专制政体，其《本报关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一文即曾痛加批判。只是，由于该文采用了寓言体，作者只形容它是“两个字里头的最大怪物”，“发出凶光万丈，臭气千条，恶不可当；所有一切的字，若是会奉承他，还可偷生苟活；若是稍微冲犯着，可就没有命了”；述其历史，在中国是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发作，西洋各国则是19世纪以后，先在欧洲站不住脚，四十年前，在日本也被打出来，俄国早晚也不能住了，“唯独中国，本是他极好的一个养老院”，却又有五百零九个字合成的上谕“颁行各省，声明教大家预备资格，约定年限，定要把他两个字合成的大怪物，在中国几千年放出的毒气，斩草除根似的，拆开了消尽了，不准他们两个字再到一堆，结合起来害人”(39)。这样缠绕的表达，“专制”二字始终未道破，确会造成额外的困扰。难怪秋瑾对《中国新女界杂志》大为不满，严词斥责： 某某之杂志，直可谓之无意识之出版，在东尚不敢放言耶？文明之界中乃出此奴隶卑劣之报，不足以进化中国女界，实足以闭塞中国女界耳，可胜叹息哉！而其第三期《中国女报》拟定的一则“演坛”题目，即为“专制毒焰之澎涨”(40)，亦不无针锋相对、纠偏补弊之义。 以国家主义为救国方策，燕斌关于女性权益的所有思考，从人身的自由开始，包括其在《女权平议》中所称羡的欧美女子享有的“姻婚［婚姻］之自由，学问之自由，生业之自由”(41)，因此无不置于这一理论中。 对于女性人身自由的讨论，在晚清主要集注于身体与行动两项最基本权利的拥有。前者以抨击缠足为极致，后者多半关涉“男外女内”的规限。燕斌也是如此。依据人道主义女权观，燕斌既痛心于“吾中国社会，对于女子，更有最不仁之行，为世界所未有者，则缠足是矣”，又揭示其危害不仅及于女子一身： 迟之既久。举步维艰。周身气血，不能流通，斯疾病生矣。此时为病女。将来即为病妇。病体之遗传，势必更生病子孙。使仅为一人一家之事实，则所关尚细；无如千百年来，统二万万之妇女，已皆沦于此境界，迄未改革焉，则其人种之健全，必不可得。彼“东方病夫”之徽号，诚哉其有自来矣！(42)小说《补天石》则从禁锢女性于家中的角度，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只因数千年来，有一个最奇的习俗，凡是女子，都须收藏在家里，连风儿都不叫吹着。虽有手却不让他做事，虽有脚却不让他走路，只算是男子的玩物罢了。因此那汉族的女子，都衰弱起来。女子既然衰弱了，那女子所生的男子，自然就一代不如一代，也衰弱起来了。列位请想，一国的民族，既然成了这种现象，难怪外人呼他为病夫、为老大罢。(43)总之，在燕斌的追究下，无论缠足还是幽闭女性，都造成了汉族人种的衰弱(因缠足为汉族风习)，乃导致中国国势衰微的深层原因。结论于是也很现成：如要振兴国力，必自恢复女性的人身自由权开始。 言及婚姻自由，燕斌专有《中国婚俗五大弊说》详加阐论。而无论其弊端为“媒妁”、为“早聘早婚”，还是“迷信术数”等，无不危及国家前途。如媒妁撮合男女，于“财利之外，他非所顾”。如此漠视性情才德的婚姻，往往造成“夫妇之情意不洽”，并由此带来一连串恶果——“情意不洽，则气脉不融；气脉不融，则种裔不良；种裔不良，则国脉之盛衰系之矣”。而早聘早婚同样被斥为“中国人种日劣之大原”。凡此对于中国婚姻旧俗“贻害无穷”的清算，概言之即为： 吾恐其患之中于个人者尚小，而无如养成依赖之性根，损失家庭之幸福，消耗社会之资材，演成种裔之悲剧，而国民之生殖力、发展力，亦以俱形其薄弱也，其害可胜言哉！因此，燕斌反对“唯凭父母之意见”、以“父母为绝对的主体”之“父母专婚”，而肯定青年男女“请命于父母”“以请命者为主体”的“父母主婚”(44)，也应放在这一笼罩婚姻、家庭的国家主义背景下考量。女性的婚姻权因此也与国家发生密切关联。 至于生业的自由，由于中国女子被禁闭家中，此项权利自是完全缺失。尤其是在与女界“最有势力的，以美国为第一”的对比中，美国女界“于事业的各方面，不但与男子平等，并且还有强似他的地步”，中国女子却“没有独立的事业，凡事皆仰给于男子”(45)，两个国家的盛衰强弱，在此也立分高下。 而《中国新女界杂志》、也是主编燕斌最关心点，尤在“学问之自由”，即女性教育权问题。“鼓吹教育”尽管被列于该刊“五大主义”的第三条(46)，对于报社同人来说，却实为其倾心致力之首务。《本社征文广告》已明言：“本社创办杂志，原以开通风气，提倡教育，为最要之主旨。”(47)而教育作为“女权”的第一义项，在燕斌的如下表述中也得到凸显： 所以本报提倡女权，是要指望大家先从真实学问下手，然后从事于各种事业。(48)当然，此一对于女性教育的强调，亦与国家主义的整体语境相关。援用燕斌的说法即是：“故论女子之时代，其与国家之密接关系者，就普通论之，当以教育为急。”(49)准此，女性教育权及其实施，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以培养女国民为目标。 依照燕斌的构想，女国民教育大体可分为物质与精神两个层次。燕斌最先在《发刊词》中引其端绪，紧接着，《中国新女界杂志》第二期即刊出了以“中国女子教育之方针”为题的征文广告： 女子教育之于中国，其关系固不待言。然奴隶的教育，与国民的教育异；物质的教育，与精神的教育异。种如何因，即收如何果，则施措之方针，宜早定也。本社恐仅就个人意见，不足以端海内之趋向，愿我同胞，各抒伟论，以解决此问题。谨择尤登布，庶从事斯道者，有所折衷焉。(50)可惜，这一面向东京与国内的征稿，经过再次刊求，结果仍不能令人满意。投稿虽然不少，燕斌却认为多半“与本报的主义不能相合，以致不便登载”(51)。而其间的缘故，主要在于对“精神的教育”论述不合格。 推究《中国新女界杂志》所谓“物质的教育”，大体相当于智育，指各种专门知识与职业技能的培训。燕斌以日本为此类教育的典型：“教育虽普及，究其实际，因被男界限制之故，所得者仅物质上的文明。”而由此“所造就者，良妻淑女，其上选也”。因此，日本的女子教育尽管比中国先进，燕斌也主张中国女学“不妨近取诸东洋，以医痼疾”；但她仍然认定，“物质的教育”尚属粗浅层次，其所培养的“良妻淑女”更适合“家族的妇人”时代，而非目前急需的“国家主义的妇人”(52)。 燕斌所理想的完全的女国民教育，则应在“物质”之外，更施以“精神的教育”。根据《发刊词》所述，“但深望当事者，勿徒尚物质的教育，必发挥其新道德，而活泼其新思想”(53)，可知“精神的教育”实指向“新道德”与“新思想”。这也是《中国新女界杂志》之所以将“提倡道德，鼓吹教育”并列，作为第三条主义的深意(54)。而此一更上层楼的教育，所取法者乃是欧美，燕斌即坦言，“精神上的教育，则断宜以欧美为师”(55)。 这一源于欧美的“精神的教育”既以“新道德”为主体，《中国新女界杂志》因此大加提倡，推许其“乃是世界通行的女子新道德”。而对此“新道德”的阐释，单看燕斌于《本报五大主义演说》所述，不无夹缠不清处，远不及巾侠的《女德论》取镜欧美女权精神，提出的“慈爱”、“高尚”、“侠烈”、“勇毅”(56)之四德明晰且系统。不过，参照《发刊词》中燕斌赞羡“欧美诸强国”“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灌注于脑筋”，也不难理会，爱国思想理所当然应为“女子新道德”的基本要素。因此，说到“新道德的好处”，燕斌也必以此居先：“第一件是女子的新道德，若果然发达了，便可与男子，同具有国民的资格，尽一分国民的义务，国家便可实在得着女国民的益处了。”而“这担任国民义务，必先富于爱国思想，把国看的，比自己生命还重，无一刻能忘了”。经过这样充满爱国思想的“精神的教育”洗礼，燕斌所期盼的“斯教育一女子，即国家真得一女国民”(57)方可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哪个层次的女子教育，燕斌都以为应与男子教育毫无差别。“凡男子所能学的，无论是什么海陆军，政治、法律，工业、农业、商业，哲学、理学、文学、医学等等，都要分配开了，去研究个毫无余蕴。”(58)而只有获得同等教育，女性才能够在择业上与男性享有同等待遇，进而在一切的权利上与男性平等。这也是燕斌特为看重女学的缘故。 虽然在燕斌的论述中，“欧美女界”作为超越日本的典范，其女权之发达已足令中国女界艳羡，但其实“欧美”之中，仍有轩轾，燕斌最赞赏者还在美国。断言“近世女权之最发达者，当以北美合众诸州为最；女权之最不发达者，则以吾中国为最”(59)，已尽显此意。美国与欧洲的差距，归根结底在参政权。译述《美国女界之势力》时，燕斌于是特别致意于美国女性在“官吏界”与“议员界”的任职，一则说：“世界上各国的官吏，无论大小，皆是男子的专业，从来没有女子作官的。”一则说：“必有选举权的人，方能举别人作议员；必有被选举权的人，方能被别人举他作议员。这是一定的道理了。但是各国宪法上，从未认许女子，有这个权利。”而唯独美国女界首开风气，享有此权(60)。由此可见，燕斌倡导女国民“精神的教育”，所要达致的最高目标，实在女性获得参政权。而必至此境界，才可谓为完全的女权。 从强烈的国家主义理念出发，由燕斌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以塑造具有“新道德”的女国民为中心，燕斌充分展开了对于逐步实现女权的设想。而其问题意识既得益于留学日本、汲引最新学说的便利，又充分体现出杂志同人所代表的留日女学界炽热的救国情怀。恰如燕斌在《中国女报》上发表的一首诗作所吟诵：“女学苟不振，国民安可兴？女界不维新，教育胡能成？关键于爱国，吾侪务血诚。”(61)其所吐露的心声正可作为创办杂志的缘起解读。只是，由此引发的国家至上，在实践中也会导致集权统治，对其间可能存在的弊害，燕斌等人显然缺乏意识。 三、《天义报》中的女虚无党 何震作为《天义报》的编者，过去一直不被认可，近年学界则多持肯定态度。笔者认为，两说都存在偏差。实则在办刊方面，何震初期投入较多，嗣后热情退减，故杂志主要仍由何震的丈夫刘师培支撑(62)。创刊之际，曾在多处登载的《〈天义报〉广告》，已明确将该刊定位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63)。虽然很快又兼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会刊，但刊期到19卷的杂志，多半将有关女性的论述置于“社说”(或“论说”)栏首位，仍体现出对“女子解放”话题的突出关注。而何震本人的写作也如同火山爆发，数量之多在其一生中空前绝后。 有趣的是，《天义报》第一期卷首，刊发了何震绘图的《女娲像》，恰与燕斌的“炼石”别号相对应。不过，与燕斌的志在“补天”迥异，何震突出的是女娲“断鳌足，杀黑龙，先禹有功抑下鸿(按：通“洪”)，辟除民害逐共工”的伟业。凭借这份救世济民的功劳，何震认为女娲应“与轩、羲并隆”(64)，即与黄帝与伏羲一起受到后人的尊崇。此图像与赞语有意将女性对于人类的贡献追溯至历史源头处，实为何震所持男女平等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追溯何震的思想轨迹，1907年2月同刘师培一道赴日后，夫妇二人与日本社会党中的激进派多有接触，因而迅速接受了无政府主义(65)。何震当年曾坦言：“吾于一切学术，均甚怀疑，惟迷信无政府主义。故创办《天义报》，一面言男女平等，一面言无政府。”(66)而建基于无政府主义之上，也使得何震的男女平等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 无政府主义最核心的理念是消灭阶级、废除国家，反对一切统治关系的存在。秉持此意，何震等《天义报》发起人也认定，“世界固有之社会，均属于阶级制度”，“均含有不平之性质”，故“非破坏固有之社会，决不能扫除阶级，使之尽合于公”(67)。革命的正义性与必要性由此发生。而《天义报》区别于其他无政府主义报刊的独特处，乃是在所有领域的革命中，将“女界革命”(亦称“男女革命”)放在第一位。创刊号登载的《简章》已宣告： 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行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故名曰天义报。(68)“天义”在何震等人的语境中，相当于“真公”“至公”，意指天下正义、公道之所在，实以平等为旨归。因此，“女界革命”所要达致的男女平等，本是无政府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何震所言：“盖无政府之目的，在于人类平等，及人无特权。若男女平等，亦系人类平等之一端；女子争平等，亦系抵抗特权之一端，并非二主义相背也。”⑧这是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逻辑推演出来的道理。只是，何震以“女界革命”居先，还另有深意。 就人类最基本的关系构成而言，实属男女两性。而自原始社会(何震谓之“图腾社会”)解体，父权制建立，女性即受制于男性。这就是何震等人所谓“世界固有之阶级，以男女阶级为严”。由此，男女权利的不平等，也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决定了社会的阶级属性，并深入到人们意识的最深处，以致其他阶级关系的改变，亦不能影响男权即男性特权的尊崇地位。用何震的说法，即是女子“贵为王后，其身不可谓不尊，而受制于男自若也”。既然人类平等乃是“天义”，占人类半数的女性无权状况自不可容忍：“使女子而非人类也则已，使女子而为人类，又安能日受压抑而不思抵制乎？”于是，在《天义报》发起人那里，结论也很现成：“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而必须优先进行的“女界革命”与其他诸种革命的关联便呈现为：“夫以男女阶级之严，行之数千载，今也一旦而破之，则凡破坏社会之方法，均可顺次而施行，天下岂有不破之阶级哉！”(70)在此，“女界革命”显然被认定为具有动摇现行社会结构全局的突破效力。当然，这只是理论推导的结果，占先并不意味着可以单独获得成功，何震即一再强调：“居今日之中国，非男女革命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亦不得合于真公。”(71)因此，更值得重视的是何震凸显“女界革命”重要性的思路。 尽管随着“社会主义讲习会”内容比重的不断加大，当年10月底《天义》第8—10卷合册出版时，更正后的《简章》已将最初列于首位的“提倡女界革命”，替换为“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72)，并移至五条纲领的最后一项，但其精神仍前后贯通。甚至可以说，经由后者的概括，何震倡言的“女界革命”底蕴也得到了精粹揭示。 阅读何震在《天义报》的所有论述，不难发现，“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乃是其统贯的立场与信条。“女界革命”正以此为目标，极言之则谓： 要而论之，男女同为人类，凡所谓男性女性者，均习惯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职务，亦必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此诚所谓男女平等也。(73)显而易见，何震所谓废灭“男性女性之名词”，并非指消除男女两性的自然特征，而是要求泯灭男女在社会性别上的差异。因为社会性别歧视乃是由习惯与教育等社会文化与制度塑造形成，而在何震的语汇中，这些人为的规范、制度统称为“人治”。 在批判社会性别的不平等时，何震也采取了和前述两份女报完全不同的论述方式，放弃了更贴近其时女性日常生活的话题，乃至不涉及两报热衷抨击的缠足、包办婚姻等陋习，而是直抉根本，专一从清理制度入手。《女子宣布书》最典型。何震揭发男女不平等的“古制”，归结为四事：“一曰嫁娶上之不平等”，“二曰名分上之不平等”，“三曰职务上之不平等”，“四曰礼制上之不平等”(74)。其中第一条检讨的是婚制，痛斥男子多妻，明显与燕斌关注“婚俗”中的“媒妁之弊”“早聘早婚之弊”等异趣(75)。 针对“男女之间，其制度失平”(76)的现状，何震在批判的同时，也要求遵从男女平等的原则，逐一加以矫正。如以“实行一夫一妻之制”，革除婚制中的不平等；以“无论社会间若何之事，均以女子参预其间”，破除职业上的不平等。而其首先身体力行的，则是对姓氏制度的革命。何震尖锐地指出，姓氏所涉关系重大，女子“姓则从夫”这种名分上的不平等，实乃“以女子为男子附属物”的表征。由此，针锋相对的解决之道即为： 既嫁之后，不从夫姓；如从父姓而遗母姓，仍属不公。故生当今时者，当并从父母得姓(即双姓并列是)。俟满洲革命以降，则男女均去其姓，以合至公之理。(77)虽然因应现实，“双姓”与“废姓”在推行时尚需分别先后，但在首倡者何震本人，自《天义报》创刊伊始，便已将二者同时付诸实行：第一号目录中所列作者署名均为“嚣震”，正文则一律为“震述”。其关注男女平等的实现以及实行之决心，于此清晰可见。 而采用“双姓”与“废姓”，也是何震主张“男女绝对之平等”的绝佳例证。实际上，只有从追求绝对平等的角度，何震诸多奇特惊人之论才可以得到准确解读。 《女子复仇论》可谓何震最有名的文章。其开篇提出的“男子为女子之大敌”的观点，在作为何震“女界革命”论纲领的《女子宣布书》中先已倡言。而其前提是“女子受制于男，已历数千载之久”，故“女子一日不与男子平等，则此恨终不磨”(78)。可见，看似荒谬的男子为女子大敌、女子要向男子复仇的立说，本是起因于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从而集中体现了女性先进反抗男性特权压迫的高度自觉。并且，何震用激烈语气表述的“复仇”，只不过是“复权”的别一说法，但更突出了其间“实行”的意涵。也就是说，何震是将反抗男权压迫以实行男女平等的自觉行动称为“复仇”。为此，何震甚至一再倡导使用暴力，如《女子复权会简章》规定的两条“对于女界之办法”，一为“以暴力强制男子”，一为“干涉甘受压抑之女子”(79)，其所惩治的对象也包括了女性自身。显然，何震认为，暴力是在“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的“女界革命”过程中不得不采用的手段。 另一“如有以未昏之女，嫁再昏之男者，女界共起而诛之”的规定，更是在当时已引起争议。日本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便表示“不解”，因“爱情为男女交际之要件”，其他均无关紧要，故怀疑何震“仍为古来‘贞女不见二夫’之陋道德所染”。实则，何震之说系由“以初昏之男，配初昏之女”推衍而来，仍是出于谋求男女绝对平等的考虑，并将之推行到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层面。秉持同样的理由，在反对“男子多妻”的同时，何震也大力谴责以“抵制男子”为名的“女子多夫”。对何震而言，“平等”比“自由”更重要，她正是以此概括与幸德的分歧：幸德之意“在于实行人类完全之自由”，己意“则在实行人类完全之平等”(80)。这种对“平等”的绝对尊重，以致置于“自由”之上，也是何震区别于其他晚清女权论者的特出之处。 由上可知，何震那些貌似偏激的言论，其实往往同时兼顾男女两性立言，绝无例外。故其对于“复仇”的界限也有明确的提示：“盖女子之所争，仅以至公为止境，不必念往昔男子之仇，而使男子受治于女子下也。”而何震对于平等的绝对化诉求，正是源自其当时崇信的无政府主义： 盖政府既设，即有统治机关。而统治机关，必操于男子之手，是与专制何异？即使男女同握政权，然不能人人均握政权也，必有主治、被治之分。以女子受制于男，固属非公；以女子而受制于女，亦属失平。故吾人之目的，必废政府而后已。政府既废，则男与男平权，女与女均势，而男女之间，亦互相平等，岂非世界真公之理乎？(81)换言之，只有进入无政府社会，何震所致力的“男女绝对之平等”才可以真正实现。因此，“颠覆一切现近之人治”(对于女性来说，则是“覆人治以弭男权”)(82)，也被《天义报》同人视为实现人类平等、包括男女平等的必由之路。 小而言之是男女平等，大而言之为人类平等，要达到这一目标，《天义报》在讨论与“女界革命”并行的“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经济革命”时，也始终坚守了无政府主义立场。 主张“驱除鞑虏”的革命派，尚可算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半个同路人。况且，何震本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从民族革命到无政府革命的转变。不过，《天义报》时期的何震与刘师培已明确在二者之间作出界划，二人联名发表的《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对此进行了集中清理。何、刘认为，革命派实行的种族革命仍存独尊汉族的民族不平等观，与无政府革命以“满人之当排，非以其异族而排之也，特以其盗窃中国，握中国之特权”的出发点不同。并且，革命派于“革命之后，希冀代满人握政权”，亦是出于自私自利之心，因此终不如无政府革命纯洁、彻底：“满洲政府既覆，则无政府之目的可达”；而“革命以后，无丝毫权利之可图”，“则革命出于真诚”。因此，无政府革命实为包含了种族革命“排满之目的”，且更高一筹、“一劳永佚”的革命(83)。 相对而言，努力推行新政的改良派与立宪派则被视为无政府革命的敌人。刘师培专门写过《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一文，阐发此意。由何震参与的论说也指认，新政崇信与效法欧美、日本的“伪文明”，不仅将中国传统的“放任之政府”变为“干涉之政府”，“自由之人民易为受制之人民”，加大了无政府革命的难度；而且，对人民的剥削、压制更甚。因此，对所有可能加固清政府的新政举措，何震等人也一律猛烈声讨：“以法治国”被认作“实则贵族、资本家，咸受法律之保护，而平民则受法律之蹂躏”；“建立议院”则“为政府所利用，以病其民”；“振兴实业”“不过为竣［朘］削贫民计”；“广设陆军”又“不过为镇压民党及戕贼弱种计耳”(84)。至于燕斌极力赞美的“女子国民捐”，其倡导者吴芝瑛干脆被骂为“女子而为盗行”，乃是“吸国民之产，以为腐败政府效忠”(85)。 在此理路中，作为新政之一的新式教育当然也会遭到痛责。女学也不例外。《女子教育问题》开门见山即指出：“近日女子教育，均奴隶之教育也。不惟亚东为然，即欧美亦然。”在燕斌那里更为先进、属于“精神的教育”典范的欧美，依何震等《天义报》同人之见，因其施行“宗教教育”，照样不脱“形式之解放”的窠臼，距离“排除一切奴隶教育”的“思想上之解放”尚远。日本与中国的女子学校，又“非迫女子为家庭奴隶，即迫女子为国家奴隶，其立意虽殊异，而其为奴隶教育则同”。就中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奴隶”的提法。出于无政府革命的理念，何震等反对以军国主义、尚武精神“提倡于女界”，故指控“仅勉女子以爱国，则是导女子于国家奴隶耳”；而“关于国家主义者，宜在屏遗之列”(86)，自然成为革新女子教育必不可少的一节。在此也昭示出《天义报》同《中国女报》、尤其是《中国新女界杂志》之间深巨的鸿沟。 更进一步，出于对任何权力的警惕，即认为权力都会带来不平等，所谓“盖人治一日不废，权力所在之地，即压制所生之地也”(87)，何震对“女权”的使用也相当谨慎。在参政权态度上，尤可见出其思考的深入与透彻。无政府主义既认为“政府者，万恶之源也”(88)，政府当然也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如要“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自须先废政府。在此意义上，何震提出了“尽废人治，实行人类平等，使世界为男女共有之世界”的理想，并指出：“欲达此目的，必自女子解放始。”对先进者视为女权最高级别的女子参政权，何震不仅不予提倡，反断然否定，以为其违背了“国会政策为世界万恶之源”的无政府原则，也势必在女子之间造成新的不平等，故要求“有志之妇女”将争获参政权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据此，何震也将“解放女子”的“根本改革”之道归结为“尽覆人治”，而不以女子“对男子争权”(89)为然。 由上可知，对于排满的“种族革命”、推翻君主制的“政治革命”，《天义报》指出的光明大道，最终都通向无政府革命。所言“经济革命”同样如此，何震即概括其内涵为“颠覆财产私有制度，代以共产，而并废一切之钱币是也”(90)。其实，无论何种革命，何震等人明示的实行方法均不外“反抗在上之人”一策。而以弱势者反抗强权，除去不能持久的“全体罢业”(91)之类消极抵抗，便只剩下暴力抗争一途。而这也被何震视为最有效的革命手段，故力言：“特无政府主义，不仅恃空言也，尤重实行。”受其时俄国民意党不断得手的暗杀恐怖行动的鼓舞，何震也肯定：“世界无政府党，以俄国为最盛。”“盖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92)投掷炸弹的女虚无党，于是成为何震对中国女子的最高期望。 基于无政府主义理想，《天义报》所倡导的“女界革命”以“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为精义，带有强烈的理论色彩。由此，既造成了何震等人思考的彻底性，不纠缠于枝节，而始终寻求根本解决之道；同时也因悬的过高，不顾及现实国情，躐等而行，渴望毕其功于一役，以致阻断了实际进行革命的路径。尽管其说不乏偏执，但从中透显的思想的深刻，仍使《天义报》在当时的女报界独占鳌头，并光照后世。 总括而言，1907年确可谓中国女报的黄金时代，其异彩纷呈令人惊叹。而无论是秋瑾主办的《中国女报》之提倡民族主义、燕斌主持的《中国新女界杂志》之宣导国家主义，还是何震编辑的《天义报》之标举无政府主义，都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切近了女性与国族的关系问题。而由此形成的多元论述，无疑丰富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图景，也是一笔至今引人不断回味的精神遗产。 收稿日期：2014-04-10 注释： ①即《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日本·东京)、《女学报》(北京)、《天义报》(日本·东京)、《天足会报》(上海)、《中国女报》(上海)、《中国妇人会小杂志》(北京)、《中国新女界杂志》(日本·东京)、《妇女会报》(北京)、《星期女报》(北京)、《神州女报》(上海)。见史和、姚福申、叶翠娣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5—407页。 ②自第3卷起，刊名改题《天义》。 ③如瑾(陈志群)：《女界二大杂志出现》，《(续办)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第113页，1907年7月。另，《天义报》广告刊此期杂志卷首，卷末则有《中国新女界杂志》与《中国女报》广告。 ④见《中国女报》第1期，第47页，1907年1月；秋瑾：《致陈志群》其三(1907年4月3日)，郭长海、郭君兮辑注：《秋瑾全集笺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452页。 ⑤何震于《天义》第7卷(1907年9月)发表《〈秋瑾诗词〉后序》，言及：“秋瑾罹祸之岁，七月初旬，得其诗词若干首，各为一卷，乞太炎先生及吾师曼殊为序，并由吾友王芷馥女士助资排比，阅二旬而成。”(第45页)其所得秋瑾遗稿来自陶成章与龚宝铨(见龚氏《〈秋女士遗稿〉跋》，《秋女士遗稿》，东京，1910年)。《秋瑾诗词》出版后，凡订《天义》全年者，“均附送一册”(《〈秋女士诗词〉出板豫告》，《天义》第5卷，卷末，1907年8月)又，该刊并刊发过《秋瑾传》《绍兴某君来函论秋瑾事》及《秋瑾死后之冤》诸文。 ⑥参见秋瑾：《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敬告姊妹们》，《秋瑾全集笺注》，第376—377、386页。 ⑦秋瑾《致陈志群》其九(1907年6月17日)中提及：“《女报》编辑已就，前因无暇，约于此月必行付印。”(《秋瑾全集笺注》，第458页) ⑧《女子教育》署名“钝夫”(目录)或“纯夫”(正文)，此文后在《(续办)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刊出修订稿，自署“志群”，与《恭喜恭喜》一文作者名相同。实则，“志群”即陈志群，本名陈以益。 ⑨参见郭延礼：《秋瑾年谱简编》，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⑩秋宗章：《六六私乘》，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第133页。 (11)汉侠女儿：《精卫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秋瑾史迹》，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162—168、28页。 (12)秋瑾：《致陈志群》其一，《秋瑾全集笺注》，第450页。 (13)秋瑾：《发刊辞》《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第1—2、13页，1907年1月。 (14)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第13—14页。又，“奴仆”后原多出一“奴”字。 (15)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第14—15页。 (16)“若安”为法国救国女杰圣女贞德(Jeanne d'Arc,1412—1431)的译名。 (17)鉴湖女侠秋瑾：《勉女权》，《中国女报》第2期，第48页，1907年3月。 (18)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第15页。 (19)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5—6页，1907年1月。 (20)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7页。 (21)林宗素：《叙》，第1—2页，金一：《女界钟》，1903年。 (22)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8页。 (23)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8—10页。 (24)林宗素：《叙》，第2—3页，金一：《女界钟》。 (25)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10页。 (26)黄公：《大魂篇》，《中国女报》第1期，第10、9、11页。 (27)参见《论女界医学之关系》之炼石志、《中国留日女学生会成立通告书》、炼石：《罗瑛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2、5期，第19、75、51页，1907年2月、3月、6月(实际大约11月出版)。 (28)中国新女界杂志社：《本社特别广告》，《中国新女界杂志》4期，卷首，1907年5月，实际大约7月出版。 (29)参见《本社特别广告》《本社借股诸君公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第6期，卷首，1907年6月、7月，实际大约11月、12月出版。 (30)第4期《本社特别广告》称：“惟前因特别事故，以致未能如期出版。” (31)炼石：《罗瑛女士传》，《中国新女界杂志》第5期，第54页。 (32)炼石：《女权平议》，《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2—4、6页。 (33)其中《美国女界之势力》与《纪美国妇人战时之伟业》署“炼石”，刊《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2、4期；《请看俄罗斯二百年前之妇人界》与《欧美之女子教育》署“娲魂”，刊第1、2—6期。 (34)炼石：《留日见闻琐谈》，《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34页。 (35)炼石：《发刊词》，第1—2页，《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 (36)炼石：《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42页。 (37)炼石：《发刊词》，第2页，《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 (38)炼石：《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3期，第44、24—25页，1907年2月、4月。 (39)炼石：《本报对于女子国民捐之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43—44页。 (40)秋瑾：《致陈志群》其三、其四(1907年4月3日、4月23日)，《秋瑾全集笺注》，第452、454页。 (41)炼石：《女权平议》，《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6页。 (42)炼石：《女界与国家之关系》，《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3页。 (43)娲魂：《补天石》，《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49页。 (44)炼石：《中国婚俗五大弊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第3、5、8、2、6页。 (45)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79、81、80页。 (46)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3页。 (47)《本社征文广告》，《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卷首。 (48)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81页。 (49)炼石：《女界与国家之关系》，《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3页。 (50)《本社悬赏征文广告》，《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卷首。 (51)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4期，第20页。杂志第三期再次刊登《本社征文广告》，吁求“男女同胞”踊跃发表意见，“想热心君子，必不忍坐视而缄默耳”。 (52)炼石：《留日见闻琐谈》，《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32、134页。 (53)炼石：《发刊词》，第2页，《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 (54)参见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4期，第13、19—28页。 (55)炼石：《留日见闻琐谈》，《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134页。 (56)炼石：《本报五大主义演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4期，第21页；巾侠：《女德论》，第1期，第13—15页。 (57)炼石：《发刊词》，第1、2页，《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本报五大主义演说》，第4期，第24—25页。 (58)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80页。 (59)炼石：《女权平议》，《中国新女界杂志》第1期，第1—2页。 (60)炼石：《美国女界之势力》，《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第97—98页。 (61)燕斌：《浩气吟》其四，《中国女报》第1期，第47页，1907年1月。 (62)参见笔者：《何震的无政府主义“女界革命”论》，《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3辑，第311—350页。 (63)此广告至少在《(续办)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复报》第10期以及《神州女报》第1号刊载过。 (64)何殷震：《女娲像并赞》，《天义报》第1号，卷首，1907年6月10日。 (65)参见万仕国：《何震年表》，第3页，自印本，2010年。 (66)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第30页，1907年9月1日。 (67)何殷震等：《〈天义报〉广告》，第1页，《(续办)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1907年7月。 (68)何殷震等：《简章》，《天义报》第1号，卷首。 (69)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第30页。 (70)震述：《女子复仇论》，《天义报》第2号，第4、1页，1907年6月25日；何殷震等《〈天义报〉广告》，第1—2页。 (71)何殷震等：《〈天义报〉广告》，第2页。另参见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6页。 (72)何殷震等：《简章》，《天义》第8—10卷合册，卷首，1907年10月30日。 (73)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6页。 (74)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1—2页。 (75)炼石：《中国婚俗五大弊说》，《中国新女界杂志》第3期，第3—10页，1907年4月。 (76)何殷震等：《〈天义报〉广告》，第1页。 (77)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3、4、2、3—4页。 (78)震述：《女子复仇论》，《天义报》第2号，第1页；《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3页。 (79)《女子复权会简章》，《天义报》第1号，卷末。 (80)震述：《女子宣布书》，《天义报》第1号，第4、6页；《幸德秋水来函》及其后之“震附志”，《天义报》第3卷，第45、46页，1907年7月10日。 (81)震述：《女子复仇论》，《天义报》第2号，第3、2—3页。 (82)何殷震等：《简章》、震述：《女子解放问题》(又题《妇人解放问题》)，《天义》第8—10卷合册，卷首、第5页。 (83)震、申叔合撰：《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第17—19页；第7卷，第22页，1907年9月15日。 (84)震、申叔合撰：《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7卷，第20—21、16—18页。申叔《论新政为病民之根》刊《天义》第8—10卷合册。 (85)志达：《男盗女娼之上海》，《天义》第5卷，第33页，1907年8月10日。“志达”很可能是何震的另一笔名，《天义》第13、14卷合册所载《女子教育问题》与《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二文，目录页与正文中作者署名之“志达”与“震述”相互易位，此后亦未有更正说明，可见二者本可置换。而阅读“志达”的文字，其思路与表述也与何震、刘师培最接近。 (86)志达：《女子教育问题》，《天义》第13、14卷合册，第1—2、6页，1907年12月30日。 (87)震述：《女子解放问题》，《天义》第8—10卷合册，第3页。 (88)志达：《政府者万恶之源也》，《天义》第3卷，第34页。 (89)震述：《女子解放问题》，《天义》第7卷，第5页；第8—10卷合册，第1、6页。 (90)震述：《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天义》第13、14卷合册，第20页。 (91)震、申叔合撰：《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天义》第6卷，第15页。 (92)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天义》第6卷，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