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中部总会和上海光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会论文,总会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3-0079-06
一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孙中山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①
《中国同盟会总章》第1条规定：“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第16条规定：“本会支部，于国内分五部，国外分四部，皆直接受本部之统辖。”②国内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国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岛四个支部。国内务支部下辖数省区，如东支部设在上海，辖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却在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
1905年9月8日，同盟会成立后十多天，孙中山就“委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往香港、广州、澳门联络同志，主盟接收会员。不久，把香港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分会，陈少白任会长。”接着，委派“代理主盟员”许雪秋、邓子瑜、朱执信等，分别赴潮汕、惠州、广州以及广西、福建等地发展会员。同年末，黄兴“离日赴香港，旋化名潜入桂林郭人漳营中，策划起事。”③广东、广西是同盟会最早建立地方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的地区，孙中山对两广地区较为熟悉，早在1895年就在广州领导武装起义。
同盟会是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几个革命小团体组成的，一开始内部意见就有分歧，还有人对孙中山不满。从而，同盟会中就有提出应建立“有实际行动的队伍”者，主张“于同盟会外极须另组一个秘密机构，专以发展革命推翻专制为职志。”④如四川的张百祥、江西的邓文挥、湖南的焦达峰、湖北的刘公等人就对同盟会表示不满。共进会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成立，在《白话宣言》中称“我们不但要平均地权，而且要平均人权。”⑤
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宣传、鼓动革命的同时，积极联络会党、新军，发动武装起义。自萍浏醴起义后，孙中山又策动和领导了广东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钦州马笃山起义，云南河口起义等。孙中山当时的军事战略是以两广为突破口，先取华南的沿海和沿边地区，再攻取长江地区，然后向北推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数次起义除了萍浏醴起义在长江中游的湘赣地区发动外，其余大多发生在两广地区。
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则主张“中央革命”，即在江浙或华北地区发动起义。但是，徐锡麟、秋瑾等在安庆、绍兴的起义相继失败，熊成基率领安庆马炮营攻打安庆也未成功。
随着各地起事的屡遭重挫，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就更加明显了。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其时总理在北美，克强在南洋，东京本部无人主持，形势非常涣散。”⑥宋教仁、谭人凤、邹永成等曾对孙中山“设南部同盟会，专力广东”的做法有意见，说是“经略不远”。⑦又埋怨孙中山“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重，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都不肯给”，⑧宋教仁“似避人避世，遁迹烟霞”。谭人凤则当面责问孙中山，提出“改良党务”的要求，孙中山没有直接回答。事后，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钝初（宋教仁）问故，则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有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钝初未辩，返告余（谭人凤），余颇愤。次日复同钝初往，仍持此种论调。余驳之曰：‘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即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中山乃曰：‘可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⑨
孙中山在日本只逗留了十五天便离去，经香港往槟榔屿。见孙中山来去匆匆，也不解决内部矛盾，增加了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对孙中山的不满。谭人凤“大慊于中山矣。因与赵伯先（声）等商改组，以长江为进行地点。”⑩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便由此发端。
同年7月间，谭人凤在日本东京寓所，邀集在日本的各省区同盟会分会长及会员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针，到各省的同志百余人。”(11)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中策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之次者也；下策在边隅之地，设秘密机关于外国领地，进据边隅，以为根据，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或东三省，或云南，或两广，此策之又次者也。”(12)经众人议论，认为“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以取中策为好。”(13)会上提出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以策动长江各省革命工作，得到与会者的赞同。
多次起义遭失败，但孙中山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方针没有改变，决定筹集巨款，在广州再次发难。可是，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又失败了。宋教仁、谭人凤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认识到“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血的教训再一次说明，偏重南方边省起事的军事策略必须改变，“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己，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14)
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33人，其中福建籍会员9人、湖南7人、浙江7人、四川4人、江苏3人、安徽2人、云南1人。(15)长江沿岸省籍会员占大多数。会上通过了成立《宣言》和总会《章程》。具体策划长江流域一带革命工作的组织终于建立了。
由此可见，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在危难之际，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精神的激励，为扭转“广州既一败再败”的局面，为了“转谋武汉”(16)及长江流域革命，而在上海组成的。它是在特殊形势下成立，适应了革命发展的需要。
二
上海是同盟会和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基地。参加光复上海的革命组织有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上海支部和商团公会等，前两者是主要的策动者和领导者，并由陈其美和李燮和具体执行。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1906年夏东渡日本，同年冬加入同盟会。与蒋介石“最称莫逆”，介绍蒋“加入同盟会，并引见总理。他们常在一起推心置腹，誓共安危。”(17)1908年回上海，“在浙、沪、京、津各地致力革命运动。”(18)1910年宋教仁来上海，与陈其美等密谋成立中部总会。年底，筹备工作已接近完成。旋因黄花岗起义即将发动，陈因黄兴等人“待商迫切”，与谭人凤等去香港，成立大会暂被搁置。起义失败，陈其美回沪。不久，谭人凤等也来沪，商议成立中部总会之事。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陈其美被推为庶务部长。
李燮和，字柱中，湖南安化人。1904年加入华兴会，后在上海结识陶成章，参加了光复会。1905年经黄兴介绍，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他一人具有华兴、光复、同盟三会会员的身份。1910年2月，陶成章、章太炎在东京重建光复会，李为南部执行员，地位仅次于陶、章。“辛亥三月，黄兴以书召燮和，会于香港，遂有广州之役……燮和既离广州，遇陶成章、王文庆，遂与俱至上海，晤陈其美。”(19)1911年 4月，光复会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今济南路）良善里设锐进学社，为“机关部”，“以部务属之尹锐志、尹维俊（峻）”。李燮和为支部总干事。尹氏姐妹负责具体工作。
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派重兵镇压。宋教仁自武昌致函陈其美、杨谱笙等：“此间战事吃紧，亟望各处响应。闻上海所购子弹，未得成就，不知以后另有设法否？总乞力谋之。”(20)望上海同志“力谋”购买枪支弹药，解救武汉之危。
武昌首义后，率先报道起义的是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接着是《申报》、《新闻报》和《时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后，我们上海全体同志极为振奋，认为机不可失，皆跃跃欲试。”(21)陈、李都感到时机已到，陈其美“联络各报悉力鼓吹。而民志以摇”，李燮和“得陈汉钦、黄汉湘以招拊淞沪军警，而军心亦变，将以之组织光复军”，陈其美还因“李平书联络上海城内外各段商团，而张其羽翼。不旬日而人心思汉，蠢蠢欲动矣。”(22)
陈其美、李平书、叶惠钧、沈缦云等秘密商议，“日必举行会议，废寝忘食，恒至通宵不寐”。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商团方面，原先拟定上海“待南京先发难”后再行动，但考虑到“汉阳危急，非上海响应，无以解武汉之危”，于是“决计先从上海入手。”(23)并决定“上海先动，苏杭应之”。
光复会方面，尹维峻从浙江返沪，告诉李燮和：王文庆在浙江募集“死士千余人，为义勇军”，与杭州会党约定，定于11月6日起事，要李燮和里应外合，共同袭击杭州。李燮和通知陈汉钦，并由他转告所属军警，届时与浙江共同起事。
11月2日，陈其美得到紧急情报，清军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已停泊吴淞口，为装运江南制造局的枪炮弹药而来。他立即约李燮和到《民生报》馆商议对策，“议即举兵”。李说：“必得制造局而后上海定。然非死战，势不决。纵幸集事，而苏州有巡抚程德全，所部水陆军警不少，一闻上海有警，不半日而兵且至，此危道也。宜少安无躁，计万全。”陈说：“固也，然清廷方以军舰运制造局械弹，上驶汉口济冯国璋，倘不先事定上海以伐其谋，武昌且危。”陈将清军军舰停泊吴淞口一事告诉李，李遂曰：“然则不可待矣！”(24)议定次日（3日）午后四时行动。
时局骤变，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都改变了原定计划，在光复上海的紧要关头，双方携手并肩，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革命生力军。
光复上海，攻打江南制造局是关键。制造局是清政府最重要的军火产地之一，储有大量的枪炮弹药，总办张士珩（楚宝）“闻武昌兵起而以戒备，亲率卫队，日夜周巡以申儆工人。”(25)制造局提调李平书曾力劝张：“勿再运炮赴宁”接济清军，张不听。李又“微讽以人心瓦解，恐局中区区守卫，不足以抵制，不如别筹保全之策”，(26)又不听。于是，陈其美率领敢死队和部分商团“冒冒失失”攻入制造局，“企图抢夺头功”。结果失败，陈其美被捕。李燮和闻讯后，“就急速动员全体同志和一部分起义新军，组成光复军全力赴援。”(27)以李燮和带来的起义军警为主力，辅以商团和敢死队，共同围攻制造局，声势大盛。张士珩见大势已去，乘船逃入租界，起义军救出陈其美，上海宣告光复。
三
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光复前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组织动员各方面的力量，促成上海光复的实现。
清朝末叶，立宪派人在清政府的欺骗压制下，一些人对其假立宪及欺骗压制手段逐步认识清楚。上海总商会和上海自治机关的代表人物，如曾任上海信成储蓄银行经理、上海南北市商务董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会议董的沈缦云，当1910年冬代表上海总商会进京参加第三次国会请愿遭到拒绝后，“始倾心于改革”，经于右任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另一上海总商会董事王一亭、上海城自治公所议员叶惠钧也与陈其美交往，与沈缦云“莫逆之交”的李平书也逐渐转向革命。
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负责人宋教仁、谭人凤等还发起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作为联合上海各团体的总机构，其中骨干会员也是同盟会员。李平书赞同起义，后参与了运动军警的工作。
上海商团也是革命派联络的对象。1911年10月14日，上海商团实行联合，定名为上海商团联合筹备所。同日，陈其美、沈缦云等会议，决定“联合商团，兼通士绅”。旋举李平书为总司令，每夜分队出巡。上海光复时，商团和敢死队起了一定作用。
光复会虽曾加入同盟会，但他们的宗旨原有不同，当初就有不愿加入者。1907年，孙中山离开日本后，矛盾深化，相互攻击，终致光复会于1910年重组，“与同盟会分势”。但是，光复会、同盟会反对清政府还是一致的。陶成章对孙中山侧重华南武装起义的做法不满，说是“东放一把火，西散一盘沙”，但他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宗旨相一致。1911年春，陶成章应黄兴函邀，“会于香港，遂有广州之役”。此后，他和李燮和先后返沪，与尹锐志姊妹组织敢死队，组织光复军。11月2日，与陈其美会于《民生报》馆。11月3日午后，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江南制造局，被拘捕。李燮和即和陈汉钦商议起诸营会师以援，救出陈其美，攻占制造局。同盟会和光复会共同战斗，联合了上海商团和驻军，取得了上海光复的胜利。
第二，组成沪军都督府，颁布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文告。维持地方安宁，稳定社会秩序。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成立宣言中指出：“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28)《章程》第四条称：“本会置本部于上海，置分会于各处。”(29)当辛亥闰六月六日（7月31日）开成立大会时，签名入会者有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选举庶务陈其美、财务潘祖彝、文事宋教仁、交通谭人凤、会计杨谱生。等到上海光复后，于11月6日下午推举总督等人选。沪军都督府分司令部、参谋部、军务部三个部，以陈其美为都督兼司令部部长、黄郛为参谋部部长、纽永建为军务部部长，他们都是同盟会员。另有外交、民政、财政、交通、海军等部部长，除外交总长伍廷芳为社会名流、民政部长李平书为商务公会会长、毛仲芳为海军起义将领外，其他部长都是同盟会会员。这样，就由陈其美和各部部长发布了一系列公告。
《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中宣布：上海起义是江、浙各省起义的开始，以上海军政府视为与江、浙、皖联系一起的政权，说是：“我苏、浙各省，据长江下流门户，形势重要，故我江东革命军，于九月十三日起义于上海”。今上海光复，就将“举北伐之师，讨将亡之虏。”(30)以上海军政分府的名义，发布了《檄南京文》：“我江东革命军特于九月十三日举义于上海，人民欢迎，健儿踊跃，遂得克复江南制造局，保守吴淞炮台。地方安靖，不犯秋毫。本军政分府拟上溯长江，恢复江宁，克日会合武汉、皖、浙光复军，共伸天讨，诛锄野蛮之满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国家。”(31)又檄浙江、福建：“曷各共抒义愤，早日恢复城池，共兴北伐之师，以讨满清二百六十年来猾夏之罪，而复我民族素赋之光荣。”(32)对“下金陵”、“复浙江”及北伐作了部署。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对此又有具体指令。
在经济方面，沪军都督府创立中华银行，发行公债票、军用票，以及公布募捐团，筹备军饷。清廷退位后，即谕令停止劝募。对投机米商等予以打击，对市场秩序和保商民利益等，都曾颁布告示。
沪军都督府民政总长李平书也发布“安民告示”：“凡我商民，切勿恐慌。”(33)“吾同胞尽可安居乐业，毋再惊慌迁徙”。“如有妄传警信者，必系希冀生事之匪徒，应拿送军政府照军法从事。”(34)再发“剪辫告示”：“须知垂辫为满清之俗尚，现者地方光复已久，极应革除旧习，咸与维新”。“速将辫发剪除。”(35)对戒烟、禁赌都有告示。
沪军都督府成立前后的告示和各项措施，对维护上海治安，稳定社会秩序，都曾起过作用。
四
同盟会中部总会开成立大会时，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都参加了，《中部同盟会简章》就是谭人凤嘱宋教仁草定的。《石叟牌词叙录》说：“于是返上海，嘱钝初草定《中部同盟会简章》，分总务、党务、财务、文务、评议五部。”(36)没多久，谭人凤于10月13日抵汉口，宋教仁于10月下旬“抵鄂中”。(37)这样，上海光复时期，具体部署乃至成立沪军都督府，都由陈其美操纵，都督也由他担任。“江浙各地之光复，光复会之功为多，而同盟会嫉其掩己，阴贼险狠，刺客交于衢路，”(38)同盟会中“嫉其掩己，阴贼险狠”者，正是陈其美。他私心重，宗派意识强，对光复上海、攻南京、复浙江和北伐有功的光复会员时加排挤，上演了一幕幕争斗剧。
上海光复前，陈其美和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嵩山路沈宅开会时发生口角，“陈其美出手枪欲击先生”。(39)闹到如此僵局，陶成章自然怏怏不乐。几天后，只得与陶文波等离沪，再往南洋组织光复会分会。
陈其美曾向陶成章索要募款，遭拒绝，陶对他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40)陈闻言恼羞成怒，怀恨在心。“有一次，南洋汇给光复会的一笔款子竟被陈其美冒领去了。这一类事是不少的。”(41)他排挤光复会员，“同盟会在上海，陈其美是主干，他很不喜欢光复会。陈其美曾经几次劝尹锐志到南洋去，目的是要尹离开上海，使光复会在上海没有人办事。”(42)
攻打江南制造局，陈其美被捕，李燮和还是领军相救。当时军政府曾宣布李燮和为“沪军总司令”，等到沪军都督府成立，却没有光复会员，李燮和也被抛至吴淞“自领所部移吴淞，另设军政分府，称吴淞都督。”(43)浙江光复，汤寿潜任都督，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后，汤寿潜被调任交通总长，众人将举陶成章主浙，又加剧了陈其美的“猜贰”和嫉恨，竟然派人暗杀陶成章。领袖被害，光复会也随之解体。
五
光复会和同盟会原有争执和不和。当初加入同盟会时，徐锡麟就表示反对。1908年，陶成章、章太炎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中山发生纠纷。《民报》被封后不久，由汪精卫接办，竟拒用章太炎的文章，一怒之下，章太炎写了《伪〈民报〉检举状》攻讦孙中山，说：“孙文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44)等等。孙中山对此辩驳说：“陶之志犹在巨款不得，乃行反噬；而章之欲则不过数千不得，乃以罪人。陶乃以同盟会为中国，而章则以民报社为中国，以《民报》之编辑为彼一人万世一系之帝统，故供应不周，而为莫大之罪。”(45)矛盾不断扩大。1909年9月，李燮和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会员，炮制《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罗列孙中山十二条罪状，要求撤换总理。原先的意见分歧，逐步演变为派系斗争。“时东京同盟会颇萧散”，章太炎“闲处与诸子讲学”，陶成章对他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46)章太炎应诺。1910年2月，光复会在东京重组，正式与同盟会分裂。
然而，同盟、光复在“同仇建虏”，反对清朝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从而，武昌起义前夕，陶成章、李燮和先后回国，支持武昌起义，酝酿上海光复，商议进军北伐。因此在评价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时，似应注意下列两点：
第一，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在上海光复前后发生冲突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否定他们在上海光复时期的作用。
上海光复，是由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等共同策划、并肩作战而取得的。陈其美被捕，李燮和设法营救，攻金陵，谋北伐，光复会都尽力以赴。浙江军政府成立，主要负责人有同盟会员褚辅成、高尔登、庄嵩甫，沈钧儒，也有光复会员王金发、方鸿声、阮性存、张浩。此后，在攻宁、北伐中，同盟、光复两会也“皆与有力”。“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47)在上海光复期间，是曾经“协力”对敌的。
第二，光复前后，同盟会中部总会主要领导人对光复会确实有过“猜贰”，并进而排挤、暗杀。但这只是陈其美的个人行为，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黄兴并不知情，不能因此而对同盟会横加指责。
光复会重组后，陶成章曾应黄兴之邀“会于香港，遂有广州之役”。攻占制造局，光复上海后，黄兴即致电李燮和：“沪事竟告成功，雄才佩甚”，并希望“沪事如何进取，乞卓裁主持，不必远商也。”(48)
陶成章被刺，孙中山、黄兴都感震惊，先后致唁。孙中山听到陶氏遇难，“不胜骇异”，即电陈其美：“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49)并命令陈其美严缉凶手。黄兴于1月17日《致陈其美电》谓：“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50)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指使暗杀陶成章的不是别人，竟然就是这个陈其美。因此而言，暗杀陶成章，只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的个人阴谋和行动，与同盟会领袖无涉，与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其他领袖也无关联。
综如上述，我认为在评价同盟会中部总会时，不能因陈其美的个人行为而对同盟会及中部总会多加指责，也不能对陈其美的个人行为稍加回护。
注释：
①孙中山：《革命原起》，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11页。
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5月版，第37-38页。
③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57页。
④⑤邓文翬：《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10页，第15页。
⑥居正：《辛亥札记》，见武汉大学历史系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⑦章太炎：《前长江巡阅使谭君墓志铭》，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28页。
⑧(11)(13)邹永成：《邹永成回忆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93页。
⑨⑩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42页。
(12)徐血儿：《宋先生教仁传略》，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 943页。
(14)《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7页。
(15)冯自由：《中部同盟会及长江革命》，见《革命逸史》(2)，中华书局1981年6月版，第88-90页。
(16)孙中山：《革命原起》，见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1)，第17页。
(17)何仲萧：《永怀陈英士先生》，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陈英士先生纪念集》，1977年2月版，第53-54页。
(18)何仲萧编《陈英士先生年谱》，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6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
(19)龚冀星：《光复军志》一、《党会篇》，见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20)《宋教仁致陈英士等函》，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2页。
(21)郭汉章：《略谈上海光复之役》，见《辛亥革命回忆录》(4)1981年8月版，第39页。
(22)(24)(25)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见《辛亥革命》(7)，第43页，第43页，第41页。
(23)沈焕唐：《上海光复前夕的一次重要会议》，见《辛亥革命回忆录》(4)，第48页。
(26)李平书：《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73页。
(27)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见《辛亥革命回忆录》(4)，第32页。
(28)(29)《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页，第8-9页。
(30)《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39页，第287页。
(31)《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87页。
(32)《上海军政分府檄浙江、福建文》，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292页。
(33)(34)(35)《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86页，第488页，第497页。
(36)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见《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49页。
(37)宋教仁：《致陈英士等书》，1911年10月31日，见《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4页。
(38)钱基博：《辛亥江南光复实录》，见《辛亥革命》(7)，第50页。
(39)魏兰：《陶成章先生行述》，见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1月版，第435页。
(40)袁希洛：《我在辛亥革命时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见《辛亥革命回忆录》(6)，第286页。
(41)(42)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忆》，见《辛亥革命回忆录》(1)，第636页，第635页。
(43)冯自由：《上海光复及沪军都督》，见《革命逸史》(2)，第91页。
(44)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303页。
(45)孙中山：《复吴敬恒书》，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9页。
(46)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元年己酉，四十二岁”，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299-300页。
(47)孙中山：《与陈炯明及中国同盟会电》，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6-47页。
(48)《黄将军致李司令函》，见《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36-937页。
(49)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页。
(50)《民立报》191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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