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他者与他者的哲学——兼评女性主义对主体与主体性哲学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主体性论文,与他论文,主体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4-0044-07
1.目前，有关他者(the Other)的哲学探讨在中国仍是边缘化的，但是它的批判力度、思想意义及向各领域的辐射却十分引人注目。本文将以女性主义哲学为主要背景，阐发他者和他者的哲学，并揭示它对近代以来“主体性”哲学的质疑与批判。
2.对他者内涵的探讨，较早出之于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她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在书中写到：“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1](P11)在这部被称为“女性主义圣经”的著作中，波伏娃论及的他者即为女性，主要含义有几层：男人是自主的人，女人是不能自主的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女人对男人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对他来说她就是性；女人是附属的人，是与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由此可见，在这一对他者的理论探讨中，他者的地位和特性就是女性的地位特性，即相对于男性的附属性、非自主性、次要性、被决定（定义）性等等。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波伏娃虽是从女性出发来论及和界定他者的，但她并没有把他者仅仅局限于女性，而是把对他者的探讨推广到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在更高的层面上，与他者(the Other)相对的是此者(the One)。若此者没有树立相对照的他者，根本不可能成为此者。这就如小镇子上的“本地人”是相对于外来的“陌生人”而言的，后者往往被认为是可疑的。再如相对于本国人，别国人都是“外国人”，相对于白人种族主义者，黑人是“劣等人”，相对于殖民主义者，土著居民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相对于有产阶级，无产者是“下等人”。女人的他者处境与黑人极为相似——在男权家长制统治下，主人要求他们的言行符合自己谦卑的、低等的地位，于是便有了顺从快乐的“好黑人”和天真温柔的“女性气质”的典范。
3.这些大量存在的、再普通不过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波伏娃认为，黑格尔的有关诠释可使之一目了然：“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立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the object)相对立”[1](P12)，这正是在意识本身当中发现的对其他所有意识的敌意。波伏娃还就此谈到他者与此者的相对性。而其精道之处在于明确指出，女性作为他者是相对男性作为此者而言的，两者之间虽有相互性，但“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1](P13)这也就是说，他者是被此者界定的，此者在把自身界定为主体时，必定要把另一方界定为他者。女性之所以成为他者，正是长期以来男性把自己确定为主体、并在社会各个方面实行男权统治的结果。波伏娃认为，实际上没有一个主体会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而女性之所以没有象别的被压迫者那样积极起来反抗，以求改变自己他者的地位，是因为女性一直不具备把自身组织成为可与相关整体对抗的整体。她们数量上与男性一样多，但却分散在各种不同文化、种族、阶级、阶层、家庭之中，这些复杂的社会结构淹没了她们，使她们意识不到由妇女组成的“我们”。女性散居在男人中间，由于家务、居住、经济及社会条件等原因，须紧紧依附男人——她们的父亲或丈夫，其程度大大超过对其他女性的依附。资产阶级的妇女无疑是他者，但她们的利益是与本阶级的男人息息相关的。反之，无产阶级的妇女同样也是他者，假如她们要考虑自己利益，恐怕也不会去与资产阶级妇女建立什么联系。这就决定了沿着性别界线不可能把社会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了人类的整体，这两部分是相互不可或缺的。但在男权主宰下，在由男权文化构建起来的主体和主体性之中，女性却只能是整体中的他者。如若女性要改变他者的地位，则意味着她要放弃与男性这一优越社会等级结盟带来的种种好处，独个迈上充满风险与不测的路途。面对这样的情况，社会资源不足的女性往往只有顺应男性为之界定的他者身份，并表现出服从、合作与共谋，而不再要求象拥有与男性同等的主体地位。波伏娃的这些分析显示了女性作为他者的被动、无奈与无助，并认为促成他者被此者（主体）界定，最根本的“是人的帝国主义意识的结果……如果人的意识不曾含有他者这个固有范畴，以及支配他者这种固有的愿望，发明青铜工具也不会导致女人受压迫。”[1](P63)与当代的一些男性思想家关于他者的研究相比较，波伏娃50多年前的探讨虽然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她的批判矛头已经明确地指向了近代以来的主体和主体性哲学，而且是击中要害的，因为这一原则的基础正是男权文化的核心——科学与理性，这些正好也是男性指责女性的、即“缺乏”、“不健全”或“不具备”等等。
4.至于在男权文化霸权的长期统治下，立法者、作家、科学家、哲学家、宗教人士（毫无疑问他们全都是男性）都竭尽努力，企图证明女性的他者地位是天经地义的，而证明这点同时也就是为男性主体地位的辩护。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到中国儒学始祖孔夫子，以“先天有缺陷”、“缺少某种特质”、“不健全的人”、“附属的人”、“难养”等来论述女人的劣等性(inferiority)。西方讽刺作家和道德学家更以揭露女人的弱点为乐事，法国文学以充满对女人的野蛮指责司空见惯。尽管曾有男性表现了对女性不公正遭遇的同情，但波伏娃的看法是，“即使是最有同情心的男人，也无法完全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男人既然急于捍卫他们的特权，而这个特权的范围连他们自己也难以估量，我们就没有理由完全信任他们。”[1](P23)这说明，即使男性也在探讨他者，但女性和女性主义的独特身份与批判视角——他者对本身他者地位的探讨，却是任何别的探讨无可替代的。
5.这点在对主体性哲学的批判中表现得很充分。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方面就是高扬人的主体性。从启蒙开始到黑格尔，对人作为主体的肯定、论证和推崇已经达到了无可比拟的顶峰，似乎只要把人这个主体拥有的主体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便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而支撑的基础就是人的理性。然而也就是在这一刻，颠覆者尼采宣布“上帝死了”，晚近的后现代思想家福科又宣布“人死了”，主体、主体性及其理性都因此受到质疑和很大冲击。女性主义对此似乎有一种天然批判力，从特有的女性他者的立场，认定现有的主体性哲学实质是一种男权压迫和控制的形式，并无疑染有强烈的殖民主义就帝国主义色彩。启蒙以来的那些西方哲学家们，所致力构建的主体和主体性哲学，其实只是从少数欧洲男性白人精英的感受与思想出发的，但他们却自认为是代表全人类的，而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科学也被宣布是最严密、最可靠的“客观真理”与“客观知识”。正如近期转向后殖民研究的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所指出的：“整个优势群体往往在这种框架内思考自然界和社会关系，并且往往用这种框架为他人建立社会关系。我们都不得不生活在由精英们创造的社会里，而这些精英歪曲地理解社会运作的方式。”[2](P202-203)这些框架，不仅强加给了女性，也强加给了其他种族、其他文化、其他地域的人们。女性、非西方、有色人种、低层草根族则几乎就成了无用的、落后的、充满偏见、不科学、无文化、不客观的代名词，这些对真正的“知识”毫无裨益。包括女性在内的这些他者，因缺乏必要训练，不了解相应的“话语”和言说规则，而被剥夺了文化、科学、哲学的创造权、言说权，惟有保持沉默。在这一意义上，女性作为他者也可理解为沉寂者、无言者。推而广之，他者即为不在场、缺席者、外在者、边缘人，这些显然都是相对于主流、现有秩序与规则而言的。而女性主义对男权统治的政治／权力批判，也在他者与他者哲学的推进中更加鲜明起来了。
6.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女性主义从来不可能以一个声音说话，对他者和他者哲学的探讨亦同样如此。不断吸收、诠释和融合某些理论与理念，促使女性主义在他者和他者哲学的探讨中呈现出不同样态与深度。这方面的影响，除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外，主要还有来自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转向，则为女性主义进行他者和他者哲学的探讨，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特别是有助于克服传统的二元论的思路，即认为女性如果要改变自己被界定为他者的身份，就必须与男性一样成为主体，才能实现男女平等。如果沿循这种单一因果还原的思路，妇女的解放也就被理解为从他者转变为此者、即主体。这虽然是不难的逻辑回推，但却充满着难以排解的内在矛盾，即一旦女性把自己界定为主体，同时也就必定要将另一方界定为他者，就必将重复男权的、等级统治的老路。所以，沿着这一思路走实质上仍是诉诸于等级关系和二元对立，最终仍不可能走出近代哲学主－客二分的窠臼，而囿于男权统治的秩序与制度。
7.于1967年正式诞生的德里达(Derrida)解构主义(deconstructivism)，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冲破二元对立产生了重大影响。据德里达自己的说法，“解构”是他从翻译海德格尔的《摧毁》(Destruktion)和《减缩》(Abbau)中选出来的，“两者都暗指拆散但并不是毁掉(destruction)西方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传统有机概念”[3](P2)。德里达还曾对解构有过多种解释，而最其中关键的是“颠覆”或“颠倒”——“传统哲学的一个二元对立命题中，除了森严的等级高低，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一个单项在价值、逻辑等等方面统治着另一个单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解构这个对立命题归根结底，便是在一定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显然，解构对于以等级区分和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各种理论是一剂毫不留情的“消毒剂”。此外，德里达还强调，颠覆二元对立的命题，必须“全面移换这个系统”，或打破这个系统，还要以谨慎和内在的方法考察概念的结构谱系，发现其在构筑自身历史中“可能掩盖了什么，排斥了什么”[4](P72)。显然，解构所宣称的“颠覆”是令女性主义鼓舞的。在其《丧钟》一文中，德里达还对黑格尔企图以辩证法吞没矛盾、把所有对立都转换、综合成“同一”进行了激烈批判，认为黑格尔的目的就是化解所有的差异。针对这点，德里达有一个自己创立的概念“延异”(differance)，并说：“如果延异有一个定义，它正是对无论在何处活动的黑格尔辩证法的限制、中断、毁灭。”[3](P111)即延异所张扬的就是差异、差异的根源、差异与差异的关系，拒斥的是绝对知识的整体化和百科全书式的统一工程。德里达的这些思想为女性主义深入他者的探讨，提供了必要的哲学立场、政治、思维策略有一种阅读模式，虽然也有女性主义批评德里达把女性神秘化和浪漫化了。
8.集中体现女性主义对他者和他者哲学探讨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举出了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主动／被动、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白天／黑夜、高／低、说话／文字、讲述／写作，并认为这些二元对立的每一对，都源于男／女这一最基本的对立。与男性所联系的是主动、太阳、文化、光明等正面的事物，相反与女性联系的则是被动的、自然的、黑暗的、低等的负面事物。因此，男／女是第一位的二元对立，其他对立都是从中繁衍、发展、变异而来的。而这一切均发源于男性（欧洲统治阶级的白种男人）的断言：“我是自成一体的、自我控制的宇宙中心。世界的其余部分，我将其定义为他者；他者只有在与我——作为男性／父亲、阳具拥有者的人——相关时才有意义。”[5](P293)男性正是通过两极对立的一对对概念术语，把现实分裂为片段，并在相对应的概念里确定一方是主导的、是优越的。这一言说方式也是思维模式、行动原则的反映，它与长期的男权统治相呼应，并互为映证。因此，主体、主体性及二元对立是男权统治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为了改变和扭转这一状况，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作家西苏运用德里达“延异”的观念，提出了以“阴性写作”突破现有的男权统治秩序，即挣脱男性为妇女所构建、所规定的世界，到这个世界之外去写那些传统上不被考虑的、不可思议的东西。西苏坚持认为，“阴性写作”是开放和多元的，充满着可能性，是为颠覆原有秩序架起了一块思想跳板，有可能引领西方世界改变现有的言说、思考和行动方式的。显然，以西苏为代表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信与乐观，虽然她们的学院习气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和质疑，但“阴性写作”、即女性作为他者的写作却成为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一个词汇，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勇于尝试、离经叛道的代名词。而“阴性写作”更深层的意义，是标志女性主义已经越出了男／女、主／客的二元僵死构架，也不再企图变成象男性那样的主体。作为他者——就作为他者吧！就以他者的方式写作，就以他者的方式言说，就以他者的方式生存，不再顾虑主体和现有秩序对女性的规定，这就是以女性和女性主义的方式对二元对立构架真正的挑战和改变，同时宣布了一个非中心的、非统一模式化的解构时代的到来。
9.后现代理论，如解构主义等在建立过程中，其实根本没有影响或支撑女性主义的初衷，也与女性主义哲学没有什么确定的关系。但是，这两股思想却在特定的时空交汇相遇，发生共鸣或互动，原因就在于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点：对近代以来主体与主体性哲学的批判与反叛。而女性本身的他者地位，在裹胁着一股思想亲和力的同时，也被激发起更强的“颠覆”力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主义某些派别当之无愧地成为后现代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0.与德里达一样，拉康的理论(Laean)也是以“阳性”哲学的面目出现的。拉康认为，“象征秩序”(the svmbolic order)、即与一定社会相联系的具有制约作用的符号（语言）、角色、仪式，是通过制约个人而达到制约社会的。在此过程中，接受和顺应一定的语言规范并实现内化，是形成适合的社会角色所必须的。儿童在成长、习得语言的过程中，无意识地接受了“象征秩序”及其内化，最终就能顺应社会并使社会能以稳定的形式继续复制。拉康理论把父亲确定为“象征秩序”的代表，“象征秩序”因此也被称之为“父亲的法律”。拉康认为，男孩在成长中通过对父亲的认同，能够完全掌握语言并形成主体和主体性，成为符合“象征秩序”要求的社会角色。而女孩则因为生理结构不同，不能与父亲认同，因此不能充分接受“象征秩序”及完成内化，所以女性在“象征秩序”之内将受到压制，或被排除在“象征秩序”之外，或被限制在“象征秩序”的边缘。因而女性与“父亲的法律”（“象征秩序”）之间不可能达到一致，其本身不能成为完整的主体，也不能真正接受和运用这个秩序之内的语言（符号）。因为这些由男性构建的秩序和语言，只适合于男性对世界的构建、把握与表达。女性处于这一秩序内，她的言说必然会遇到障碍、感到难以适应，甚至只能沉默不语。显然，拉康的这些理论原本似乎也想对女性低等的、附属的他者地位寻找生理——心理的根源，同时也为男性的优势主体地位进行心理学的论证，而这些论证皆出之于“男性是最标准、最优越、最健全”的预设（实际是偏见）。在这样的男性霸权理论中，女性根本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女性主义虽然批判了拉康理论的性别偏见与狭隘，但却同时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颠覆”式运用，拉康的理论竟然转“霸权”为“神奇”，成女性主义对他者和他哲学新探讨的推进力，并成就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女性主义拉康研究专家。而拉康本人，也在一定意义上被称之为女性主义的“精神教父”[6](P3)，他的理论随着女性主义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散射到了各个领域。
11.拉康理论对于女性主义这么重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拉康理论把性别、语言与心理发展作为主要内容，与女性主义的关注点非常靠近，另一方面是拉康理论对自我与主体的探讨独特而极具启发性。特别是后一方面，拉康的研究从心理的角度提出了“主体分裂”之说，对主体性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对近代以来哲学的二元对立框架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作为自我意识“被表明为一种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它和它的对象的对立被扬弃了，而它和它自身的等同性或统一性建立起来了。”[7](P117)而拉康认为，在自我即主体的确证中要经过三个阶段——前俄狄浦斯阶段、镜象阶段、后俄狄浦斯阶段，在镜象阶段，主体要依据自身在外界的映象进行自我认证，这就是说，没有外部世界、即他者，就不可能通过主体内部与外部的相互作用促进心理的成熟。这就意味着若没有主体的分裂，就没有主体。所以，分裂是主体的本质。沿着拉康的思路走下去，得到的只能是—个分裂主体，而不是西方理性中心主义孜孜以求的“统一主体”。女性被拉康理论界定为只能停留于“镜象”阶段，男性发展同样也要经历这个阶段，即使之后进入了“俄狄浦斯”阶段，原先的对立和分裂仍将继续存并发挥着作用——对人来说，这种对立和分裂是永恒的，“统一主体”又到何处去寻觅呢？[6](P80)
12.对于把女性自我发展界定在“镜象”阶段、不能最后达到统一主体这点，后现代女性主义没有自哀自怨或怒发冲冠，反而认为这正好说明妇女充满着多种可能性，她们可以体验多种不同的自我，把内在丰富的潜能释放出来，而完全不必在男性世界构架的、虚假的“统一”边缘踯躅挣扎。这些，正好是女性作为他者的积极意义和优越性，在这一意义上妇女作为他者就是自由精神。当然，“象征秩序”与妇女如此的“颠覆”是相反的，所以要把他者的优越性、多样性、丰富性发挥出来，就必须摆脱“象征秩序”的压制。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朱丽亚·克里斯多娃认为，女性他者要成为一个“解放了的人”，不应只是简单反对或冲击“象征秩序”，而是要使自己的语言、思想、行为能够“游戏”与“象征秩序”之中，即在父性领域和母性领域之间“自由活动”，兼备“阴性”与“阳性”，才是打破了男／女二元对立的构架。她还认为：“在男性中对母性符号的认同，这才是革命性的；因为它打破了性差异(sexual difference)的传统概念；而女性对母性的认同并没有打破性差异的传统概念。”[5](P300)
13.美国后殖民女性主义哲学家桑德拉·哈丁，则提出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对他者优越性的论述。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研究曾引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人与奴隶的一个著名分析：与奴隶生活的立场相比较，从主人生活的立场出发所认识的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是更为扭曲的。为什么呢？从主人的立场看，奴隶要么做每件事都体现主人的意志，要么就是偷懒撒野，所以奴隶不是“自在自为”的、不独立的，是不完整的人；而从奴隶的立场看，她内心里虽然恨不得杀死奴役自己的主人，但在表面上却笑脸相迎，能够体现她这一意志的是消极怠工或与其他奴隶一起策划集体逃离这个地狱，这样看奴隶又是“自在自为”的、独立的，是完整的人。而且，在对“物”的关系上，主人比奴隶有更大的依附性，或者说奴隶有更大的独立性。主人需要拥有“物”的享受，而“物”是奴隶加工改造的。这样就把对“物”的独立性让给了奴隶，主人则在对“物”的尽情享受之中把自身与“物”的非独立性相结合。这一分析也被马克思、恩格斯、卢卡奇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立场”优越性的观点，即处于这一立场的人，将比处在资产阶立场的人更加清醒，在观察和考虑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更加准确，也能更好地把握阶级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理论。同理，女性所处的他者地位，也将更有利于她们认识男／女二元对立的关系及与之相应的男性霸权统治的弊端，即女性他者的立场能够为解决这些关键问题提供新的起点。
14.属于他者范围的还有“陌生人”、“外来人”、“局外人”，女性主义对他们进行考察中发现，他们对于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文化和社会有更深切的感受，并往往能够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提出新的见解，而原住居民因为对自己本土文化太熟悉、太习以为常而迟钝麻木了。相对于长期以男性霸权构建的社会与文化来说，女性就类似于刚刚抵达“新大陆”的“陌生人”和“外来人”，她们的感受是新鲜而敏锐的，并充满着创造潜质和激情。因此，就认知与现实批判上，他者将优于此者（主体）。当然，作为女性不以他者的地位而自卑，而是充满自信和自豪，是具有积极的正向意义的，对于冲破主流的男权中心主义也非常必要。但是从根本上说，若停留于区分孰优孰劣上，其实仍未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构架，也与女性主义的批判初衷不相符。而且，在倡导冲破性别差异时，完全否认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别、或过度强调社会文化对性别的塑造，无疑将陷入一种片面。
15.他者与他者哲学本身的批判性与反叛性，决定了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性。女性主义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联系实际，拓展空间，反诘自身，在与时俱进中多元文化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全球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纷纷登场亮相，为他者与他者哲学的探讨打造了更广阔的舞台。这些较为晚近的派别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对女性本质主义(female essentialism)采取拒斥态度，认为“妇女”或“女性”并没有统一的本质，她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与一定的地域、国家、种族、文化、阶级、阶层等联系在一起的，并各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姻、性取向、健康状况等。在男权中心主义统治下，虽然她们都被界定为与此者相对的他者，都遭受了性别歧视与性别压迫，但却仍是各各相异的个体。所以，女性作为他者无疑是多元化、多样性的他者，并意味着他者将永远都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美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在对黑人、白人、土著、拉丁裔和亚裔妇女的差异研究中，发现她们面对的问题很不一样，受压迫的体验也是独特的。因此实际上并没有统一的“美国妇女”，就象没有统一的“美国人”那样。美国的黑人女性主义针对实际，特别提出作黑人妇女作为他者面临着“多重危险”，以及遭受“相互连锁的压迫制度”的控制。与白人女性相比较，贫困阶层的黑人妇女所受到的是：性别歧视＋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她们的脆弱处境往往使她们受到更多、更大的伤害。著名的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还进一步指出：这些对女性的歧视和偏见虽然在理论上是可以分开的，实际上却是不可分的，这些压迫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提前被铲除，不可能在与之相连的其它压迫形式被消灭之前就寿终正寝。[8](P95)另一位研究者希尔·柯林斯，把这种“相互连锁的压迫制度”划分为三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并认为它们都被制度化和结构化了，即经济上的压迫是把黑人妇女的工作集中到“服务性行业”，政治上的压迫是剥夺了黑人妇女应当平等拥有的权利，意识形态上的压迫是把“被支配的形象”强加给黑人妇女。在三个方面中，意识形态比经济和政治的作用更大、也更有力，它支撑了对黑人妇女实行压迫的社会文化，把对非洲裔妇女负面的、刻板的印象聚合起来，夸大、丑化并投射到社会观念层面。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为支持，社会实际中的种族、阶级和性别压迫就难以继续下去。”[5](P321)这些研究说明，造成及维持他者和他者被压迫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性别歧视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与之交织，可谓盘根错节。
16.所以，要在现实中真正破除主／客、此者／他者的二元对立构架，改变女性和其他族群低等的、不被重视的地位，还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变革为前提，这无疑需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以为把主体和主体性哲学原则“解构”掉了就能扭转的。但是，也正是在女性主义对他者和他者哲学不断深入的探讨之中，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主体和主体性哲学原则的局限性也得到了更彻底的揭示与批判。
17.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的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也许是合适的：“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文化变革上：消灭二元论、消除统治制度。我们的斗争将是渐进的、长久的。”[9](P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