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重视论文,生态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我国国情出发,对当前生态经济问题进行科学分析而作出的重大抉择。
简要的回顾
生态经济问题并非自今日始。一般来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也就有了生态经济问题。不过,在19世纪产业革命前,由于科学技术不发达,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因而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干预有限,即使出现一些生态经济问题,也可以通过生态系统自身的进化得到解决,生态经济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不致对人类和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然而,在产业革命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世界科学技术飞速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发展,这样使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干预自然生态系统的能力大大增加,加上人口剧增,消费加大以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超越索取,致使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带来一系列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诸如工业排污,造成大气和水资源污染;废林造田,使森林毁灭;以及过量使用农药,使植物枯萎,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这种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需求的无限性与自然生态系统满足这种需求和资源更新能力的有限性所构成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基本矛盾,就是当今全球的重大生态经济问题。对于这个生态经济问题,早在本世纪30年代,苏联经济学家斯特鲁米林就开始注意,并把环境、生态和资源三者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具有生态经济体系科学内容的经济观,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50年代前后,一些发达国家和工业兴起较早的国家发生多起环境污染事件。如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美国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多诺拉事件,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富山县的骨痛病事件、米糠油事件等,因其污染危害严重,而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1958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R·卡逊花了整整4年时间阅读美国政府和民间关于杀虫剂使用和危害情况的报告,于1962写成题为《寂静的春天》一书。她在书中运用大量资料,揭示了一个美丽而充满生机的美国中部城镇,由于居民大量使用杀虫剂(农药)开始了不祥的变化:神秘的疾病袭击了成群的小鸡,牛羊病倒和死亡,医生们则为病人中出现的新病感到困惑,……整个城镇失去了往日各种昆虫喧闹的鸣叫,没有了鸟儿,甚至小溪也失去了生命,因为所有的鱼已经死亡。被生命抛弃了的这些地方只有可怕的寂静……。她在书中指出,人类一方面在创造高度文明,另一方面又在毁灭文明。生态环境恶化如不及时遏制,未来的人类将“生活在幸福的坟墓之中!”
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从经济学角度,探索了生态经济的基本理论,首次提出了关于“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并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重要论文。文中强调运用市场经济机制控制人口,调节消费品分配,合理开发资源,防止污染和以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人类福利指标等方面作为生态经济学的内容。70年代初,美国的莱斯特·布朗、弗莱德·辛格和哈里森·布朗分别发表关于人类食物生产、人类能量生产和人类物质生产是生物圈的一个过程等三篇文章,第一次从生产力角度把人类社会生产和生物圈的物质能量循环作为一个整体联系起来研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72年,英国生态学家哥尔德·史密斯等发表生态经济名著:《生存的蓝图》。1976年,日本坂本藤良撰写的《生态经济学》专集出版,标志着以生态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生态经济学的诞生。
我国对生态经济研究始于本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现在,全国和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成立了生态经济学学会,召开了多次全国性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生态经济问题研讨会,并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据山西省生态经济学学会1996年编辑出版的《21世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石——中国生态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一书,辑集近20年发表的有关生态经济研究论著就有近200部之多,提出了生态经济现象、关系、系统、结构、功能、平衡、调控、效益和生态价值观、生态文化观等一系列基本理论范畴,并结合实际论证了生态经济的基本矛盾、特征、实质和作用机制等重要问题。出版了由许涤新教授主编的《生态经济学》专著,标志着我国生态经济学新学科体系已经初步建立。
80年代中期,关于新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新思路的提出,以及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共识、认可和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我国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的新内容。加之,1998年夏季,我国特大洪灾的警示,使我们更感到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8年我国特大洪灾决不只是一个治水问题,而是涉及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重大问题。预则立,不预则废。特大洪灾的爆发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公正,人力资源与人才资源,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生态价值等生态经济系统问题深层的理论思考。
全新的发展观
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所以,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核心。
可持续发展是全方位的发展。它既包括“横向”的发展(考虑到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又包括“纵向”的发展(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和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发展和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因此,发展是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不以目前的发展去危及长远的发展,不以局部的发展去损害整体的发展,不以自身的发展剥夺他人的发展。
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的内容包含经济数量的增长和经济质量的提高,两者缺一不可。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保护生态环境,才是高质量的和可持续的发展。
在可持续发展中,环境也是资源,破坏了环境,就破坏了资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但是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要维持地球的支撑体系,保护自然资源,实施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速度控制在其再生产速度的限度范围之内,否则就不可能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不等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远比经济增长的含义广泛得多。经济增长,一般是指产出的增加,即数量上的增加。也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在传统的经济条件下,GDP的增长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这个代价,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如果把自然资源的恢复和补偿费用、治理污染的投放计算在内,不仅可以看出这种经济增长包含有水分,甚至会出现负值,实际上是属于无发展的增长。这种无发展的增长,并不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使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使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具体来说,可持续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在内,同时又包括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变化,即自然资源的储备(增加或减少)以及反映生活质量的教育、文化、健康、住房、安全、环境的改善等各项社会指标在内的发展。
区别增长与发展,并不是单纯的概念问题,而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注意收入分配问题,结果造成失业增加,贫富差距拉大,直接影响社会安定。而另有些发展中国家则单纯注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单一化,以致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愈来愈重,其结果也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只看GDP的高低,而是要按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来衡量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研制取代GDP的“绿色GDP”(绿色国民帐户)和开发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来反映本国更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情况。这个新思路是完全对头的。1995年,世界银行提出新的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财富的三项指标:一是自然资本,指土地、森林、水、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拥有量;二是创造性资本,指人工创造的工业生产系统、水利系统、交通系统、技术系统和公共福利系统的先进程度;三是人力资本,指反映公民素质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等。尽管这些指标尚不完善,也有不少问题,但应当说是一个进步,因为它使人类能如实地评价自己的经济收益及其背后究竟透支了多少用于环境资源的费用,从而以更加实际的方式结束过去那种自欺欺人的现象。
新的公平观和公正观。公平是指公道、平等。包括人身平等、地位平等、权力平等、机会均等、分配公平等。社会公平可分为“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前者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后者是指当代人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我们不能只为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引发对后代人的不良后果。人类同在一个地球上生活,享有地球资源的权利是人人平等的。然而,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自然资源占有及消耗水平上差异很大。占世界人口不到26%的发达国家,其消耗自然资源占全球自然资源消耗的80%,国民收入占全球的85%。世界最富有的20%人口,其所占有的财富是世界最贫困的20%人口财富的150倍。最富有的国家人均占有财富是最贫困国家人均占有财富的600倍。贫富差距如此巨大,但富的还想更富。他们用廉价购买贫穷国家(地区)的自然资源,甚至把污染重、产品附加值小的企业建在贫穷国家或地区,既消耗那里的自然资源,又污染那里的环境。我们应当充分认识这种差异性,强调“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否则,就没有可持续发展。
所谓公正,是指公平正直,没有偏私。可持续发展的公正观是以公正为本的发展观。它除了注意与他人之间的公正、与后人之间的公正外,还要注意与自然之间的公正。从理念上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要消除两种倾向:一种是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另一种是极端功利主义倾向。前者夸大人对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和能动作用,忽视人对自然界的永恒依赖性;后者是不考虑资源价值和环境成本,极端满足人类短期需求,忽视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生存的长期需求。实际上,自然资源和环境对污染的容纳都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打破那种“自然资源用之不尽”和“环境可以无限容纳污染”的天真想法,以树立公正为本和生态价值观的协调共生发展观念。
变人力资源为人才资源
我国人口众多,然而人才资源相对匮乏,且其密度较低、整体素质不高、分布配置不尽合理。据统计资料称:我国目前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28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4%,而发达国家一般都达30-40%。我国人才资源密度为5.1%,离经济起飞对人才资源密度(7%)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到2010年,我国人才需求量的预期目标大致为9076万人,人才资源密度为6.7%。但如按目前人才发展状况计算,达到这一目标尚有相当困难。目前,我国具有中等专科以上学历的人才仅占总人口的2%多一点;专业技术人才中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42%;高素质人才则严重短缺,供求失衡。人才地域分布,存在东部多西部少、上面多下面少的现象。东部地区人才量为2088万人,占总数的48%,西部人才量为794万人,占总数的16%。人才资源相对集中在省、地、市一级,乡、镇所占比例很低。(注:参见李清源:“对我国人才资源开发战略的思考”,《攀登》1999年第2期。)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势必影响经济、科技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我国一方面人口众多、人力资源丰富,另一方面人才匮乏、紧缺,这是长期形成的严重的人口与人才错位、扭曲现象。但这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现在要下大力气把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丰富的人才资源,这是关键的关键。
所谓新的人口观,是指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人口观。它根据“控制人口数量,调整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的精神,一方面,根据我国自然资源条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和环境所提供的容量,以及其他因素,力争在2000年把人口控制在13亿之内,2010年控制在14亿之内,下世纪中叶不超过16亿,并从2030年起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另一方面,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努力提高人口质量,使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才资源。
人才资源是指各类、各层人才在各个行业中为社会提供技能、创造成果和所起作用的来源。现代人才资源是人力资源中高层次的精华部分。它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各种资源中占主导地位的第一资源,具有能动性、无限性、时效性、社会性、民族性、动态性和高智能性等特点。人才资源不仅是开发的对象和客体,而且是开发的动力和主体,具有主动地、有目的地进行自我开发、自我完善的能力。由于人类自身智力和潜能的无限性,人才资源开发的价值及其所产生的效益也将是不可估量的。同时它是以人类自身再生产为存在方式,其形成、开发和利用都会受到个体生产周期的限制,必须在适当时期及时开发、利用,否则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化对人才资源的认识,更要把人才资源开发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来考虑。首先,认识人才资源对增强综合国力、加速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意义,营造一种讲学习、重知识、爱人才的社会氛围,各行各业齐心协力,为人才施展才干创造条件。其次,拓宽培养、教育途径,从总体上加快力度,提高其规模存量和素质品位,继续加大教育投入,重点发展以培养高级科技、管理人才为目的高等教育,深化教育改革,调整高校的专业结构、学科设置,注重培养“基础厚、口径宽、能力强、素质高”的复合人才。第三,重视政策引导,加快整体性开发步伐,调整产业间的人才结构,大力为国有企业包括非公有经济单位和农业战线合理配置人才,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人才管理体制,创造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和与国际人才竞争相适应的人才环境,并采取多种形式引进国外智力和人才,使其为我所用。
从“无限”到“有限”:资源认识的深化
自然资源是指自然界中能够为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的总和。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现代自然资源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整体性、辩证性、开放性、动态平衡性、有限性和地域性等特点。
所谓整体性,是指自然界中的水、土地、森林、海洋、矿藏、生物、气候等是一个系统整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受到干扰,都会引起其它部分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系统发生变化。因此,必须统筹安排,科学规划,以保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所谓辩证性,是指资源的矛盾关系问题。如资源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就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就其物质性而言,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然而资源系统又是开放的,而且人类认识、利用资源的潜在能力是无限的,因此,资源又具有无限的特点。我们既不能片面地只看到资源的有限性,也不能片面地看到资源的无限性。应该辩证地把人类认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潜在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既要合理地开发、节约资源,又要充分地利用资源,发挥其作用。
所谓开放性,是指在资源系统中打破地区经济封锁以实现资源互补;打破部门和产业界限以实现产业结构动态优化,合理配置资源。我们必须树立资源的开放观点和全球性观点,输出所余,输入所缺,并注意同有条件的国家进行互利合作,勘查开发我国所急缺的资源,在有利时机进口我国短缺的资源,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所谓动态平衡性,是指在人与自然的大系统中,人的发展是要依靠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来实现,因此资源系统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与自然要达到动态平衡,人、技术、资源和环境要达到动态平衡,这样就要求被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给予补充,才能使资源系统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使其系统能量和物质的输出、输入接近相等,以恢复其原先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只能是动态的、相对的平衡,即建筑在系统结构构成成分不断变化、物质和能量不断流动基础之上的平衡,而不是静止的平衡。(注:参见吴季松著:《21世纪社会的新世纪:知识经济》,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
所谓有限性,是指自然资源所具有的有限数量。其他生产资料大多是通过人类劳动创造的,而自然资源则是自然过程的产物,是有限的。人类通过科技力量可以改良土地和改变用途,但不能扩大其面积。现代科学原理告诉我们,无论是在宏观层次上,还是在微观层次上,物质是无限的。但作为物质世界中一个基元的资源是有限的。因为这些非常有限的物质基元是按一定的化学、物理规律排列组合而成的,其种类无疑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乃是物质基元的有限性的逻辑外推。
在18、19世纪以前的矿物生产中,地质科学很不发达,人们一般认为,从地下开采出来的金属、粘土、煤等物质“都是有生命的,它们受一种内在的塑性力量的推动或日月星辰外来的影响而生长。”因而当时的矿工采取断断续续、停停掘掘的开采办法,以期有新的矿藏能够成长起来。后来,随着地质科学的发展,这种所谓的物质“生命”特征,只能从物质形成的时间上进行解释了。美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说:“地球本身的能量储备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在对人类有意义的时间内可以再生的能源;另一个是在地质学上的时间内可被再生的能源。”但是“地球本身的能源与太阳能都是有限的。地球上不可再生能源是有限的,地球上可以再生的能源也是有限的,而且一旦消耗殆尽,它们也会变成不可再生的能源。……太阳能虽然就其总量而言是永不枯竭的,但按其到达地球的速率和形成而言,却又是十分有限的。”(注:参见郑文艺等编著:《资源与我们》,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人类对自然资源从“无限”到“有限”的认识,不仅反映了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资源的纯“哲学思辨”而走向“科学思维”的认识过程及其深入,而且也反映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经济现实”的觉醒。
所谓地域性,是指自然资源形成和分布的地域特征。自然资源是按地质年代在地球上通过化学、物理的自然规律逐步形成的,随着国家地域历史形成和划分,赋予自然资源分布的极大的地域性。资源的多寡,资源种类的异同,都是由自然条件形成的。
世界主要资源分布情况是如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分布也是这样。
自然资源分布的地域性给我们对资源开发、利用带来巨大难题,但也并非束手无策。改革自然资源管理体制,运用市场经济机制、市场综合价格来调节其开发结构和配置,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
为了节约资源,必须转变自然资源利用方式,首先对再生性自然资源,如森林,要保证其年采伐量等于或小于年生长量;草原,要使牲畜头数小于草原地的最大养率量。对非再生性自然资源,要提高使用率,节约作用量;其次要开发替代品,如利用太阳能替代常规能源等;第三,回收废物,利用废物,增强资源使用力度等;第四,发挥市场机制配置作用,如运用市场价格作用,使自然资源价格准确反映其全部社会成本,逐步取消其对自然资源消费补贴,调整补贴率,改变对某些自然资源低价和无价的状况,建立自然资源核算体系,对自然资源实物总量及实物消耗变化量进行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共存共荣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指出:“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这里的环境涵义非常广泛。但集中到一点,主要是指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相关的自然环境,亦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人与环境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一方面环境直接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人类的活动(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活的)也直接、间接影响着环境。两者既相矛盾又相统一。人和环境的关系,本来是比较稳定、和谐、协调发展的。然而,随着人口的剧增和人类改造、利用自然界能力的增强,不受人类活动干扰的地域环境越来越少了。于是,人们把自然环境分为原生环境(第一环境)和次生环境(第二环境)。前者其物质循环、能量流和信息传递以及生物物种的演化,基本上按照自然界的规律进行着;后者则不同程度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发展和演化基本上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进行或将受自然规律的制约。
人居于自然界的中心地位,是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主体,但人并不能也无法决定自然界。因为,自然界有其自身的演化、发展规律,人只能在实践中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为自己服务,却不能改变和决定自然规律。同时,人又是在社会中活动,人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要遵循社会演化的规律。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是不一样的,因此要解决环境问题,我们既要研究自然发展规律,又要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才能使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共存共荣。
与古代的环境问题相比较,现代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综合性、社会性、高智能性等特征。全球性:现代环境问题,一方面表现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有环境问题发生,另一方面有些环境问题都关系到全球。如温室效应、臭氧层污染,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将导致全球性的气候变温、海平面上升和紫外线辐射增强等,形成区际、国际、洲际性污染。如要解决全球性污染必须依靠有关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共同协作,方能有效。综合性:现代环境问题往往是多方面的。在同一地区往往同时出现诸如森林污染、草原退化、土壤沙漠化、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物种面临灭绝,乃至气候变暖、酸雨污染等,其危害关系到生态、环境、健康、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仅从某个方面着手治理,无济于事,必须统筹规划,综合治理。社会性:现代环境问题往往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人都逐渐意识到环境问题再也不是与己无关的问题了。于是形成了全社会关心环境问题的局面。高智能性:现在由于采用某些高新科技手段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如采用核技术发电装置、原子弹和导弹的试验,一旦核燃料泄漏,造成大气污染和核幅射,不仅要采取综合性措施,而且还要运用高智能的“硬件”和“软件”措施,方能见效。此外,有一些重大环境问题如处理不当,还可能转化为国际政治问题。(注:参见刘文等编著:《环境与我们》,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为解决环境问题,开拓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我国环保工作者立足于中国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先后推行了“三同时”(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排污收费、环保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许可证、污染限期治理和污染集中控制等8项措施,把不同管理目标、不同控制层面和不同操作方式,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基本上把主要环境问题置于这个管理体系之下,初步建立了一个具有能操作的运转灵活而又能取得实效的环保管理机制。同时,根据“预防与治理相结合,以预防作为主旋律”的基本精神,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环境目标:在2000年,使环境污染基本得到控制,到2010年,使城乡环境得明显改善。在“八五”期间我国污染治理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0.8%的基础上,到2000年争取达到1.5%,到2010年达到2.5%。这样争取用二三十年时间使我国环境质量得到真正改善。
生态价值高于一切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有没有价值,这是生态经济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工业文明强调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者,只有人类才有生存的价值和权利;人类的利益是决定其它自然物是否有存在价值的尺度;自然环境中的各种资源如水、土地、森林、矿产等都是为人类的需要所准备的,并且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自然环境资源的索取和破坏都无需偿还。这样,把自然环境资源当作无价之物,视经济生产为“非生态化”的行动,可以大量掠夺、侵食生态环境资源,而只顾赢利,不顾后果;大量排放废弃物,而只顾效益,不顾生态危害。结果给人类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带来巨大损失、浪费和难以修复的破坏。现在,许多生态环境遭破坏,自然资源枯竭、稀缺,任何人也不应该再无偿地随意取用,即使像空气和水这样普遍而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认识其价值地位和不解决其价值扭曲问题,而无偿地随意取用,将会造成对自然资源更严重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更严重的污染和恶化!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价值,是由其有限性和稀缺性所决定的。当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其经济关系时,可以用生态价值理论来解释。所谓生态价值理论,是一种新的生存与发展理论,它是以人类与生物圈的共存为价值取向,尊重自然,尊重生物圈的一切非人类的自然物,承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承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价值,人类对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不能随意索取和无限利用。在生态价值理论规范下,人类的经济生产活动,必须是合理而有限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后必须补偿和保护生态环境、自然资源,这样才能使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具有再生和进化的潜力,实现生态技术链中的物质和能量的良性循环,即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自养型的能源利用和发挥其自我调节、自我补偿的机制作用。
生态价值理论的实质,是一种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理论。它以人类与生物圈相互作用为中心,以人类社会与生物圈的共存为最高价值。当人们面对不同稀缺的、有限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时,必须正确评价和比较、计算其用途和效用的大小,这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价值的理论依据。事实上,完善的价值包括市场价值、存在价值和对生态环境改善,满足人类健康、生存和发展需求的价值,并且后一种价值是有限的、很稀缺的,但又是极其重要的。保护生态价值,就是保护生态系统最初始的生产过程。我们认识和研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对建立合理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实行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有偿占有和有限取用以及实行对其经济核算,特别是对其价值量的核算,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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