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成本变动与制造业空间集聚——基于地方保护政策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变动论文,制造业论文,成本论文,政策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流通业在市场价格体系中发挥信息传递作用的这一事实，对侧重制造业绩效研究的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从分析性合约来看，流通业与制造业在合约上的区别，是社会生产链中以中间商品合约代替了产业内的劳动合约，流通业合约常常表现为中间商品的契约交易效率高于劳动力契约效率（杨小凯，2003）。关于流通产业的绩效，可以通过价格信息的传递效率及该过程产生的流通成本两方面来考察。Fujita et al.（1999）通过“中心—外围”模型，说明了产业集聚程度与流通成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但这个模型仅考虑商品运输成本，因而该模型有着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Rochet and Tirole（2006）的双边市场理论提供了研究流通产业新的微观视角。双边市场理论认为流通产业的最大特点是“交叉网络外部性”，即个体收益受同处于交互网络中的他人行为直接影响（Evans,Schmalensee,2007; Economides,Joacim T
g,2012）。流通厂商的经济职能可理解为提供个体互相贸易的交换平台（Platform）。平台的交易职能类似于瓦尔拉斯体系中唯一的拍卖师，各平台价格信息的有效性将取决于各自的交易量，平台的网络外部性规模直接取决于交易量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传导机制，“中心—外围”模型是以消费者和制造厂商的互动所产生的规模经济集聚效应为基础的，它淡化了信息传导机制。
制造业空间集聚中的信息传导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流通业网络价格信息来传递的。流通成本发生变动，将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名义工资和生活成本，这意味着地区制造厂商所面对的消费市场及劳动力市场规模会改变，从而导致制造业空间分布的改变。从产业链结构看，流通产业处于上游制造商和下游消费者之间，信息优势使得流通产业的渠道优势在商品相对充裕的市场环境下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这是流通产业在影响经济空间分布方面的作用（Armstrong，2006；张凯，李向阳，2010；程艳，2011）。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将影响区域间流通政策的安排（张军，周黎安，2008），中国的政府管理结构类似于公司治理结构上的M型层级结构（钱颖一，许成钢，1993）。国外经济实践表明，政府是多重任务的唯一代理人，它往往处于弱制度安排的激励之下（Acemoglu et al.,2008），但处于强激励之下的中国地方政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追求政绩，在流通领域会采取地方保护政策，这对制造业的空间积聚会发生影响。
本文将着重分析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多应用于研究微观层面上的流通费用定价问题（纪汉霖，管锡展，2008；石奇，孔群喜，2009）。尝试结合双边市场理论和“中心—外围”模型，在理论上提供一个分析流通产业影响制造业集聚的理论模型。二是基于中国各地区市场经济发展及相应制度建设水平差异显著，分析地方政府“锦标赛”式竞争的博弈逻辑对产生地方保护主义的引致作用，并通过流通成本变动的分析来解释制造业的集聚过程。本文运用相对价格法（桂琦寒等，2006）的流通成本度量方法。
二、模型假设及数值模拟求解
若以克鲁格曼等人的“中心一外围”模型为基础，流通成本变动影响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一般机理如下：
图1描述了流通成本变动如何影响制造业空间集聚的运行机理。在这个机理图中，以双箭头表示的需求变动，反映了制造厂商、流通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网络联系及由此产生的效应，而产业前后向关联、生活成本效应和本地市场效应，则是对这三大主体行为结果的描述。这个循环过程可以概括性地理解为：
当本地人口发生流出时，制造业厂商面对的消费市场规模及劳动力供给就会下降，就会出现制造业厂商迁出该地区的市场效应，以及本地消费者不得不支付高昂的流通成本从外地购买商品，从而造成消费者福利下降的市场效应；同时，本地的就业机会也随着制造厂商的迁出而减少，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溢出效应下降，从而引发人口大规模迁出的市场效应。这些效应在继之而来的循环中，会在制造业厂商、流通厂商和消费者之间形成网络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可概括理解为：流通厂商通过在消费者和制造厂商之间传递信息，发挥其在价格体系中的枢纽作用，而流通成本的高低将影响信息的传递效率，同时各种非市场因素也将对均衡结果产生影响，如生产要素流动和商品交换的市场分割、区域间贸易壁垒乃至区域间经济增长差异等，而所有这些都会在需求变动上反映出来，从而使制造业厂商存量资本和增量投资发生流动，它是制造业厂商空间集聚变动的外部诱因。
针对不同销售成本，我们可对某区域的厂商分布、实际工资率和流通环节总收益作出短期均衡模拟假设和分析。在低运输成本（τ=1.5）或高运输成本（τ=1.7）条件下，上调销售费用
和
，并不能改变短期均衡结果（图2、图4）；销售费用的提高会引起流通环节总收益的减少（图3、图5），从而显示消费者实际支出减少；流通成本上升会致使消费者对本地和外地商品支出减少，这会抵消流通费用增加所带来的收益提高；提高销售环节费用并不能改变制造业的地理分布，对商品销售环节征收高税收，并不一定能带来预期中的高财政收益。
如果在低运输成本条件下（τ=1.5），分别上调本地销售费用和外地销售费用（图2），模拟结果表明，外地销售费用的增加将会瓦解由低运输成本和低销售成本所形成的集聚均衡，此时本地销售费用的增加并不影响均衡结果，制造业空间分布将演变为对称均衡。相比于低流通费用条件下的均衡结果，如果提高本地流通费用，并不一定会增加本地流通环节总收益（图3），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本地居民更多地消费外地商品，以至于进一步削弱了对本地制造厂商产品的需求。但在高运输成本条件下（τ=1.7），制造业空间分布结果演变为对称分布均衡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提高本地销售费用将瓦解对称分布均衡，使制造业趋向于空间集聚均衡（图4）。不过，短期内任何一地的流通费用上升，都可能带来消费者对于该地商品需求的大幅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制造厂商迁出。这表明中心地区完成初步制造业集聚后，保持经济集聚势头的关键，是降低当地的流通成本以保持集聚优势。这给我们以下启示：外围地区应抓住中心发展地区的流通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的机会，及时开放市场，降低商品在本地市场的流通费用；若地方政府为追求更高的财政税收而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虽提高了征收的流通费用，但并不一定能带来流通环节总收益的增加。
综合短期分析，可以发现外地销售费用上升时，空间分布均衡便会发生改变；本地销售费用的变化基本上不会影响经济地理分布的结果。考虑到模型对称性，本地销售费用的上升对于外地制造厂商而言，很有可能会造成外地销售费用上升。从外地厂商的视角来看，之前空间分布均衡将瓦解，会转而形成新的空间分布。数值模拟结果为什么和逻辑推理结果不一致？原因在于多重均衡结果的存在。
考察集聚均衡分布：地方政府为增加流通总收益，通常会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这会引致外围地区销售成本上升，此时，制造厂商为追求保护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租金”而迁入本地；对于中心地区而言，外地流通费用增加将驱动厂商迁出，为维持制造业本地集聚，保持自身中心地区的地位，发达地区将同样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从而销售成本也会由此增加。一个不可绕避的事实是，高流通费用将造成物价水平的迅速上升，实际购买力严重下降，消费者的大部分支出被流通成本的提高所蚕食，社会福利受到严重损害，这可以理解为是区域之间政策博弈的“囚徒困境”。另一方面，这里的分析亦适用于对称均衡分布：当任意一地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时，另一方都将被迫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结果全社会的流通总收益下降，可见保护主义政策并未真正起到“保护”效果。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区域性保护主义损害了自由经济的运行效率，商品价格体系的扭曲将影响资源分配利用的经济效率，助长过分干预的政府行为，扼杀自由企业家精神，恶化经济环境。关于这种景况，表1（见下页）给出了分析性框架。
与短期均衡不同，长期均衡分析需考虑人口流动。基于长期均衡分析要研究的均衡结果及对应的流通成本范围会不同于短期均衡，我们应分别就长期对称均衡和长期积聚均衡两种情况展开讨论。依据长期对称均衡被瓦解的条件，假定本地制造厂商比例为0.5，在不存在区域间实际工资率差异和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把销售费用和运输成本等变量代入长期对称均衡条件
，可得：
ξ表示地区间销售费用差异，τ表示运输成本。（1）式说明长期对称均衡是否瓦解和销售费用的绝对值大小无关，它主要取决于区域间流通成本差异及运输成本的大小（图6）。类似地，针对长期集聚均衡的瓦解条件，如果我们假设此时制造业集聚于本地，且本地制造厂商比例
，则集聚均衡的瓦解条件是
，即：
（2）式说明长期集聚均衡是否瓦解取决于销售费用、区域间流通成本差异及运输成本三因素的互相影响。在该种情况下，过高的流通费用将削弱中心地区的集聚优势，导致集聚瓦解（图7）。
模拟结果表明：长期对称均衡瓦解点位置与销售费用无关，但要受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区域间差异影响（图6）：当运输成本或销售费用区域间差异增大时，（1）式左边将大于右边，并且
。这说明对称均衡分布将得以维持，也就是说，若要瓦解对称均衡，则需要同时降低区域间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差异。事实上，高流通成本环境下所产生的对称均衡分布是低质量的经济平均发展，尽管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明显，但福利水平相对于低流通成本环境下要更差。
长期集聚均衡由运输成本、销售费用和区域间销售费用差异共同决定，这种情况在较为复杂的图7中得到了抽象反映。这需要我们对外生参数作出假设性分析。若区域间销售费用差异不明显（ξ＜1），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的增加都将继续维持本地集聚均衡；只有当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同时减小，本地集聚均衡才会瓦解；当区域间销售费用差异明显时（本文参数设定ξ＞0.61），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的增加将瓦解本地集聚均衡。这里的结论是，在区间0.61＜ξ＜1上存在多重均衡，但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对集聚均衡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特定区间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的增加都将继续维持本地集聚均衡。在短期，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可能有利于当地制造业集聚的形成，但在长期这样的集聚优势并不可维持。在当地制造厂商有较强的区域性垄断能力时，若该地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会造成流通成本进一步上升，其结果是当地制造厂商将受益于这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政治性租金，从而将吸引制造厂商继续集聚于该地区，并且本地流通环节的收入增加也扩大了当地政府的税基。但正如短期分析所表明的，这样的保护政策对于中心发展地区无疑会削弱自身竞争力，这是因为，若外围地区及时开放市场并推行优惠政策，将导致制造业厂商向外围地区迁徙。但长期均衡中，流通成本区域间差异是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会造成全社会流通成本增加，扭曲市场价格体系，加剧区域间发展落差。流通成本变动与对称均衡和集聚均衡的实现条件，如表2所示。
三、计量模型与实证检验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本文拟选择70对地理接壤的省市数据对流通成本进行度量。先前的很多研究显示，地区i的综合流通成本指标通常等于n个相邻省市流通成本的均值，即
。若地区i流通成本较低，则
指标应更接近1。为了避免问题分析的复杂性，本文拟将不同地区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数化后相减，这样或许能抵消地区物价间共同因素的作用，更能反映各地区的自身因素。
通过计量1996—2010年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流通成本指数，可以发现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流通成本正不断上升，其中西部地区的流通成本最高，东部地区次之，而中部地区的流通成本是三大区域中最低的，且区域间流通成本之间的差异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持续下降之后，又重新扩大（见下页图8）。目前中国制造业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部地区流通成本过高，而中部地区则拥有政府优惠政策和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优势，包括流通成本在内的经济运行成本较低。这种情况导致了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出现了增大的趋势③。
图8有关全国及三大区域流通成本估计的数据，支持图1有关流通成本变动影响制造业空间集聚的运行机理的描述。即制造业集聚受四大效应所影响：生活成本效应、本地市场效应、产业前后向关联和流通产业的网络外部性，因而将采用一个反映这四类新经济地理效应的面板计量模型。该计量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其中
为新经济地理解释变量
为其他增长变量（见下页表3）。
制造业集聚不仅意味着地区相关经济变量绝对值的增大，还伴随着密度层面上相对指标的显著，我们在此采用实际人均工业总产值penind作为反映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指标④，这个指标所蕴含的经济含义，是实际人均工业总产值越高，制造业集聚程度越高。本地市场潜力以反映地区收入水平的实际人均GDP即pergdp作为衡量指标。但我们分析产业前后向关联时，则应以地区制造业厂商密度firm来衡量，因为制造厂商选址往往选择和上下游企业相邻的区域以获得更紧密的商业联系，区域内制造业厂商密度越高，其形成产业内和产业间联系的可能性越大，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各地物价指数变量CPI反映生活成本效应，流通成本指数cost-I为n个相邻省市流通成本的均值；其他控制变量，如非农业人口数记的城市化率urban（Wen，2004）、以地方政府收取的增值税和企业税计量的政府规模指标gov⑤、实际人均资本量percapital和根据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的劳动力素质education（Wan et al.,2007），等等，都应该成为作为检验依据的面板数据的单位根；同时，要区分商品运输成本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需要考虑交通运输变量road（金煜等，2006）；至于空间溢出效应变量Wperind，则用以衡量相邻省市制造业发展水平对本地制造业的影响。
本文数据来自1996-2010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之所以采用1996年而非更早的数据，是由于中国商品价格定价权直至1992年才基本放开，之前的数据并不能较好反映市场情况，同时也是出于数据可靠性及统计口径连续性的考虑。本文样本中包含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海南、西藏两个地区因数据缺失而剔除。
由于本文数据跨度较大，数据间存在明显的共同趋势，为避免虚假回归，需对面板数据进行序列单位根检验（见表4）。根据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见下页表6），参考相关文献及一般计量原则，本文采用个体时序双固定效应OLS回归的方法，同时，为减少截面异方差的影响，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差，为减少数据内生性，被解释变量都采用滞后一阶的数据。
表6中的计量结果（1）表明，政府规模指标gov、流通成本指数cost-I、实际人均资本percapital、交通运输指标road、制造业厂商密度指标firm和本地市场潜力指标pergdp等变量对各地制造业集聚有正面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政府规模指标gov的计量结果显示，在目前的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制度下，中国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影响力仍十分显著，这一点得到了一系列相关研究的证实（白重恩等，2004；陈敏等，2008；陆铭，向宽虎，2012）；计量中教育年限指标education和制造业发展水平呈反方向关系且不显著，这与一般理论的预计结果相反，原因可能是目前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驱动模式还是依靠人力投入而非技术创新，因而劳动力素质对当地制造业发展的正效应被更显著的劳动力投入所掩盖，且劳动力素质类似于固定资产投入，需要形成一定规模才能发挥作用。由于我们采用人均工业指标，因而以非农人口衡量的城市化率指标影响为负。物价指数CPI的影响为负说明价格水平上升导致制造业成本增加，在长期并不利于制造业集聚。
依据流通成本指数越高说明某地区流通成本越大的现实，我们有理由认为计量系数为正说明保护主义政策对该地制造业发展有较大帮助。考虑到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区域间空间溢出效应，再考虑到计量模型中的流通成本指数cost-I仅仅考虑了一次项，这很可能使在计量模型只体现其正效应而忽略可能存在的其他效应，现在的问题是，对所有地区而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一定会对各地制造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吗？显然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为进一步探究流通成本和区域制造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将该指数的高阶项加入到计量模型加以考察。诚然，面板模型的OLS回归说明了包括流通成本在内的各种因素如何影响各地制造业发展水平，但并未明确说明本地流通成本将如何影响周围区域。根据本文各省制造业发展的相关数据，可计算得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为0.1336，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大于零，这说明中国省际间存在明显的经济空间溢出效应（吴玉鸣，2006；潘文卿，2012），正是这种空间上的互相关联，我们可以将计量模型（3）推广至空间计量形式：
式（4）中，W表示一阶空间权重矩阵，据此衡量的Wperind指标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区域间制造业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此时面板OLS 及GLS估计结果存在偏颇和不一致的情况（Anselin，1988），需采用最大似然估计的ML回归方法。本文在LM检验（表5）确定模型形式（Anselin，1995）的基础上，采用空间一阶自相关模型，并通过LR检验和豪斯曼检验来选择固定空间效应模型。
表6中的计量结果（1）显示，新经济地理变量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是显著的。具体地说，本地市场规模扩大、产业间前后向关联加强都有利于形成制造业集聚，而本地生活成本的提高则不利于制造业集聚。在控制了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的交通运输条件road和负向影响的生活成本CPI这两个变量之后，cost-I指标前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流通成本的提高则有利于制造业集聚，这似乎和之前的流通成本提高造成产业迁徙的结论相反。但如果我们将流通成本指数cost-I的二次项加入模型中，并剔除不显著的变量education，得到表6中的计量结果（2）。计量结果（2）中cost-I的二次项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流通成本和制造业集聚存在倒U形关系（图9），即一定范围内（以本模型为例，交易成本指数＜1.0870）流通成本的增加有利于当地制造业的集聚，但过高的流通成本终会导致严重的市场分割现象（即倒U曲线的右端），这会阻碍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数据检验的435个观察点中，有428个观察点（98.3%）处于该范围内。可见，对于绝大多数地区而言，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确有利于当地形成制造业集聚，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目前存在的市场分割现象的原因。
但整体区域间流通成本越高，本地消费者被迫消费越多本地制造产品、本地厂商便享有这种因高流通成本带来的收益。高流通成本可以来自于当地流通产业的相对落后，也可能来自于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正如数值模拟和计量结果所显示的，这种优势并不可持续，流通成本的增加将导致本地经济运行成本过高，即使本地形成制造业集聚优势，也将逐渐消失。这或许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现象。
表6中的计量结果（3）显示，制造业的空间溢出效应Wperind变量和流通成本变量cost-I在5%的水平上显著，但如果考虑时间对变量的影响，计量结果（4）则显示制造业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并且物价指数影响由正变负。另一方面，虽然短时期内物价上涨有利于制造业发展，从而体现出保护主义政策的短期效应，但长期内的成本上升会使制造业集聚地区的优势减弱，也就是说，保护主义政策会削弱地区间制造业的正溢出效应。
以上现象既和过去遗留的地方政策有关，也和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省际间经济分工的重新定位及利益博弈的影响有关。各区域间经济联系在不断加强的同时，也存在个别地区为追求短期利益而采取地方保护政策的现象。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需要淘汰某些落后的产业、发展流通业以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崛起需要引入相应产业，但实际过程必伴随着利益约束，正如数值模拟所显示的“囚徒困境”那样，各地区必将采取行动以减少自身损失或争取利益最大化。可见要促进国内市场的进一步统一，亟需从理性人的角度进行分析，制衡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合理化解区域间利益冲突。
四、主要分析结论
流通成本变动通常会通过网络外部性影响制造业的集聚过程。短期均衡模拟结果表明，中心地区完成初步制造业集聚后，保持经济发展势头的关键之一，是降低当地的流通成本以保持集聚优势，外围地区若试图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同样应抓住中心发展地区的流通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的机会，及时开放市场以降低本地流通费用；地方政府征收过高的流通费用并不能获得预期中的财政收益，相反有可能会恶化当地经营环境。从政策或制度来考察中心地区产业空间积聚所产生的收益，一方面中央政府不能完全以地区经济增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标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不可一味在税收、土地使用和产品流动等领域实施地方保护政策。
长期均衡分析显示，区域间流通成本差异阻碍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过程，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实行保护性政策会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尽管地区保护性政策可以吸引制造厂商的迁入，但并不能使得当地居民的收入增加。保护主义政策有时会导致市场价格体系的扭曲，由保护主义政策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不合理的。就中国的情况而论，无论是发达地区或是不发达地区，放弃地方保护政策，依靠市场力量而非行政手段来降低流通成本，尤其是同时降低区域间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是实现有效率的产业空间积聚的必要途径。这是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制度时首先要思考和重视的问题。
制造业空间集聚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条件配置是不同的。我们的政策和制度的设计，要充分考虑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的配置条件。从理论上来说，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是关注短期均衡有余而重视长期均衡不足。中心地区制造业空间集聚的长期均衡，要求区域间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尽可能的下降，高流通成本下产业的对称均衡分布是以地区经济低质量发展为代价的，这种低质量发展使福利水平相对于低流通成本环境要差得多。基于这样的理解，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利用流通渠道对稀缺资源的整合功能，要通过各种政策或制度让制造业的空间集聚适应流通成本变动的网络外部性规定。政策或制度设计的原则和指导思想，是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具体操作思路是在税收优惠、土地使用和商品流转等方面，规划和制定出降低区域间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的可操作性措施，从而使政策或制度能够反映流通成本变动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相关性。
计量结果显示：①地区制造业发展水平与流通成本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可获得短期利益，但将面临未来区域间整体流通成本升高和经济溢出效应减弱的后果；处于强激励下的地方政府可能为短期利益而选择保护主义政策，但这样会导致政策博弈走向人人受损的囚徒困境，最终延缓整体发展速度。②区域间制造业空间正溢出效应和流通成本差异都较为明显，国内市场同时存在着一体化和反一体化两种演化趋势，其根源来自产业升级转型过程中的省际间经济分工角色的重新定位和利益博弈。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需要制衡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化解区域间的政策博弈。③中国东部地区流通成本过高是促使制造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重要原因，中部的地方政府优惠政策和相对低廉的要素价格优势，包括流通成本在内的经济运行成本较低。这种情况导致了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出现增大的趋势。要改变以上情况，中央政府要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对地方政府保护主义有所遏制，需要从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制定出适合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手段和措施。
流通成本变动与制造业空间积聚问题，涉及市场和政策两个层面，依据“双边市场”理论和“中心一外围”模型，对流通成本变动影响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分析，是运用相对价格法区域间的流通成本指标对市场现实的一种模拟研究，这一研究的计量结果支持对地方保护政策的批评。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地方保护政策是很复杂的，导致这种复杂局面的原因，既有地方政府的“理性经济人”因素，也有中央政府宏观政策疏漏的因素，尤其是在财政分权和官员晋升依据标准的现行制度下，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会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淡化市场机制的理性选择。显然，从模拟研究走向实际研究，更需要对市场和政策两个层面上的流通成本变动与制造业空间积聚问题进行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思考的课题。
注释：
①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将省略详细的数学推导，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②在“中心—外围”模型中，该价格以一组代表性的本地商品的价格指数衡量，这意味着我们可直接利用各地物价指数来直接计算各地流通成本c。
③本文的结论和桂琦寒等（2006）关于中国市场分割程度的研究正好相反，这是由于他们的数据截至2006年，彼时正好处于国内市场统一程度上升的阶段。
④工业总产值中还包含非制造行业，但其比重极小。以2010年为例，制造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为93.5%，本文认为工业总产值是对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合适计量。
⑤分析地方政府规模，增值税和企业税的计量是不可忽略的。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这两项，它们可作为检验地方政府是否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主动干预当地经济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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