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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局出发研究国际形势就要从研究国际关系格局开始。国际关系格局是“国际舞台上各种国际战略力量对比在一定时期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相互作用的表现形态。”〔1〕近代以来， 大的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一般来说，经历了4个完整阶段。 即：群雄争霸的威斯特伐里亚格局、五强并立的维也纳格局、力量失衡的凡尔赛—华盛顿格局和两极对峙的雅尔塔格局。1989年以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世界朝多极化方向发展。
从300多年的国际关系格局演变过程中， 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带有普遍的、规律性的东西。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显得突出和重要，国际关系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由最初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发展到现在囊括各地区、各角落的真正的世界体系。国际舞台上行为主体的地位和角色的不断变更，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演变。
从国际格局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国际关系格局总是处在平衡（均势）——不平衡（均势被打破）——平衡（建立新的均势）的过程中，均势的建立及被打破总是要经过一段量的积累和部分质变的发展过程。格局的演变通过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表现出来，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使得格局的演变显得难以把握，但是历史的必然性还是通过无数偶然事件来表现自己的。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合力论”，他指出：“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2 〕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演变也是各种力量相互较量相互制约的结果。正是各种力量才形成了一种“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总的合力”。在这个“总的合力”中，经济是基础的，最根本的力量，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但是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和变化。
一、生产力的发展是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根本动力
国际关系格局是国际舞台上各种国际战略力量对比的客观态势。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态势发生变化就导致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而国际战略力量的消长变化实质上就是国际舞台上大国实力发生变化，也就是综合国力的变化。而国家综合国力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影响到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所以促进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最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
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历史时始终坚持唯物史观。恩格斯曾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3〕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变更和发展的最终动力， 而科技革命又是推动生产力进步和发展的强大动力。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作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4〕。 邓小平在重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基本观点的同时，更进一步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渗透和存在于生产力的各个基本要素中，对生产力的每一基本要素都有重要影响。历史也证明，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的几个世纪里，正是由于科技进步和科技革命带动着社会生产力不停顿地向前发展，从而持续不断地推动世界面貌和国际关系格局发展变化。
首先，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促进了全球性国际关系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次科技革命从18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中后期完成。这次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由工场手工业转变成机器大工业，生产社会化和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形成了同资本主义大生产相适应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6 〕加之，工业革命促进了航海业的大发展，为这种联系提供了物质条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逐步形成。
第二次科技革命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完成。这次科技革命使得资本主义产业结构由轻工业型转变为重工业型，资本主义生产力以及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造成了生产与资本的高度集中，导致了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统治的确立。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加强资本输出，加紧了争夺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它们把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加上海陆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技术的大发展，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世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全球性国际体系最终形成。
第三次科技革命于本世纪50年代开始，目前正在发展中。这次科技革命使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的集中，这一切加剧了资本的国际扩张趋势。资本运动的国际化过程从二战前在流通领域发展到直接生产领域，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进一步国际化，而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工具的革新，又为扩大和加深国际化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此基础上，国际垄断组织和跨国公司大批涌现，世界经济呈一体化发展趋势。世界各大洲、各国、各民族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日益增强。全球性国际关系体系进一步发展。
其次，科技革命使世界各国的实力更加不平衡，引起国际格局中行为主体的地位和角色发生变化，推动着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
科技革命为首先掌握住其主导权的国家控制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对世界的统治提供了物质条件。英国作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先驱，领先于其他国家建立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到19世纪50年代，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取得了“世界市场”的头衔。英国正是有了雄厚的工业基础，才在与欧洲列强的争霸中连连获胜。
第二次科技革命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促使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垄断组织这一新现象，并逐步形成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过程首先发生在比较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和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这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力求打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统治世界的局面，要求按“资本”和“实力”重新瓜分世界，冲突和战争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国际舞台上行为主体的地位和角色发生变化。
二战后的第三次科技浪潮首先从美国开始，这给了战后积极谋求世界霸权的美国以经济上极大的优势。美国不仅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也成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西欧、日本在渡过战后经济恢复期后，也迅速采纳新技术革命的成果，经济迅速发展，导致西方国家力量相对均衡，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苏联、东欧等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未能适应战后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飞跃发展的需要，改革高度集中的斯大林模式，致使经济停滞不前，与西方国家差距日益增大，加速了苏东的剧变和垮台。
第三，科技革命引起战争武器发生根本性变革，导致战争的目标、形态和破坏力都发生巨大变化。在这基础上，军事思想、战略和战术、军队编制等也相应地发生了更新。军事领域的变革直接影响到了国际政治的发展。
在科技革命的挑战面前，各国都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民族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决策，世界各国的竞争由以军事政治为主的竞争逐步转向经济科技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发展经济置于首要战略地位。而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维持世界和平以争取共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样，也有助于推动整个国际社会朝着协调与合作的方向发展。
二、国际体系中的内部矛盾运动是国际格局演变的直接动力
矛盾，即对立统一，指事物内部对立各方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关系。国际社会体系是由许多行为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组成的统一体，由于各行为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追求而进行的相互斗争与相互合作，形成了错综复杂、永不停息的矛盾运动。正是国际体系的内部矛盾运动直接推动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格局的演变。在较长时间内和较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国际关系全局的运动和发展的矛盾是基本矛盾。不同时代的基本矛盾反映了该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在基本矛盾的运动过程中，不同时期“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7〕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 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8〕，这就是主要矛盾。 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有时以一种基本矛盾表现出来，有时则是几种基本矛盾的集中反映，这几种矛盾在运动中“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9〕， 支配和决定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演变。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主义国家的矛盾以及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矛盾是国际舞台上的基本矛盾，而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主义国家的矛盾。新生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没落的封建主义国家争夺对国际事务领导权的斗争贯穿在早期的国际关系发展之中。列宁称资本主义上升阶段是“一般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的时代，是已经过时的封建专制制度迅速崩溃的时代”〔10〕。在这一过程中，西欧国家走到了世界前列，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而欧洲以外的多数国家和地区已沦为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
到了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国际舞台上的基本矛盾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互关系构成的三大矛盾，这三大矛盾的运动支配着国际关系全局，构成了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基本格局。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主要矛盾。从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开始到1914年，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垄断统治的时期。这一时期，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单一的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动摇，并逐步形成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和资本主义制度截然对立的新型国家制度的出现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容许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与此同时，从20年代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在列宁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下，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运动这两股力量开始形成一个整体，冲击着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是20年代的主要矛盾。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德、意、日组成法西斯联盟，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争中，反法西斯联盟形成并发展起来，这两大联盟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两大联盟斗争的结果以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而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中基本矛盾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但是，国际关系格局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是因为由基本矛盾所决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改变。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主要矛盾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对抗，国际关系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对峙之势。从50年代中期起，尤其是60年代后，全世界范围内各主权国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民族矛盾上升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内各主权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反对美苏霸权主义行径，力求摆脱美苏控制。资本主义阵营内，西欧、日本迅速崛起，并与美国相抗衡，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第三世界国家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世界朝多极化发展。进入80年代，世界经济发展更为不平衡，一场世界性的经济竞赛日益激烈。经济的发展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显得尤其重要。
国际社会的内部矛盾运动推动着国际社会的发展，这种发展过程通常通过许多历史事件表现出来。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了某一历史阶段中主要矛盾的变化或激化，它们往往成为国际格局转型的标志。
三、世界大国的国家对外战略的变化是推动国际格局演变的重大力量
国家对外战略是国家实现对外目标的全局性指导思想和方针，是对一个较长时期形势的分析、认识和决策的综合谋划。国家对外战略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影响。国际关系格局虽然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人为的国家对外战略却能驾驭国际关系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变化，反之亦然。
自从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国家利益上升到国际关系的最高利益，成为主权独立国家制定国家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准绳。成功的对外战略必然能提高该国的国际威望，使该国在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游刃有余。同时，它也影响着国际力量的分化、组合。
均势战略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古老，运用最频繁的国家对外战略之一。提到“均势战略”，人们不由地要想到英国，英国被认为是一个长期奉行力量均势政策的典型国家。英国多年的外交实践显示，英国总是“通过维持和左右两个实力大致相当的集团相互制约抗衡，避免使欧洲陷于任何一个大国或国家集团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在局势相对稳定或尚不明朗的情况下，英国对欧洲事务尽量采取‘超脱’的态度；但在均势遭到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时，它通常给予谋求霸权的国家相抗衡的那一方以重要的经济、外交和军事支持，并根据英国自身利益随时调整或变换结盟关系。而英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英国自身的利益。”〔11〕19世纪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久的和不变的”一句阐述英国外交政策原则的话成为描述英国外交特色的名言，被广泛采用。
近代英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基础，运用均势战略“在列强中联此制彼，联彼制此，……悄然余利期间。”〔12〕
诚然，国家对外战略的实现，与其国力和威望有密切联系。但是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并不是不能成功地运用对外战略来改变本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的。新中国外交就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40多年以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所获得的地位和取得的影响要远远高于其物质力量可能提供的水平，这个成就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领导人正确地把握了国际形势，根据不同形势选择了不同的国际战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世界局势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局面，中国外交实行了“一边倒”战略，使中国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从而放心进行国内建设。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局势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后，两大阵营走向四分五裂，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理论，不失时机地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此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确定了以不建立战略同盟为特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在国际风云变幻莫测，苏东纷纷发生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之时，中国仍以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姿态屹立在世界舞台上，并且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将更为显著。
一国对外战略的制定指导着该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也指导着各种对外的具体策略的制定，它关系着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历史上，由于对外战略上导向性的错误而使一国由强国成为弱国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拿破仑的法国，威廉二世的德国……都是因为推行霸权外交而导致自身覆亡。
因此，一国的国际战略关系到该国的兴衰，由此也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发展与变化。
四、战争是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助推器
国际政治的主题离不开战争与和平问题。而“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13〕，战争“虽然不一定能够解决争端，但确实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了世界的结构”。〔14〕战争作为历史的“催生婆”，以其剧烈的暴力形式，不仅打破了国际关系中的一切准则，而且摧毁了旧的国际关系格局并孕育产生出新的国际格局。
战争主要区分为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对国际社会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国际战争。国际战争又包括局部战争和世界战争。局部战争导致部分国际力量发生消长变化，由此引起国际格局发生部分质变。世界战争则导致世界上主要国际力量都发生变化，由此引起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彻底改变。
世界大战的战争迄今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两次，然而彻底摧毁旧格局的战争却远不止这两次。在此之前，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都是国际社会主要力量都参与其中的战争，虽然它们范围未波及全球，但它们都对国际社会的主要力量进行了重大调整和组合，就其对国际社会影响来说，也可称为世界性的战争。三十年代战争摧毁了中世纪不可一世的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产生了诸多主权独立国家。拿破仑战争覆灭了一度称霸欧洲的拿破仑帝国，削弱了法国的力量，增强了英俄实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毁灭，英法等国削弱，而两个非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却趁此加强了实力，战争引发了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德、意、日法西斯主义遭到毁灭性打击，英法力量受到削弱，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美国成为一枝独秀。几百年来的欧洲中心局面宣告结束。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最后赢得了战争，并成为战后与美国相抗衡的一支主要社会力量。这为战后两极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三百多年来，除了世界性大战外，各种局部战争也是不断发生。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的近两百年中，欧洲很少享受过较长时间的和平，“近代欧洲是从战争的铁砧上敲打出来的”〔15〕。战争是增强或削弱一国实力的最迅速、最直接的途径。1648年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里亚和约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均势状态，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各国的兴衰隆替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进行着”，在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会议上原属于大国之列的国家，“到18世纪终了之前，三个——瑞典、荷兰、西班牙——已不再成为大国，而另一个波兰则已根本不存在，它们的地位为俄国和普鲁士所取代。”〔16〕经过这一系列战争的较量，威斯特伐里亚格局逐步走向解体，欧洲国际舞台上崛起了英、法、俄、奥、普五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西战争、英布战争、日俄战争是最早发生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是新兴的帝国主义强国向老牌帝国主义发起的挑战性战争。美国和日本已跃居世界强国之列。国际舞台上增加了两个新的主角。
二战期间，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大发展是对帝国主义体系的重大冲击。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直接打击了各种霸权行径。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使美国的亚洲政策破产，在东方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朝鲜战争开始了美国从巅峰上下跌的历程；越南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元气，激化了西方阵营的内部矛盾。阿富汗战争使苏联受到沉重打击。这些局部性战争削弱了美苏实力，使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
注释：
〔1〕 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2〕〔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2、460、46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372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第469、469—470、386页。
〔7〕〔8〕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10、308页。
〔10〕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144页。
〔11〕 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165—166页。
〔12〕 陈乐民：《英国外交史论要》，载于《世界历史》，1995年第五期，第6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 年版，第26、61页。
〔14〕
[英]Michael Howard: The Courses of Wars,Cambridge University 1983,London,p.2.
〔15〕 转引自袁明：《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16〕 [英]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年）》，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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