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人们思想变化的趋势与特点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改革开放论文,趋势论文,过程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8）05－0123－05
1978年，我们党召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年改革开放实践所带来的中国社会的深层变革，引起了人们思想活动的千变万化，而思想观念的变化又因改革开放的探索性、复杂性和广泛性而凸显其自身的规律性，使得人们思想的变化呈现出与此相应的基本趋势和主要特点。
一、思想活动的“四大特性”明显增强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思想活动的“四个特性”，既勾画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变化的主要轮廓，又揭示了思想变化的大致走向。
1.改革开放实践过程的复杂性，强化了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可以说是高度单一化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比较简单、相对趋同，就连衣着都是单调同色的，个人的利益相当程度被忽略，思想活动也被限制在高度统一的模式之中，这就养成了个人对国家和集体的依赖，继之而来的就是“等、靠、要”。
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从生产力层次到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的复杂局面，这种复杂性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更甚。比如，在所有制结构方面，我们不仅有处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也有占相当比重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在公有制经济中，既有国有独资企业、集体经济，又有国有控股的合资经济、合作经济等；在分配方式方面，我们以按劳分配为主，但也存在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在工作方式上，允许多种形式的存在，除以往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外，还出现了个体户、中小企业主、外企人员、自由职业者等。
市场取向的改革，使人们已逐渐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在这种条件下，创业要自筹资金，经营要自负盈亏，就业讲自主选择，交往讲自由平等，科学研究重自我表达，人生价值重自我实现等等。
这一切变化，都在潜移默化中减少了个人对国家和集体的依附性和盲从性，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也使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潜在的创造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思想活动的独立性进一步强化，这正是社会发展、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
2.改革开放实践过程的开放性，增强了人们思想活动的选择性
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大门的打开，使我国打破了自我封闭和外力封闭的双重限制，摆脱了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从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引进资金，到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入WTO，迎接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挑战，可以说，中国进入了全面的开放时代。这样的开放时代造就了中国社会多样化的发展，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生活在这样一个开放与多样化社会中的人们，要想获得充分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就必须在他生存和发展的一切领域，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做出选择；同时，社会多样化的客观条件和精神需求增长的主观条件都使人们的选择获得了广泛的现实可能性。这样，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就集中地表现为一种独立的选择性。另外，开放使人们接触到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异质文化，中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荡也更加直接，再加上我国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宽松，人们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可供选择的余地也越来越大，思想活动的选择性也就越来越强。
3.改革开放实践过程的革命性，决定了人们思想活动的多变性
我国的改革从总体上讲虽说采用的是非对抗性的、渐进式的方法推进，但从实质上理解，它是要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各项体制，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无论从改革对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看，还是从引起我国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变革的深度和广度看，都可以说是一场新的革命。邓小平曾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① 改革实践过程的这种革命性特征决定了改革的首要任务应是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创新理论，“解放”和“创新”就有可能会使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不确定性的状态。
这种多变性表现在：一是快速变化的频率。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发展，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的不断涌现和信息的快速传播、快速更新，人们的思想也随之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二是复杂的变化趋向。由于社会的经济形态已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的技术形态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知识社会双重嬗变，这也就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必须由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由封闭型思维向开放型思维、由传统思维向现代思维转变。这样的转变，就必然要使人们的思想经常处于多线条、多向度的变化之中，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可预测性明显减弱。三是变化的反复性。由于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再加之社会成员还要承担改革的成本，因而，思想变化的反复就在所难免，同一个思想问题，此时解决了，彼时又产生；在某种条件下解决了，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出现。
4.改革开放实践过程的不同步性，凸现了人们思想活动的差异性
物质利益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人们进行其他社会活动最基本的条件。但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利益和物质利益被忽视，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不屑言利，畏于言利。这是一种禁欲主义式的“左”的义利观，在根本上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意愿的。
因此，改革开放的最早举动，就是纠正这种“左”的做法，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贯彻利益的原则，和谐社会是共建共享的社会，改革的目的是要让人人受益。但在我国现阶段，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生产条件存在很大的差异，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个人的劳动能力也不尽相同，因而改革不可能让所有社会成员同时获得相同的收益，必然有收益多与少，受益早与晚之分，有的可能暂时受到一些损失。这样，就会逐步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阶层和社会角色，由于他们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差异，观察世界、认识问题的起点、角度、目的和标准就会出现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加上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政治态度、利益要求、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会多种多样，甚至大相径庭。在许多问题上，不同的阶层会有不同的认识，即使处于同一阶层，因为角色不同、角度不同，思想认识也会参差不齐。
二、思想意识的“三个走向”更加凸现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过程的内在规律性和未来指向，深刻地影响着人们思想变化的走向。思想活动的“三个走向”及其“三化”特征是改革开放实践带来的必然反映，这种反映的主导方面是积极的、健康的，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是适应的。但同时，改革开放实践过程又十分复杂，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一些疑虑和困惑，也诱发了一些消极甚至错误的思想观念，这两种倾向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1.人们的思想意识走向现代化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② 我们需要运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伴随社会实践现代化的人们思想意识现代化的问题。
一是在政治思想上，崇尚自由和民主。民主和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而人对这一权利的崇尚和需求却是有条件的。人们对民主和自由的崇尚程度取决于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下，人们的主人翁意识被激活，个人把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同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同实现自身的价值与理想结合起来，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参与热情。人们强烈要求加快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积极参与各项民主管理和监督，扩大民主决策范围，树立民主决策权威，保证个人多渠道、多形式地参政议政。
二是在生活方式上，讲求时尚和追求富裕。从物质生活方面讲，大多数人不再满足于温饱，而是讲究营养、风味，并求新、求美，以“一季多衣”取代过去的“一衣多季”。“赶时髦、爱消费、重质量”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理念。从精神生活方面来讲，人们不仅仅停留在“吃”和“穿”上，希望生活多样化，娱乐和健身已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需求。
三是在思维方式上，更加注重实际，不僵化。接受新事物快，善于比较，勇于创新，不惟书，不惟上，不轻信盲从，爱独立思考。
四是在观念形态上，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东西。在诸如人生观、价值观、人才观、职业观、竞争观、参与观等方面，表现得更现实、更自信、更好奇、更敏感，他们不再把自己定格在虚拟的精神王国里，不再欣赏单一的精神疗法。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没有进行全国哀悼，当时处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民众都是事后才知道发生了地震，当时拒绝一切外援，还以此作为“自力更生”的“革命路线”来大加颂扬。而2008年的四川抗震救灾信息透明开放，外国的救援物资和救援人员也不断进入灾区，这体现了巨大的社会进步。
五是在伦理道德上，注重个人价值。重视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集体观念相对淡化，反对空谈“理论”，反对孤立地、抽象地重“义”轻“利”，敢于审视和扬弃传统道德，向往并追求现代文明。
2.人们的思想意识走向多样化
现代社会，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势必构成人们不同起点、不同层次的思想状态，从而使思想意识趋向多样化。
首先，多样化是人们充当社会角色的显现。比如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商人等角色之间就有明显不同的思想特点。工人阶级和先进的生产力连在一起，最有觉悟；绝大多数农民仍旧是小生产者，或多或少还会打上了宗族传统封建文化的深深烙印；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也可能随世俗化的大潮走向边缘，在文化市场化的过程中不再标榜自己的清高。
其次，多样化是人们素质不同的反映。同一社会角色也可能有不同的思想反映，先进的思想，滞后的思想，处于先进与滞后状态的中间思想都会从不同的人、不同的侧面表现出来，有的人成为楷模和标兵，有的人沦为败类，如此等等。
再次，多样化也是个人的年龄和性格存在差异性的体现。由于年龄层次的不同，性格的不同，处于同一社会现象中也会产生不同的思想意识，对同一个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总之，人们的思想意识走向多样化，是现代社会所具有的正常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因势利导，让思想意识的多样化始终朝着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一面发展，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变化，既弘扬主旋律，又提倡多样化。
3.人们的思想意识走向复杂化
所谓复杂化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现代人的思想内容极为庞杂与丰富。二是丰富的思想内容将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化与更新。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是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时代、新的民主化浪潮时代、世界多极化时代和文化多元化时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的人的思想内容不可能不丰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和世界市场的接轨和WTO的加入，中国人开阔了眼界，活跃了思想，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同时，国家或民族之间的广泛接触和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也在潜移默化中丰富着人们的思想内容。另外，改革实践活动领域的拓展，前进道路上新情况、新问题的层出不穷，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打破原有的框框、摒弃陈旧的观念，以适应新的形势，认识新的事物，融入新的思想，去完成新的任务。在“适应→认识→融入→完成”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内容在丰富中得到了更新，在更新中得到了丰富。
三、思想观念的“两种趋势”相互交织
与改革开放实践过程相伴随，人们思想观念的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的“两种趋势”相互交织。分析思想观念的正确与错误、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的两种趋势，不仅要看到各种思想现象，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们置于改革开放实践中去认识。尽管不能说所有积极或消极的思想都因改革开放而起或与改革开放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对改革开放的进程与成败将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1.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关系中引发了积极与消极思想的相互交织
怎样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一味追求效率，加剧了两极分化，无法达到真正的公平。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处理这一关系，也是颇费周折的。起初，我们十分强调公平，却陷入了“平均主义”的泥坑。后来，邓小平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他根据我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实际，把追求效率和速度放在首位，鼓励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在一定意义上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既满足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机制又充分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激发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开拓创新意识等积极的思想。但又不可否认，从“先富到共富”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会产生一些社会不公的现象，这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有些人钻改革和政策的空子而一夜暴富。二是存在权力腐败现象。三是垄断行业的不公平竞争。四是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而导致贫富悬殊。这些现象本身容易产生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消极的东西，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收入分配不公的埋怨，而这些情绪一旦累积起来，其消极性也可能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特别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必须“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2.在处理必然性代价与或然性代价的矛盾关系中引发了积极与消极思想的相互交织
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世上没有无本的买卖，要想获得收益，就必须投入一定的成本。因此，改革也必然要求相应的成本投入，这些成本包括“一切公费，无后顾之忧，无个人责任”的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消失，个人就业不稳定性加大，下岗待业、企业破产等。这些都是改革所要付出的必然性代价，如果改革主体在改革实践过程中不愿意自觉主动地付出这些代价，它就不可能得到长远的利益，改革亦无法深化。当人们认识到了这点以后，就会谋求自身优先价值目标的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求知成才，增强责任心。这些积极的思想又将引导人们认同改革的目标，坚定改革的信心。
但是，有些代价的付出是改革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局限造成的。众所周知，人的认识和实践过程是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转化过程。实现这一转化的条件受主观和客观、历史和现实的制约，因此，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和改造就存在某些局限性：或思想观念的保守与激进；或对发展趋势预测的滞后与超前；或路线、方针、政策制定的偏左和偏右，或目标选择过高和过低，这些局限有可能导致改革主体在改革实践过程中付出或然性代价。一部分人分不清这种代价的必然性与或然性，面对眼前利益的损失，而一概否定改革举措，甚至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产生怀疑。面对这些消极情绪，我们不能采取回避、等待、观望或放任的态度，而要正确地认识它，科学地回答它。
3.在处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矛盾关系中引发了积极与消极思想的相互交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价值的实现受到鼓励，个体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得到肯定，但从原则上讲，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有着本质意义上的统一。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价值比个人价值显得更为重要，个人价值应服从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个体本位和个人主义的原则有严重的局限性，对个性的张扬应有“度”的限制。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改革开放实践在保障个人有充分发展权利的基础上，又特别强调要把社会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如此一来，我们既有了个体价值取向的多样化，个人利益极大值的实现，百花齐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形成；又有了共同理想的牢固树立，民族凝聚力的提升，这都是积极的一面。
但问题是，我们有时没有把握好“度”，一些人在追求个体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走向了“自私自利”，贪婪、欺诈、虚伪等人性“恶”的一面暴露出来，导致分散主义、享乐主义等一些消极思想的蔓延。
4.在处理“义”与“利”的矛盾关系中引发了积极与消极思想的相互交织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义”与“利”的关系是一个常讲常新的永久话题。搞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当然要讲“利”，我们必须承认并强调“利”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充分保障一切正当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更新致富思路，塑造独立人格，发扬进取精神。但是，如果将“利”强调过了头，致使“见利忘义”、“重利轻义”的消极思想和行为主导人们的道德价值观，这会不利于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因此，我们在倡言“利”的同时，不能忘记“义”。
“义”是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的准则和取向，使其利有其规，实现义利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但我们一讲“义”，有人就理解为摒弃个人的物质利益欲望，强调一味的无私奉献或者就是一种离利谈义、重义轻利的传统道德说教，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我们倡导的“义”应该把“利”纳入一种规范体系之中，也就是说“以义导利”、“义利统一”，正如古人所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总体来说，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两种思想动向的相互交织给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出了一道难题，要破解这一难题，只有详尽地分析积极思想意识与消极思想意识的具体内容及其存在的根源，才能大力弘扬和倡导积极的、进步的新思想、新观念，有效地防范消极思想的滋长，力求将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
四、思想领域的“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必然会带来人们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改革开放30年思想领域的反映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清楚地看到，思想领域“交响乐曲”中的主调是明丽的，思想变化过程中的“一条主线”是清晰的。
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在改革实践中不断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的问题上，我们党从来就没有动摇和彷徨过。
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留给我们的一个惨痛教训，这就是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丢掉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阵地。他们因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导致理论混乱，进而发展到通过党的文件明文规定不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以改革面目出现的戈尔巴乔夫宣扬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的“民主化”、“多元化”，致使各种思潮自由泛滥，由“改革”变为“改向”，最终造成苏共解散、苏联解体的亡党亡国局面。
与苏东情况不同的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几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都一再强调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高扬主旋律，占领主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正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那样，“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3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是从本本出发，固守教条，照搬马克思主义现成的结论。毛泽东早就说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毛泽东自己就是把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卓越人物。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也是这样，他们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立足于时代特点和要求的理论成果已经写在了党的旗帜上，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正是坚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