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转资源配置失衡是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突破口论文,深化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现代化建设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也是一场发展模式的改革，实现由计划资源配置方式向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将资源转化为财富，完成资源配置体制改革的任务。以扭转资源配置的失衡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矛盾是资源配置失衡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社会分层期，新的社会阶层和多样化的利益诉求涌现，各种不同的利益矛盾交织编汇，而其矛盾的焦点就在于资源配置的失衡。改革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经济资源、生态资源和公共资源的不合理流动和不合理分配，在区域发展、城乡差别和收入分配上都可以解读到资源配置的失衡与变异。
（一）资源配置失衡引发的发展起点的不公平
先天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人们的禀赋、出身家庭的贫富、所处地区的自然条件有差别。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人们对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合理差距是认可的，主要不满的是由发展起点的不公平引发的资源配置的失衡。
1.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长期达不到占GDP比重的规定，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经费投入、办学机会、求学机会的非均等化，使得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结构失调，尤其是专业技能培训教育欠缺，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扩大而稀缺。不能有效扶贫助学，高收费乱收费剥夺了相当一部分人受教育的权利，同在蓝天下却因区域、城乡、家庭、经济等差异失去了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没有满足人们对起点公平的渴望与冀盼。
2.社会流动的机会不公平。“各尽所能”其要义就在于，在社会中只要有劳动能力的人，社会都会为他们发挥才能提供平等的条件，只要具备了某种能力和业绩，就应有机会获得相应的社会位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城乡户口迁徙、人才市场、公共物品供给、政治过程的参与等领域都可以审视到因年龄、身高、性别、身份、地理环境、职业和疾病等而发生的社会排斥现象。社会位置的差异和不平等使处于较低层次的人们还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生存困境。人的权利平等和规则的平等还不能通过合理的社会流动来实现。
3.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分隔基础上的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着覆盖面小、财力不足、社会化服务水平低、保险机制强制性不够、困难群众参加医疗保险难等问题，尚不能有效为城乡广大劳动力及其困难群众编织一个可靠的“安全网”。广大困难群众尤其是农民工、下岗工人因病致贫、返贫成为贫困人口上升的重要原因。虽然各省市陆续出台了有关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规定，但立法层次低，强制性不够。中小企业主用工不签订合同，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困难群众的生活保障线不能随着经济发展适时作出调整，劳动者能力提高缺乏有效的保障机制。
（二）参与财富分配的资源配置要素失衡
1.大部分劳动者还不能分享资本收益。市场经济是一种产权经济。由于历史原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产权模糊、边界不清，其残缺的产权致使公有资产流失严重。在向共同治理模式的转移中出现了过分重视企业高层的激励作用，而忽视职工的激励作用甚至损伤广大职工劳动产权的不良倾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不明确，“以地生财”的原始积累造成了人地关系紧张。改革进程表明有相当一部分工人和农民不能直接分享公有资产收益，初级劳动者无法分享改革发展的红利。大部分劳动者还不是资本所有者，劳动者虽然实现了联合劳动，但却不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资本联合。
2.劳动力所有权未能成为要素分配的主导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产权变革更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由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产权变革的内部制度不能以共享为基础，国有资本创造的利润不能在整体上促进公平的实现，致使公有产权变革未能发挥要素的融合功能和所有制融合功能的巨大优势。虽然创造财富最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活劳动，但是事实上劳动力所得仅是由V所构成的，失去了按劳分配的M（价值剩余的一部分）的相应部分[1]，劳动力所有权未能主导分配，劳动者所得还不能完全实现劳动力价格。同时，对国有垄断行业的收入难以进行有效调节，要素收益在行业间又长期处于非公平公正状态，造成各种利益主体的动力结构受损，摩擦系数增长，加剧了行业间资源配置的失衡和整个社会福利受损。
3.改革的成本承担与改革的收益分配不对称。中国经济改革发端于工人农民的首创精神，并且工人农民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但却是改革开放中获得收益最少的阶层；中国经济改革发端于中西部（安徽农民的土地承包制和四川的国有企业承包制），但恰恰是中西部成为改革的后进地区；为我国形成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历史性贡献的老工业基地成为改革的“塌陷”地区。在东部沿海率先发展的同时，没有相应的梯度开发战略及相应的产业布局结构调整政策的跟随，按照资源禀赋的特点协调地区产业发展规划，以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地区产业发展目标，而在能源、矿产品等价格仍有一定扭曲，价格体系所反映的比较优势还未能够同资源结构本身的比较优势统一起来的情况下，造成区域间差距的拉大，同时域内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之间也存在着较大差距，由近及远，经济发展水平随距离而递减，经济发展差距随距离而递增，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很不发达，财政支付能力弱。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末相继启动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但由于实施力度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加之金融资本人才资源的流失，使得改革发展的成本增加。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资源配置失衡的根本原因
（一）权力资源的变异使得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失效
1.权力资源存在着滥用和不到位现象。其突出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部分政府官员尚不能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权力观，从经济增长转到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上来，“清官”情结寄托着百姓的厚望，又折射着百姓的无奈；二是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所有制和部门界限的限制阻隔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市场准入的放宽，非公有资本和公有资本尚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投资主体多元化、资本社会化和经营市场化机制仍有待健全完善；三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本运营、国有企业改革尚不能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制衡机制，没有较好地履行约束经济人职责，存在着内部人控制现象，在积极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的同时，没能使企业积极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保障社会投资者和职工的整体利益，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和公共资源，实现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环境；四是中央与地方、省、市、县之间的权力仍有待进一步调整和规范，改革改变了原有中央政府大一统状况，地方和企业成为了具有一定权力的利益主体，非国有经济的崛起造就了更多的市场主体，政府、集团和部门相互之间利用种种资源和权力，尽可能地扩大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而对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异质性相当大的国家而言，无疑会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
2.权力资源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在资源转化为财富的过程中一批掌控公共权力和经营权力的群体乘改革之际迅速敛财，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价格双轨制收入、垄断收入、寻租设租收入，等等。某些经济主体资源收益增加必然是建立在另一些经济主体收益减少的基础之上，那些被剥夺得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人则逐渐沦为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权力的资本化成为贫富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权力没有成为培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土壤。
（二）制度创新是资源有效配置的保障
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即使一国的制度资本欠缺，但如果人力资本或自然资源出奇地丰富，那么这两种资本在一定范围内可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也就是说，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在给定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情况下，如果挖掘其最大潜力并使市场改革达到深化的地步，那么制度资本则会是决定性因素。资源配置实质是资源在相互间存在利益差别乃至利益冲突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分配，因而在一定所有制基础之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及以此为基础的上层建筑是资源配置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一场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改革中实行的两权分离、放权让利、自下而上、分步推进、双轨过渡、先试验后推广等做法及其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变革的轨迹都体现了生产关系层面的制度演进，同时，改革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改革目标的提出，方案的确立，政策的规定，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以及法律等制度、规则和非规则的修订和建立，又无一不体现上层建筑层面的制度构建和制度发动。完成从计划资源配置方式的依存制度向市场资源配置方式的依存制度长期复杂整体性的转变，要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消除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失序失衡的制度性根源。政府市场化作为改革深化期的显著标志就是从经济管制转移到社会管制上来，更加重视发展的制度动因，让制度供给更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合法性，更加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遵循“机会均等、服务同质”的原则，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共财政均等化能力，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目的性，弥补市场缺陷产生的损耗，将发展的成本降到最低限。
总体上讲，一个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应该能够通过提高整合能力，减少非效率冲突，使各个利益主体的权力与责任、权利和义务相对称；使个人努力与个人报酬相均等；使个人主要通过“生产性努力”而非“分配性努力”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与社会道德水准相符合，从而增加社会总产出，增进公共福利。因此，惟有以扭转资源配置的失衡为突破口，才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促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同推进，使政府组织体系的改革改造与企业治理体系改制改组相一致，完成国有资本布局的调整和国有股权比例的调整；完成从企业资产的预算到地方国资委的资本预算的扩展；完成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和有效监管的覆盖；实现由对企业具体运行的监管到国有企业董事会建设、国有产权市场和经理市场的培育和规范的转移，实现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准确定位，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促进、相互维系中，加快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步伐。
三、扭转资源配置的失衡必须实现资源配置方式更高层次的发展
（一）实现资源配置方式更高层次的发展是由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决定的
社会发展是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协调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有机统一，其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更为全面而广泛的社会资源配置，既为经济发展之所求，又为社会发展生态发展之所需。我国渐进式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现代的市场经济，在坚持和完善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必须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增加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资源环境的投入，弥补市场机制对三大系统协调发展无能为力的缺陷。资源的合理匹配不仅要考察社会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更要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给人民带来的实惠。无论是物力资源，还是权力资源、制度资源，其度量的本质都是人民的满足程度，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多数人利益出发的资源配置体制改革绝不是使少数人利益受损且补偿不足，根本目的是为全体中国人民谋幸福，它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推动力量，还是从经济增长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促进力量，更是从物本视域改革到人本视域变革的转换力量。因此，扭转资源配置的失衡必须实现资源配置方式更大格局、更高层次上的发展。
（二）实现资源配置方式更高层次的发展是由国情决定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资源大国，抑止物力人力资源配置的失衡，仅靠矫正意义的三次分配、再分配乃至初次分配领域来解决显然是枝节的修理，必须在经济主体发展机会的起点和机会实现过程中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均等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从物的要素向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要素转移，需要化解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供给和自主创新的技术供给能力以及金融构建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约束；从根本上扭转我国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与生产力发展格局的不相匹配、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相一致的状态，以求资源的优化配置，协调统一。市场始终是改革的原发动力，改革取得的绩效在于我们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的失衡和非效率恰恰在于市场改革的不到位和错位。推动资源配置方式改革趋于整体向上的优化和谐，不仅需要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作用范围的扩大，而且更需要经济主体行为符合理性、公正、民主原则，实现差异的和谐结合。
（三）实现资源配置方式更高层次的发展要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思想与发展战略正使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在发展、完善、健全中。科学发展观、持续发展、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的确立与感召，不仅正确演绎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人类发展的逻辑关系，而且诠释了全面发展中的人类进步、人的主体意识和人道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必将在国家、组织、人的发展层面建立起来完整的创新体系，以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活动领域的整体覆盖；重建和创新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区际之间、地方之间、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推动经济主体变革的市场化转向。以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为标志，中国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革命性进程正在启动——自主创新已经从理念上升到运筹层面，从一般性号召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样的革命性进程是提升国民福祉的必由之路，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不但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以自主创新为支点，努力转变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经济转向节约型经济，从低成本优势转向技术优势，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极大地提升经济的附加值，而更要在整个社会发展层面上，如法律体制、行政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乃至学术文化体制上开启自主创新之门，做到更均衡、更公正、更包容，彰显大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优势，求解要素供给问题，避免“强波振荡”，繁荣“景气循环”，从根本上扭转资源配置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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