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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终结以来，美国的国内矛盾突出，正处在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过渡时期。
1996年8月，克林顿总统出版了其新著《希望和历史之间——迎接美国21世纪面临的挑战》。克林顿在书中写道：美国生活在“困难的过渡时期”。“当我们从工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从冷战进入全球村，变化的步伐和范围是巨大的。”
民主党高级人士也指出，美国社会正在急剧变化，经历着过渡，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不仅依靠制造业更要依靠信息业。美国经济更加全球化，同其他国家联系更加重要。需要很好掌握这些转变。
1996年9月4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展望21世纪论坛”的讲话中，讲到美国对外政策调整时说：“事实上，美国自身也处在过渡之中。”
1994年5月8日一期美国《洛杉矶时报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认为：“在美国的经济、对外政策和社会结构方面，美国正处在一种过渡状态中。”文章引用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话说：“我们正在黑暗中探索新的结构。旧的结构正在不断崩溃。”
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
美国在90年代初期经济衰退后，经济复苏以及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都先于西方其他国家，新科技革命继续领先世界，经济竞争力重居世界首位。当前美国处在经济增长时期，财政赤字有较大减少，企业有大量固定资本投资，通货膨胀率低。但是，美国经济中深层次的矛盾仍然存在且在发展。70年代以来，中下层实际收入下降，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美国长期消费过度，靠大量借债来消费，国内外债务沉重。
美国正经历新科技革命中的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全球化中，美国经济增长正更多依靠出口增长，面临国际激烈竞争。美国企业在采用高新技术、加快更新设备、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也把解雇职工、压低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作为提高竞争力、增加利润的重要手段。
1996年3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长篇报道说：美国“出现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就业无保障状况”。从1979年到1995年有4300万个就业机会消失了，每年约300万人受解雇影响。80年代失去工作的主要是只受过中等教育的职工。而90年代以来，失去工作者中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职工居多数。每年至少挣5万美元的职工在失去工作者中所占的比例较80年代高一倍，白领中产阶层成为主要受害者。同时，《纽约时报》也指出，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比消失的就业机会多，1979年来净增加了270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失业率是低的。但许多新就业机会是由工资较低和福利待遇微薄的小公司提供的，不少还是一点福利待遇也没有的非全天工作或临时工。[①a]
从1989年到1993年，美国中产阶层家庭的平均收入连续下降。1996年9月26日，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报告说，1995年美国中等家庭收入比1994年有所增加，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仍比1989年少1345美元。1996年8月底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说，中等收入家庭的实际平均收入比1989年下降5.4%。
社会结构变化和社会危机
美国经济中深层次的矛盾，加剧了社会领域中深层次的矛盾。当前美国社会危机加深主要表现在：贫富悬殊加剧，种族矛盾加深，家庭破裂，犯罪吸毒严重，以及精神和道德危机。
美国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富有阶层集中财富的速度加快，中产阶层缩小、分化，贫穷阶层人数增多和趋于固定化。
美国贫富悬殊的程度，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在西方国家中都居首位。1995年4月，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沃尔夫的研究报告，援引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指出，美国1%最富有家庭拥有美国全国财富的比例，70年代中期是20%，1989年激增到39%，1992年更增加到42%。1989年美国20%富有家庭占有美国全国财富80%以上，这比例比1929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高。1996年6月，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的调查报告说，美国10%的最富有家庭在全国财富中占有的比例，1989年为61.1%，1994年底增加到66.8%。而美国10%的最穷家庭平均负债超出财产额，1989年为4744美元，1994年增加到7075美元。美国新富豪聚敛财富的速度大大加快。1995年3月，美国金融家费利克斯·罗哈廷在美国韦克森林大学的讲话中说，在美国当前的“高级资本主义”中，财富正从中产阶级手里“大量转移到金融资产所有者和新技术贵族手里”。
从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中产阶层人数不断减少。中产阶层也正在分化，很多人境况恶化，跌入中产阶层下层，甚至进一步沦为穷人。同时80年代以来中产阶层少数高级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获得的薪金剧增，成为“新技术贵族”，跃居中产阶层上层，不少人还进入了富人的行列。中产阶层是美国社会的支柱，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胶合剂”。美国统治上层历来指望依靠中产阶层来“缓和美国社会的矛盾”，“积极维护社会现状”。中产阶层缩小、分化，成为美国社会结构变化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96年3月17日《华盛顿邮报》刊登迪翁文章说，中产阶级下层“由于经济不安全而焦虑不安”，“他们对（民主、共和）两党都极少信任”，“1992年焦虑不安的中产阶级成员把布什赶下台。1994年他们又把民主党人逐出国会。”
据美国官方公布的统计，处在贫困线下的美国全国贫困人口，1960年有3990万，1969年曾下降到2410万，1978年为2450万，1981年又回升到3180万，90年代以来徘徊在3570万至3930万之间。美国正形成日益增多的世代相传的贫困人口。据美国报刊说，贫困正成为这个阶层的一种文化，一种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使人感到绝望、低人一等，形成不同的家庭结构、语言、社会心态和世界观。这种文化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对主流社会抱有敌视或怀疑态度。这种文化滋生犯罪，其最终产物是城市暴乱。
美国社会阶层趋于固定化，向上流动性趋向减少。美国人一向把“向上流动”看作是他们“天生的权利”，每一代人都要比上一代生活得更好。据美国报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50年代到60年代，很多美国人实现了这种“美国梦”。但是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出现了“向下流动”趋势。1996年8月，曾在美国四任总统的白宫工作过、在克林顿政府中做过总统和国务卿特别顾问的戴维·格根说：美国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他们的子女会比他们生活得更好，不再能有“美国梦”，这是美国面临的真正问题。
由于来自拉丁美洲、亚洲等的移民迅速增多，美国人口的种族结构也在发生显著变化。据美国官方统计，1970年美国总人口中白人约占88%，黑人占11%。到1995年美国总人口中，白人占73.6%，黑人占12%，西班牙语裔（主要是拉丁美洲裔人）占10.2%，亚裔占3.3%。1996年3月美国国情普查局预测，到2050年，美国总人口中白人将仅占52.8%，黑人将占13.6%，西班牙语裔将占24.5%，亚裔将占8.2%。也就是说，到那时白人将占美国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少数民族将不再是少数，将接近于同白人平分天下。
在美国社会结构变化中，种族多样化和文化多元化趋势正在加快发展。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进一步觉醒和展开斗争。1995年10月美国黑人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百万男子大游行”，1996年10月全美国的拉丁美洲裔人第一次在华盛顿举行几万人示威集会。美国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向白人主流文化挑战。
面对这种形势，美国白人保守势力正加强种族歧视和迫害，反对多元文化主义，限制、排斥外来移民。90年代以来不断发生黑人和多种族教堂被焚烧或破坏事件，1996年又有更多黑人教堂被烧毁。猖獗进行爆炸等恐怖活动的美国武装“民兵”组织和其他白人至上组织的势力也在迅速膨胀。
美国白人以及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中都出现了新的种族分离主义。
在60年代的民权斗争中，1963年黑人同白人一起向华盛顿进军，当时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强调黑人要同白人团结斗争，倡导种族融合。而1995年黑人“百万男子大游行”，只要求黑人男子参加，强调要依靠黑人自身的团结和斗争。由于越来越多白人迁离城市中心地区，出现了更多更接近清一色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穷人聚居区。比较富裕的黑人迁到郊区，也宁愿同黑人住在一起。
90年代以来，富裕白人不仅建立更多的武装保卫自己的私人社区，还在美国国内进行“新移民运动”。过去是从城市中心地区迁到郊区，如今进一步远离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外来移民迅速增多的“移民热点”，迁到白人更多的地区，回到美国的内陆。1990年到1994年，迁离纽约市的人数超过了新来的移民人数，纽约市净减少86.1万多人。美国整个东北部净减少150多万人。经过许多年人口减少后，美国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在1990年到1994年净增加了110万以上的“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城市郊区和远郊区。
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学教授威廉·弗雷估计，到2020年，美国将分裂成两个明显的种族和文化地区。一个地区包括中部大平原和西部山脉间内陆等地方的12个州，在那里17岁以下的青年80%以上将是白人。另一个地区是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和绝大多数东北部州在内的12个州，年轻白人将居明显少数。[①b]美国佩珀代因公共政策研究所和太平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乔尔·科金说：“象上一个世纪美国农村化南方和城市化北方之间的斗争那样，下一个世纪的美国可能会出现新移民（内陆）地区和大城市之间的冲突。”[②b]
美国这些发展趋势会使今后美国社会各方面发生怎样的变化和影响，是一个值得注视和研究的问题。
美国不少人士担心，美国贫富、种族等鸿沟加深，会导致社会分裂和对立，会引起象1992年洛杉矶城市骚乱那样的动乱和冲突。
1994年5月8日一期美国《洛杉矶时报杂志》刊载的文章指出：美国正在技术不断发展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双重压力下进行经济调整，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劳动力从较贫穷国家向较富裕国家的全球性迁移，每年给美国带来100多万移民，使美国本来就很困难的种族问题更加复杂。经济两极分化和传统家庭崩溃彼此相互作用，在绝望的不良循环中把贫穷和没有父亲这种现象一代代传下去。文章认为：“对移民和家庭崩溃担心的根本所在是担心社会分裂成敌对的民族和经济群体。”[③b]
美国已故前总统尼克松在1994年出版的《和平之后》一书里写道：在美国，“冷战结束加剧了我们国内问题。外来挑战使我们团结，国内挑战使我们分裂。”“更具有灾难性的是，在缺乏全国性挑战的形势下，我们的共同目标感减少了。在现代美国，有着太多的力量——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贫富间的鸿沟、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互不信任——把美国人拉往不同的方向，而迫使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则太少。”尼克松说：“在和平之后的时代，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没有战争或者其他某种明显的外来威胁的条件下，学会如何使全国团结起来的艺术。如果我们不能应付这一挑战，我们的多样性——长期以来的力量源泉——将成为破坏性的力量。”[④b》
1996年8月5日，克林顿总统说：在我们进入21世纪之时，“美国面临着三大艰巨任务”，其中一个艰巨任务是“保持我们国家的统一，不让它分裂”。[⑤b]同月出版的克林顿所著新书《希望和历史之间——迎接美国21世纪面临的挑战》里，也一再谈到要防止分裂。克林顿在书中写道：“种族昆张关系仍在分裂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分裂的社会是不能存在下去的。”[⑥b]
今后美国需要进一步减轻财政赤字重负，而共和、民主两党都还要增加军费，就只有削减社会福利费用，这又势将加深社会矛盾。
信任危机和政治动荡
美国国内政治也处在一个动荡的过渡时期。
当前美国公众对政府、国会、民主、共和两党以至现行政治机制的信任危机深重。按照美国的民意调查，美国人对政府信任程度（认为政府做的总是正确或在多数情况下正确），1964年曾达到76%。肯尼迪总统和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相继被暗杀后，在60年代后半期美国人就对政治产生失望情绪，对政府信任程度不断下降。70年代特别是水门事件后，对政府信任程度更急剧下降，到1980年跌到25%以下。1981年到1988年有所回升，但也未达到50%。1988年后又下跌。1992年对政府信任程度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几，1994年又进一步下降到14%。1996年1月底到2月初，美国布朗大学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仍然只有14%的人认为政府官员在大部分时间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将近一半的人认为“美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象毒藤”，应该“连根拔除”。1996年8月14日美国《商业日报》说，新的民意调查表明，只有8%的人认为政府是可靠的消息来源，认为政党可信者更只有2%。
1996年美国出版苏珊·托尔钦撰写的一本书，书名叫《愤怒的美国人——选民的愤怒怎样在改变着国家》。书中指出，“愤怒”已经成为90年代的政治口号。1992年和1994年两次选举反映了选民中愤怒浪潮增长。共和党把1992年失去白宫归咎于愤怒选民，民主党把1994年失败也归咎于愤怒选民。在国会里，公众愤怒促使一些起关键作用的议员宣布不再参加1996年竞选。公众对政府、对两党的愤怒已发展到全国范围。
克林顿在《希望和历史之间——迎接美国21世纪面临的挑战》一书里也谈到美国公众中存在的不满情绪。他写道：“怀疑主义会导致愤世嫉俗，怀疑我们最基本的机构——特别是我们的政府——能否为我们工作。”[①c]
美国政党力量彼此消长。民主党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取代共和党，1994年中期国会和州长选举中民主党又全面惨败给共和党。
1996年大选结果，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连任，而国会参众两院继续为共和党控制。克林顿虽获得连任，然而据美国对选民的调查统计：超过一半的选民仍然不认为克林顿是诚实的和值得信赖的；52%的选民对克林顿第二任期表示“担心”或“关切”；克林顿支持者中也有一半的人说他们对投克林顿的票“有严重保留”。
1996年11月6日《华盛顿邮报》说，美国选民采取了“两面下赌注”的做法，在再次选举克林顿为总统的同时，使共和党人在国会两院中居多数地位，来“减少风险”，表明“选民对他们作出的选择很不喜欢，而把（民主、共和）两党都置于试用察看的考验期”。
1996年总统选举中的选民投票率只有49%，接近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的最低点。也就是有一半以上、超过9000万登记选民呆在家里不去投票。1924年大选中选民投票率50.1%，在那以后到1992年大选还没有一次投票率在50%以下。美国历史上最低的一次总统选举投票率是1824年的48.9%。美国报刊指出，1996年这样低的投票率表明美国公众对政治以及对民主、共和两党的“深刻不满、疏远和厌恶”，“信任危机加深”。1996年11月7日《纽约时报》指出，在1996年“大选年中对政治不满的迹象随处可见”，公众“不满他们的政治领导”。
1995年盖洛普民意测验中，62%的美国人由于对民主、共和两党都失望不满，支持建立第三党。但是，两党体制在美国根深蒂固，一时难以形成真正有力量的第三党。佩罗在1992年大选中曾赢得19%的选票，在1996年大选中由于他当初提出的一些主张已被民主、共和两党吸收过去，他创立的改革党又内部分歧，仅获得8%的选票。其他公民自由党、绿党、纳税人党等19个小党或独立候选人在1996年大选中共获得130万张选票，得票率为2%，超过1992年大选中的得票率。1996年8月11日《华盛顿邮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如果民主、共和两党今后四年不能应付美国面临的艰巨挑战，2000年第三党还可能再起。
美国政治思潮起伏变化。1994年中期选举后，美国有人预言：“保守主义将成为美国政治主流”，“自由主义将走向衰落”。但是，共和党极端保守派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等两年来在国会的作为，又使共和党威信大降。在1996年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多尔的政策主张趋向中间。
30年代大萧条时期开始形成的民主党自由主义新政联盟，在影响美国政治半个世纪后，影响下降。“大政府”受到指责，罗斯福新政时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保险网正在被削弱。但是，虽然美国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社会福利保险网仍将为美国社会所需要，仍有广泛群众支持基础。
1994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失败后，克林顿政策转向中间，在一些问题上吸收或接近共和党的保守主张，同时又照顾美国工会、穷人、少数民族和妇女等方面的要求。
美国有些人士认为，1996年大选表明极端保守派和自由派主张都行不通，中间政策主张占上风。美国有些人士试图寻求“替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传统观念”的新的“第三条道路”方案。还有些美国人士则认为，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今后可能会起伏“循环”发展。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当前美国正处于政治结构调整的过渡时期。有些美国人士认为，今后总统和联邦政府集中的权力会逐步削弱，州和地方的权力将增强。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冷战时期形成的美国政治体制正在解体，需要建立新时期的政治体制。也有些美国学者认为，工业化时代的政治体制已经过时，需要建立信息时代的新政治体制。同时，美国一些人士指出，美国政治结构调整改革将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
对外政策调整
美国外交也处在过渡时期。在1996年竞选中，对外政策没有成为民主、共和两党争论的重要课题。尽管在一些政策主张、做法和提法上不同，两党主流派在对外战略总目标和基本政策上实质一致。两党都要保持和加强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都主张将今后增加军费、加强美国军事实力作为美国全球霸权政策的主要依仗。在1996年大选年美国政治家和学者间进行的一场对外政策大辩论中，占上风的意见也是，克林顿第一任内在对外政策领域失多于得，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下降，美国今后要重振其世界领导地位。
但是，美国推行这样的基本政策，同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快发展相抵触，也受到美国国内矛盾突出的牵制和干扰，美国更力不从心。1996年，克林顿政府推行这种政策，就加深了美国同包括其盟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矛盾，使美国在不少问题上受挫，在有些问题上陷入相当孤立的境地，美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继续相对削弱。美国会继续调整它的对外政策做法。
1996年9月，基辛格在北京“展望21世纪论坛”的讲话中认为，美国传统对外政策的“大部分前提条件已发生变化”。美国面临“一个既不能主宰又不能撤出的世界”，只有在军事意义上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通过军事行动能解决的问题正在减少。美国“现在生活在六个或七个主要的全球性力量组成的世界之中”。他还说，美国国内关于美国在世界上作用的全国性辩论，还处在开始阶段。“不仅是美国，每个大国目前都处在过渡时期。”“所有国家应根据新的国际现实进行调整，同时使其各项机制适应新的国内现实。”
整个世界正处在过渡时期，世界各种力量对比和组合仍在发生重大变化。要形成世界各个主要力量间相对均衡的新的多极世界，还需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逐步发展过程。美国从一个超级大国演变为一个大国（可能在一段时期仍将是强于其他大国的大国），也将需要相当长时间的逐步发展过程。由于急剧膨胀的历史，以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拥有的实力地位，美国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和优势、过低估计它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的状态还会继续长期存在。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要调整到真正适应新国际形势和美国本身变化，看来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
全面分析和估量
从整体看，美国既存在深刻矛盾，也有不少优越条件。在展望整个美国未来发展前景时，需要对美国发展中的各种矛盾现象进行全面的切合实际的分析和估量。
对于当前美国国内矛盾，需进行具体分析：哪些是根源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哪些是美国国内发展和世界挑战中今后会长期面临的问题；哪些是美国当局政策的后果（象里根政府推行被称为“劫贫济富”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就加剧了贫富差距及其他社会矛盾）；哪些是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的阵痛，经过这段阵痛时期后又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
美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大、科技最先进的国家，表明它有不少优越条件和长处。它在迅速发展中又积累了巨大力量和各种机制。美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许多丰饶资源。美国人民具有活力和创造力，不断创新，攀登新的高峰。迄今美国国内仍有相当的凝聚力，对外也仍然有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世界各地优秀人才来为美国发展不断作出贡献。当前美国经济、科技、军事等实力都居世界首位。美国在新科技革命中领导世界新潮流，会带动美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美国历史上经历过南北战争、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及60年代社会和政治动荡，而后又得以继续向前发展。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机制是具有调节与控制的能力和办法的。
怎样度过当前的过渡时期，怎样进行国内调整以及对外关系调整，将关系到美国未来发展前途，关系到美国今后力量的发展，关系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
注释：
①a 路易斯·尤奇特勒和克莱因菲尔德：《在商业战场上数百万人伤亡》，《纽约时报》，1996年3月3日。
①b 乔尔·科金：《在美国中产阶级迁往山区》，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1996年3月14日。
②b 同上。
③b 罗纳德·布朗斯基：《美国的焦虑症发作》，美国《洛杉矶时报杂志》，1994年5月8日一期。
④b 尼克松：《和平之后》，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1994年出版，第9，第244页。
⑤b 克林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讲话，1996年8月5日。
⑥b 克林顿：《希望和历史之间——迎接美国21世纪面临的挑战》，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第130，134页。
①c 克林顿，《希望和历史之间——迎接美国21世纪面临的挑战》，纽约兰多姆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