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教者使人继其志——黄翔鹏《乐问》读后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人论文,读后论文,善教者论文,黄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609.9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3-7721(2001)02-0071-
黄翔鹏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音乐学家之一。在传统音乐基础理论研究、音乐考古学、中国音乐史学等领域，他都有杰出的贡献。他倡导多种学科交叉，始终把规律探讨同具体考证结合起来、把基本原理和技术方法联系起来，将音乐研究置于恢弘的历史背景之下。他的学术思路和实践，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他辞世3年后的今天，他的第四部论著《乐问》又结集出版了，这笔宝贵的智慧遗产很自然地引起了文史研究者的关注。最近，在王小盾教授主持下，部分从事中国音乐文献学、音乐文学史研究的青年学人，就此书作了一次座谈。参加者有：扬州大学教师汪俊、博士生李方元、孙晓晖、孙尚勇、王福利、许继起、曹柯平、马银琴，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尚丽新、喻意志、崔炼农、蒋瑞。
汪俊：认识黄翔鹏先生
对于传统的文史研究者而言，乐律学是一门深奥难懂的学问。由于专业音乐知识尤其是中国古代音乐知识的缺乏，文史研究界对我国传统音乐学的研究未能提供更多的帮助；同时，相当多的文史研究者对黄翔鹏先生的工作了解得很不够。这种现象真是令人感到痛心。黄先生虽然是一位音乐学家，但他所从事的音乐考古研究、中国乐律学史研究、中国音乐形态研究等等，所涉及的范围之广、问题之多，远远超过了专业本身。他不仅提出“同均三宫假想”，为我国传统音乐学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也为文史界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具有方法论意义的东西。例如他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的命题以及“神游往古，心追方来”的治学思想。他说：“我的治学方法与作风来自中国文化中重实学的传统。”他在80年代初就提倡“研究工作要尽可能找原始的、本来面目的材料”，“历史文献里确实充斥着‘断烂朝报’，既是断的，又是乱的。能见到的一星半点的材料，往往有片面性”，“我们在使用史料时，一定要仔细求证。不要一见到就用，一见到就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我们今天的文史研究者同样适用。
黄先生在对中国传统音乐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并指出许多文史研究界未曾注意的现象。如认为《九歌》并非如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九段歌曲，而是一种采用有声音列编排的音乐。又如关于乐府问题，文史界过去一直根据《汉书·礼乐志》“武帝立乐府”及委任李延年为协律都尉的记载，得出汉武帝时始立乐府的结论。但黄先生于1977年在秦始皇陵发掘工地，发现出土的错金钮钟上刻有小篆“乐府”二字，用实物推翻了前论，证明至少秦代已有乐府机构。这一发现及推论已为今天大多数乐府研究者所接受。又如关于宋词，黄先生指出，由于大多数宋人不懂音乐，只好请懂音乐的人写出四声，代替音乐的结构，文人据四声填词，于是出现了按谱填词现象。宋人多把音乐与文字的四声等同起来，认为填词时对四声讲究不严格的人不懂音律。其实这不是音律问题，而是声韵问题，不能混淆。有些宋人批评苏轼、辛弃疾不懂音乐，黄先生认为其实苏、辛才是真正懂音乐的人。那些只知平、上、去、入的文人认为他们不守声律，而在事实上，是苏、辛所守的声律为这些文人所不知。此外还有种种精辟论述，散见于《乐问》各篇之中，对文史研究皆大有启示作用。所以我确信《乐问·出版者言》所说：“他的学术业绩对于中国音乐、中国文化的宝贵价值，将得到日益深刻、广泛的认识，他的名字将发出日益明亮的光。”
黄先生不仅对音乐、文学、史学等学科作出了大贡献，而且他在研究方法上是多学科相结合、互为补充的典型，具有示范性。我们常常说到文史兼通意义上的“学科交叉”，其实，当我们面对内涵丰富的研究对象和纷繁复杂的研究资料时，我们所要调动的手段，却远不止于文、史。相反，需要从一切可能的角度来认识对象，最后揭示事物的多重本质。黄先生正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位音乐学家，但他善于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观察问题，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研究对象，都是既注重传世文本，又注重民间遗存和文物材料。他在对音乐的研究中大量使用了文学的、史学的、民俗的、考古的材料，同样，在有关文学的研究中又大量使用了音乐的、史学的材料。他的结论因此不同凡响并言之有据。所以我认为，文史研究者有必要认真研读一下黄先生的著作，以充分认识这位代表了本世纪音乐学智能的人物。
李方元：一种独特的学问方式和学科立场
黄翔鹏先生的学术研究极有个性，富于浪漫气质，又具求实精神。仿屈原《天问》而结构《乐问》，执着求真而人称“疑史翔鹏”，便是他学术个性的写照。
读《乐问》，感受最强烈的，是黄翔鹏先生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学科意识。《乐问》，首先是提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中国音乐史研究的100个问题。这些问题是现阶段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及其发展本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是他提问题的方式。对于中国的传统音乐，黄先生有个基本认识，他将其比作一条河流。河流的这一端在我们跟前，系于今天；另一端则上溯古代，系于历史。他通过这个比喻试图说明：中国的传统音乐漫长而深远，是一个流动的对象，甚至具体到某个时代，也远不是孤立静止的。今乐中有古乐的成份、古乐的“基因”。探寻古乐，辨析古乐，可以由今及古，从今乐入手、从其中的遗存入手。黄翔鹏先生的这种认识从观念和行为两个方面影响了他的学术。一是他的学科观。他明确表示，他的研究是基于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及音乐声学等学科的资料和成果（《乐问》第2页）。二是他的学问方式，即他所主张的“系古今，辨名实，重实践”（《乐问》第3页）。正是这些成就了他独特的学术实践——未曾定稿的一部《乐问》。《乐问》所留下的，不仅是他勇于开拓、富有建树的学术成果，更是他蕴含启迪、发人深省的智能。黄先生言论独特，思想更精彩。
《乐问》给我的最深的印象是：黄先生的学问方式——以对象为中心，而不以单一的学科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而不以固有的学术理论为中心。黄先生的学科立场——对象是学科之母，问题是学科之始。学科能为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基本的工具、特定的判断方式和研究的基础，但不能自足自立、脱离对象脱离问题而存在。对象或问题的性质与特点，决定了学术研究应依靠学科，但不能依赖现有的学科方式。学科需要调适，需要拓展，学问则必定面对对象，面对问题，面对事实。联系自己的学习，也感到学科、学问和事实密切相关。音乐研究是具体的，因为作为对象的问题是具体的。事实上，具体的问题出自具体的材料，而学科的基础也就在材料。换言之，学问面对学习，学习面对材料，材料产生问题。黄先生的《乐问》就是出自材料。材料和由之产生的问题，是学术工作的出发点。
对于《乐问》所提出的问题，黄先生没来得及全部解答。但仅就他的提问，便足以是学术史上的一块界碑、音乐学界的一笔财富、对后学的一种指引。因为答案属于过去，问题则属于未来。
孙晓晖：度人的金针
《礼记·学记》说：善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读黄翔鹏先生的《乐问》，我仿佛听到了古老的黄钟大吕的合奏。
黄先生仰天发问，追述遂古之乐，终之以今乐。解答这些问题至少需要4个方面的人才的共同努力：音乐文献学、音乐考古学、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史学。其中音乐文献学的史料建设无疑是音乐史研究最重要的基础，是“声律谱器”多层重叠研究方法的基石。它包括对相关音乐文献资料的汇集和整理，以提供古本之真实和历史之真实；它还包括相关文献的考订与辨伪，以促进无声的文献和有声的文物、民间遗存的相互参证。要想顺利进行这些工作，没有一支从事音乐文献整理的队伍显然是不行的。导师王小盾教授说每一问都是一篇博士论文题目，说的就是其中的份量。
读《乐问》，我感受最深刻的有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
一、雅俗界限问题。黄先生至少有五问涉及此题：第十九问：“雅‘为’俗‘之’，其源安在？乐制名实，钟律几端？”第二十九问：“汉乐雅俗，其界安在？”第三十问：“太乐、乐府，雅俗所止？”第六十四问：“有宋太乐，何用教坊？雅俗分界，黄钟何从？”第九十八问：“雅与俗关系总论——历代黄钟律高与现代标准音问题。”这些问题，揭示了两个音乐世界（宫廷和民间）的分立与关联。这是了解中国音乐史发展的重要线索。我在隋唐《乐志》研究的实践中也认识到：雅和俗的界线不是泾渭分明的。《新唐书·礼乐志》所谓“唐俗部诸曲，悉源于雅乐”，就道出了唐代音乐雅俗互动的特征。宫廷音乐应结合制度文化来研究，研究雅俗的对应关系要做到历史逻辑与平面逻辑的对应。
二、乐工何往的问题。乐工是音乐活动最主要的载体，他们的流动是音乐传承的主要环节，是音乐衍变的重要因素。先秦礼崩乐坏之时，《论语·微子》就有乐工分散的记录：“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故黄先生为之发第十五问：“伶、工、师、瞽何往？伯牙、秦青何来？国子官学何废？市人相和何兴？”至魏晋南北朝乱世之中，乐工经历坎坷，南朝乐工向北、西域乐工向东的双向流动，汇聚为隋唐音乐的盛荣。故黄先生又发第二十五问：“元封百年，华工焉传？”第三十三问：“汉之乐相和、魏晋之乐清商，焉得流诸西域，而传之于隋唐？”第四十三问：“白姓龟兹，汉唐孔道；吞吐夫东西，容汇万端：突厥？波斯？月氏？天竺？别乐何三种，夫焉辨厥调？”第四十四问：“白苏祗婆，何为汉名？所传七调，源、流焉辨？”第六十问：“汉唐乐风，曷无西传？”这些问题，使人们注意到沟通前述两个音乐世界的渠道——作为音乐承载者的乐工及其流动。我掌握的资料也表明：永嘉之乱，西晋乐人曾转移于河西凉州一隅，几经流变，输入北魏。清乐旧曲因此得以保存，同时西域乐工也在龟兹乐传入中原之后纷然流向汉地。乐工在北朝的活动是理解隋唐音乐形成的关键。
三、对乐律学家的学术继承关系——师法和家法的关注，这是认识乐律学史的钥匙。如第三十八问云：“杨泉论管，梁武从之；钱、沉分律三百六，而意在候气抑有其它？”第三十九问：“祖氏家学，宝常千八声，岂贡献之繁琐而能启后世？”这些问题，又揭示了同乐工流动相伴随的音乐传播的具体方式。我所熟悉的隋唐《乐志》同样说明：祖孝孙亲历开皇乐议，是他将北朝家学和南朝师学相结合，最终完成了唐代雅乐的旋宫问题。历史上的重要乐议，都可以从师承和家法的角度进行考察，以在纷乱的现象中寻找到本质。
细读百问，我看到了黄先生追寻中国音乐史的思路，也听到了他与死神搏斗的急促呼吸。《礼记·学记》说：“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我想，《乐问》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留下了度人的金针。
孙尚勇：学术研究中的“物”和“理”
“历史的真实”，是黄翔鹏先生的治学追求。照我的理解，这就是要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之上，求得事之“物”与事之“理”的谐调一致，从而越过历史记载进入历史本身，与之直接对话。这是每一个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都渴望达到的境界。黄先生说他的方法是“系古今，辨名实，重实践”。作为一名古代文学研究者，我在学习《乐问》的过程中，对这句话有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黄先生强调对历史记载的甄别及历史记载之间的比照。如对于《旧五代史·乐志下》所记的张昭等人的论乐文字，黄先生一再指出是“未通之论”。这表明了他对材料可信性的重视（《乐问》第65页）。关于琵琶的起源，一般认为是在魏晋之间从西方传入的。而黄先生在将傅玄《琵琶赋》同司马迁《史记》进行对比之后，指出傅玄“闻之故老”云云具有历史的可信性；再结合《汉书·西域传》的有关记载，认为琵琶起源于中土而非舶来乐器（《乐问》第141～143页）。关于这些例子，我们也可以这样看：黄先生是在提倡从中国文献学的丰富经验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是在主张采用考据学的方法来获得可靠的音乐史料。文献考据是我们这个学科最重要的学术手段，我们千万不能放弃。
其二是重视“物”——强调以音乐实践、出土实物同历史记载相对照。在黄先生看来，音乐是一种听觉艺术，音乐实践、音乐文物都是认识音乐史的直观依据，可资论定某一阶段的历史真相。例如他认为《春秋左传·襄公十一年》“歌钟二肆”之二肆即二列，从而纠正了旧注对文献的误解（《乐问》第156页），即是通过出土实物而得到的认识。这说明：一旦在中国音乐学研究中充分注意音乐运动的各种物质表现，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手段以保障认识上的客观性，我们就有可能揭示出对象的真正本质。
其三是重视“理”——强调以历史记载同事物发展逻辑相对照。谈到中西音乐交流，一般只是注意西方对中土的影响。而从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虽然交流与影响的双方存在着范围大小和程度深浅的不同，但可以肯定它是互动的、双向的。黄先生把只考虑到单向影响的研究方法比喻为“半导体”方法，他有意摒弃这种片面的方法而提倡一种全面的认识方法。这对研究汉唐音乐艺术无疑具有指导意义（《乐问》第37～38页，第138～143页）。换言之，黄先生所倡导的在广阔视野中认识事物变化规律的方法，也应当用于我们的学术实践。
读完《乐问》，再细味黄先生的诗句“半生廿载离骚赋，三十四年赤子心，迂阔莫名浑不改，可怜稚气老天真”，不由得为其中所传达的倔强和痴心——对学术的不懈追求而感动。
王福利：浪漫与现实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乐问》是黄翔鹏先生仿屈原《天问》而作的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中国音乐史上一百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并试图予以解答。研读《乐问》，我感受最为强烈的是黄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即浪漫与现实的结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在常人看来，科学研究只是一种埋头书斋或实验室的机械工作，和浪漫激情是不兼容的。其实不然。在黄先生看来，浪漫主义在科研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贯通已知和未知、眼前和远古的纽带与桥梁。通过它可使研究对象从混沌朦胧状态中清晰地凸现出来。黄先生说：“我希望在研究工作中多少要有一点浪漫主义。我认为，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的益友，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畏友。”所以这种浪漫又应是和现实及历史紧密相联的，是立足于文献、文物、遗存等翔实证据的想象和猜测。“可以做有理由的猜测，不然，恐怕难有科学发现了”，但“不能做无端的猜测”。所谓研究工作要做到既“言之有物”，又“虚实并务”，“身在古墓，心在人间”、“神游往古，心追方来”，讲的就是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科学工作者正是因此而能自觉摆脱成见、习俗等因素的干扰而有所创新和发现的。例如黄先生对中国古钟每钟发两音的重要发现等，尽管遭到不少误解、非议甚至责难，但它们毕竟是现实和想象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所以，他在1980年4月的一封信中深有感慨地说：“我觉得，在洋人理论前和在中国古人的记载前停步不走的现象统治我们实在太久了。我们无论从科学技术，或文学艺术方面都需要创造性和实事求是精神。”
也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黄先生提出了“传统是一条河”的重要命题。立足吴淞口，上溯金沙江，既看到事物存在的现生态，又重视其原生态，并能从现生态中看到其原生态的因子；既阶段性地看问题，又看到事物发展演进的规律和全过程。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体现了黄先生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治学观点。他关于音乐史“应从音乐的传承关系和音乐型态学分析出发”，以反映“中国音乐发展过程的自身规律和音乐艺术的本身特点”的著名理论，便是很好的例证。从这一观点出发，许多悬而未决或决而不确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如以往很多研究者本着大汉族主义的思想，简单地以宋、辽、金、元的排列顺序来片面地看待这些朝代的音乐传承，便忽视了辽建朝早于宋半个世纪及辽乐通过后晋而承接唐乐的重要史实，以至在“二十八调”的解读问题上出了差错等等。这恐怕也就是黄先生提出“系古今，辨名实，重实践”的治学主张的缘由。从理论上讲，这一主张的实质在于提倡研究工作的科学精神。科学的要义之一是诚实谦恭并尊重客观事实，要义之二是要有怀疑的勇气和素质。《乐问》乃体现了这两者的结合。总之，如果说黄先生的治学方法与作风“来自中国文化中重实学的传统”，那么，他的治学实践又赋予了“传统是一条河”这一命题以新的浪漫的意义，两者的结合预示着这“一条河”将奔腾向前，永无止息。
尚丽新：学术的浪漫之旅
作为一个需要在谦虚沉默中学习学术规范的无名小卒，怎敢奢谈“学术的浪漫”呢？但是，在学术领域中，每一次接触这个词，都有一种震撼和吸引，一种不可抑制的渴慕油然而生。
记得第一次听王小盾老师讲《我的学术经历》的时候，诧异他居然使用了“浪漫”、“自由”这两个词。它们的理想主义色彩太过浓郁、太过美丽，我几乎不敢相信，却又衷心渴望它们是真实的存在。
再一次见到这个亲切的词，就是看黄先生的《乐问》了。黄先生说：“仿《天问》体不是穿件古装衣服，只是表示我希望在研究工作中多少要有一点浪漫主义。我以为，浪漫主义是现实主义的益友，现实主义是浪漫主义的畏友。屈原是个不安分的人。我羡慕他的这种不安分的风格。”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闻一多《发现》）。在《乐问》中，黄先生的“浪漫”集中表现为一种怀疑精神，正是这种深刻的怀疑把许多似是而非、约定俗成的东西推向了审判台。这又使我想起王老师对“浪漫”所作的“现实”的阐释——“不守陈规，把更新自己变成习惯”。二者竟然如此地心神相通。也许就是这种浪漫精神，在关键时刻，将学术推向前沿。
但是，学术的浪漫绝不是随心所欲的凌空蹈舞。《乐问》中的黄先生，是一个浪漫的学者，更是一个极其慎重严谨的学者。他的浪漫让他自由地发问，但他的现实从不允许他率尔操觚。他总是说“想想，再想想”，说给自己，说给赞成者，也说给反对者。可能正是这种浪漫与现实的近乎完美的结合，使黄先生成为音乐学界最为优秀的学者之一。
学术的浪漫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将学术推向前沿，没有前沿的学术就没有学术的快速发展和突破；当然，浪漫和深入前沿的代价也可能是不被认可的寂寞。
学术的浪漫有一双沉重的翅膀，它被捆绑在粗砺的磨盘上却仍能翩翩飞翔。这种沉重的美，使得理想更加珍贵。
许继起：在传统的河流中跋涉
细读《乐问》，处处会感受到黄先生生动、富有浪漫精神的学术思想以及一个艺术家的丰富的情感世界。
在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中，他主张“言必有物，虚实并务”、“神游往古，心追方来”，即在资料考据的基础上展开合理的想象。“乐问”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当我们面对“乐问”中的每个问题凝神冥想之时，都会感觉到一种厚重的质感。每个问题相互独立，而其间的内在逻辑又使彼此密切相联，有的则构成解决相关问题的关节点。如果能在这些关节点取得突破，一部中国古代音乐史就会水到渠成。无疑，黄先生已敏锐地把握住了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关键脉络。所有问题上下贯通，一气呵成。整体观之，一部轮廓分明、气势浑厚的音乐史欲待喷薄而出。
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倡“打破门户之限，使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与乐律学等各种学科熔于一炉，进行系统的、综合的研究”。学科交叉的意识使他具备了开阔的学术视野，因而能突破学科的限制，从各个角度立体地透视所要研究的对象。这一点对于我们是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的，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古代音乐文学研究，正是一个需要跨学科视野的新兴学科。只有把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充实进来，才能使这一学科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黄先生对待材料的态度可以归结为“系古今，辨名实，重实践”，即在贯通古今和学科交叉的知识背景下，以开放的姿态和考据家的身份面对不同的资料。有了考据的意识，才能注重资料的品质，不仅重视文献、文物，而且对民间遗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偏爱。因为民间遗存资料为复活古乐——实现有音响的古代音乐史，提供了最直接的参照。
有思想的学者才是优秀的学者，黄先生无疑具有这种学者的品质。他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的著名论断，把文献、文物、民间遗存看作河流的主体。他深知跋涉这条大河的艰难，但还是勇敢地跨入其中，在历史的风浪中穷流溯源，披沙拣金。作为先行者，他是不可能免于孤独的。“学术书信二十六封”即流露出他站在学术研究前沿的“高处不胜寒”的感受。但我们知道，恰恰是在踽踽独行的跋涉中，他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同时也完成了自身思想上的超越。“我不得不下决心磨练出一种心如止水、求其清彻的静境，但求寻找问题所在及其有关联系，压住急于求解的火性，来等待系统的清理和解决。”不求速效，更待养成，这是大浪淘沙后的沉静和成熟。这种境界，这种品质，在物欲膨胀、浮学日盛的时代是何其可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将带着先辈们这种追求真理的信念完成其未竟的学术事业。
喻意志：为未来的中国音乐史铺砖备瓦
在《中国音乐学》的有关介绍中，我第一次“认识”了黄翔鹏先生。记得当时第一眼见到他的相片，就感觉到一股仙风道骨般的神韵在他身上流动，心中便生敬慕之情。后来，随着对他的了解的加深，我才明白这种神韵正是他的学术精神的外在表露，是和他的学术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乐问》是黄先生的第四本论文集，是他对中国音乐史进行纵向思考的理论结晶。书中的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他的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和治学思想。例如“实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即是黄先生的一个重要的治学思想，他说：“提倡打破门户之限，使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与乐律学等各种学科熔于一炉，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关于这一点，他已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从他提出中国传统音乐一百问所依据的多方面成果即可见一斑。他的这一治学思想也始终贯彻于他的学术研究、贯彻于他对博士生的培养工作之中。
黄先生曾多次表明，他的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未来的中国音乐史，做好铺砖备瓦的准备工作”。事实上，我们看到，正如前辈学者杨荫浏一样，黄先生确实已为未来的中国音乐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基础不仅仅是资料和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治学思想的基础。在《乐问》中，处处可见他甘为“铺路石”的艰辛足迹。其态度之真诚，治学之勤勉，作风之严谨，都令我们深深感动。
早在1989年，黄先生为完成“中国乐律学史”课题，曾提出了《对中国乐律学史学科建设问题的一个初步构想》[1]。在《构想》中，他编写了“有关学科建设的选题大纲”。此大纲分为“资料丛刊”、“理论丛刊”和“教材与工具书”三大部分，内容充实，结构宏观，富有学术前瞻性。它也明确体现了黄先生的治学思想。导师王小盾在黄先生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关于音乐文献学建设的一个构想”[2]。现在，这一构想中有4项工作在王老师的主持下已经开展或已完成[3]。其中三年级同学进行的自隋代至清代的乐志律志校释工作，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一批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同时为中国音乐文献学学科建设打好坚实的基础；而二年级同学的《乐府诗集笺校》工作，则将通过整理研究古代音乐文学专着《乐府诗集》，为中国音乐文学史学科树立柱石。
在《乐问》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先生也相当重视《乐府诗集》中记录的音乐资料。从乐问第二十六到三十四以及第三十六、三十七都涉及到《乐府诗集》中的许多材料和相关问题。如第三十二：“乐府名目，几多未解？”就涉及到了音乐术语的考证。另外，黄先生还注意到《荀氏录》中所说曲之传与不传的记载，以及“歌行”与“曲”各是什么概念等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也许会在《乐府诗集笺校》工作全面结束之后，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而这些，也许就是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未来的中国音乐史所铺的砖、所备的瓦吧。
诚然，从事学术研究是极为不易的。黄先生曾言：“科学的入口之处真是地狱！”此言真实地道出了每一位学者在追求科学真理的道路上的艰辛。但与艰辛相伴的却是令人欣慰的科学发现。就如黄先生这样，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同时，也“从历史隧道的‘现代’这一端，已经看到了隋唐乃至先秦那一端的光点了”。
而现在，虽然那双看到了这一光点的眼睛已永远闭上不再睁开，但我们相信：黄先生的研究绝不会是空谷足音，因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他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和他走在一起。总会有一天，一部真正的、有音响的中国音乐史将诞生于世，虽然这将需要几辈人甚至几十辈人的共同努力。
收稿日期：200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