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研究5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西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5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西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广西的民族研究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对推动广西各民族的团结、进步、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认真总结50年来广西民族研究事业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对于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族研究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广西民族研究事业的曲折发展
1.中央访问团的访问及对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初步调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除了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制度，实现了民族平等。1951年7月至11月， 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中央访问团（中南分团）到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任团长，李德全、金晓邨任副团长，广西民政厅副厅长陈岸、著名学者黄现璠、刘介、苗延秀等也参加了这次访问工作。访问团的任务，主要是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慰问少数民族，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了解民族地区的情况，帮助民族地区进行基层政权建设。中央访问团联络组在进行慰问和宣传的同时，深入壮乡瑶寨，做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整理成20多份调查材料，在访问结束时，经广西省委统战部，交由广西日报铅印成册，供有关方面内部参考，这些调查材料有：广西少数民族历史资料提要；广西大瑶山一般情况；大瑶山瑶族家庭经济与自然屯经济典型调查；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经过；广西龙胜县东区概况；广西龙胜县坳头苗族调查；广西龙胜县伟江洋湾村调查；广西龙胜县东区伟江乡甘甲村甘甲屯调查；龙胜县南区龙脊村僮族社会调查；广西龙胜县减租退押情况；龙胜县文化教育情况；龙胜县灾荒情况调查；广西三江县第八区（林溪）民族概况；三江县第六区民族概况；广西三江木材问题调查报告；三江县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开展兄弟民族地区贸易工作报告；广西三江县1951年下半年度半级制财政收支概况报告；防城县偏入情况；防城三区少数民族情况；东兴市情况介绍；防城县山人（瑶族）情况；防城县第三区峒中乡民族情况；防城县二区巫头、万尾、山心越南族情况；江平越南族情况及教堂活动；广西东兰县第五区（中和区）民族概况；广西东兰县西山区民族情况；广西田东县民族概况；广西平果县民族概况等，共约40多万字。（注：冯深：《广西解放后首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央访问团在广西》，《广西民族研究》1991年第1、2期合刊。）这是广西解放后首次范围广泛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它忠实地记载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解放初期的实际情况，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为广西民族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遗憾的是这些材料除个别外，至今尚未公开出版，而且有些资料今天已很难找到。在中央访问团访问后，发表了费孝通的《关于广西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等文章。
2.民族识别调查
由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许多少数民族得不到承认，更不能享受民族平等的权利。在广西，就是当时有近千万人口的壮族，也没有被当作一个民族来看待，其他少数民族更是如此。解放后，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许多在历史上被湮没了的民族获得了新生，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广西解放初期仍有不少人们共同体的民族成分未能确定。为了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在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上半年，由中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派出调查人员，对广西未确定民族成分的人们共同体开展调查识别工作。
调查组共20多人，由著名的语言学家严学窘教授和历史学家张景宁教授领导，成员有广西民族史专家刘介等。各有关地区的统战部、县人民政府派干部参加调查。调查工作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从1953年9 月到12月，调查了龙胜县的伶人、黎人和苗人，罗城县的仫佬人、环江县的毛难人、南丹县的水家和隔沟人。第二期从1954年2月到5月，调查了平果县的陇人、防城县的越人（即京人）和龙津县的傣人。调查结束后，由调查组给广西民族事务委员会写了调查报告，为人民政府确定民族成分提供了依据。广西民委将这10份调查材料印成9 册（南丹县水家和隔沟人调查合一册），送有关部门内部参考。这9册资料共约93万字， 另有各种统计资料113份，地图16幅，房屋、衣饰图18幅。 （注：冯深：《五十年代初期我区民族调查之回顾》，《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总第6辑。）这是继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之后， 广西组织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民族调查。
3.壮族语言调查
民族平等和语言文字平等，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历来在民族问题上的基本原则。建国以后，为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党和人民政府在民族文字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1951年起，中国科学院先后派出工作组，到广西、贵州、云南等省，调查壮、布依、傣等民族语言，并研究这些民族的文字创制和改进问题。1952年和1954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又先后派人赴广西，在中共广西省委和桂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一领导下，与地方的壮族干部一起，组成壮语调查工作队，对47个壮族聚居县52个点进行壮语方言的调查。经过两年的协作，记录了丰富的语言材料，为创造拼音壮文和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准备了充分的资料。经过对壮语方言材料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全面对比研究，确定以壮语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壮语武鸣音为标准音点，采用拉丁字母为字母形式，制定了拼音《壮文方案》草案， 并在1956年 12月11日的《广西日报》上公布。经过在壮族部分地区试行后，国务院于1957年11月29日正式批准了《壮文方案》，并决定在壮族地区全面推行使用。这一时期出版了《壮语语法概述》、《武鸣壮语语法初步研究》、《壮汉词汇》（初稿）、《壮汉语言语法的几个问题》等，发表了《广西壮语方言分布概况和创制文字的途径》、《壮族文字同壮语的基础方言和标准音问题》（作者为苏联专家谢尔久琴柯）等。
4.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根据党中央关于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指示，1956年，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广东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由岑家梧任组长，杨成志、黄现璠任广西分组组长。同年12月分省建组，成立了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由梁华新、杨成志、黄现璠任领导小组成员。到1958年，调查组由初建时的20多人发展到70多人，改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领导，并成立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根据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关于“首先调查各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力，社会所有制和阶级情况，然后尽可能收集历史发展资料和特殊的风俗习惯，进而对各民族历史作系统的研究”的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到1958年底，共完成了对自治区内30多个县、近百个人民公社（乡）及广东、云南、湖南、贵州等省有关壮、瑶、仫佬、毛南、侗、苗、仡佬、回、水、彝等10个少数民族的调查；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对少数民族历史的若干问题，如侬智高起兵性质、土司制度、私庄经济、瑶族石牌制、民族起源问题以及少数民族歌谣、风俗习惯等作了专题调查；开展了对睦边县那坡人民公社（以壮族为主）、都安瑶族自治县三只羊人民公社（以瑶族为主）、七百弄人民公社（以瑶族为主）、宁明县夏石人民公社（以壮族为主）、龙胜各族自治县马堤人民公社（以瑶、苗、壮族为主）历史的专题调查；开展对革命老根据地东兰县东里屯解放后经济变化情况的调查。此外，还组织了对宁明县境内宁明江畔耀达“岜莱”（壮语，即花山）崖壁画的考察，新发现崖壁画40多处，绘制了分布图和局部临摹图，收集有关崖壁画的故事传说等资料10多万字。到1963年12 月统计， 上述调查共搜集资料2620多万字，包括广西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情况及民间传说、歌谣、碑文、出土文物、历史文献资料等。同时完成了《壮族简史》、《壮族简志》、《瑶族简史简志合编》、《仫佬族简史简志合编》、《毛南族简史简志合编》、《花山岩壁画资料集》6本书稿的编写， 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简介》、《广西壮族简史》、《广西壮族历史和现状》等。在调查的基础上，1958年和1962年，自治区有关部门还就壮、瑶民族历史若干问题召开两次学术研讨会。
1953年在广西民族学院设立民族研究室，1963年，在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基础上成立广西民族研究所，全所共12人，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张景宁教授兼任所长。这是广西社会科学战线最早成立的研究所。
正如彭真同志所说的：“确定以大力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要求于4年到7年内基本弄清楚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情况，这不仅为民族工作所必需，也可供研究各民族历史和人类原始公社以来的古代史以丰富的史料”。通过这次调查，系统地了解了广西11个少数民族社会基本情况及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风俗习惯等。对壮、瑶、仫佬、毛南四个民族解放前的社会性质，提出了探讨性的结论意见，对苗、侗、水、回、彝、仡佬6 个民族解放前社会性质也提供了大批参考性的资料。这次调查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制定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方针，以及对形成以民族平等为核心的民族政策体系，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也为以后进一步开展广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培养了一支队伍，准备了大量资料。民族研究也由此与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5.民族研究的曲折发展
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20年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事业也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判断下受到严重破坏。在广西，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在全国形势的推动下，普遍开展了整风和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在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开展了“多、快、好、省”还是“少、慢、差、费”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完全否定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循序渐进的工作方针，接着是批判少数民族地区“特殊论”、“落后论”、少数民族工作“条件论”、“渐进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出现了简化民族过程的唯意志论，并刮起了一股“民族融合”风，人为地抹煞民族差别。对这些违背党的民族政策的做法提出疑问或表示反对的言行，均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而被加以整肃。这一时期的民族研究工作也受到这种“左”的政治空气的影响，例如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片面强调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的调查，而忽视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调查被当作“资产阶级倾向”、“猎奇”等等，从而给以后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留下许多缺憾。即使是这样，这次调查的科学成果也很快被尘封埋没，而且有限的研究也被强调服从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为中心工作服务，被当作应时应景之作，因而学术上没有发展。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广西民族工作与民族研究全面瘫痪。广西民族研究所也被撤销，人员下放。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研究事业的繁荣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申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纠正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提法，在民族工作指导思想上实行拨乱反正，从此，广西民族研究事业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走上发展繁荣的道路。
1.民族研究机构及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前，广西仅有广西民族研究所一个民族研究机构，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撤销，民族研究完全停止，许多资料散失。1977年，广西民族研究所恢复，同时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也恢复独立建制。80年代以后，广西民族研究所得到发展，由恢复时的7人增加到26人，内设机构由理论、 历史和资料三个组扩展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经济、民族法学、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考古6个研究室，还设有资料室、办公室、《广西民族研究》编辑部。 1995年经批准设立东南亚民族研究中心，实行与广西民族研究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1984年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也升格为民族研究所，并于1995年改名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内设民族学与人类学、民族历史文化、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经济、东南亚等研究室。为了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1998年成立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工作委员会1980年成立了研究室，专门从事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工作。广西大学1990年成立民族研究所。广西师范大学1984年成立了广西地方民族史研究所，1998年又成立了华南民族文化研究所。广西师范学院1985年成立了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所。广西艺术学院1984年成立民族艺术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除了原有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外，1991年成立了广西壮学研究中心。1998年，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也成立民族研究所（与原有的民族理论教研室实行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地处百色的右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1997年也成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1985年，广西区卫生厅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除此之外，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艺术研究所等单位也有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从事民族研究。
除了研究机构外，进入80年代以后，有关民族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也纷纷建立起来。首先是80年代初建立广西民族研究学会，下设民族理论、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文四个理事会；接着由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省区联合建立了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到80年代中期以后又建立广西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广西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广西民族语文学会、广西瑶学学会、广西壮学学会、广西苗学学会。全自治区专职从事民族研究的专家学者有100人左右， 而兼职从事民族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实际工作者则在600人以上。
8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专门和主要发表民族研究文章的公开刊物《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研究所主办）、《民族艺术》（广西艺术研究所主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以外，兼发民族研究文章的公开刊物有十多家，其中主要有：《学术论坛》（广西社会科学院主办）、《广西社会科学》（广西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桂海论丛》（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广西行政管理干部学院主办）、《社会科学家》（桂林市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等。
2.民族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创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研究开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继续完成六十年代因“左”的干扰而未能完成的《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广西部分的编写出版工作，经过民族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到1985年全部完成了这项任务，出版著作43本，共约1000万字。其中包括《壮族简史》、《瑶族简史》、《仫佬族简史》、《毛南族简史》、《京族简史》；《壮侗语族语言简志》；《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1－7辑）、《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1－8辑）《广西仫佬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仫佬族、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京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侗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彝族仡佬族水族社会历史调查》；《广西壮族自治区概况》和巴马、金秀、都安、富川、龙胜、隆林、防城、三江、融水、罗城、环江等11个民族自治县《概况》，《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石刻、碑文集》、《广西崖壁画资料集》等。另外还编写出版了《广西少数民族》、《广西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丛书，4辑）、《明实录·广西史料摘录》等共200万字。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广西尚有一部分人口未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民族成分，后来由于“左”的干扰，民族识别工作未能继续进行。1981年，在自治区民委的领导下，以广西民族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学院的科研人员为主组成民族识别调查组，完成了广西境内10多万人民族成分问题的补充调查和科学鉴别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民族研究工作者冲破“左”的思想束缚，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出发，根据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扩大民族研究领域，并使民族研究不断深入，学科不断创新，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成为广西社会科学研究比较活跃的领域。
民族学学科研究。出版了《民族学概论》，发表了《努力创建和发展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建立和发展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有关问题》、《中国化民族学发展的趋势和前景》、《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学》、《也谈民族学的发展问题》等。
民族历史研究。在完成了壮、瑶、仫佬、毛南、京5 个民族简史的基础上，开展了少数民族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的研究。通史方面， 1988年出版了黄现璠等《壮族通史》，1996年又出版了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两者在内容、结构上有所不同，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发展。还出版了《瑶族史》、《中国民族史新编》。断代史方面，出版了《古南越国史》、《明清时期壮族研究》。专门史方面，主要有《广西各民族宗法制度研究》、《壮族土司制度》、《壮族土官族谱集成》、《壮族革命史》、《太平天国壮族农民起义》、《瑶族农民起义史》等。研究和介绍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著作有《壮族历史与文化》、《广西回族历史与文化》、《盘村瑶族》、《白裤瑶社会》、《国际瑶族概述》、《泰国瑶族考察》、《中国白裤瑶》， 《An outlineZhuang History and culture》（壮族历史文化概要，英文著作）、《壮族》（译成泰文，在泰国出版》、《中国少数民族知识丛书》中的《壮族》、《瑶族》、《仫佬族》、《毛南族》、《京族》，《广西文化历史丛书》中的《广西少数民族》。出版了一批以研究少数民族历史为主的论文集如：《岭外壮族汇考》、《壮族论稿》、《壮学论集》、《壮侗语民族论集》、《瑶族研究论文集》（3辑）、 《壮族历代史料荟萃》等。此外，公开发表的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的论文难计其数。民族关系史，其中特别是壮族与汉族、壮族与壮侗语民族中的其他民族以及壮族与东南亚国家的泰、老、掸、侬、岱等民族关系史研究也有《近代壮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壮族与老挝老龙族、泰族的渊源关系》、《关于壮泰诸民族渊源关系研究之方法论》、《关于壮泰民族起源问题》、《壮泰两族的形成及其文化结构之比较》等文章发表。
民族问题理论研究。进行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出版有《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导论》、《民族与民族观》，发表了《试论毛泽东的民族观》、《简论毛泽东民族干部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试论周恩来的民族观》、《周恩来的民族观和他对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贡献》、《邓小平对中国民族理论的新贡献》、《论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民族问题思想初探》、《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的实践性及其深远意义》、《坚持以邓小平理论指导民族工作》、《邓小平民族理论的特点及对广西民族工作的指导意义》、《李维汉对民族问题理论的主要贡献》、《李维汉同志对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特殊贡献》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研究，出版有《民族自治权论》，发表有《民族区域自治实施40年的反思》、《广西民族区域自治40年的理论与实践》、《试论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关系》、《试论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归属和行使》、《略论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问题》等。民族政策研究，出版了《中国民族政策史鉴》、《中国民族政策通论》，发表有《民族政策简论》、《南越国的民族政策》、《试论康熙的民族政策》、《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及其借鉴意义》等。民族干部培养使用研究，发表有《民族区域自治与广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论民族干部创新意识的培养》、《谈谈广西瑶苗族干部的培养问题》、《广西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的抽样调查与分析》等。民族关系问题研究，出版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广西民族问题》、《同舟论——当代广西民族关系研究》、《广西民族交往心理》，发表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民族关系》、《广西多民族格局发展轨迹述论》、《关于搞好广西民族大团结的几点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未来民族关系的走向及对策》、《论当前广西民族关系的主流与问题的主要表现》、《试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政治稳定》等。
民族法学研究。学科研究与民族法制建设方面，发表了《民族法学简说》、《试论我国宗教法律制度》、《移民法制化：水库移民的必然趋势——从红水河开发看制定和完善移民法制的重要性》等。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出版有《实施自治法研究》，发表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贯彻实施自治法的调查报告》、《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行使自治机关自主权》、《以发展民族经济为目标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广西用好自治法和开放政策的思考》等。民族立法研究，出版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的地方法制建设研究》（其中包括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发表有《论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对制定自治条例之我见》、《论制定自治条例的困难及推进民族立法的新思路》、《民族立法特征之我见》、《我国民族经济立法刍议》等。民族习惯法研究，出版有《少数民族习惯法》，发表有《瑶族习惯法与社会主义法制》、《广西壮族习惯法刍议》、《金秀瑶族民族法文化》、《桂西壮族妇女财产权益习惯法略论》、《恭城瑶族家庭习惯法初探》、《布努瑶庙规及其演变》、《“埋岩”新说》等。
民族经济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出版有《民族发展经济学》，发表有《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管见》、《论建立民族发展经济学》等。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出版有《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研究》，发表了大批研究文章。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研究，出版了《挑战与机遇——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等著作，发表有《走向新的繁荣——广西西南与港澳台经贸关系展望》等文章。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发表有《市场化与现代化——民族区域经济发展论纲》、《试论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培养》、《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农村指导工作的改革》、《资源市场与民族经济》等大批研究成果。中越边境贸易研究，出版有《中国边境贸易概论》（含广西部分），发表有《边境贸易：民族地区经济起飞的新机遇》、《中越边境贸易的历史、现状、问题及对策》、《从中越边贸看中国边境贸易发展的趋势》等。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研究，出版有《资源开发与民族发展》、《红水河开发与民族问题》，发表有《国家在民族地区办企业与地方利益关系问题》、《国家企业如何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红水河流域经济综合考察》等。电站库区移民研究，出版有《中国红水河库区移民研究》，发表有《浅谈红水河库区移民安置问题》、《论移民的城镇迁移与企业化管理》、《广西大中型水电站库区移民任务、途径和政策的思考》等。建设西南出海大通道研究，出版了《借路兴桂，发展通道经济》，发表有《为大西南开辟通向北部湾的广阔通道》、《与勃海比翼：北部湾的跨世纪议程》、《防城港：大西南便捷出海通道的主力前锋》、《西南——岭南出海通道的历史考察》、《南昆铁路与西南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广西大通道作用，促进西南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邕宁沿海经济走廊开发区崛起的启示》等。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研究，出版有《山区建设研究》等，发表有《论我国扶贫攻坚的宏观决策》、《九十年代广西扶贫开发的环境选择》、《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对策》、《论“科教扶贫”》等大批研究文章。民族经济史研究也出现了不少成果，出版有《壮族稻作农业史》、《右江流域壮族经济史稿》，发表有《越族原始农业的起源》、《宋代壮族地区陶瓷业的兴盛及其原因》、《明清时代广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论近代桂西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略谈明王朝对少数民族的经济政策》、《壮族地区古代交通》等。
民族考古研究。组织了对壮族地区古崖画的考察和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广西左江岩画》、《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北流型铜鼓探秘》，另外，对左江流域崖壁画作画的动机、主题内容、使用的工具、颜料、作画的年代以及作画地区的地质地貌条件等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学科及应用研究方面，发表有《试论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基础》、《从考古材料考察壮族的古史分期问题》等文章。
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一是进行民族语言研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方言等，出版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瑶族语言简志》、《现代瑶语研究》、《壮语概论》、《壮语方言概论》、《壮语方言土语音系》、《壮语词典》、《壮汉词汇》、《汉壮词汇》等。二是进行少数民族古文字研究。历史上，壮族民间曾大量使用以汉字的形、音、义，仿照汉字构字方法构造的古壮字，壮语称“sawndip”， 主要用于抄写师公经文、契约、碑文，记录民歌和民间故事等。80年代中期，将这些古壮字收集整理，出版了《古壮字字典》，发表了《壮族文字的产生、消亡与再造》、《论壮族的文字》、《古壮字浅说》等研究文章。三是开展了壮汉语、壮侗语、壮傣语、壮语与越南的岱、侬语，壮语与老挝的老语等的对比研究，出版了《壮汉语比较简论》、《壮泰语词典》，发表有《壮语与粤语的源流初探》、《壮侗语与汉语的关系》、《壮傣侗语言底层之比较》、《壮语与越南岱侬语词汇差异的成因》、《壮语与老挝语之异同》。四是进行了语言文化学研究。继壮语语言学家韦庆稳先生用壮语破译《越人歌》以后又取得突破，如壮语地名研究方面，出版了《壮语地名选集》，发表了《壮语地名初探》、《壮语地名述略》、《壮语地名的缘起、内涵及其特征剖析》、《柳州壮语地名考释》等，壮族语言文化研究方面，还发表了《略谈古汉语中的壮语》、《从语言上看壮、老、泰的历史文化关系》、《‘骆越’考》、《‘俚’论》、《‘俍’考》、《‘壮’考》、《说‘壮’》、《‘墟’考》、《‘耗’、‘糇’、‘膏’、‘
’考》、《‘麻栏’、‘干栏’音译考》、《“干栏”词义原始》、《瑶语“努”字解》、《〈粤风·俍歌〉音义》、《壮族与〈楚辞〉》等。
少数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80年代中期以来，共收集少数民族古籍手抄本1000多册，其中主要是壮族古籍，包括壮族古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宗教、碑刻、文人著作等，已整理出版《古壮字字典》、《布洛陀经诗译注》、《壮族民歌古籍集成》中的《嘹歌》、《欢
》，瑶族的《评皇券牒集编》，苗族的《融水苗族埋岩古规》，彝族的《那坡彝族开路经》以及《薰生诗草》、《茹芝山房吟草》、《亦嚣轩诗稿》、《菜根草堂吟稿》等一批壮族文人著作。古籍研究方面，出版了《壮族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等。
民族文化研究。出版了《壮族文化的重组与再生》、《壮族歌圩研究》、《壮族干栏文化》、《八桂文化》、《当代壮族探微》等。在少数民族服饰、饮食、居住、交际、礼仪、娱乐以及传统节日、婚姻、葬丧等习俗研究方面，出版了《壮族古俗初探》、《壮、布依、傣、仡佬、京族文化志》、《壮族风俗志》、《毛南族风俗志》、《京族风俗志》、《中国瑶族风土志》、《瑶族民俗》、《八桂侗乡风物》、《广西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广西民居文化》、《壮族仪式歌谣与民俗文化》、《广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瑶族文化论》、《瑶族文化变迁论》、《壮族女性文化》、《壮族悲文化》等著作，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
民族艺术研究。出版了《壮族审美艺术探源》、《左江崖画艺术寻踪》、《铜鼓艺术研究》、《广西工艺文化》、《壮剧艺术研究》、《壮师剧研究》、《彩调艺术研究》、《壮族舞蹈研究》、《侗族民间文艺美论》、《瑶族歌堂诗述论》、《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苗族芦笙》等，发表了《从瑶族图腾看瑶族审美意识》、《瑶族服饰审美简析》、《壮泰民族审美观之比较》等大批研究文章。
民族人口研究。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研究单一民族人口的著作——《壮族人口》，发表了《明清时期汉族人口向壮族地区的迁移》、《壮族人口的发展状况、特点及未来的增长趋势》、《建国后瑶族人口数量的变化》、《广西壮族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壮族人口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试探》等研究文章。
民族教育研究。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丛书》的《壮族教育史》、《毛南族教育史》等，发表了《壮族教育史略论》、《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时期的壮族教育》、《桂西壮族教育史略》、《壮族社会教育概述》、《中国京族古代的教育活动略论》等论文。
民族医药研究。发掘了数万条壮族民间验方，收集了一批有较高价值的壮族医药古籍、文物，出版了《壮族医学史》、《发掘整理中的壮医》、《广西民族验方汇编》、《广西壮药新资源》、《广西民族药标本》、《观目诊病》、《点线疗法》等，一批少数民族医药研究成果获国家奖励。
民族文学研究。出版了《壮族文学史》、《仫佬族文学史》、《毛南族文学史》、《京族文学史》、《壮族文学概论》、《广西壮族文学》、《壮族歌谣概论》、《广西民间文学散论》、《壮族民间文学概观》、《广西民间文学》、《壮族文学古籍举要》、《岭南文化与百越民风》、《南方民间文化与民族文学》等。
民族宗教研究。出版了《壮族图腾考》、《壮族生殖崇拜文化》、《瑶族宗教论集》、《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壮族卷和瑶族卷等，发表了《壮侗语诸族梅山教人物神祗考》、《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研究》（系列论文）、《壮巫概论》、《壮族师公文化初探》、《关于瑶经研究的几个问题》、《仫佬族宗教信仰初探》、《试论壮族对佛教的淡薄倾向性心理》、《试论佛教在广西久传不兴的原因》等研究文章。
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出版了《壮族哲学思想史》，发表了《壮族古代哲学思想初探》、《论壮族哲学思想的特点及其意义》、《壮族道德哲学探论》、《论壮族伦理观》、《瑶族哲学思想探论》、《瑶族神话传说中的哲学思想试析》等。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究。出版《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南方山居少数民族现代化探索》等，发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壮民族的现代化》等。
壮学研究。进入90年代以后，壮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学科研究方面，发表了《论壮学》、《以‘那文化’研究为基础，建立壮学体系的理论构架》、《建立壮学体系刍议》、《对壮学如何走向世界的社会学思考》等，壮学体系正在形成。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壮族古籍得到收集、整理、出版，为壮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壮族体质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证明了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对人们了解壮族的历史源流及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壮族历史研究取得新的成果，继1988年出版了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壮族通史》（70万字）以后，又出版了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105万字）。 壮族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入，并取得丰硕成果。壮族经济、人口、教育、医药等方面研究都取得新的进展。1993年编纂出版了《壮族百科辞典》（200 万字），它综合反映了壮学研究的成果，是研究和了解壮族的重要工具书。此外，壮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也日益广泛。据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研究壮族的著作就有96部，占全部研究壮族著作的95%。
瑶学研究。瑶族主要居住在广西。1984年成立广西瑶学学会后，共召开了14次瑶学研讨会，其中有8次是国际学术研讨会， 出版了《瑶学研究》（4辑）、《瑶族研究论文集》（3辑）等一批成果，在瑶族历史源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经济、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研究领域中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并逐渐形成体系。
汉民族研究。 80年代中期以来，广西对汉民族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并在全国产生一定的影响。1985年出版《汉民族历史和文化新探》，1992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汉民族史著作《汉民族发展史》，以后又出版了《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汉族民间风俗》等，在广西召开了3次汉民族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汉民族研究论文集（2辑），发表了《从秦人、汉人、唐人到汉民族的形成》等文章。
民族人物研究。出版了《壮族历史人物传》、《广西少数民族人物志》，前者介绍了壮族著名历史人物，后者记述了从古代到当代广西地区的少数民族著名人物。还出版了研究少数民族人物的专史、传记、论文集等，如《侬智高》、《陆荣廷》、《陆荣廷新论》、《韦拔群》、《瓦氏夫人论文集》等，发表了《瓦氏夫人与花木兰》、《黄诚沅思想初探》、《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壮族将领——黄明堂》、《‘英雄不死，永志人心’——卢焘将军述评》等研究文章。
3.人类学研究得到恢复和发展
本世纪50年代，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民族学等，被视作资产阶级学科，不能继续提倡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给民族学恢复了名誉，人类学研究在广西也得到了发展。从80年代中期开始，广西各科研机构开始接收和培养了一批人类学专业的科研人员，其中有些是博士和硕士。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于1995年改名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并开设人类学课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从1995年、《广西民族研究》从1998年开始分别设立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专栏，《民族艺术》（广西艺术研究所主办》等刊物也发表有关人类学研究成果，这些都推动了广西人类学研究的迅速发展。在学科建设方面，出版了《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论文集）、《考古人类学》等，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问题》、《中国人类学的现状与未来走向》、《中国民族学如何培养跨世纪人才》、《加强对当代汉民族的研究是人类学民族学跨世纪的重要课题》、《走出低谷——战后西方人类学摆脱困境对中国人类学的启示》、《经济人类学简论》、《心理人类学发凡》、《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系要》、《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点线面模式》等。在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出版有《壮族体质人类学研究》，发表有《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骨》、《柳州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人骨》、《广西壮族居民三个组群的体质特征》、《广西壮族三个组群的ABC及MN血型的人类学研究》、 《广西壮族的皮纹研究》、《简论体质人类学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应用》等。文化人类学应用研究方面，出版有《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人类学视野中的壮族传统文化》、《蛮荒稻香——壮族农耕文化》、《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黑衣壮的人类学考察》、《族群岛：浪平高山汉探秘》，发表有《关注民生，体认民心——华南紫村族群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人类学考察》、《壮族文化传递》、《壮族家庭制度简论》、《壮族家属制度》、《村政的现代化建设与壮族乡村权力结构的变迁》等。
4.少数民族对外学术交流日益广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族研究的不断深入，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广西少数民族对外学术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有更多的国外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关心广西，并直接参与广西的民族研究。
日本。有一批学者从事壮族等民族的源流、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历史上壮族地区移住民与壮族关系、明清时期壮族史、壮汉通婚及婚姻习俗等研究，出版了《汉民族华南发展史研究》，发表了《广西土司制度考察》等一批研究成果。1991年，日本学者与广西民族研究所联合对广西东兰县兰阳壮族蚂
（青蛙）节进行考察，编写出版了《中国广西东兰县兰阳壮族祝祭文化调查》，日本各大报纸将其主要内容作了报道，我国《参考消息》转载了这些报道。
越南。越南与我国壮族地区相毗邻，历史上关系密切，越南的岱族、侬族与壮族同源，因此，越南学者对广西民族研究也很关注。越南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著的《越南北方少数民族》中说：“岱族是北方地区人数最多的居民，……与越南的侬族、热依族、高兰——子山族，与中国的壮族有亲缘和近亲关系”。“侬族，从他们保存的家谱、供册、唱本中可清楚地知道，他们（从中国）到越南只有九至十代，即只有二、三百年历史”。本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越南的民族识别代表团和古文字考察团先后到广西访问，与研究壮族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进入90年代以后，越南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等单位多次派团访问广西，就壮族和越南侬、岱等民族的历史文化关系等问题进行学术交流。
泰国。壮族与泰国的泰族的历史渊源关系更引起中泰和各国学者的注意。80年代中期，泰中友好教育委员会派代表团访问广西，了解壮族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接着，泰国孔敬大学、朱拉隆功大学、艺术大学纷纷派学者代表团先后到广西考察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进入90年代，这种学术交流更加频繁。1986年，广西民族学院学者代表团访问泰国，双方进行了学术交流，并签订了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协议，1989年再次访问泰国。1990年，泰国艺术大学代表团访问广西，与广西民族研究所签订了联合进行“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的协议。1991年，泰方再次派团访问广西并到壮族地区考察，回国后编写出版《壮族：泰族古老的兄弟》一书。1993年，泰国西北大学学术代表团访问广西壮族地区，回国后编写出版了《从广西、云南到兰那》一书，介绍泰族与壮族的历史文化关系，同时约请广西壮学研究中心学者撰写《壮族》一书，译成泰文出版。1994年，泰国朱拉隆功大学与广西民族学院学者联合编写了《壮泰语词典》在泰国出版。广西民族研究所与泰国艺术大学联合进行的“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项目，通过双方学者频繁互访，并分别深入到壮族和泰族农村进行考察，在南宁和曼谷举行多次学术讨论会，揭示了壮泰民族的渊源关系，旋即在泰国掀起一股“壮族热”、“广西热”，随后有多批学者来访，力图进一步了解壮族及壮泰民族历史渊源。1993年，“壮泰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合作项目泰方最高负责人、泰国艺术大学董事长、泰国著名企业家春蓬博士应该项目中方负责人之邀，来广西南宁、北海考察后，与南宁机械厂签订协议，联合兴建益宾摩托车生产线，计划年产值40亿元人民币，其中泰方投资3000多万美元，该项目已于1998年正式投产。
此外，法国学者分别与广西民族学院、广西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进行壮族、瑶族历史文化研究。澳大利亚有关学术机构与广西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合作，拟将壮族古籍译成英文在海外出版。美国学者在广西、云南壮族地区调查后，编写了《发展中的壮族》一书在美国出版。广西壮学学会、广西瑶学学会还分别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大批国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共同对壮族、瑶族的历史文化及现代化问题进行研讨。
三、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入调查研究，是繁荣民族研究的基本条件
5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西民族研究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回顾50年来的历程，有以下体会：
1.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民族研究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主要是运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坚持马列主义民族观，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指导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坚持这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不断地扩大民族研究的领域，无论是在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还是在民族理论、民族经济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
2.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是繁荣民族研究事业的重要条件
民族研究在民族学上称为田野工作，是一种深入实地通过观察、参与、访问、记录、描述等方法开展的科学活动。50年来，广西民族研究事业的三次兴盛，都是建立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的。第一次是50年代中期民族研究的发展，是建立在解放后几年对民族地区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80年代广西民族研究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除了改革开放造成的良好环境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了50年代到60年代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大量成果。进入90年代，广西民族研究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发展，取得许多优秀的成果，其基本原因也是80年代中后期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民族调查工作。例如，1985年完成的南盘江流域的民族学考察，完成了4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1986年到1987年的广西电站库区移民情况调查，完成了20多万字的调查报告，不仅获得了研究库区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经济文化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而且还为国家和地方各级部门解决库区移民问题的决策提供了依据。1986年进行的大规模的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文化考察，不仅对揭开花山崖壁画千古之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同时对推动壮族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1989年到1991年，广西民族研究所一批青年学者对红水河流域进行了3年的民族学考察，对这一著名的民族走廊的土地、 人口、资源开发、民族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研究，获得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91年，为了弥补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对民族传统文化调查不足的缺陷，全面了解和掌握壮族传统文化情况，以广西民族研究所为主，组织有关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共同进行了壮族传统文化调查。调查组分成 4个小组，分赴桂东、桂南、桂西、桂北、桂中以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壮族地区，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工作，整理了200 多万字的调查材料。这些，对90年代广西民族研究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进入90年代以后，广西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广西少数民族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田野考察，取得了大量的资料，对推动广西民族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四、21世纪广西民族研究展望
民族史研究。民族史研究将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逐步深入。由于长期“左”的干扰，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有许多禁区，加上考古学、民族学材料的挖掘、积累不足，研究也有一个过程，因此对华南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未能深入。进入80年代末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研究也有了进展，但仅仅是起步阶段。21世纪广西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将朝着更全面、更系统和立体化的方向发展。
少数民族文化研究。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将有新的发展，并与文化开发相结合，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此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现代化的研究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问题，将成为研究的热点。
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现状与发展研究，将为更多人所关注。
民族法制研究。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研究将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问题，将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热点。
人类学研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关于人类学如何实现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将更加深入，并将推动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应用人类学研究在广西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并将进入政府决策和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人类学的知识也将大大普及。
（本文仅根据个人掌握的材料撰写，未能广泛征求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的意见，一些重要的著作和文章可能有遗漏，恳请读者提出意见，以便修改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