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者的双重身份——评话剧《古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剧作者论文,评话论文,古玩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话剧《古玩》在最初的叙事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生动有趣的世俗景观。剧作者此时提示给观众的背景时间并不十分重要，观众更感兴趣的倒是，隆家正忙着给八十岁的老太爷做寿，“宝珍斋”的金老板正忙着买卖开张，而对专营木器的韩红木来说，今天正是他新婚大喜的吉日。这些颇具市井生活色彩的人和事呈现于舞台，既是剧作家的创造，同时，也规范了剧作家的叙事语境。这就是说，我们有理由要求剧作家在全剧中保持叙事的一致性，而在这里，一致性也许应该表现为剧作家的民间立场以及由此展开的对于市民社会价值理想的揭示和质疑。我们看到，至少在前几幕中，剧作家所作的努力还是显而易见的。冲突主要发生在隆桂臣和金鹤鑫之间，占有鼎的欲望与睥睨鼎的心机，使这两个古玩商的智慧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示。特别是金老板，尽管剧作者模糊了他的占有欲背后的心理动机，但还是将这个商人为得到鼎而处心积虑的谋划较有层次地表现出来；而且，进一步表现了动荡混乱的社会对这些商人的侵扰和挤压，表现了周旋于商场和官场中的商人的身不由己和无可奈何。
然而，第四幕的出现却使我感到有些突兀。突如其来的日本人改变了前三幕所建立的叙事语境，民间的或世俗的主题在这种异己力量的作用下几乎完全被扭曲了。随着隆桂臣怀抱真鼎跳入火海，我们终于看到，主人公世俗化的精神人格到底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性价值得到了升华，而剧中对于市民社会价值理想的表现也因此被国家话语神话取而代之。剧作家在这里横空一笔，使我在走出剧场后很久还为此而感到困惑不解，我很想知道，国家话语神话的突然浮现，在叙事中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或者说，剧作家通过什么途径，在市民社会的价值理想与国家价值理想之间实现了妥协与融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还要回到具体的叙事语境中去，看看剧作家是否在那里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这是可以肯定的，观众或许已经注意到，至少那只鼎的身份就频有些可疑。在前三幕里，剧作家并不强调它传统的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意义，在那里，它更多地还是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出现的。但到了第四幕，这只鼎被生硬地赋予了这层意思。表现在鼎上的不一致，暴露了剧作者的“双重身份”。此外，剧作家对于每一幕时代背景的强调，固然突出了古玩商作为个体与社会的冲突，但也潜在地将该剧主题引向了政治道德的领域，似乎他们对“鼎”的占有欲和商人聚敛财富的贪婪无关，至少，剧作家现在还不想表现这一点。这种对商人本质的忽略以及要将他们塑造为民族英雄的冲动，使两种原本冲突的东西和平共处于一体。我当然没有理由反对剧作家的这种选择，我仅仅是想指出，剧作家所选择的，很可能不是一种真实的、本质的、历史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