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到文学：建安文人业缘的历史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建安论文,文人论文,走向论文,政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人地位的提高和文学价值的凸显经过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文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开始崛起与形成的时期。此后文人不仅成为文化的主要掌握者和传播者，而且也成为文化的主要创造者。但对文人而言，他们文学家的身份并未确立。因为该期文人基本上是以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或哲学家的身份出现的，他们的作品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有关历史、哲学思想的著述。战国后期的屈原及其弟子宋玉、唐勒等人，他们的作品以今天的文学观念来看，亦可称之为纯文学性的作品。但就创作主体来说，屈原与孔子、孟子等人一样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文学家，宋玉、唐勒等人是以侍从文人的角色被看待的。两汉时代，虽然文人的文学观念较以前进一步明晰，文人对文学本质、特征、功用的认识亦更加深入，诗赋等纯文学样式在先秦的基础上又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总体看来，文人的文学家身份仍未确立，只能说文人的文学家身份的色彩较以前更加明显和浓郁了。直到建安文人文学家的身份才基本确立，所以建安是古代文人地位逐步提高和文学价值日益凸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①。对此学人们已经从建安文学的特色、成就、成因、影响及作家作品、文学分期、文人集团等角度进行了宏观的审视和微观的剖析，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建安文人集团或邺下文人集团形成发展的研究就是如此。对此目前学界主要有五说：第一，认为邺下文人集团是曹操占领邺城后才初步形成的，时间为建安九年(204)，建安十三年后进入活动高潮②；第二，认为曹操赤壁败后，其幕僚掾属才有较多时间在邺城从事文学活动，邺下文园，应该是建安十四年后才开始繁荣起来的③；第三，认为从建安十年至建安十六年，“建安六子（七子中的孔融除外）、应璩、邯郸淳、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繁钦、吴质等人相续汇集于曹氏父子的周围，形成了强大的写作班子”④；第四，认为从建安十年到建安二十二年这一阶段的前几年，许多著名的文人通过不同途径，先后投靠曹操聚集邺城，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⑤；第五，认为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曹丕为五宫中郎将，置官属，命曹植为平原侯，高选官属，是当时文学家得以组织起来的开始⑥。以上诸说从地域与时间上对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发展进行了界定和划分，为我们理解它的具体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有些问题仍需进一步地澄清：一是对邺下文人集团形成及时间界限的看法存在着分歧；二是由于学者们普遍以曹操占领邺城作为邺下文人集团形成的时期，这就忽视了曹操占领邺城之前建安文人集团的存在；三是没有详细地反映出因诸子归附曹氏父子的时间不同、文学素养的差别和具体文学活动的迥异等原因，而导致的建安文人集团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性质和特征。所以本文主要从业缘的角度对建安文人集团的演变及性质进行考察。我们认为，这不仅可以弥补目前学界有关建安文人集团研究的不足，而且还可以为学界认识和把握建安文人集团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要从业缘的角度对建安文人集团的演变及其特征进行新的审视，必须建立在建安诸子归附曹氏父子时间的基础之上。总体来看，诸子归附曹氏父子时间大致如下：刘桢，初平三年；孔融，建安元年；应瑒，建安元年或二年；阮瑀，建安二年；繁钦，建安三年；杨修，建安四年；路粹，建安初；吴质，建安九年前；陈琳，建安十年；徐干，建安十年；王粲，建安十三年；邯郸淳，建安十三年；丁仪、丁廙，建安十六年七月前不⑦。正是因为建安诸子归附曹氏父子的时间不同，建安文人集团也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阶段。我们根据其不同发展阶段的业缘性质，把建安文人集团分为三个时期：即建安九年占领邺城之前，建安九年占领邺城后至建安十五年年底，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以后，分别称它们为：邺前文人集团、邺下文人集团和邺下文学集团。从邺前文人集团到邺下文学集团，建安文人的业缘性质经历了一个由以政治为主、以文学为辅，到政治与文学并重，再到以文学为主、以政治为辅的演进历程。
一
从建安元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迁都于许，到九年占领邺城，曹操就以实际上国家政权掌握者的身份，以自己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成员为刘桢、孔融、应瑒、繁钦、路粹、杨修、吴质、阮瑀等。这些文人虽然有的不直接在曹操手下任职，如孔融任将作大匠，路粹为尚书郎，甚至有的任郡国官职，远离许都，如繁钦为豫州从事，但由于曹操当时担任司空要职，故朝廷的公卿庶职及郡国庶官大多就是由他提议或任命的。《后汉书》载：“自帝都许，守位而已，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旧姻戚。议郎赵彦尝为帝陈言时策，曹操恶而杀之。其余内外，多见诛戮。”“自都许之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⑧孔融被征为将作大匠、繁钦任豫州从事⑨、杨修作曹操仓曹属主薄、应瑒入曹操幕下为掾属等就是曹操安排的。从刘桢、孔融、应瑒、阮瑀、路粹、繁钦和杨修等人归曹操的时间来看大多在建安四年前后，所以汇集于曹操周围的邺前文人集团在建安四年左右就形成了。后来吴质的加入，又为这个文人集团充实了一位主力。
邺前文人集团时期，就文人的业缘性质而言主要是政治的。因为曹操挟持献帝迁都于许后，整日陷于诸如朝廷典章制度的完善、中央地方官员的任命、人才的吸纳、对严重威胁自己权力势力的征伐等政治事务之中。如建安元年十月，征杨奉；二年正月攻张绣，败之还许，十一月又南征张绣、刘表；三年东征吕布；五年东征刘备，接着在官渡与袁绍决战；六年九月南征刘备；七年九月攻袁谭、袁尚；八年三月攻黎阳，破袁谭、袁尚；八年九月又至黎阳，攻克邺城。面对如此众多繁重的政务，曹操延揽文人，目的就是帮他处理政治及其他相关事务。史载建安元年八月，“太祖迎天子都许，遗（荀）攸书曰：‘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而顾观变蜀汉，不已久乎！’于是征攸为汝南太守，入为尚书。太祖素闻攸名，与语大悦，谓荀彧、钟繇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以为军师。”（《三国志》卷十三《魏书·荀攸传》）就文人来说，他们投靠曹操的目的也是希望恃他踏入仕途以便寻求自己在政治上的更好发展。《后汉书·文苑列传·祢衡传》云：“兴平中，避难荆州。建安初，来游许下。……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贤士大夫纷纷集于许都，正是看到了曹操的实力与未来政治发展的良好前景，为以后自己仕途的更加发达，来主动为曹操效力的。曹操正利用这一点来让他们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借此树立曹氏家族在朝廷中的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的地位。如孔融向曹操荐郗虑、祢衡，奉曹操之命写了《与王朗书》；杨修为曹操仓曹属主薄期间，总管军国内外之事，尽职尽责，所做诸事都让曹操称心如意；应瑒在建安五年随曹操出征，参加了官渡之战。这些都是他们以不同方式为曹操效力的表现。
此时，曹丕、曹植兄弟年龄尚小，建安元年曹丕十岁，曹植仅五岁，到建安八年曹氏兄弟不过才十七岁、十二岁。虽然《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载：曹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三国志》卷一《魏书·陈思王植传》裴注引《魏书》云：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但我们知道，一方面由于受阅历的局限，他们的文学创作还未步入成熟时期，还不能担当起独立组织其他文人从事文学创作的重任，邺前文人集团文人的文学创作才能还未能得到有效的激发；另一方面曹操让其子学习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背诵诗论辞赋，培养他们创作能力，而更在于提高他们文治武功的治国本领。故邺前文人集团时期文人的业缘性质主要是政治的。这不仅体现为他们归附曹操的目的主要是政治的，都热衷跻身仕途，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而且还体现在曹操招贤纳士的目的和对待文人的态度上。曹操之所以广招贤能之士，目的就是辅佐自己成就霸业，这在曹操创作的《短歌行》等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
由此可见，邺前文人集团时期，就文人业缘的主要性质来看是政治的。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该期文人的业缘与文学毫无关系，文学只是处于辅助地位而已。如建安八年曹操率军攻黎阳，四月追袁谭、袁尚至邺，五月从邺城附近还许。此次远征，刘桢、曹丕随从，在还许途中经过黎阳时，刘桢写了《黎阳山赋》，曹丕写了《黎阳作诗四首》，再如建安初年孔融创作了《荐祢衡表》和《与王朗书》。尽管这些作品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的性质，但它必然彰显出了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所不可或缺的文学素质。
三
建安九年初曹操率军攻打邺城，八月占领邺城，邺前文人集团的主要成员也随曹操来到邺城。至此以曹操为领导核心、以邺城为根据地的邺下文人集团形成。此时文人集团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相对稳定的活动中心，集团成员也都受曹操的直接管控。尤其是建安十年陈琳、徐干的归附曹操和建安十三年王粲、邯郸淳的加入，标志着邺下文人集团从此也开始步入辉煌。因为建安文坛的杰出代表——三曹、七子中的六子（孔融已被杀），此时已完成了历史性的联结。与邺前文人集团相较，其业缘性质由以前的以政治为主、以文学为辅变为对政治与文学的并重。
首先，从集团成员本身的文学素质来看，由于像王粲等具有更高文学素质人员的加盟，使集团本身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文学特征日益加浓，从而为邺下文人集团向邺下文学集团的转化提供了集团成员文学素质方面的保证。因为文人集团成员的素质是决定集团业缘性质的关键之一。此时不仅陈琳、徐干和王粲、邯郸淳的相继入团，为邺下文人集团输送了新的优秀的能诗善文的成员，使擅长文学的成员比例大大加重；而且曹丕、曹植也相继成人，基本完成了学业，步入了独立创作的人生阶段，以三曹、六子（孔融除外）为代表的建安作家全部汇齐，使邺下文人集团的文学气息非常浓郁，为邺下文人集团开展与文学相关的集会、游玩、唱和等活动提供了很好的人才资源和人文环境。这些新加入的成员在未归曹之前，就以文章著称文坛了，王粲、陈琳、徐干等莫不如此。他们的加入无疑又给文人集团内部增添了新的文学活力，以文学作为其业缘性质的特色突出了。这样以政治为主要业缘性质的邺下文人集团，文学也天然地成为他们业缘性质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从集团内部的具体活动来看，文人所开展的活动既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又有浓郁的文学特征。如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乌桓，曹植、陈琳、应瑒等参加了此次出征。在征途中他们分别创作了《泰山梁甫行》、《神武赋》和《撰征赋》等文学作品。此年九月曹军从柳城胜利而归，曹操在回师途中写下了著名的《步出夏门行》组诗。建安十三年曹军南下至江陵后，为了做好出征孙权的准备，置酒高会，曹丕的《述征赋》、阮瑀的《纪征赋》、徐干的《序征赋》、王粲的《初征赋》等都写于此时。这些诗赋等纯文学作品在远征过程中的大量出现，说明征战事情本身不仅成为文人创作的素材，而且文学创作也成为他们调节从军生活的一种娱乐方式。这些作品绝不可能仅仅是文人的偶然感发之作，也不仅仅是对曹操率军远征威武雄壮、声势浩大的歌颂，或是曹操凯旋而归踌躇满志情怀的自然抒发，而是宴集、出征等活动对文人感染促发的结果，带有政治与文学的双重意义。建安十五年，曹操率诸子登铜雀台，使各为赋。这是曹操以集团领导者的身份，第一次亲自组织集团内部部分文人专以作文为目的的文学活动，开启了建安时代文人集团成员之间竞相作文、展示才华的新风。《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云：“（建安十五年）冬，作铜雀台。”《三国志》卷十九《魏书·陈思王植传》载：“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曹操的这一举措不啻告诉了当时文人举行有利于文人文学创作的活动是被允许的、合理的，同时还有意或无意地提倡和鼓励了文人文学创作活动的展开。尤其是他对文人文学才能所表现出来的“甚异”之情，无言地刺激和带动了文人对自己文学才能的有意培养和开发。对此，我们也不能把它单单视为由曹操组织的一种纯文学的活动，它应该还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就是以文学为手段来实现他对文人的统治，间接地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纵观建安时期邺下文人集团宴集、登临等活动的发展过程，展现出与邺前文人集团不同的新特点：一是集团活动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娱乐性，如曹操的率诸子登台作赋，这在邺前文人集团阶段是没有的；二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宴集、出征等政治性活动和文学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据笔者统计，该期有明确创作年代的作品共61篇，其中在文人出征过程中创作的40篇，占65.57%；61篇作品中诗赋作品34篇，文人随军途中创作的22篇，占64.7%。并且出现了许多以反映征战为主题的作品，其中直接正面以征战为描写对象的诗赋就有8篇。这也是邺前文人集团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再次，邺下文人集团时期的政治局势为文人展开比较频繁的与文学有关的娱乐活动提供了可能性。邺前文人集团时期，曹操与其集团内部成员的精力主要用在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上。集团领导者和成员没有闲暇去组织一些与文学有关的娱乐活动。邺下文人集团时期，政治上的稳定、优胜地位，使曹操和其他集团成员不必像先前那样全身心地关注于政治，他们有了瞩目政治之外其他事务的机会，政治方略上的重心与具体措施也相应发生了一些变化。建安九年之前，武功显得异常重要，故曹操在政治方针上偏重于武，任用文人也偏重于重用具有文韬武略的谋臣。曹操统一北方后，愈来愈认识到了文人的重要，表现出文武并重的政治倾向。《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十三年，“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嵩、邓义等”。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召见邯郸淳，“甚敬异之”；还收用了梁鹄、杜夔。建安十五年春，曹操颁布《求贤令》，正式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标准。这一标准的提出不仅是曹操对历史和自己用人经验的理论总结，而且是曹操政治势力与地位相对稳定之后对用人政策所做的重要调整，具有政治和历史的必然性。故曹氏集团政治地位的确立与稳固，是当时贤能之士各尽其能、各展其才的重要前提。
一方面，随着曹氏集团政治地位的巩固，曹操逐渐认识到文学的宣传舆论对其统治的重要作用。邺前时期，聚集于曹操身边的文人大都忙碌于文书之类的政治性事务。到了邺下时期，一些忠于汉室的文人感觉到了曹氏集团对汉室刘氏政治的严重威胁，表现出对曹氏集团的政治上的对抗性。孔融可称其典型代表。建安九年八月曹操攻克邺城，曹丕纳袁熙妻甄氏，孔融嘲之；后又对曹操北征乌桓大加嘲讽。孔融的所作所为在曹操心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使他认识到作家、文学作品对政治舆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从曹操心理上讲，赤壁败后与赤壁战前相比也发生了变化。战前孙刘与曹操双方优劣甚明，但结果截然相反，这使曹操清醒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故战后招贤纳才也真正在曹操心理占据主导，他也真正懂得了应该爱才护才，并想方设法去笼络人才。建安十五年率诸子登台为赋更是其赤壁战后心理变化在行动上的体现，这对邺下文人集团内部开展有利于文人创作的游览娱乐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四，从文人的具体作品来看，由于邺下文人集团是建安文人集团发展的中间阶段，集团内部文人之间的宴集、出征等活动也显示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概括而言既有鲜明的政治性又有鲜明的娱乐性，是政治性与娱乐性的统一。邺下文人集团内部文人的宴集、出征等活动，在加强文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的同时（如文人参加了大量的征战活动，创作了大量的征行赋，并对曹操极尽颂扬之辞）；也促成了文人把文学作为一种娱乐审美对象来陶冶性情等文学观念的滋生。建安文人在建安十三年到建安十四年七月创作的表现征行内容的唱和赋作就已彰显出了文人文学观念的这种发展趋向。建安十四年冬十二月曹丕于谯举行的歌舞晚会和建安十五年冬曹操率诸子登台作赋的活动又把邺下文人的文学观念向文学乃审美娱乐对象的方向深化了一步。以曹丕为例，我们从他这个时期创作的《述行赋》到《浮淮赋》再到《于谯作诗》，就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文学审美娱乐特质认识深化发展的印痕：文学的政治性愈来愈淡，文学的审美娱乐性愈来愈突出。如果说邺前文人集团和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之初其业缘性质主要是政治性的，文人集团的主要职能也是政治性的话，那么到邺下文人集团的中后期，其业缘性质同时具有了政治的和文学的双重特征，文人集团的职能也被染上了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色彩。
所以此时文人集团内部成员的业缘性质与邺前文人集团时期相比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以政治为主转为政治与文学并重。从此建安文坛上的文人集团的活动、性质及反映出的文人的文学观念开始进入另一新的发展阶段：文学服务于政治教化的文学观念处于文坛主流的时代开始结束，建安文学也相应由以表现时代的政治、历史及相关的人民疾苦等为主要内容转变为以表现个人情感为主要内容的个性化时期。建安时期在文学史、思想史、美学史上所说的“文的自觉”才真正地体现于文人对文学价值的认识和追求中。一句话，学界所说的建安时期是“文的自觉”的时期，曹丕的时代是“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是以曹操率诸子登台作赋的活动为最早标记的，其真正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展现是在此后的邺下文学集团阶段。
三
建安十六年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减产五千，分所让三县万五千封三子，植为平原侯，据为范阳侯，豹为饶阳侯，食邑各五千户。”（《三国志》卷十三《魏书·武帝纪》）“是时，太祖诸子高选官属，今曰：‘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颐辈。’遂以为平原侯植家丞。”（《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邢颙传》）以致出现了“魏太子为五官中郎将，天下向慕，宾客如云”（《三国志》卷十三《魏书·邴原传》）的景况。这一措施成为促使邺下文人集团向邺下文学集团转变的重要契机，标志着邺下文学集团的正式形成。这个时期，集团成员的数量较前两个文人集团有所增加，除邺下文人集团的成员外，有新任五官将文学的苏林、刘廙，任平原侯文学、文学掾的毋丘俭、司马孚等。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诸书传文间危疑，苏林皆释之”（《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刘劭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刘虞，“著书数十篇，及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刘廙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司马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汉末丧乱，与兄弟处危亡之中，箪食瓢饮，而披阅不倦”（《晋书》卷三十七《司马孚传》）。这表明集团团体的文人化方面比以前更加强了。在曹植被封为临淄侯、曹丕被立为太子之后，他们又分别招纳延揽了一批新的成员，如郑袤为临淄侯文学，任嘏为临淄侯庶子；王昶、郑冲为太子文学，荀纬为太子庶子。任嘏，“年十四始学，疑不再问，三年中诵五经，皆究其义，兼包群言，无不综览，于时学者号之神童。……著书三十八篇，凡四万余言”（《三国志》卷十三《魏书·任嘏传》）。王昶“著《治论》，略依古制而合于时务者二十余篇，又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昶传》）。郑冲，“起自寒微，卓尔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晋书》卷三十七《郑冲传》）。荀纬，“少喜文学”（《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粲传》）。这些成员在文学才能方面各有自己的专长。可以看出曹丕、曹植把文才作为他们选择、任用属官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无疑促进了邺下文人集团向文学集团转化的过程。
更为重要的是，此时曹氏兄弟与他们的文学属官一起经常举行一些游览、宴饮、斗鸡、弹棋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们诗酒唱和、赋诗赠答。在交际娱乐中进行文学创作，在文学创作中交流娱乐，文学成为他们组织活动的主要主题和目的，地位超过了政治。尤其是在建安十六年至建安十九年之间，文学成为集团活动的重心。建安十九年曹植被封为临淄侯，与曹丕争夺太子的矛盾日益凸显，直到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曹丕被立太子达到巅峰。即使在这几年，文学活动在集团活动中的主流也没有改变。不仅以文学才能著称文坛的王粲、刘桢、徐干、应瑒、陈琳等没有直接参与曹氏兄弟的政治斗争，其文学创作没受影响，而且作为文学集团的领导者、组织者的曹丕与曹植也没有停止文学的创作和与文学相关的其它活动。按照文学集团是“指为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或其他文学活动而组成的、共同进行文学活动的团体”⑩这一界定，可以说建安十六年春正月之后，以曹丕、曹植为领导的文人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或其他文学活动而组成的、共同进行文学活动的团体。所以与前两阶段相比，建安十六年正月形成的邺下文人集团是名符其实的文学集团。这可以通过以下两方面予以说明。
首先，在邺下文学集团前后存在的七年时间中，集团内部开展了大量的与文学相关的宴集、唱和等文学活动，并产生了数量可观的相应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其目的多是非政治的，和邺下文人集团时期文人多为政治与文学而创作具有明显的不同。邺下文学集团阶段，文人在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创作的作品，文献直接记有作品创作本事的共29篇：曹丕的《感离赋》、《戒盈赋》、《登台赋》、《寡妇诗》、《寡妇赋》、《校猎赋》、《临涡赋》、《槐赋》、《柳赋》、《玛瑙勒赋》和《车渠椀赋》，曹植的《离思赋》、《登台赋》、《临涡赋》和《东征赋》，曹操的《登台赋》，王粲的《寡妇赋》、《羽猎赋》、《槐赋》、《从军行五首》、《玛瑙勒赋》，陈琳的《玛瑙勒赋》和《武猎赋》，应瑒的《西狩赋》，刘桢的《大阅赋》。在这29篇作品中，只有曹植的《东征赋》、《登台赋》和王粲的《从军行五首》流露出为曹操歌功颂德的政治倾向，其他作品或抒情，或代人言，或写景，或咏物，或写田猎，皆与政治无关，为文学而文学的创作目的体现得非常突出。邺下文人集团阶段，文人在相关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所作作品，文献直接记载有创作本事的仅3篇，即陈琳的《神武赋》和曹丕的《浮淮赋》、《感物赋》。其中就有陈琳的《神武赋》和曹丕的《浮淮赋》两篇是为歌颂曹军的神武军威而作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只有曹丕的《感物赋》为抒情感伤之作。邺下文学集团上述文人作品中为政治而作的占约26%，邺下文人集团上述文人作品中为政治而作的则占66.7%。尽管我们是以现存可考的作品为例的，并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精确。但由此我们可以大体看出，邺下文学集团阶段，文人在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创作的作品受政治的制约、支配大大减弱了，文学创作愈来愈按其本身的特质来发展，一改邺前文人集团阶段文学自然服务于政治和邺下文人集团阶段文学为政治和娱乐而创作的局面，文人们共同来为文学、为审美、为娱乐而创作成为该阶段文人文学创作的主导。
其次，邺下文学集团内部文人的宴集、游览等活动日益密集，与此相关的文学创作也在增加，两者彰显出同步发展的趋势，也是集团业缘性质转向文学的重要表征。邺下文人集团阶段，文人所作作品有篇目可考的约20篇，其中12篇是文人在征战途中即兴感发而作的作品；集团内部组织的宴集、游览等活动可查的约9次，文人创作作品约8篇。这种情况与该阶段的前三年相比，尽管有了较大的改观，尤其是与邺前文人集团阶段相较，更是飞跃式的发展。但如果与邺下文学集团阶段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邺下文学集团阶段，有创作年代的文学作品（曹操的诏令除外）共129篇，其中在征战过程中创作的48篇；集团内部组织的宴集、游览等活动可查的约13次，文人创作作品51篇。两个时期，曹氏父子及建安其他诸子都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外征战。相比而言，邺下文人集团时期比邺下文学集团时期征战的时间还要长，只不过次数少一些。但两个时期文人在征战过程中所创作的作品数量却相差悬殊，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为12篇，邺下文学集团时期为48篇，后者是前者的4倍。这些都充分说明：尽管两个时期在时间上大体相当，然文人内部的宴集、游览等活动却日趋频繁，文人在这些活动中所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数量也呈现同步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
当然，邺下文学集团阶段，集团内部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所显示出来的浓郁的文学色彩，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该期曹氏政权的巩固、生活的安定、经济的相对繁荣等原因外，我们认为主要还有以下原因。
第一，该期文人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为文人彼此竞相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和场所。因为在人类心灵发展史上，竞争是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一个人作为类中的生存个体也是在与别人的竞争中来显示其存在的，其价值与创造力亦是在与他人的竞争中来昭显的。换句话说，人的才能、优长是与他人的竞争对比中孕育而形成的。文人的学识与写作能力等特长，一方面是与文人以外的其他社会成员对比中凸显的，另一方面也是文人彼此之间长期竞争的结果。
建安时代，尽管社会动荡、战争迭起、死亡枕藉，但却为建安文人在思想文化上营造了一个相对自由宽松的生存环境。这个生存环境从大的方面来讲，军阀混战，各自为政；从小的方面来说则是贤能之士各尽其能，各投其主。故建安时期是人才生存竞争激烈的时期，军阀要彼此竞争治国用兵之术，要互相竞争笼络人才；人主选择人才，人才选择人主；人主与人主之间，人才与人才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建安文人也深受竞争环境的浸润，也都具有很强的生存竞争意识。由于受其出生时代文化教育的影响、制约，建安文人养成了博学能文的专长。这就决定了建安文人在其生存竞争中要想取得社会的认同和生存的权利，首先要依靠和发挥他们的专长。恰好建安时代又为他们各逞其长提供了客观条件：各割据势力都需要博学能文之士为其献计献策和进行政治舆论方面的宣传。这样就慢慢促成了博学能文之士的再次分化：深于谋略、熟谙经世之道的博学能文之士成为谋臣，以书面文字写作为胜场的博学能文之士成为从事文书工作的文章之士。后一部分文章之士中的杰出代表就构成了我们文学史上所指的建安作家。
建安文人集团的成员就是那部分文章之士中的佼佼者。这部分文人在邺前文人集团和邺下文人集团时期，也表现出竞相作文、展示才华的迹象，但目的是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对政治的关注要重于对文学艺术的关注。到了邺下文学集团阶段，曹氏父子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如何利用和笼络文人，建安文人也更加认识到了自己政治上的无奈。如此曹氏兄弟与其他建安诸子之间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则成为建安文人竞相作文、展示才华的良好场所。他们在宴集等活动中，其目的由以前的政治转向了娱乐。由于作文是他们的共同专长和爱好，自然文人之间的竞相作文就成为他们娱乐的手段。这样竞相作文、展示才华不仅成为邺下文学集团时期文人创作的主要风尚，而且集团内部的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又为他们竞相作文、展示才华提供了一起切磋文艺、提高文才的机会。为文学而创作、文人群体性创作也就成为邺下文学集团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展现出来的两大鲜明特征。明代毛一公的《陈思王集后序》云：“夫汉魏时诸侯王以文著名者，独淮南、东阿号称臣擘。东阿应诏赋诗，七步而就；淮南旦受命拟《离骚》，食时而上。彼其才华敏赡，固略相埒，然淮南聚八公之徒，意在觊觎，耻于见削，卒罗宪网。东阿日与邺中诸子浮湛翰墨，不及世事，虽遭困顿废辱，亦安之而不悔，则其品格大有径庭矣。”其中所论曹植与其他建安诸子不及世事、浮湛翰墨，是比较符合邺下文学集团时期文人宴集、游览等活动中彼此作文竞才、众人同题唱和诗赋实际的。
第二，文人视文学创作为表情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载体的心理创作定势走上完全自觉。其实建安文人在邺下文学集团之前，因受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诗言志”、“发愤以抒情”等思想影响和自己的创作实践，就使他们具有了文学创作既是抒情达意的方式，又是一种娱乐的途径的创作体验。也就是说，建安文人在邺下文学集团之前就形成了以文学创作来表情达意和把文学创作作为审美娱乐工具的心理定势。当这种心理定势为创作主体觉察并继续按照此种定势从事进一步的创作时，就成了一种创作主体的自觉创作行为。当这种心理创作定势不被创作主体知晓时，就成了一种创作主体的不自觉创作行为。建安文人在邺下文学集团之前，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抒情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手段，这种心理创作定势在总体上是处于创作主体由不自觉逐渐趋于自觉（但还没有达到完全自觉）的进程之中。准确地说，邺前文人集团时期，把文学作为抒情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载体的文人心理创作定势是处于不自觉的创作阶段；邺下文人集团时期，文人的那种心理创作定势是处于半自觉的创作阶段；只是到了邺下文学集团之后，建安文人的那种视文学创作为表情达意和获得审美娱乐的载体的心理创作定势才走上完全自觉。因为邺下文学集团之前，建安文人的价值目标是立德、立功，邺下文学集团以后，建安文人的价值目标转移到了立言，立言由以前的文人立德、立功之余事走上了主导。
第三，从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来看，邺下文学集团阶段，文人之文学家的身份获得了基本确立，文人既呈现出在文化事业上的相对独立性，但又显示出在政治上对政治权势的依附性。该期文人的这种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只有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事业或职业，才能生存得比较自由和宽松。因为中国传统文人的人格特征和社会地位是由他们对道与势的态度来彰显的。从春秋到战国初，文人对道与势的态度表现出重道轻势的主导倾向。到了战国后期，文人对道与势的态度在总体上发生了重要转轨：多数文人从以前对道的恪守变为对势的依附，由以道抗势转为以道附势。两汉时期，儒术不仅成为文人追求的利禄之途、仕进之阶，而且文人与国君的关系也由以前师友关系代之以君臣关系。这表明文人的道已无法与统治者的势抗衡。从此，中国文人正道直行、以道自任的殉道精神，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不得不随统治者的权力更替而起伏动荡。该期曹氏父子对他们的创作又无过多的干预，尤其是曹氏兄弟还亲自组织一些宴集、游览等活动，并身体力行地在这些活动中与其他诸子一起共同创作，这无疑为建安文人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表率作用。这时的建安文人在政治上已没有了过多的渴求，也不敢有过多的渴求。曹氏父子留给他们的只有这块相对自由的宴集、游览及文学创作的乐土。故邺下文学集团的文人在宴集、游览、出征等活动中从事文学创作是当时曹氏政治许可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切实可行而又相对自由的人生选择。
综上所述，在建安文人集团前后存在的近二十年中，由于具有良好文学素质成员的不断加入，各种有利于文学创作活动的不断展开与深化，曹氏父子的爱好、提倡以及对文人认识和态度的变化，文人文学价值观念的转变，不仅使建安文人集团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层次性，而且使建安文人的业缘演变彰显出从政治到文学的历史走向。
注释：
①张振龙：《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73页。
②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
③徐树仪：《是噩梦之乡还是作家乐园》，《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④王巍：《建安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⑤张可礼：《建安文学论稿》，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⑥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⑦张振龙：《建安文人的文学活动与文学观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174页。
⑧范晔：《后汉书》，本文引用二十四史依据中华书局标点本。
⑨《资治通鉴》卷六十二云：“曹操与融有旧，征为将作大匠。”（《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版，第1990页）繁钦归曹操后，才被任为豫州从事，当有曹操相助之力。
⑩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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