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平稳过渡及保持繁荣的因素、问题及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平稳论文,繁荣论文,因素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科学地看待香港经济发展的前景
1997年7月1日后，中国将恢复行使香港主权，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亚洲和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这一祖国统一进程中的重大历史胜利，是在“一国两制”理论基础上取得的，而且，香港在回归祖国后，也将是“一国两制”理论的首次实践场所，香港主权回归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不仅是作为中国行政特区的香港的繁荣和当地人民的福利问题，也不仅是作为大陆最大的投资者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对大陆经济的影响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台湾回归、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全国上下，都将全力维护香港的稳定，促进香港的发展与繁荣。中国政府在《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已经充分考虑了香港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历史和现实，并在主权统一的大前提下，充分尊重经济规律，尊重香港人民的意愿和自决权，作出了庄严的承诺。《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香港未来繁荣稳定的法律保障。
（一）在《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下，过去促使香港健康发展的
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
1.高度自由的经济体制和发达的市场体系
香港的经济体制，可用“极高的经济自由度”来概括，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1）贸易自由。香港一贯坚持自由贸易政策，除了极少数几类商品外，对其他进口品均不征收关税；对无形贸易的项目如进出口航运、空运、外国公司使用香港的机场、港口以及在香港的消费和保险等均没有管制。
（2）投资和经营自由。香港的绝大部分企业均由私人经营，（境内外）私人开办企业都仅需办理十分简单的注册登记手续，政府对外来投资并没有特别的限制，在管理、税收等方面对本地资本和外来资本也均一视同仁。政府还实行低税政策，鼓励私人企业发展生产，（最高）标准税率仅15%，利得税率仅16.5%。
（3）汇兑自由、资金进出自由。港币与其他主要外币可自由兑换，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也均和本地金融机构一样，没有歧视性的限制。香港是世界上“国民待遇”实施得最彻底的集成型（离岸）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市场的发达也是举世闻名的。香港政府长期以来实行的是“积极的不干预”政策，香港的市场体系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市场体系，市场发育非常充分。香港虽仅是一个弹丸之地，但对外贸易量却名列世界第八，股票、资本市场名列世界第七（亚洲第二），香港的黄金市场是全球四大金市之一，香港的外汇储备高居世界第四位，这一切表明香港的市场体系高度发达。
十分清楚的是，在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之后，香港内在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系都会得到保持。这是因为，香港的主权回归是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蓝本进行的，而在《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已对保持香港的上述内在优势作了许多明确规定，如对各国资本在香港正常经营取得的利益给予法律上的保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以“单独的关税地区”的身份参与关贸总协定等国际贸易协定和有关国际组织；香港还将“保持自由港地位，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征收关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障货物，无形财产和资本的流动自由”；“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香港特别行政区可参照原来香港执行的低税政策，自行立法规定税收政策和税务事项”，“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独立，其财政收入不向中央政府上缴”。中国大陆和香港是“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港、合成型离岸金融中心及其他的金融、货币制度都得以延续。
上述情况表明，过去促使香港繁荣发展的主要内部因素（经济、贸易、金融体制和应变能力），在未来还将持续存在。
2.优良且不断改善的基本设施及人才素质
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60多个港口均有密切的航运往来，是亚洲的一个主要航运枢纽，其集装箱处理连续数年居全球之冠。香港的港口的科学管理水平和运作效率亦处世界前列。当主权回归后，目前中国和港英之间关于港口建设的分歧亦将不复存在，香港港口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应能够更顺利进行。
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第三大繁忙的机场，是东南亚最繁忙的航空港，香港货运中心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航空货运中心。到1997年，香港新机场将开始启用，其客、货通过能力都将是现有机场的数倍，从而使香港的航空运输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不仅如此，伴随着新机场的建设，与之配套的行车公路、海底隧道和高速铁路系统将有效地联结大屿山、港岛和九龙，对香港的陆路交通系统亦是一巨大的改善。
香港的电讯设施也相当优良，至1994年底，香港已有电话310多万台，平均每2人就有一部电话，移动电话的普及率亦居世界前列。先进的信息技术如卫星、光纤、微波等技术手段在香港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此基础上，香港的图文传真、电话邮箱、多能电信、公用数据服务和资料网络服务等都能赶上世界先进潮流。
香港人民聪明勤劳，务实肯干，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准和英语能力，在全球各地都有广泛的业务往来。现在香港已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制造业劳动力再培训活动，并已设立了颇具规模的香港科技大学，以利于香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些举措都对香港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内陆因素
随着祖国大陆与香港间的经济交流日益扩大，中国内陆因素对香港的影响越来越大。关于“中国内陆因素”，可以从贸易、投资融资及中国潜在的市场扩张能力这几方面考察。
1.贸易
中国对外开放重新启动了香港的转口业务，使得中国—香港间的贸易也长足发展。在70年代，两地之间的贸易占双方外贸总额的比重不到10%，但从80年代后期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扩大和深入，两地贸易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25%左右，近几年来该比重上升更加显著，到1994年底时，两地贸易额（即港产品对祖国大陆出口+以祖国大陆为目的地的转口+从祖国大陆进口）已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6.3%，占香港外贸总额的35.3%[①]。祖国大陆早已成为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分阶段的考察更能突出“中国内陆因素”影响的扩大：1970～1978年，香港从大陆的进口额A年均增长17.87%（水平法计算，以下均同），大陆商品经香港向外转口额B的年均增长率为23.23%，香港本地产品对大陆出口额C的年均增长为13.22%。而在改革开放后的1978～1993年，上述A、B、C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前一时期的1.6倍、1.7倍和4.6倍。到1993年时，香港的转口额已占到出口总额的78.7%，而转口中的72%左右则是转往大陆或由大陆经香港转往世界各地的商品构成的。近两年来，这个比重更高达90%左右[②]。祖国大陆、香港两地联系的密切化在贸易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
2.投资与融资
在投资、金融方面，“中国内陆因素”的影响同样十分显著。这首先表现为祖国大陆是香港最主要的投资场所，而同时祖国大陆对香港的投资也在香港占有重要的地位。据统计[③]，在祖国大陆利用的外资中，香港资本与日本资本为最多，大体各占1／4，二者合计则占到54%以上，位居第三位的美国资本则占5%左右。但应该注意的是，尽管祖国大陆利用的香港资本和日本资本在数量上大致相等，其构成却大相径庭：在祖国大陆利用的香港资本中，直接投资的比重高达93%，而在利用的日本资本中，贷款的比重则占75%以上。贷款所涉及的双方是债权与债务关系，双方的联系主要表现为按贷款契约还本付息，借方可比较自由地使用借入资金。而对以直接投资方式利用外资来说，东道方与投资方必须相互合作，利益共享，这种经营和利益分享方式将双方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在外商对华总投资中则占60%左右。可见，香港对祖国大陆直接投资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双方在资金往来和资金利用上的联系最为紧密。香港经过70年代的高速发展后，人均GDP已接近发达国家，工资、物价、房租都出现大幅上涨，过去曾使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比较优势——低工资、低租金已不复存在，其制造业产品面临着韩国、台湾、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有力竞争，转移某些不具优势的产业已成为保持香港经济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内地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租金，则正好为香港制造业的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场所。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结果表明，至1994年6月底止，香港在内地投资达477亿美元，投资项目12万个，占内地全部外来实际投资额的62.5%，香港的玩具、电子、电器、光学产品、塑料、皮革、橡胶等行业已迁入内地的比重已达70%～90%。据香港方面普遍的估计，由于制造业向内陆转移，每年仅工资开支就可减少1000亿港元以上，而大陆便宜的原料还会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香港投资者从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投资中获益颇丰，其中汇回香港的利润成了当地产业结构转换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
直接投资对香港经济结构的转换还间接产生了另一种积极作用。香港在大陆的制造业投资已吸收了300多万职工，这个数目超过了香港的全部劳动人口，显然意味着上述制造业的活动、产出的规模有以成倍计的提高，而大陆这些“三资”企业的产品大部分销往海外，从而增加了大量的产品经销、仓储、运输及相应的转帐、结算业务等等，使服务业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促进了香港产业结构转换的顺利进行。随着香港制造业投资的外移，经济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制造业在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逐步从1982年的44.5%下降到1994年的19%，而同期服务业比重则从50.5%上升到78%[④]。
两地资金联系的另一主要方面是大陆对香港的投资。据资料表明，大陆在香港的投资已经超过250亿美元。目前香港中资企业经营的贸易额，约占香港贸易总额的22%；中资企业经营的转口贸易更占香港与内地有关转口贸易的55%；中资银行吸收的存款，约占香港银行存款总额的23%；中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约占香港保费总收入的21%；中资企业承办的货运量，约占香港货运总量的25%；中资企业承建的各种建筑工程，约占香港建筑工程总量的12%；中资企业控股的63家上市公司，约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4.5%；此外，中资企业还对香港的电讯、航空、隧道、货柜码头等公用事业或设施，进行了参与和投资。据初步统计，截止到1995年底，中资企业在香港的总资产已达425亿美元（其中，中银集团以净资产计）。祖国大陆已是香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外来投资者。与此同时，香港已经成为祖国大陆最重要的融资中心和集资基地。自1993年7月第一家国内企业在香港股市挂牌上市起，至1995年9月底止，先后共有17家内地国企在香港股市上市，共集资251.15亿港元，如加上在香港的中资上市公司，中资上市公司总数已达61家，市值共934亿港元（1995年4月底时的数值）。香港也是祖国大陆获得银行贷款的最重要的窗口，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内地使用的银团贷款，90%左右都是经由香港安排的。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领域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香港投资者将越来越多地投资于内地的重大项目，使筹集比较稳定的股票和债券资金的重要性增加。内陆在香港融资市场的活动还将会有大的发展，这必将给香港金融市场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
3.中国经济潜在的扩张能力对香港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势头令人充满信心，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1.7%，1995年也达到10%；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在1990年时为1125亿美元，到1995年时达到2800亿美元，按水平法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20%。可以说，中国过去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为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根据中国有关机构的规划和预测，中国在未来若干年内将保持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外贸易亦将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而有长足发展。对中国的上述目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机构亦已在其多份分析报告中给予了认同。在中国经济保持这种发展势头的情况下，其国民生产总量在7～8年时间里将实现倍增，而对外贸易额在5年至6年时间里可实现翻番，与此相应，中国的市场容量极具潜力，“最大的新兴市场”可当之无愧。根据各个有关国际机构的预测，到2010年时，中国大陆的GDP将达到10394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如此强劲的增长，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受益最大的，当然是对中国内陆投资最多、与中国内陆经济关系最密切的香港。香港现在正向一个以贸易、金融、运输为主的“服务型”经济转化，未来中国内陆必然会给香港带来大量的业务，这是保证香港未来繁荣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香港的各行业将能够较容易地提高规模效益和专业化水平，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三）亚太的积极因素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内国家间、地区间的政治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印支问题正逐步走向政治解决，印支三国与东盟的关系也在逐步改善。原来处于敌对状态的南北朝鲜亦已开始对话和接触。这种局势无疑有利于香港的未来发展及与区内各国和地区的经贸合作关系。
有利因素之二是香港可以进一步利用亚太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机遇。除中国外，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亦出现了不凡的经济增长纪录，而在整个90年代，在亚太地区新一轮的国际分工中，香港对中国内地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机会增多，经济上有着很大的互补性。资料显示，90年代以来，亚洲市场在香港出口总额中的比重逐年明显提高：1989年为34.9%，1990年为41.2%，1991年为47.2%，1992年则已达51.4%。其中尤以对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出口贸易增长更快。同时，香港对上述各国和越南及中国台湾地区投资也急剧增加，使上述地区成为除中国大陆外的又一投资热点。香港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自然将伴随该地区经济的兴衰而消长。人们认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亚太地区将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从现在到本世纪末，东盟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4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可达7%左右，亚洲“四小”的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的经济增长率可维持在5%～6%。从发展趋势看，区域内市场的潜力很大，东南亚国家目前正需要大量引进资金和技术作为其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纷纷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同时，这些国家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其对香港名牌产品的需求正在上升，这些都是香港可以利用的机遇。
有利因素之三是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及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可望出现明显进展。1994年，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政府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聚会，就亚太经济合作的主要目标达成了共识：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发达成员国家和地区在2010年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员在2020年实现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1995年11月在日本大阪举行了第三次会晤，就“行动纲领”再次达成了共识。可以说，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及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已进入踏踏实实稳步发展的阶段。由于香港是世界上经济自由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区之一，它在亚太经济自由化和一体化的进程中几乎不必对自身的经济体制做出调整或变更，但却能够在其他国家（地区）的市场开放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中获益，换言之，香港在亚太地区的市场相互开放和投资自由化进程中只有收益而几乎没有成本。因此，香港的未来在亚太区域经贸合作明显加快的背景下更显得光明。
从近些年香港主要经济集团和在港外资集团的发展经历来看，也有许多迹象表明，对祖国大陆和香港的未来不抱偏见和较少偏见的经济集团，其发展业绩通常都比较好，而偏见较重的经济集团的发展却往往不如人意。以香港的外资集团来说，汇丰、渣打和太古集团都十分重视“中国内陆因素”，积极开拓与中国内陆有关的业务，均在有关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反观从香港撤退最积极的怡和集团，其表现则令人嗟叹。
事实上，最近的两项关于经济竞争力的调查结果对香港的未来持乐观的态度，一项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编制的《经济自由指数》，另一项是香港美国商会的《商业信心调查》（1995年）。前者利用十项经济指标，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经济自由度的对比，结果香港名列第一，为经济自由度最高的地区；后者则对数百个商会会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在256个有效返回问卷的会员中，有91%认为，未来五年香港的商业气候是“非常有利”或“有利”，在未来三年要“如常营业”和“扩大投资”的亦占91%，在以香港为总部的受访公司中，只有5%不打算继续以香港为总部，而84%均表示要继续以香港为地区总部。
这两项研究调查结果具有典型的代表性。美国传统基金会是从事公共政策与研究的智囊组织，其报告代表研究机构的看法；而香港美国商会问卷的对象，则全是从事商业实践的公司，代表投资者和经营者的观点。二者不谋而合，均对香港的未来持乐观看法，其意义是明白而无误的，也是能给人以深刻启发的。
二、短期稳定问题
（一）平稳过渡及影响平稳过渡的经济问题分析
所谓香港经济的平稳过渡，首先就是指香港在政权交接前后，应尽可能保持市场稳定、物价稳定和就业稳定。实际上，上述三方面的稳定既是平稳过渡的核心内容，也是平稳过渡的基础和条件。
1.关于就业稳定问题
由表1可见，1988～1994年香港的失业率及就业不足率很低，平均只有1.64%和1.3%，但在1995年却达到了3.3%和2.2%，虽然这一数值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并不高，但与前一阶段的平均值相比，却几乎翻了一番，这应该说香港的失业问题在1995年里有明显恶化的趋势。
表1 香港的失业及就业不足状况（%）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刊》（1994）、（1995）；1995年数据为初步估计数。
香港的失业问题，既有深层次的长期性原因，也有短期经济波动因素的干扰。许多人已经指出，香港的失业是经济转型的结果，即香港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后，制造业中淘汰出来的员工难以再就业而形成失业，其基本表现就是香港制造业的就业不仅在相对比重上、甚至在绝对数量上都是下降的。资料表明，从1985年到1994年，香港制造业的就业占总就业比重和绝对数量分别从36%和99万人下降到19.6%和57万人[⑤]，比重和数量均几乎下降了一半，而且现有的失业者中又以制造业淘汰出来的工人为多。另一个已被指出的原因是移民和外籍劳工的流入问题，即有人认为移民和外籍劳工的流入增加了就业者之间的竞争，引起了失业。
上述问题在香港均确实存在，但我们认为，1995年香港失业状况的恶化，更主要是由香港经济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而进行调整所引起的，前述两种原因对香港的失业可以作背景性的说明，但却并不是促使1995年香港失业状况恶化的直接原因，这是因为，香港制造业向外转移由来已久，特别从1988年至1994年，可说是香港结构转型较快的时期，但该期中失业率却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同样的道理，从1988年至今，香港输入外劳就从未停止过（尤其在1992年初至1994年初，香港的劳动人口增长达10%），但失业率却是在1995年才出现跃升。这种现象，简单而明确地表明，1995年香港失业状况的恶化另有诱因。
资料表明，当香港制造业失去大量职位时，服务业蓬勃发展却创造出了更多的职位，尤其是劳动密集的餐饮、零售服务业为吸收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1995年，香港的消费需求状况却出现了较明显的变化，全年私人消费开支实际增幅估计只有1.5%，而1994年却是6.4%，前者还不到后者的1／4，1995年前10个月香港的零售额甚至比1994年同期下降1.5%。而楼市、股市在1995年亦继续调整，私营部门在楼宇和建设方面的总投资比1994年减少约5%左右，即使考虑到新机场工程等公共部门基建开支，1995年香港总投资的增长率亦只有前一年的1／3左右。
可见，1995年香港的消费和投资均处于较低水平，结果使劳动密集型的餐饮业和零售业受到较严重的冲击，结业的店辅较过去明显增加，从而造成了失业率高达3.3%的局面。
2.关于市场稳定问题
香港过去几年消费支出的高速增长，已为这次市场低迷埋下了伏笔。1988～1994年间，香港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均处于旺盛状态，在此期间，香港的GDP按当年市价计算年均增长14.45%，而私人消费与固定资产形成的年均增长却达到15.69%[⑥]。私人消费和固定资产形成增长在数年之久的时间里超过GDP的增长，已经意味着经济向下调整的可能在逐步增加。
香港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持续高涨，反映了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其对香港的重要影响。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香港不仅作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外来投资者而获得了与之相应的投资收益，而且也作为中国大陆对外交流的一个主要桥梁而受到世界投资者的青睐。另一方面，这种消费与投资需求的扩张又得到了港元负利率的支持，楼市、股市一升再升，人们的资产也随之膨胀，消费欲求自然大增。
但是情况在1995年初就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在1995年开始显示出明显效果，大陆经济过热的状况得到有效抑制，与大陆具有最密切经济联系的香港也受到较为明显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中国大陆的进口减少，香港在大陆投资收益下降，中资调回部分资金及大陆来港旅游人数减少等等，这些变化对香港的需求无疑具有缩减作用。
在1995年里，美元利率连续数次调高已改变了港元的负利率状况，使港元的投资成本提高、物业按揭利息负担加重，楼市、股市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调，人们的财产也相应“缩水”，消费开支、楼宇发展都趋于谨慎，其结果，就是香港的消费开支和投资的增长明显滞缓。
3.关于物价稳定问题
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在1984～1988年间平均为5.4%，而在1989～1995年间平均为9.7%，可以说从1989年至今，香港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在较高位徘徊，然而从1993年至今，香港的通胀率没有上升。与表2中相应的失业率相比较，失业问题要严重得多。
表2 香港通货膨胀的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刊》有关各期。1995年数据为初步估计数。
从香港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胀问题在1997年前后尚不太可能进一步恶化，即不太可能成为影响“平稳过渡”的主要问题。过去的经验表明，香港通货膨胀的诱因大致有如下三个。
第一，进口品生产价格上涨引起香港的通货膨胀。由于香港是开放度极高的经济，进口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进口品价格变动对香港影响较大。但是，目前世界主要的工业国家通胀率都很低，它们的出口产品的生产价格也都很稳定；而中国的通胀率虽较高，但香港从中国进口里留用的比重很少，主要是农副产品，在中国“九五”计划对农业的重视下，中国的农副产品供给状况会较前更稳定，对香港的物价亦不会有较大影响。
第二，汇率变化引起进口品价格上涨，即美元相对于主要货币下跌，与之有联系汇率的港币也随之下跌，引起香港市场上港币标价的商品价格上升。不过美元在经过1995年的下跌后，已处于止跌回稳甚至比较坚挺的状态，估计在2～3年里不太可能出现大的下跌，这主要因为美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较好的时期，且朝野二党均对平衡预算的目标有较大认同，所分歧者只是达致平衡的时间表而已。同时，日本经济经日元升值、阪神地震和金融风潮后尚处于萧条之中，完全复苏尚需时日，日元在短期内很难上涨。而欧洲不仅失业严重，并且其主要货币也均面临如何向欧洲统一货币过渡的棘手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在2～3年里美元的稳定是有着较好的基础的。这意味着香港因汇率变动而输入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甚微。
第三，在香港通膨的内因之中，楼价和租金的大幅上涨，曾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现在，楼价经90年代初期的上涨后已经作了调整，而且随着新机场的兴建，启德机场原址和九龙塘地区、新机场铁路沿线的土地开发都有着很大的潜力，这对增加土地供应，防止楼价租金的暴涨能够发挥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能够在近二、三年影响平稳过渡的问题可能主要是失业与市场稳定问题。
（二）维护“平稳过渡”的政策考虑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在影响香港平稳过渡的三个主要经济问题中，就业问题和市场稳定问题是应特别关注的内容。既然失业是经济转型和需求下降期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关于该问题前景的判断也应从这两方面着手。
不难看到，中国的宏观调控已持续了两年，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已落在控制范围内，调控已度过了最严厉的阶段，1996年上半年是“适度从紧”，估计下半年会有所放松，1997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的可能性极大，这对香港消费需求的回升无疑有很大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美元利率在连续多次调升后已缺乏再升的空间，美国经济的“软着陆”已经完成，实际上，美联储已于今年初再次向下调整利率，这表明，利率因素亦开始向有利于扩大香港需求的方向发展。
在维护过渡期的市场稳定方面，应该注意经济波动与公共开支的协调，使公共开支（如一些大型基建等）具有反周期的性质，在萧条时期增加公共开支。考虑到新机场工程将于1997年基本完成，则特区筹委会从现在起就应组织力量对1997年后的大型基建进行规划。
需求回升对就业扩大的积极影响不言而喻，在需求足够大的情况下，失业率就有可能回复到2%左右的水平。但即使需求回升，仍会有一部分由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年龄较大的人，难以适应再培训和新工作，这一部分人的福利和生存会受到很大影响。对这种情况可采取“有限福利”的政策，所谓“有限”有两方面的含意，一是范围有限，二是时间有限，即这种福利仅局限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而难以再就业的那一部分人；同时，这种福利支出还应以香港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标为参考，当市道繁荣，餐饮、零售服务业就业机会增加时，则减少这种福利支出。在这两个原则下，这种“有限”福利将能够在最困难的时期，对最困难的人员给予帮助，但同时又不会违背香港经济运作的基本准则，使香港背上“福利社会”的包袱，更不会对香港的财政构成太大的压力。随着这些文化低、年龄大的人员的减少，这种福利也就可相应减少。针对失业的第二个短期措施，是应更细致研究失业和职务空缺状况，输入外籍劳工和移民的计划应更密切地结合失业和职位空缺的“错配”情况进行，将外地劳工与本地劳工的竞争减少到最低限度。
三、长期繁荣问题
（一）香港应保持和加强其作为亚太地区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
香港作为亚太地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可说早已确立，但现在正面临着周边一些地区的有力竞争。1995年新加坡的外汇交易已达1514亿美元（香港同年为902亿美元），而且新加坡对在当地开设营运总部的仅征收10%的所得税，另外，新加坡还提供“创始地位”、“扩张优惠”、“投资免税”等一系列优惠，对海外投资者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周边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泰国、马来西亚、台湾等地也都迈开了金融自由化的步伐，泰国、马来西亚的离岸金融业务已有了明显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要保持并加强自身的地位，必须密切注意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竞争态势，在必要且财政状况允许时，可考虑在财税政策上作适当的调整来加强香港的吸引力。
除此以外，香港应大力加强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发挥金融、贸易专才较多、较好的优势，以更高效率的服务来抵消泰国、马来西亚及周边其他地区费用较低的优势。
金融管理制度是香港应发扬光大的又一优势。如果发挥得好，可以在这方面执亚洲之牛耳，并在客户心中树立更高的安全性。在“巴林”事件中，新加坡和东京金融市场都受到了很大冲击，而香港却将影响化解到了最小，得到了国际金融和证券界人士的好评。应认真总结经验，对“九七”的过渡更应未雨稠缪。
香港金融业务的扩大还必须充分开拓中国内陆业务。到目前为止，内地已有17家企业在香港股市上市，香港还为内地组织了大部分银团贷款，中国建设银行也在香港发行了12亿美元债券。但这应该看作只是冰山之一角，内地大量的企业中不少是具备或很快就会具备上市的条件的，香港在金融证券方面的人才优势和帮助内地企业达致上市条件的活动相结合，能够产生很大的效应。根据中国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中国将有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枢纽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及一大批铁路、港口、机场、钢铁等大型建设项目陆续动工，会对融资有大量的要求，香港金融界应对此有长远和全面的考虑，充分利用这一批业务机会。
（二）加强与内地的协调、缓解香港的基础设施瓶颈状况
如果不计服务贸易，香港实际上是一个贸易逆差地区，由于有大量的服务贸易盈余，香港总体贸易才表现出顺差。服务贸易对香港平衡国际收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服务贸易出口中，运输业一直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其份额基本维持在40%左右[⑦]。但现在，这一重要行业的情况并不令人乐观，香港的货码头由于设施和场地不足，常出现货轮难以及时靠泊的现象。结果，香港的集装箱货轮处理效率虽已不及新加坡，但其费用却是新加坡的130%～150%，比其他周边的港口高得更多：比高雄港高一倍，比中国内陆的港口高5～7倍[⑧]。这对香港的运输业竞争力是很有影响的。
交通运输设施及码头的不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面对影响越来越大的中国内陆因素，如何更好地保持香港—中国内陆的联系和协调是问题的又一个方面。如前所述，在几年的时间里，中国内陆的对外贸易总额将再翻一番，目前中国内陆对外贸易量的40%左右须经香港处理，未来这一比例也仍将相当可观，香港的贸易和运输部门将如何面对如此迅猛增长的业务量？香港现已很紧张的水路运输和陆路运输系统应该怎样和内陆的运输系统衔接？这些问题现在看来并不很清晰。目前广九铁路的主要运力均用于应付客运，经内陆铁路运输的货物大都须用汽车转运（部分亦用内河船舶转运），且公路交通堵塞日趋严重，成本高而效率低。广—梅—汕铁路和京九铁路于1995、1996年陆续通车，估计近期将使经过香港的货物增加1500万吨，远期则可达3000万吨，这会对香港现已超负荷的运输系统形成极大的压力。而即使根据香港政府的《全港铁路发展策略》，经罗湖、落马洲至葵涌的铁路在本世纪末才能动工（那时中国内陆的外贸量已差不多增加了一倍）。香港必须加紧这方面的工作。
虽然，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原来中英之间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争执将会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香港与内陆（主要是华南地区）的协调问题就可自动解决。香港是特别行政区，独立的关税区，其税收亦与中央政府的财政资金运用相脱离，香港与华南各地区又都有各自的经济利益，1997年之后，随着英国因素的消失，香港与内陆的利益兼顾和行动协调将是中央政府、香港行政特区和华南各地区应该高度重视的问题。实际上，即使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暴露，除了前述京九铁路、广—梅—汕铁路未能与香港的交通运输体系有效接驳外，港口建设上不协调的调子也时有所闻。根据各方对未来的分析预测，到2010年时，中国内陆的货柜生成量为2000万标准箱，而届时香港的货柜处理量将达3000万标准箱，照1993年的情况来年，来自内陆的货约占香港货柜处理量的71%，那么，2010年香港可全部处理内地生成的货柜。但与此同时，华南各地区均推出雄心勃勃的港口发展计划，其中广州、珠海、深圳、惠州各地均有亿吨大港的计划，结果使得在2010年时，当香港的吞吐量达到4.5亿吨的时候，仅广东省内各港口的吞吐量就达到7.2亿吨，其计划的货柜处理量亦有大幅上升。按照各地推出的上述方案，港口的计划吞吐量将大于实际货源，香港将不仅要和新加坡、高雄争夺货源，还必须和临近的华南各港口争夺货源。
可见，香港和华南的协调问题在未来将越来越有意义，盲目而无序竞争的结果对某些港口来说可能是悲剧性的。
（三）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全面利用内地优势及亚太地区投资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遇
有观点认为，当香港的制造业向外转移后，服务业已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部分，香港的未来是进一步发挥这方面的优势，而现在香港的“制造业”仅占按市价计算的GDP（开支估计）的10%多一点[⑨]，同时由于香港本身高科技产业薄弱，科研实力也不强，因此发展高科技产业意义不大。我们认为，香港当然毫无疑问应继续发挥服务业的优势，但忽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则是不妥的，对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意义和条件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1.发展高科技产业对保持香港的发展后劲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曾在香港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过去香港的制造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随着香港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中国对外开放，香港—大陆的工资水平差距立刻鲜明地显现出来，香港的制造业立刻开始迅速向劳工成本只有香港1／10的华南地区转移，香港制造业的产出和就业比重迅速下降，这种转移还仍在进行之中。而且，目前还留在香港的纺织品及成衣业（该行业目前约占香港制造业的一半比重，雇用员工20余万名），也主要是因为香港获得的纺织品配额才得以保留的，但根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协议，多纤协定下订立的双边配额将在十年内分三阶段取消，第一阶段已于1995年开始实施，第二阶段于1998年实施。随着多纤协定的逐步撤消，有相当部分的纺织品及成衣业或该行业的部分程序，都还将转移出去，届时香港将几乎不再有制造业！完全成为一个服务型经济。单一的服务型经济太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随着内地港口建设和服务的逐步完善，也会较多地分摊一些原来经由香港的贸易和运输业务，这是香港服务业（特别是运输业）必须面对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高科技制造业，有助于减少单一服务型经济的波动，有利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
另外，世界上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趋势也进一步对香港的制造业提出了挑战。
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可以说几乎没有关税，各国商品均可“免税”进入香港，而香港产品进入其他“非自由港”国家和地区则需交关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意味着这些“非自由港”国家和地区关税水平的下降和市场更加开放，从而促进国际贸易。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趋势除了乌拉圭回合协定的签署外，还表现为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以及对香港有更直接影响的APEC西雅图会议、茂物会议和大阪会议的成功举行，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都承诺了完成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进程的时间表及行动纲领。显然，香港由于已是自由港，因此在上述过程中几乎不用付出代价就能享有好处——其他国家对香港产品更加开放市场。但是如果香港的制造业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则随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的开放，香港却变成了一个“无制造业”（即“无港产品”）的经济，这种市场开放对香港也就失去了相当部分的意义。香港本来最应该享受到的利益也就化为乌有，香港只能享受到“间接的”利益，即从亚太地区因贸易自由化而增多的贸易量中得到好处，比如经香港转口和转运的业务增加等等。香港只有使制造业的发展出现新的契机，才能全面利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给香港带来的机遇。
最后，还应该指出，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可能会对整个中国的产业布局有重要影响。很明显，华南的工业也仍然以轻型结构为主，其中技术层次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又占有很大比重，华南也需要提高高科技产业的比重，广东省政府也已将此作为重要的努力方向。但是，与中国北方的北京、天津，东部的上海、南京相比，中国华南的科技实力相差很多，带动产业升级的力量不强。香港回归后，在这方面能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香港有颇具实力的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和中文大学等学府，再加上灵活的体制和雄厚的资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完全有可能与华南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共同形成中国南部的“硅谷”，不仅对带动华南经济进一步发展继续起龙头作用，而且对完善中国南部、东部、北部的科技产业布局也有重要意义。
2.香港与内地优势互补，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从大陆及周边地区的要素比较优势来看，香港对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已毫无优势可言。香港只可能发展附加价值高的高科技（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香港发展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具有如下有利条件：
第一，主权回归后，能够更好地与内地协调，更有效地实现两地优势互补。众所周知，香港的发展是以和内地优势互补、相互协调为一个重要支柱的，香港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华南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由于香港主权即将回归中国，香港、大陆将同属于一个中央政府，过去由“两个政府”进行协调时的麻烦将不复存在，从而使香港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时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内地因素，更充分地与内地协调。这是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有利机遇。
第二，香港虽然科技人才和科研设施不足，但内地都拥有成体系的科研设备、科研辅助产业和数量众多的科研人员，这是香港可以利用、也必须利用的财富。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特区，香港与大陆不难在共享科研设施及人才、更充分发挥内地科技人才及科研设施的作用方面达致协调。这是有利条件之二。
第三，中国企业体制的改革也进行到一个新的阶段，利用外资嫁接改造是企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中国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规划都已确定，要将发展高科技及应用高科技改造现有企业作为工作重点，香港作为大陆最大的“外来”投资者，在资金上具有优势，正好可与大陆在科技嫁接和改造上广泛合作，促进两地高科技产业的共同发展。
第四，内地在科研能力上占有优势，每年都能出现不少新的科技成果，但由于科研体制和生产体制之间尚未能建立有效的联系，因此在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方面却始终有许多地方难如人意。香港对外开放程度高，商业意识强，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了解很敏感，在促进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成果方面恰有长处，正好能与大陆形成良性互补。另一方面，香港在接受全球信息（当然包括科技信息）方面有相当的优势，可以作为大陆发展科技事业和科技产业的一个窗口，通过香港引进、吸收所需的科技产品或科技手段。事实上，香港在电子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等方面都比大陆领先。众多迹象已经表明，香港、大陆在这些方面的合作可以大有作为。
3.为促进香港高科技产业发展，香港方面自身应制定有关政策，筹委会及未来的特区政府应有长远考虑
香港政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过去曾被香港经济的发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香港现在正处于主权回归和经济结构转型这两大转变同时进行的历史时期，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很多，政府在尊重经济自由的大前提下，对某些经济活动给予一定程度的鼓励、引导是很必要的。
就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言，应该说香港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完成了一项研究报告，对亚洲各国（地区）的高科技竞争能力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香港产业的高科技竞争力不仅居于亚洲“四小龙”之末，而且可能将落后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⑩]；另外，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和“国际管理中心”在共同发表的《1995年世界竞争力报告》中，也明确指出：香港在技术基础、生产率提高、科技投资及教育体制结构方面有明显不足。上述研究结果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惕。由于投资高技术产业风险较高，特区筹委会和未来特区政府需大力宣传，用优惠政策加以诱导，形成投资高科技的吸引力，使香港的资金优势由潜在变为现实。美国和法国政府重点扶持农业科技的发展获得的成功，充分证明政府诱导扶持政策的正确性。特区政府还应加强对香港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调查研究，根据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进程，发现问题及时调整解决。
香港还应大力发展高科技服务行业，建立金融、会计、审计、法律、质检等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科技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业，发展科技中介、技术认定、评估和仲裁组织，健全科技市场。加强国际市场调查和预测工作，减少盲目性，使香港高科技产业早日走上成功的道路。
注释：
①据《中国统计年鉴》（1995）、《香港统计年刊》（1995）所载数据计算。
②③④⑤⑥⑨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刊》、《中国统计年鉴》。
⑦见渣打银行：《香港经济指标》1994年10月号。
⑧《文汇报》（香港）1995年4月23日。
⑩见1995年10月27日《香港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