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起
当前，中国经济取得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并有效抑制了通货膨胀。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宏观经济基础还不巩固、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还比较脆弱、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不高、人口和就业压力比较大、部分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这里面，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成为当前突出的矛盾。其中，产业结构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如何调整的关键。特别是，在中国即将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始国而全面参入世界经济竞争之际，如何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以强化竞争力，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在此，我们通过对一直指导着产业结构转换的传统产业结构理论进行剖析和对世界增长较快的几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其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考察，提出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
二、 指导产业结构转换的西方理论体系及其与实践的悖离
（一）产业结构理论的基本框架
威廉·配第（William Patty）在其《政治算术》中提出， “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得多，而商业的收益又比工业多得多”。（注：W.Petty,Political Arithmetick,1676。）这是西方经济理论中最早、最朴素的产业结构论述。当时正值商业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而成其鼎盛，而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也通过海上贸易在欧洲确立起了经济上的绝对优势。配第为其所惑，观点带有明显的重商主义色彩。但在其后来的《货币略论》中，正如恩格斯所说，“他的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义见解的最后痕迹，在这里完全消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55页。）。在配第之后，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国富论》中虽未明确提出产业结构（Industrial Structure）概念，但论述了产业部门（Branch of Industry）、产业发展及资本投入应遵循农工批零商业的顺序（注：A.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eModernLibrary Edition.）。其时恰处工业革命前夕，重商主义阻碍工业进步的局限性和商业繁荣的虚假性已暴露出来。但工业部门尚不发达，还待农业支撑，因而，斯密思想带有浓厚重农主义倾向。
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工业部门衰退，从统计上体现出服务部门的明显优势。新西兰经济学家费夏（Fisher·A·G）以统计数字为依据，再次提起配第的论断，并首次提出了关于三次产业的划分方法，（注：Fisher.A.G.B."Capital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Economic Journal,Sept,1933."Production,Primary,Secondary,andTertiary",Economic Record June,1939.）产业结构理论开始初具雏形。C· 克拉克（Colin·Clrak）接踵而至，他继承了配第、费夏等人的观点建立起了完整、系统的理论框架。1940年，在《经济进步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中， 探讨了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共生现象：劳动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从制造业向商业及服务业的移动， 即所谓克拉克法则（注：C.Clark,The Conditions ofEconomic Progress,Macmillan,3rd edition,1957.）。其理论前提是，以若干经济在时间推移中的变化为依据。这种时间系列意味着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在此是指不断提高的国民收入。库茨涅兹（ SimonKuznets ）通过《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Rate,Rtructure and Spread,1966 ）等著述，将这一理论进一步精密化了。（注：Simon Kuznets,Modern Ecomonic Growth:Rate,Structureand Spread,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在理论前提上，他把克拉克单纯的“时间序列”转变为直接的“经济增长”概念。即“在不存在人均产品的明显减少即人均产品一定或增加的情况下产生的人口的持续增加”。同时，“人口与人均产品双方的增加缺一不可”。而“所谓持续增加，指不会因短期的变动而消失的大幅度提高”。而后，他将产业结构重新划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本研究也沿用了这些名称），并使用了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这一概念来进一步分析产业结构。由此，使克拉克法则的地位在现代经济社会更趋稳固。70年代大危机之后，服务部门比重剧升。为克拉克、库茨涅兹等人的论断似乎提供了现实的证明。对此，西方经济学家毫不怀疑地将克拉克法则推延至70年代之后，提出了后工业化理论。其代表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提出， 经济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后工业社会”。（注：D.Bell,1973.内田忠夫译，《后工业社会的到来》，钻石社，1975年。）综上所述，西方产业结构理论坚信：产业社会是一个由第一次产业为中心向以第二次产业为中心进而向以第三次产业为中心转换的循序递进的过程。
（二）理论与实践的悖离
以产业结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过程，在克拉克法则诞生以来，经历了一个由善用到误用的过程。这在日本，无论是善用还是误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欧美等国则更多的是在“服务化”中深受其害却深信不疑。
二战以后，日本运用产业结构理论， 指导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1957年，著名产业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Shinohara Miyohei ）在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产业结构与投资分配”的论文，指出日本正外于工业部门上升并将占据中心地位的时代，他总结了重化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发展规律，提出了规划日本产业结构应该遵循的基准，即“收入弹性基准”、“生产率上升基准”，为日本产业政策的制订，主导产业的选择发挥了直接的指导作用。此外，还有宫泽健一（Miyaxawa Kemichi）运用产业联系理论，进行了“结构分析”和“因果分析”，为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制订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以这些理论为指导，日本政府50年代以来不断地制订和调整产业政策。扶植主导产业和出口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在美国的特别扶植下，引进大量的廉价先进产业技术，加之产业合理化、大型化等政策的推动，实现了高速增长。这一过程，在工业部门表现为在产业革命的不断深化的推进下的高速增长过程。从产业结构来看，1955—1970年间，第一次产业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8.1%降至5.3%， 第二次产业从23.5%升至40%，第三次产业从58.4%降至54.7%；在劳动力比重上，第一次产业从41.3%降至19.7%，第二次产业从24.9%升至36%，第三次产业从33.8%升至44.3%。日本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平均9.7 %左右，而制造业则高达13%—24%。（注：Keizai Kohro Center, Japan1995,An Intentional Comparison,1994,12.）克拉克法则所说的， 第二次产业必将取代第一次产业而成为经济社会的中心的论点，成功地指导了战后的日本。
然而，随着重化工业的成熟，“后工业社会已来临”的理论登场了，日本也将其经济调整的重心转向扶植第三次产业。70年代后，日本经济开始表现出“服务化”的倾向。工业部门，特别是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制造业转入衰退、调整，但日本政府追求高速增长的欲望并未减弱，采取了一系列财政、金融政策。然而，由于工业部门尚未调整完毕，财政、金融优惠主要为服务部门吸收，导致了经济在投机中的恶性膨胀。1971年尼克松冲击之后，工矿业生产增长率降至1.9%。 田中内阁推出“列岛改造论”，引起投机风潮。地价暴涨之风席卷日本，导致土地、股票投机狂獗，物价飞涨，“资产通货膨胀（Stodk Inflation ）”已相当严重。此后虽有提高存款准备率的对策，但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利率已相对为低，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此期，名义GNP 一直表现为高速增长，使日本政府误认为其政策得力，遂为80年代末期开始的“泡沫经济”打下伏笔。1973年10月，爆发了石油危机。基础物资价格也随之暴涨，迫使政府公共事业的增长减速，地价上涨失去了后盾，终令这场恶性膨胀崩溃。工矿业生产大幅下落，年增长率为－9.7%。 这实质上已向“服务化”的政策思维发出了警告。自此，以重化工业为中心的高速增长宣告结束。
日本金融业逐步走向自由化、国际化、办公自动化，带来了金融业的技术革命，但吸收就业的作用大大降低了。金融与商业之间的结合也日益紧密。在银行的支持下，商业采用了分期付款的竞销方式，特别是在土地价格暴涨、通货膨胀恶化时期，这种住宅长期贷款也构成了后来泡沫经济中地价飞涨的背景之一。
贸易摩擦加剧和贸易黑字激增，使日本国际环境严重恶化。日本被迫转向“内需”型增长。为此，日本政府推出大型振兴内需政策。在财政方面，1987年以后屡次推出以大型公共事业投资、住宅金融公库融资、减税补偿等为主要内容的“紧急经济对策”；在金融方面，1987年2月将官定利率降至2.5%，并一直持续到1989年初。 这些政策与日元升值带来的实际消费能力增长与消费心理膨胀结合在一起，促成了名为“平成景气”的泡沫经济恶性膨胀。在此，“内需”带有相当的“虚拟”色彩。物价的相对稳定，使日本政府对通货膨胀的警惕意识消失了，推出本不需要的低利率政策以对应日元升值，以大型财政政策刺激景气。但是，重化工业制成品在日本多已饱和，高档名牌产品、小汽车和住宅消费迅速扩大。工业部门一方面开始扩大设备投资，另一方面在“经营多角化”名义下将经济扩大到其他产业，特别是利润前景极具魅力的不动产业，遂使企业资金需要空前膨胀了。而贷款利率的降低恰好提供了良机。由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银行业的成本也有提高，使贷款强烈地倾向于利润高的不动产业、非金融性银行和个人需要。于是，土地价格和股票价格在投机这种中间需要的激增中暴涨，脱离了正常的最终需要的价格决定范围。随着地价、股价的“高速增长”，企业、个人、银行纷纷以土地作为抵押来进行借贷款。经济景气的重心渐渐转移在膨胀起来的地价、股价为抵押的住宅借款、投资借款所推动的土地投机、股票投机、企业设备投资和个人的贵族化消费之上，而脱离了最终需要的实际增长。
欧美国家在认识“经济服务化”问题上，也存在着与日本同样的命运。从英国的产业结构来看，1953—1993年间，第一次产业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5%降至2%，第二次产业从46%降至32%，第三次产业从49%升至66%；但英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从1951—1965年间的2.7%降至1966—1980年间的2.1%，1971—1980年间则为1.8 %， 1992—1993年间则为－9.9%。这种经济的长期萎靡不振， 与“第三次产业占中心地位是经济发达的标志”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使英国成为经济发达与经济病态的结合体，被视为“发达国家病”之源。从美国的情形来看，1950—1989年间，第一次产业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7 %降至2%，第二次产业从40%降至29%，第三次产业从53%升至69%。但英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从1951—1965年间的3.7%降至1966—1980 年间的3.1%，1971—1980年间则为2.9%，1992—1993年间则为1.0%。（注：联合国《统计年鉴》1965，1977，1978年度；《统计月报》1981年10月；1993年度为日本贸易振兴会，《The World 1995》。）尽管美国经济在“服务化”过程中步履维艰，但对于“克拉克法则”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却坚信不疑。而近年来依靠制造业的复苏带来的经济恢复，也未令美国人对此反思。
（三）对西方产业结构理论的反思
西方产业结构理论与实践的悖离之所以存在并且愈演愈烈，是其理论前提、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首先，产业结构理论的所谓“经济发展”前提带有虚设性。经济发展有两种形态：其一是绝对量的增长；另一是相对意义上的发展，即增长速度的提高，由于产业结构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社会长期趋势，使克拉克的“时间顺序”得以无可置疑地替代了经济发展。而随着经济学家们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发，“时间顺序”就不再等于经济发展。因此，库兹涅兹用绝对意义上的定义对经济发展做了约束。时代发展到了今天，社会生产力已相当发达，人类已经有能力通过能动的方式来调控其生产过程，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农业部门生产中的非人为因素的干扰程度和工业部门中生产矛盾的激化程度。因而，人类社会已基本上可以实现绝对量的增长。所以，在今天，尽管一个国家可能在绝对量上一直在扩大，但只要其增长速度低于其它国家，就意味着其经济正处于不断落后的趋势中。因此，绝对量意义的“经济发展”，已成“虚设”。
其次，其分析方法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产业结构理论各派探索者，往往从“经验”的素材中选择那些“适当”的实例来论证其观点。日本经济学家大川一司指出：从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中除掉新西兰这类农业劳动生产率突出的国家，那么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在农业同工业、服务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上，没有库茨涅兹统计得那么大。而且，克拉克和库兹涅兹都在分析长期倾向的名义之下，以几十年至一世纪为考察期间，取初期及终期数值，当然结果也令人极为满意（注：参见克拉克《经济进步的条件》第九章和库茨涅兹《现代经济增长》第三章。）但在这几十年乃至一世纪中，不止有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产业结构也有起伏。他们对这种起伏的内在机制并未予以研究。只取数据结果为终结，很难说带有科学色彩。
由此可见，传统产业结构理论有相当大的历史局限性和认识局限性，正因如此它才在它所产生的当时及产业社会背景相似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有其合理性，并能说明一些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但当历史有了质的飞跃，产业社会有了质的变迁之后，这一历史局限性就导致了其理论在指导产业社会发展上的谬误。
（四）我们的观点
我们认为，从动态的相对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出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关于产业社会形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人类经济社会只会存在两种产业社会形态，即农业中心社会和工业中心社会，而不会出现克拉克法则所说的以服务部门（第三次产业）为核心的产业社会。其二，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趋势：在工业中心社会里，第一次产业呈现长期的下降趋势，第二次产业处于主导地位，并也波浪式向前发展，第三次产业则随工业部门的起伏而同样表现为波浪式发展的过程。因此，第三次产业的比重上升，只是经济长期波动中的一个阶段，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发达。其三，关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就是这种物质生产部门相对于其他产业部门增长较快、比重不断提高的时期。这在工业中心社会里，为工业部门发展较快的时期。反之，服务部门增长较快的时期，也是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时期。如前所述。日本、美国、英国第三次产业比重高涨并占据国民经济中心的过程，都带来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滑坡，长期萧条，甚至陷入长期危机。
三、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基于上述对产业结构理论及发达国家经济“后工业化”所带来的恶果的认识，我们就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战略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发展工业部门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核心
当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实现更快的可持续增长，已十分必要。而这就要求我们将经济工作的核心放到工业部门上来。
首先，从经济社会和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来看，在当前工业中心社会里，这就是工业部门发展较快的时期。对此，我们已通过对世界经济发展历程和日美等国的实证考察，证明了在工业中心社会中工业部门对经济社会的牵引作用和脱离物质生产部门的“后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危害。因此，我们不应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波动、服务部门的暂时上升所迷惑而误认为“后工业化社会”已经来临，而应确立和坚定以工业部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
其次，从我国当前具体情况来看，各种经济矛盾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这也要求我们的经济工作以工业部门为中心，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和困难是社会物质精神需要不断扩大并向高层次化方向迈进；人均拥有的耕地、水资源和石油等一些重要矿产资源相对不足；农业部门投资效率低下；人口总量持续增加，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就业矛盾日趋突出；交通运输、通讯邮电等业相对落后，构成经济发展的“瓶颈”；治理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的任务艰巨；参加国际竞争的能力不强。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依靠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的发展来解决。
最后，从工业部门内部来看，也有许多课题亟待解决。第一，技术进步课题。目前，从我国工业部门的经营主体来看，可以分为国有企业、以乡镇企业为主的集体和私人企业、外资企业三大类，但无论哪一类都面临着技术进步问题。
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苦于技术相对落后，原材料、资金来源紧张，大大影响了经济增长的步伐。其中，固有管理体制在改革后暂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因素，但从根本上看，是技术落后造成了经济效益的低下、产品升级换代的迟缓。故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国际竞争乏力。乡镇企业近年来取得了巨大发展，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时的9.08%一跃而为1993年的57.95 %。但是，乡镇企业之中有许多是土法上马，技术条件相对于国有企业落后。只是依靠资源（劳动力、原材料）价格的低廉而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是暂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因此，从长期上看，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和竞争的加强，乡镇企业必须进行技术改造。外资企业的增长也非常快。1979年到1992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契约额）达到581.2亿美元，超过了1981～1992 年整个社会用于生产部分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这意味着，我国新增加的投资中有一半的技术水平是由外资企业直接控制的。但是，外资企业之所以投资于中国，一方面是由于技术设备已落后时代，在本国劳动成本过高，才将陈旧技术转移至中国的；另一方面，是为了抢占中国市场。正因如此，外资企业投资的大幅度扩大，虽然有扩大就业、带动部分产业技术小有进步的作用，但同时阻碍了民族工业的更大进步，夺去了民族工业的市场，带有近利远弊的迷惑性。我们对此必须认清利弊，要求外资企业提高其技术品位的同时，以民族工业为核心，大力推进我国的科技进步。第二，供给不足问题。这里，包括消费市场上高质量商品的供给不足问题，工业部门内部先进技术设备的供给不足问题，对农业机械、化肥等等农用工业品的供给不足问题。而这些，都只能依靠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来解决。
（二）工业中心社会要以农业为基础
首先，从需要结构和消费结构来看，农产品作为最基本的消费品，是社会消费的基础和出发点。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较为充分地满足这种需要，就必须花费相当大的精力首先解决这一课题，才能使工业部门真正得到消费市场的支持。从国际产业结构来看，农业国在国际竞争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要真正实现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发展农业部门生产力，以促使社会物质精神需要向收入弹性高的工业产品转移。这正是工业中心社会得以形成的基础。其次，农业部门的工业化，可以带来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长。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较好势头，但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投资主体转向个人为主，使农业投资得不到足够的保障。这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投资起伏不稳，忽高忽低；另一方面，即使投资额有所增长，其在基本建设投资和财政拨款中所占比重也呈现降势。特别是改革取得初步成功之后，国家大幅削减了农业投资，1980年的农林水利基本建设投资额尚为52亿元，1981年就降至29亿元；同期的财政支农也从82亿元降至74亿元。而当时刚刚依靠分散的家庭经营呈现活力的农业，并无力填补如此巨大的缺口。地方集体经济或已名存实亡，或热衷于乡镇企业，个人投资则集中于建房，农业生产缺乏基本建设，增长潜力受挫。“一五”时期，资金与粮食产量之比为1∶101.6，1987年为1∶9.0，投资效益降低了十位多（注：刘天福等编《农业投资经济效果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再次，我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使我们不能完全依靠国际分工的方式来解决农业问题。本来，在国际产业结构中，作为工业国或服务国，完全可以依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换取国内生产不足的农产品。而且事实上，这种国家也大量存在，日本就是一例。但是，中国拥有12亿人口，如果粮食自给率只下降10%，就会给国际市场带来巨大压力。因此，中国的粮食问题，必须立足于国内来解决。最后，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方面要求我们必然加强农业科技的开发和推广；另一方面，要求工业部门给予农业以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农业机械的推广普及。
（三）摆正服务部门位置，调整其内部结构
首先，我们在理论分析中已经阐述过，服务部门不能主导经济社会的发展，因为，它应物质生产部门的需要而产生，随物质生产部门的进步而发展，它不能超越物质生产的需要，也不能脱离物质生产过程。否则，经济社会就会陷入虚拟的恶性膨胀，最终导致长期的经济萧条。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的“后工业化”历程，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一点。其次，应该看到，服务部门也是不可缺的。特别是，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领域，如科技开发、教育、交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更是如此。这些部门的相对薄弱，也必然会给物质生产部门，特别是工业部门的正常运转带来阻碍。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部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教育事业对于科技开发、民族强盛有着决定性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大力发展的领域。但是，其他一些领域的过度发展，就会带来经济的虚拟性膨胀。如一些服务和娱乐、商业部门，在改革开放的推进下有了飞速的发展，而在获取贷款方面大大优越于工业，使之得以在工业部门支持并不充分的条件下也能有惊人的增长。这往往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发因素。对此，我们应该予以适当调整，使之保持与物质生产部门相适应的比例关系。
总之，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必须认清整个服务部门不能充当牵引国民经济的火车头，同时还要正确对待服务部门中的每个领域，从结构上，扶植那些关系着整个经济发展、影响物质生产部门运行的瓶颈产业，促进其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调控那些虚拟经济成分较多的行业部门，使其发展限定在适当的规模和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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