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源平章只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唐革》、《钓》二赋考订补
1972年4月间于山东临沂银雀山发得两座西汉武帝前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8年）[1]的墓葬，一号墓中有大批竹简，竹简书写年代自然早于墓葬时期，从简文字体推断，当属西汉文、景至武帝初这段期间抄录的[2]，则被抄录的作品撰成年代也就可知绝不晚于文、 景之世。
其中有简背题作《唐革》的赋简残文，罗福颐、汤漳平两位先后根据传述文献指出：革当读作勒[3]。 其实现有出土材料中有足与传述文献相比照、更具说服力的证据。今本《周易》遁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革初九“巩用黄牛之革”、六二“巳日乃革之”、上六“小人革面”、鼎九三“鼎耳革”，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的帛书《周易》中，诸革字俱写作勒[4]。至于出土实物彼此间的异文可资证明革、 勒相通者，王念孙《读书杂志》八之六《荀子·礼论》“金革”条自注已引及。
其次，罗、汤以及谭家健[5]三位都认为这篇赋的作者乃唐勒。 按：首简（简号0184）明言：
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称曰：“人谓造父登车揽辔，马协齐敛整调均，不挚步趋……”
另一简（简号3588）有残文：
……御有三，而王良，造（父）……对照改述本篇的《淮南子》卷六《览冥》，可知王良、造父之御，世俗固以为巧，非御之贵者也，也就是说：在御的三重境界中，它们仅居次或末，钳且、大丙“以弗御御之者”方属上乘。再持与传世宋玉名下的《大言》、《小言》、《钓》[6]相较， 发现都是就同一课题采二段或三段的渐升论式，先称者襄王、景差。登徒子率作为后称者的陪衬，主人公系宋玉。传世三赋既系于宋玉名下，则此湮沈逾千载、同一论式的《唐革》残赋依例亦当属诸宋玉[7]。再者， 先秦以来命题方式不外两类：或取一篇一章首出而足与其它篇章首出者有别之二、三字；或取全篇全章内容主干所在。《唐革》命篇显系根据前一条例，与《孟子》书中《万章》、《公孙丑》同。《万章》、《公孙丑》或可假“退而与万章之徒……作《孟子》七篇”[8]为辞，谓篇题名即著者名， 然《告子》、《离娄》又当如何解释？且纵如彼曲说，万章、公孙丑也只能视为述者、编者，岂能迳指为该二篇的作者？举《孟》、《庄》、《荀》等书以证：战国诸子于自行记述与它人论辩际，不乏自道姓氏自称子之例，实系昧于文献发展所致，尤种因于未辨作者一词的意义，将内容意思大体孰属与述意编写成文者谁混同为一。《万章》等既仍系于孟子名下，则《唐革》不得归诸唐勒著作篇目中。
第三汤、谭二位均由出土的《唐革》申论宋玉名下的《钓》赋不如近代所疑[9]，俱引《文心雕龙》卷二《诠赋》语：
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为证。《文心雕龙》于齐末成书[10]，萧齐政权不过二十四年（ 479—502年），则至晚于宋、齐之交《钓》赋应已见诸《宋玉集》中。 考《列子》卷五《汤问》“均天下之至理也”章：
詹何以独丝为纶，芒针为钩，荆筱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汨流之中，纶不绝，钩不伸，竿不挠。张湛注曰：
夫饰芳饵，挂微钩，下沈青泥，上乘惊波，因水势而施舍，颉颃委纵，与之浮沈，及其驰绝，故生而获也。注文显系《钓》赋原文：
夫玄洲芳水饵，挂缴钩，其意不可得退而牵行，下触清流，上则波扬，玄洲因水势而施之，颉之颃之，委纵收敛，与鱼沈浮，及其解弛也，因而获之。的节述。张湛引书时或不标出处，如同篇“匏巴鼓琴而鸟舞鱼跃”章，于“虽师旷之清角”下注云：
师旷为晋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伏。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声者或吉或凶也。事见《韩非子》卷三《十过》，张湛一样不标出处，迳行节述。若夫卷八《说符》“杨子之邻人亡羊”章“仁义使我爱身而后名”句下注：
身体发肤不敢毁伤也。“仁义使我杀身以成名”下注：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仁义使我身名并全”下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例更夥，不足为异。张湛注《列》至晚不逾东晋孝武一朝[11]，业引及《钓》，是该赋于渡江初当已面世。然尤有进者，张氏期表明《列子》乃先秦初叶旧籍，以至“《庄子》、《慎到》、《韩非》、《尸子》、《淮南子》、《玄示》、《旨归》多称其言”[12]，此后方“散在民间，未有传者”[13]，因而于释证故实、“后”人属辞引类多同之际，除了极少数可能的例外，所采书籍未有晚于西汉者[14]。或曰：这只能显示时人已误将《钓》赋视为先秦宋玉名下之作，并不能由此推断《钓》赋果真如彼。今考《淮南子》卷二《俶真》：
是故以道为竿、以德为纶、礼乐为钩、仁义为饵，投之于江，浮之于海，万物纷纷，孰非其有？显系《钓》赋原文：
昔尧、舜、汤、禹之钓也，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投之于渎，视之于海，漫漫群生，孰非吾有？的改写，是则《钓》赋确属西汉武帝前的作品。
二 “赋者将以讽也”义证
《钓》赋以玄渊特“水滨之役夫也”[15]，“未可谓持竿”，真正高明的钓道乃尧、舜等圣王“以四海为池，万民为鱼”之钓，“其竿非竹，其纶非丝，其钩非针，其饵非螾”。
《淮南子》卷一《原道》、卷六《览冥》改写《唐革》论御，指出：王良、造父等“末世之御”仗恃的乃“轻车、良马、劲策、利辍”；真正可贵的乃冯夷、钳且、大丙式的御术，“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除辔衔，去鞭策”，“不招指，不咄叱”的“弗御御之者”。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载顷襄王十八年有楚人以弋术见召者，自认“以弱弓微缴加归雁之上”，乃“小矢”，何足为道？当“以圣人为弓，以勇士为缴”，“秦、魏、燕、赵者，
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费、郯、邳者，罗
也”，方可谓发矢之乐[16]。
《吕览》卷十五《顺说》载宋康王“所悦者勇有力”，惠盎表示有道可教，使人“刺之不入”、“击之弗中”，但接着指出此不过最末一流，不及使人虽有勇力弗敢刺击，更不及使人“本无其志”，不愿刺击，而上上之道则非特销解对方刺击之志，且能积极引生爱利我之心，此即孔、墨人格的效应。
《庄子》卷十上《说剑》载“赵文王喜剑”，太子悝请庄子谏止，庄子语王所好“蓬头突鬓垂冠”、“瞋目而语难”的剑士所持不过“庶人之剑，无异于斗鸡”；佳者乃诸侯之剑；上者系“天子之剑，以燕溪、石城为锋，齐、岱为锷……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一用则天下服。
综合以上诸例观之，可得数点通性：
1.进谏者乃微宦或布衣之士，甚至是无名小卒。
2.进谏者率取“俗主”[17]夙习耽好处，如钓、御、射、剑击等，为切入口，绝不直接正面说教。
3.谏言采二段或累层高下对比论式[18]，对君上所赞佩，认为无以复加的技艺，指出犹有高一筹者在。
4.对比两极的高下实为质的转化，因为彼技与此技类属并不同，只是巧用同一语词，除了字面常识义，还可有寓意用法，将两个绾合在一起。
5.目标都在诱导当事国的首脑为贤明之君。
为行文便利，我们将此劝谏模式标为（甲）。
如果以劝谏模式（甲）为准，检视彼时有关记述，至少还可以发现其它六种与它某些通性犬牙交错的劝谏模式，兹分述如下：
（乙）模式（甲）中诸例甚易于让我们想起：《孟子》卷一《梁惠王下》所载孟子说齐宣王好乐、好勇、好货、好色之辞，尤其是“交邻国有道乎”章，孟子提出匹夫之小勇，与文王之大勇对比。但两者有一细微差异：模式（甲）于君王所好者持贬抑态度，彼等于其领域范围中层次颇低，但在模式（乙）中，对君上感官欲求本身及欲求对象并无微辞，只是假涂质疑对方欲求本身的真挚性：是否诚好，指出欲望莫不希望获得满足后的快感，但现有欲求手段并不足以充分配合这项目的，唯有修正欲求手段，才能有相应的更大快感。易言之，劝谏者期盼扭转的并非君上所好的对象：由感官欲求跃升为精神层面合乎道德的欲求，而是落在欲求方式上：由独乐转为众乐，所谓“与百姓同之”[19]。固然这种欲求满足者量的变动本身实际上无形正涉及质变：由一己之私转为与人之公，但就形式层面来说，模式（甲）期盼达到的境界跃升，乃纵贯面的变动；孟子劝谏期盼达到的欲求满足者范围扩充，乃横切面的改异。
（丙）这种劝谏模式可以《六韬》卷一《六韬·文师》吕尚以钓说文王、《韩非子》卷十三《外储说右上》唐易鞠以弋术说齐宣王、《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驺忌以鼓琴说齐威王、《说苑》卷二《臣术》第九章百里奚以饭牛说秦缪公等例为代表。它与模式（甲）同样以君上一般所好为进谏点，也同样以前者与治国之术为对比两极，但不认为两下有何质异，以致君上所好的技艺境界有待跃升，反面视钓、弋、饭牛、鼓琴之术与治国之术相通，乃同一原理在不同项限的展示。故曰：“以饵取鱼”犹“以禄取人”、弋贵谨廪，“为天下何以异此廪”、“饮食之以时，使之不以暴，有险先后之以身”乃肥牛、牧民所共守者、鼓琴须为主（君）的大弦、为辅（臣）的小弦等恰当配合，所谓“琴所以象政”[20]，张琴“大弦急，则小弦绝矣”[21]。至于《荀子》卷二十《哀公》所载对鲁定公论东野毕善驭否，则可谓是（甲）、（丙）两模式的综合：一方面贬抑东野毕驭术不及造父；一方面又认为象造父那样真正高明的驭术与驭民之术同条共贯，所谓：
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故颜渊虽未必工于驭，得“以政知”东野毕之马将失。这一模式最主要希望让君上认为：所推荐的治国之术非挟泰山超北海之属，就在日用常行间，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丁）对于君上的物欲非但不贬抑或要求转化，反而竭力展现欲求对象的诱惑力，刺激对方欲望的强度，等到对方被吸引到非要不可的地步时，指出足欲别无他途，而那条途径就其本身属性而言乃道德的。这种劝谏模式最著之例当数伊尹以割烹要汤。《吕览》卷十四《本味》记述得很详密：
（伊尹）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对而为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鱼之美者：洞庭之
、东海之鲕……；菜之美者：昆仑之蘋、寿木之华……；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果之美者：沙棠之实……云梦之柚……；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此说所以见非于孟子，恐怕并不仅如孟子表面所说的，乃“枉己而正人”[22]，殆因照这种传闻，劝谏成效乃在于鼓动人心私欲至极，以辩证地达到公利之义，非纯王之道，用后世朱熹评汉祖唐宗的话来说，不过暗与理合，底子全不堪闻问[23]，这就将受谏者、儒门崇奉的商汤描绘成一个“依乎仁而蹈利”的“小人之杰”[24]了，非本乎仁义而诛暴的圣王。
（戊）对于君王坚持要作或正在作以逞个人情欲的事，表面上与模式（丁）颇近似，非但不劝阻，还迎合助阵，可是在变本加厉的过程中显示君上作为的荒唐或个中危机。换言之，这乃是以“劝”为讽。《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中优孟谏楚庄王葬爱马、优旃谏秦始皇大苑囿即此一模式的著例。《新序》卷六《刺奢》第三章：
魏王将起中天台，令曰：“敢谏者死。”许绾负
操锸入，曰：“闻大王将起中天台，臣愿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绾曰：“虽无力，能商台。”王曰：“若何？”曰：“臣闻天与地相去万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当起七千五百里之台，高既如是，其趾须方八千里。尽王之地不足以为台趾。古者尧、舜建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台，先以兵伐诸侯，尽有其地，犹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为台趾。材木之积、人徒之众、仓廪之储，数以万亿。度八千里之外当定农亩之地，足以奉给王之台者。台具以备，乃可以作。”魏王默然，无以应，乃罢起台。也属同一类型。至于象《晏子春秋》卷七《外篇》第十三章：
景公好弋，使烛邹主鸟而亡之，公怒，诏吏杀之。晏子曰：“烛邹有罪三，请数之以其罪而杀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数之公前，曰：“烛邹！汝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杀人，是罪二也；使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以轻士，是罪三也。”数烛邹罪已毕，请杀之。公曰：“勿杀！寡人闻命矣。”《淮南子》卷十八《人间》：
鲁哀公欲西益宅，史争之，以为西益宅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数谏不听，乃以问其傅宰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为不祥，子以为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与焉。”哀公大悦而喜。顷复问曰：“何谓三不祥？”对曰：“不行礼义，一不祥也；嗜欲无止，二不祥也；不听强谏，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也可归于这一模式，只是在谏阻手段——“劝”的程度上有强弱之别：宰折睢并未进一步鼓励哀公往其它三方益宅，仅除去西益宅的障碍；晏婴也未火上添油，好比建议夷三族，只帮助使眼前行为合理化。另外，在迎合助阵外衣下的谏阻实质方面也有差异：优孟等人都未尝明言君上举动的荒唐，荒唐乃是揉合在喜感中的；宰折睢谏哀公时，虽也未道破，但指桑骂槐的暗示性甚强；晏婴一例则直接在数主鸟人之罪时，把君上之罪挟带进来，暴诸日下。
（己）君上对于和自身欲恶无关的事象表示意见或征询臣下看法，臣下在回应中藉机申论更当措意的事象，并暗将矛头掉转向君上本身，提醒对方讨论的事象并非不干己，实情或许是自身隐患更大。这一模式的例子可参《新序》卷一《杂事一》第十七章：
晋平公闲居，师旷侍坐。平公曰：“子生无目眹，甚矣子之墨墨也！”师旷对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与焉。”平公曰：“何谓也？”师旷曰：“群臣行赂以采名誉，百姓侵冤无所告诉，而君不悟，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处高，不肖临贤，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国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尔，何害乎国家哉？”《说苑》卷十《敬慎》第二四章：
鲁哀公问孔子曰：“予闻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诸乎？”孔子对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忘其身。”哀公曰：“可得闻与？”对曰：“昔夏桀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毁坏辟法，裂绝世祀，荒淫于乐，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师触龙者，谄谀不止。汤诛桀、左师触龙者，身死，四支不同坛而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变色曰：“善。”这与（甲）模式实同型，都采取对比论式，先指出君上所论者乃其间之小者，续道甚者，只因劝谏的触媒相反：（甲）模式资藉的是君上赞佩的技艺；本模式资藉的是君上视为不佳的事象，故（甲）模式降低陪衬者的价值；本模式则冲淡陪衬者的反价值，一期盼达到振奋的果效；一期盼发挥警惕的作用。唯上举二例自始至终均未直斥“人君之蔽”[25]，《吕览》卷十五《顺说》：
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田赞对曰：“衣又有恶于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于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赞也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为其义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则甚不安。之二者，臣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则直揭君非，就本模式而言，殆为变例。
（庚）君上提出问题征询意见时，臣下故惊人之语，颠覆一般认为具有正面价值事象的观感，一方面借着闻所未闻带来的新奇感唤起君上的注意力，因而追问；一方面将惊人之语放回原有的语言、思考脉络中，提醒对方的短视以及所谓正面事象本身的不足处。例如《淮南子》卷十二《道应》：
魏武侯问于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而数胜。”武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其独以亡，何故也？”对曰：“数战则民罢；数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而国不亡者，天下鲜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刭于干遂也。”《韩非子》卷九《内储说上七术》：
魏惠王谓卜皮曰：“子闻寡人之声闻亦何如焉？”对曰：“臣闻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则功且安至？”对曰：“王之功至于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对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与也。不忍则不诛有过；好予则不待有功而赏。有过不罪，无功受赏，虽亡，不亦可乎？”至于《新序》卷四《杂事四》第二十章善善恶恶国反为墟，尤可见惊人之语的必要。野人的回应虽大出齐桓公意表，尚不足令其自反，何况无之？有时甚至须采取更戏剧性的手段，不惜激怒君上，期收愤悱而后启发之效。如《韩诗外传》卷八第二八章：
魏文侯问狐卷子曰：“父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子贤足恃乎？”对曰：“不足。”“臣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问此五者于子，一以为不足者，何也？”对曰：“父贤不过尧、舜，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而瞽瞍顽；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周公，而管叔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但这种已可归诸谲谏模式的规谏前提在君上主动询问，为了弥补操之在彼的缺失，臣下有时不得不以反常的行动——肢体语言取代第一阶段故作骇俗的口头语言，引发君上垂问。如《韩非子》卷十五《难一》：
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说苑》卷九《正谏》第十四章：
赵简子举兵而攻齐，令军中有敢谏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卢，望见简子，大笑。简子曰：“子何笑？”对曰：“臣有宿笑。”简子曰：“有以解之则可；无以解之则死。”对曰：“当桑之时，臣邻家夫与妻俱之田。见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还，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旷也。”简子曰：“今吾伐国失国，是吾旷也。”于是罢师而归。已沾隐语规讽的特性了。
《白虎通》卷五《五谏》说：
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前乎此的《说苑》卷九《正谏》第一章、后乎此的《公羊传》庄公二四年“冬戎侵曹曹羁出奔陈”何休注、《孔子家语》卷三《辩政》也都言及五谏，名目颇有出入[26]，对于五谏内容何以取此舍彼，率乏说明。然而这方面带给我们理解上的困挠尚属小事，真正令人迟疑的是：一椿劝谏行为能单纯地全然划归为某一类，而不与其它劝谏类别交涉吗？以上述各模式而言，固有讽谏、顺谏者流的素质，也时带谲谏的特色，可得而言者，彼等俱非指直不讳或犯颜抗争，甚至强君挢君的方式。
事实上，当战国之际；士人“生于乱世，事乱君，焉能直言正谏”？[27]“敢有谏者死”[28]为当时是类传闻记述中的习套语。在“欲谏不敢”[29]，“欲默则不能已”[30]的内心交争下，“出词逊顺，不逆君心”等劝谏方式就发达起来了。再者，时君的文化素养相当低落，声色犬马之好却甚深，道地的微妙之言既不乐闻，宋康王就明说：“无为仁义者”[31]；纵闻，也未必能解，故惟有假涂其所好，所谓“大王喜剑，故以剑见王”[32]、“主君好乐，故以乐见”[33]、“周王子穨好牛，臣以养牛干之”[34]，寓阳春白雪之意于下里巴人之声中，即今之乐为古之乐也。但采取讽谏、顺谏等模式，也有它积极面的考虑因素。《战国策》卷十《齐策三·孟尝君在薛》编者有总结经验的按语：
颠蹶之请、望拜之谒，虽得，则薄矣。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岂用强力哉？令对方自悟利害是非、自发进退行止的原则，不仅适用于教育、国际间的纵横游说，也是于国内劝谏君上的最佳法门。因此，随着专制威势的阴影日深，鼓励有心劝谏者，述、记、编、修、作那些劝谏案例以供学习技巧的活动也就应运勃兴。该活动衍化过程中的成果之一即是后代文体分类中赋曰者的出现！
赋的渊源多端，但就现有材料来看，不论是荀况《礼》、《智》等篇，还是宋玉《钓》、《唐革》之作，均涵规导君上的强烈性向，讽原本是那些赋作的根苗，而且这基因也一直遗传下来，或显或隐。像班固《两都》、张衡《二京》明显在采用上述的劝谏模式（甲），先称的西都宾、凭虚公子不过在作东都主人、安处先生的陪衬，以示道德富贵的卓越性。扬雄《长杨》整篇似乎都在为今上荒淫畋猎辩护，但真所谓反言若正，乃模式（戊）的孑遗。至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更是（甲）、（戊）二模式的综合。一方面藉后称的亡是公痛批诸侯王僭越；一方面假称天子于穷奢极乐之余自悟“此泰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转而“游于六艺之圃，鹜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35]并非如今人所说，由于处在儒门诗教教条的笼罩下，创作赋这种宫廷游戏文学时，不得不曲终奏雅，讲几句讽谏的门面话。诚然，赋的渊源既多端，那讽谏的基因有时就会被来自其它渊源的成分压抑至不彰的地步，甚至在作品生产过程中全数被淘汰，但就见存早期大部分赋作而言，讽谏之义确确实实系内具于彼，非外袭取的。
三 “好辞而以赋见称”申释
战国时，国际间合纵连横风气鼎盛，为讲究游说技巧，以达到游说果效，乃有人纷纷将说客的廷对、上君主的书信，以及流传的权变故事渲染、改写，编纂成各种册子，其中还夹杂着设想某类情境自造的案例，以供有心此道者学习模仿。这些册子或以国为别，如《国策》、《国事》之畴；或以治术为经，如《韩非子》中《说林》、《储说》之编；也有以享誉人物为中心进行汇编的，如《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诸子略·纵横家》著录的《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司马迁早已指出：“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36]。述、记、编、修、作者均未尝措意个中史实程度，所重乃在不同时、地、人、事交相配合的类型以及相应各类型揣情摩意的售说技巧。
既有因应国际间阴谋诈说乃集结指导性的教本如彼，岂会独乏配合国内劝谏需求而撰辑文献之举？宋本《说苑》末所附刘向《叙录》说：
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号曰《新苑》。是当时本有将持治道百端规君之“说”汇集成书者。刘向再整理时，又参以一己新造，事与蒯通叙战国游士并自身权变诸说八十一首，结为《隽永》[37]。同型异脉，足相映发。
上引那些材料非但同一故事的情节、措辞载诸甲书者经常异乎录于乙书者，其中人物也每每出入。好比：孟子说齐宣王好色诸节，于《新序》卷三《杂事三》第一章中竟成了说梁惠王；《荀子》卷二十《哀公》所载颜渊对鲁定公论御，《吕览》卷十九《适威》则作颜阖与鲁庄公相问答；《淮南子》卷十八《人间》宰折睢对鲁哀公西益宅，《新序》卷五《杂事五》第十一章谏者系孔子；《淮南子》卷十二《道应》问吴何以亡者乃魏武侯，《韩诗外传》卷十第二三章则作魏文侯；《韩非子》卷十五《难一》师旷以琴撞晋平公，《说苑》卷一《君道》第三八章易为师经与魏文侯。实因战国末叶以至西汉元、成这段时期内，记、述、编、修这类材料者多重义不重事[38]，他们固然尽量不托诸空言，但对于依附的行事并不如所理解的那般严格，须是史实，传曰、野语、寓言、轶闻无不可，甚至不妨自我作古，按往旧造说，只要一能使为政者粗明治道，二足供给当时士子练习规谏之用即可，情节、措辞、人物真妄俱非所计。
另一方面，在籀读这类文献时，很容易发现：故事人物有箭垛式倾向。被劝谏的君上在齐总是桓公、景公；在晋不外乎晋文、晋平；鲁则哀公；赵则简子、襄子；魏乃文侯、惠王。劝谏者不出管仲、晏婴、孔子、咎犯、师旷、段干木等人。这种现象固可再度显示这类材料重义不重事的特性，记述中的人物宜视同小说意义下的角色——未必全无现实底子为媒介，但主要成份系虚构，然而这并未解释：在那些劝谏场景中活动的何以经常是某些人物。换句话说，引介虚构的那点现实底子是什么？这恐怕当从那些劝谏内容的性质上臆推。既然劝谏内容俱欲归止于仁义法正，而在那段历史期间持论行事确曾属于这范围的不过那寥寥数贤，虚构角色既不能离了谱，声口要能吻合一般印象，则角色选取也没有多少余地了。劝谏者既锁定在有限名单内，被劝谏者自然也相应地不脱与那几位贤人并时的君上，因此虽代出昏君庸主，史实上有更待劝谏的，却只有那几位经常入选。
由此揣度，宋玉盖楚国末叶一小有名气的劝谏者[39]，随着发迹楚地、好楚歌楚辞的汉室君臣登上政治舞台中心，而声光渐显，故环绕他述、记、编、修、作，被后世归类为辞赋的作品不在少数。也正因重义不重事，故于此赋中他为登徒子谗谤[40]，在彼赋中系唐勒短之[41]，甚至人物全面改易成邹阳谮司马相如[42]，然模式犹同。
《史记》卷八四《屈原列传》末有段世以为费解因而曲说的论述：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如今应可得到比较切近的诠释。要诠释一个语词或一句话，最要紧的依据之一乃是它的上下文。宋玉等好的“辞”非楚辞之谓，乃是下文“从容辞令”中“辞令”的省称。无论如何异想天开，“辞令”俱与楚辞无涉，因为传末这句话乃在呼应传首所说的“娴于辞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这可取证于《史记》全书它文唯一用过的一处，即卷八六《刺客列传》：
（齐）桓公与（鲁）庄公既盟于坛上，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桓公乃许归鲁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坛，北面就群臣之位，颜色不变，辞令如故。复可征诸与《史记》撰成时代相先后各书的用法，如《韩诗外传》卷三第十章：
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春秋繁露》卷一《玉杯》：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辞令云乎哉？”《大戴礼》卷十二《朝事》：
天子之所以抚诸侯者……七岁属象胥，喻言语，叶辞令。《说苑》卷七《政理》第二二章：
……使公孙挥为之辞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应对诸侯。俱指境内、境外官式交际语言。“辞”亦然[4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卷一百十《匈奴列传》：
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至于它书，如《晏子春秋》卷六《内篇·杂下》第八章：
吾闻晏婴，盖北方辩于辞、习于礼者也。《韩诗外传》卷十第八章：
出正辞而当诸侯乎？吾乃始壮耳。《公羊传》庄公十九年秋：
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说苑》卷十一《善说》第一章：
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尽人皆知：屈原并非专业的文学创作者，本系政坛活跃人物，在楚国外交界主张联齐合纵的策略，与亲秦派针锋相对。政坛斗争失败，又见放逐，这才有《离骚》等文之作。
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所好的就是担任那种行人之官或纵横家。这本为当时一般士人的志向之一，君不见：孟子学生景春就艳羡“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44]。尤其对于宋玉这种生长“南楚穷巷”[45]中，赖友人推荐才得“以为小臣”[46]者，格外具有魅力。唐勒、景差[47]生平事迹全然不悉，但《战国策》中有：
楚王甚爱，奉命使秦；又尝为苏秦说薛公的景鲤[48]。
邯郸之难时，沮昭奚恤议，图令赵、魏相弊的景合[49]。
爵为执圭，官为柱国，领楚众救周；又尝奉命以六城赂齐、太子为质的景翠[50]。
奉命救燕，攻魏以解兵的景阳[51]。
为楚将，见禽于魏的唐明[52]。
为楚说韩相公仲，而为公仲士于诸公，主韩、楚事的唐客[53]。《史记》卷四十《楚世家》中还有：
为楚国干城，怀王二八年为秦兵所杀的唐昧。
为楚将，怀王二九年为秦兵所杀的景缺。昭、屈、景本楚国公族；唐氏似亦楚之巨室，故既任楚将，且世掌天官，至汉初犹有唐都[54]，唐勒、景差岂贵游子弟欤？[55]然则彼二人若从身兼行人、大巫的屈原游习，殆不足怪。王逸或许也因此类推宋玉，称其为屈原弟子。无论如何，宋玉之徒本衷是冀望在国际外交界扬名立万，惟时欤命欤，竟止于文学侍从、诸大夫之列，以顺谏谲讽略收德音，有关这方面的记述在后世传写中被颜曰赋，竟以此见称。奉使造命、婉陈政教善恶固俱属言语一科，但前者出疆外，后者居内廷；前者诸侯拥彗侧席，后者纵不胁肩谄笑，也须谨伺颜色[56]，焉得同日而言？然彼等规谏君上手法多取自行人及纵横家游说技巧之一端：从容，揣摩君上所能接受者以为立说门径，因对方声色味榭弋钓剑御之好进行诱导，此所以非切言直谏，所谓“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57]
《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诸子略》说：
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而行人须深谙《诗》学，否则无以言，诵《诗》三百的作用之一就是为了使于四方时专对之便[58]，当时诸侯卿大夫交接，“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59]《汉书》卷八八《儒林传·王式传》又载式对钦使责问语：
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按诸《国》、《左》，可知《诗》谏在春秋时期已有，汉人直踵事扬厉而已。照本文上述，见存早期赋作一大渊薮即顺谏谲讽者流，则在这个角度上，确如《文选》卷一《赋甲·京都上·两都赋序》所载或人之言：
赋者，古《诗》之流也。赋与辞[60]诚然同源，数典固不可忘其祖，却也不当淆乱昭穆房脉。像《艺文志·诗赋略》：
春秋之后，周道
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之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以至章学诚后世文体备于战国诸语[61]，就不免此嫌了。行人与讽谏者乃《诗》学嫡裔，前者蜕变为纵横家之辞；后者衍化出宋玉等名下之赋。双方在某些表述技巧上有相袭或互通之处，自属当然，但由上文诸例清楚可见：前者驰骋辞令乃在外交活动中；后者言说针对范围系内政，此其一。前者辞令内容不出阴谋变诈；后者言说内容率归止于仁义法正，此其二。前者卖国鬻权，史不绝书；后者虽也不乏图个人富贵的动机，但主要还是斤斤于当事国之安荣，欲致君三五列，此其三。宋玉名下若《唐革》、《钓》之属真正的精神父系乃是绝大多数成员无名姓的顺谏谲讽者流。
注释：
[1]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叙论一，墓葬的年代和墓主人》，7～8页，文物出版社，1985。
[2]同上书，《叙论二，汉简的书写年代》，13页。
[3]罗福颐：《临沂汉简所见古籍概略》，载《古文字研究》， 第11辑38页，1985；汤漳平：《论唐勒赋残简》，载《文物》，1990（ 4），48～49页。孔颖达：《毛诗正义》（台湾，中华书局，1986）第二册卷十一之二《小雅·鸿雁之什·斯干》第4b页：“如鸟斯革”，《释文》：“革，如字。《韩诗》作
，云：‘翅也。’”罗氏殆据上海涵芬楼影印通志堂本《经典释文》卷六《毛诗音义》，故迳引为“《韩诗》作勒”。考《说文解字》，、勒兼收，系二字。又，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台北，世界书局，1983）卷十四《外储说右下》第251页：“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 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吒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汤氏引此，认为“左革”、“右革”即左勒、右勒，殆据孙诒让《札迻》（台北，世界书局，1961）卷七第5页之说。
[4]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载《文物》，1984（3），1、6、7页。
[5]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释及其他》，载《文学遗产》，1990（3），32～34页。
[6]章樵注：《古文苑》，卷二，41～42、42～45、48～51页， 鼎文书局，1973。
[7]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 ）第二章第三节第93～94页已指明此点。
[8]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以下简称《史记》）卷七四《孟子荀卿列传》，919页。
[9]汤漳平之文52页；谭家健之文38、39页。
[10]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十《序志》，注6，22b～24b页，台湾，开明书局，1970。
[11]沈约：《宋书》（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卷九二《良吏列传·王歆之传》附，第1096页：“高平张祐……祖父湛，晋孝武世以才学为中书侍郎、光禄勋”；杨勇《世说新语校笺》（台北，明伦出版社，1971）下卷《任诞第二十三》，第43条，刘孝标注引《张氏谱》，第 571页：“湛仕至中书郎”，按古代传记叙事及宦海文化惯例，张湛当卒于孝武世，光禄勋乃追赠官衔。自《任诞第二十三》，第45条，第572页，知桓冲及闻张湛酒后挽歌，据吴士鉴、 刘承干：《晋书斠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卷九《孝武帝纪》第93页、卷七四《桓冲传》第1293～1294页，桓冲自太元二年（377年）十月出镇荆州后，即未返京，则张湛养成此癖不得晚于此时，且其父张旷必已卒，否则大干名教，而张湛序《列子注》时，称“先父”，故推断耳。
[12]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6）附录二，张湛：《列子序》，279～280页。
[13]同上书，附录二，刘向：《列子新书目录》，278页。
[14]所谓极少数可能的例外是指三处引用的图纬：卷一《天端》，“昔者圣人因阴阳以统天地”章，于“浊重者下为地”下，第8页， 引《乾凿度》；卷五《汤问》“殷汤问于夏革”章，于“实惟无底之谷”下，第151页，引《含神雾》；于“其国人犹数十丈”下，第155页，引《河图玉版》。图纬篇录虽于两汉之交已定，但难保此后不仍有个别段落字句的附益。至于卷五《汤问》“均天下之至理也”章，于“引盈车之鱼”下，第172页，张湛注引《家语》曰：“鲲鱼其大盈车”， 此句不见于王肃注《孔子家语》，盖传自战国、为汉人著录的古本遗文。
[15]役夫一词不经见，多集中在战国末叶的作品里。如王先谦：《荀子集解》（台北，世界书局，1981。以下简称《简子》）卷七《王霸》，第139页：“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卷十七《性恶》，第297页：“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 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台北，鼎文书局，1977）卷二《内篇谏下》第5章，第111页：“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韩非子集解》卷十《内储说下六微》，第 190页：‘江芊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废女而立职也。”’当即役人，陈奇猷：《吕氏春秋集释》（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以下简称《吕览》）卷十五《顺说》，第906页：“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其讴歌而引”；赵善诒：《说苑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以下简称《说苑》）卷十九《修文》第30章，第581 页：‘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己告矣，夫子不听役人之言……。”’或亦人役、厮役、役徒之谓，系贱称，故可移作詈人语。
[16]谭家健文第39页已引此条。
[17]《吕览》卷十五《顺说》，906页。
[18]按境界高下记述古人对话，甚早即出现。如刘宝楠：《论语正义》（台北：世界书局，1956）卷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章，第109页；卷十四《先进》，“子路曾哲冉有公西华侍坐”章，第252～261页。直至战国末叶专论性篇章中此式犹存， 如《荀子》卷十《议兵》，第179～181页论魏、秦、桓文、汤武之兵，第191～192页论以德、以力、以富兼人三术；卷十二《正论》，第228～229页论势荣势辱及义荣义辱，只是表现高下诸境之语咸由一人自道。这也同样反映于对话式这类记述中，由早先不同人代表不同境界改为尽出一人之口，除了正文所引《吕览》、《庄子》二条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巴蜀书社，1996）卷八，第10章，693页。
[19]焦循：《孟子正义》（世界书局，1956。以下简称《孟子》）卷一《梁惠王章句下》，81页。
[20]赵善诒：《新序疏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卷二《杂事二》，39页。
[21]《韩诗外传笺疏》卷一，第23章，79页。
[22]《孟子》卷九《万章章句上》，387页。
[23]朱熹：《晦庵集》，见《景印文渊馆四库全书·集部八三》，卷三六《书·答陈同甫》，第四书，1118页、第六书1121～112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4]《荀子》卷三《仲尼》，68页。
[25]同上书，卷十五《解蔽》，259页。
[26]《白虎通》：讽顺窥指陷
《说 苑》：讽降正戆忠
《解 诂》：讽顺直戆争
《家 语》：风降直戆谲
陈立：《白虎通疏证》（台北，鼎文书局，1973）卷五《五谏》，第78页：“顺谏者……出词逊顺，不逆君心”；“指谏者……指者，质也，质指其事而谏”，质、直正可互训。而《孔子家语》（台北，世界书局，1983）卷三《辨政》，第33页，王肃以“卑降其体”注降谏，与顺谏似，故聊且如此归并。戆、赣或当读作坎，今本《周易》坎卦卦、爻辞中诸坎字，于帛书《周易》中俱写作赣。而孔颖达：《周易注疏》（台北，学生书局，1967），“习坎”《释文》，799页：“本亦作埳；京、刘作欿，险也、陷也”；卷九《序卦》，第 756页：“坎者，陷也”。《说苑》卷二《臣术》第17章，第53页接受《荀子》，卷九《臣道》，第165页“逆命而利君谓之忠”之说， 而何休：《春秋公羊传何氏解诂》（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0）卷八，第8a页以宣公十五年子反迫使楚庄王罢宋围例释争谏，则二者或属同一类别。
[27]刘向集录：《战国策》卷十一《齐策四·先生王斗造门而欲见齐宣王》，4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8]《说苑》卷九《正谏》第6章，244页。
[29]同上。
[30]王先谦：《汉书补注》（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卷八七上《扬雄传》，1253页。
[31]《吕览》卷十五《顺说》，905页。
[32]郭庆藩：《校正庄子集释》（台北，世界书局，1971）卷十上《说剑》，1018页。
[33]《说苑》卷九《正谏》，242页。
[34]《史记》卷五《秦本纪》，88页。
[35]同上书，卷一一七《司马相如传》，1220～1221页。
[36]同上书，卷六九《苏秦列传·太史公曰》，889页。 以上参杨宽：《战国史》增订本，635～637页，谷风出版社，1986。
[37]《史记》卷九《田儋列传·太史公曰》，1055页。
[38]即使在儒家经典中也流露这种重义不重事的倾向。《公羊传》即其著例。卷八，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传，第9b页：“以朱丝蒙社，或曰胁之；或曰为暗，恐人犯之。”卷九，闵公二年冬“齐高子来盟”传，第11b页：“立僖公而城鲁， 或曰自鹿门至于争门者是也；或曰自争门至于吏门者是也”、卷二三，昭公二十年夏“曹公孙会自
出奔宋”传，第76页：“曹作庐卒于师，则未知公子喜时从与？公子负刍从与？”是器用、地理、人事均可不定，弗以为讳。这与疑则传疑或师说多歧无本质关系，因为人品甚不可取而被借来寓托贤德典范的固甚夥，全悖史实的地方更不胜枚举。《公羊传》借事明义，与《周易》假象况道乃同一路数，详见阮芝生，《从公羊学论春秋的性质》（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文史丛刊》之二十八，1969），123～132页。
[39]李善注：《文选》（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卷四《对问·对楚王问》，第639 页载楚襄王责问宋玉：“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可见他于当时社会中绝非默默无闻者，特非令闻耳。由宋玉自诩“瑰意琦行”来看，则传闻记述赋予他的形象也不是一个和柔媚上的人。
[40]《文选》卷十九《赋癸·情·登徒子好色赋》，274页。
[41]《古文苑》卷二《讽赋》，45～48页。
[42]同上书，卷三《美人赋》，74～78页。
[43]笔者无意宣称：辞或辞令在当时只有这种语义，惟欲证明：这种语义是辞或辞令当时通行用法之一。
[44]《孟子》卷六《滕文公章句下》，244页。
[45]同注39。
[46]虞世南：《北堂书钞》（台北，宏业书局，1974）卷三三《政术部七·荐贤十八》，“姜桂因地”注引《宋玉集序》，119页。
[47]《说苑》卷七《政理》第34章，194页：“景差相郑， 郑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胫寒。后景差过之，下陪乘而载之，覆以上衽。叔向闻之曰……”，恐系同名的另一人。
[48]《战国策》卷六《秦策四·楚王使景鲤如秦》，237页； 卷十《齐策三·楚王死》，371页。
[49]同上书，卷十四《楚策一·邯郸之难》，484～485页。
[50]同上书，卷一《东周策·秦攻宜阳》，5～7页，卷十五《楚策二·齐秦约攻楚》，524页。
[51]同上书，卷三一《燕策三·齐韩魏共攻燕》，1119页。
[52]同上书，卷二一《赵策四·魏败楚于陉山》，766页。
[53]同上书，卷二八《韩策三·公仲使韩珉之秦求武隧》，1020页。
[54]《史记》卷二七《天官书》，477、480页。
[55]贾公彦：《周礼注疏》（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8）卷十四《地官·师氏》3b页。
[56]《新序疏证》卷五《杂事五》第25章，157～158页：“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画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独不见夫玄蝯乎？当其居桂林之中……从容游戏，超腾往来……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惧而悼我膛慄，危视而迹行……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处势不便故也……。’”
[57]同注39。
[58]《论语正义》卷十六《子路》，285页。
[59]《汉书补注》卷三十《艺文志·诗赋略》，902页。
[60]《文选》，萧统《序》，第1～2页在说明不收经、子、史当中，特别提到世俗一直不知如何名目的某类：“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指出“若斯之流……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正属本文所说规谏者之言与纵横家之辞这两部分。
[61]章学诚：《文史通义》（台北，汉声出版社，1973）《内篇一·诗教上》，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