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水平、制度差距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来自全球31个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中国家论文,制度论文,对外贸易论文,差距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其中，不仅参与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而且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也日益加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7年发展中国家商品贸易出口额增幅达16％，达到5万亿美元，进口增长幅达18％，总盈余为45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品市场中占有34％的总份额。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世界经济仍然处于不平衡的格局中，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因此，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研究影响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额增长的因素，探索提升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水平乃至经济增长的途径就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主要从制度因素视角研究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当前，国内外学者对国际贸易的经验分析主要采用贸易引力模型。贸易引力模型可以对两国或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进行量化，在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对双边贸易进行实证研究的情况下，贸易引力模型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是，目前已有的很多模型只考虑人口、距离、国民收入等因素，并未考虑制度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现实情况和已有的理论研究结果都表明：制度因素确实对国际贸易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已有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重点考虑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探讨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安排和贸易发展策略。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二部分为基于制度变量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数据来源与制度变量设计；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及其分析；第五部分为基本结论。
一、文献综述
在国际贸易学领域，对于制度因素的研究，近些年才引起一部分学者的关注(Angela Cheptea，2007年)①，而实证分析制度因素如何影响贸易的经验研究相对较少。Koukhartchouk和Maurel(2003年)②分析了促进转型国家和欧盟国家间贸易增长的潜在因素，并引入制度因素利用引力模型和采用豪斯曼—泰勒估计方法对其进行检验，认为贸易和制度质量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Dollar和Kraay(2003年)③采用各国截面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有较好制度的国家贸易量更大，经济增长速度也更快。Wilson(2003年④，2004年⑤)利用贸易引力模型估计了贸易促进措施对贸易的影响。De Groot等(2004年)⑥分析了正式制度的质量和制度的相似程度对不同国家贸易水平的影响。Linders(2005年)⑦认为制度因素决定了贸易模式。Cheptea(2007年)认为贸易政策和制度是影响跨境贸易的重要因素，相反的，贸易额增加也会促进制度改革。
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刘青峰和姜书竹(2002年)⑧选取中国2000年30个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及相关的数据进行研究，认为决定中国双边贸易的主要因素是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GDP总量)、国民收入水平(人均GDP)、空间距离和制度安排等。潘向东等(2004)⑨采用CES函数，推导了包含制度安排变量的引力模型，然后采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高技术产品出口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该引力模型，并分析了经济制度安排、贸易流量和经济增长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潘镇(2006)(10)将不良制度和制度距离作为隐形贸易成本的两个来源，建立了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扩展引力模型，并以153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制度质量越差，双边贸易越不活跃，制度距离对于双边贸易起阻碍作用。
可见，目前国内外不同学者已经从制度因素对贸易理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总的来看，仍旧存在制度指标难以量化等问题。若从经验分析角度来看，国内外对制度因素的研究主要基于从贸易理论出发的贸易引力模型的推导与添加解释变量进行经验分析，而且目前已有研究的对象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应用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基于此，本文采用关税水平、非关税壁垒、政府清廉程度和政府规模等因素作为制度变量，从引力模型构建出发，考察这些制度变量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流量的影响。
二、基于制度变量对贸易引力模型的拓展
Tinbergen(1962)和P
yhnen(1963)最早将贸易引力模型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他们认为，一个国家的贸易流向及流量决定于两国的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出口量的大小与进出口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成正比，与两国距离成反比。Linneman(1966)将人口、GNP、地理距离、优惠贸易协定、贸易商品结构和心理距离变量作为引力模型的解释变量，发现人口和GNP具有较高的解释力。Srivastava和Green(11)(1986)加入政治稳定性、文化相似度、殖民历史等变量，认为政治稳定性和文化相似度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1979年以前的引力模型由于其理论基础的不确定，曾遭到质疑，于是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的经典理论模型结构来推导引力模型。1979年，Anderson(1979)(12)在假设贸易产品的差别性前提下，即“Armington”假设(Armington，1969)，运用CD效用函数和CES效用函数推导了引力模型。之后也有许多研究者在其研究思路上进行了扩展，包括Bergstrand(1985)(13)，Helpman(1987)(14)，Deardorff(1995)(15)，Robert C.Feenstra(2001)(16)等。
沿着Anderson和Young(2002)，Anderson和Marcouiller(2002)的研究思路，本文将对双边贸易模型进行拓展。进口国的消费者面临一个两阶段预算方程，首先他们决定对国际贸易商品的总消费量，然后再决定购买不同贸易商品的支出比例，即：
接着我们来考虑贸易成本
。国际贸易过程有很多环节，包括对贸易厂商的搜寻，契约的谈判，贸易品的运输，商品检验检疫，货物清关和国际支付等等。本文将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贸易成本：运输成本、贸易政策、制度成本和其他影响贸易成本的因素。具体来看：(1)运输成本主要考虑两国的距离，而距离变量也正是贸易引力模型形成的最基本因素之一。(2)贸易政策主要涉及国家的关税水平和非关税壁垒。(3)制度成本是本文着重研究的对象。Koukhartchouk和Maurel(2003)、Dollar和Kraay(2003)、Linders(2005)、Cheptea(2007)等人的研究都认同高的制度质量有利于减少贸易成本和促进国际贸易的进行。另外，de Groot(2004)的研究还表明，制度距离会增加贸易成本和制度相近的国家会更熟悉彼此的商业运作方式，所以本文将同时考虑制度质量和制度距离对贸易的影响。(4)从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很多学者还考虑了地理接壤、环海情况以及是否属于某些国际或区域经济组织等其他因素对国际贸易成本的影响。这部分变量主要被设置为虚拟变量，我们把这些因素单列于此。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把贸易成本表示如下：
从这个扩展的引力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关税、距离、制度水平、制度差距以及两国的国民收入对贸易额增长都有影响，在下文中我们以此扩展的引力模型为基础，对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
三、计量模型、制度变量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设计
本文通过对2000-2005年期间(17)1082个(18)双边贸易国家组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出口的情况。数据来源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双边贸易额
——因为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国家(包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双边贸易情况，所以该数据为31个发展中国家2000-2005年各年对部分世界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贸易额(只选取出口额是因为若同时选取进口额会造成观测样本的重复)，一共有6492(1082×6)个观测值，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19)。在估计模型中，我们对该变量取自然对数以适应模型形式，同时这也有利于数据平衡。
其二，出口国国内生产总值
和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
——即2000-2005年包含在双边贸易样本国家中的世界224个国家的GDP，该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20)。
其三，出口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和进口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即2000-2005年包含在双边贸易样本国家中的世界224个国家的GDP与本国总人口数的比值。总人口数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其四，进口国关税水平
和非关税壁垒
——数据来自于The Fraser组织出版的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2007 Annual Report(21)。进口国关税水平基于未加权重的关税税率，计算的公式为：(Vmax-Vi)/(Vmax-Vmin)×10。Vi代表平均关税率，当平均关税上升时，该国的分数下降，当前者上升至50％时，后者降为0，当不征收关税时，该国分数为10。而关税数据来自世贸组织世界关税简况(World Tariff Profiles)和世界银行WDI等数据库。该组织对非关税壁垒指数的测算是基于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出版的全球竞争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的调查结果。
其五，出口国和进口国的距离
——本文中距离指出口国的首都和各贸易伙伴国的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该数据由地理软件WinGlobe v2.1提供。我们对该变量也取自然对数。
其六，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制度水平
和
——对制度变量的量化往往比较主观而且难以测量，所以本文采用The Heritage Foundation公布的经济自由指数IEF(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来衡量各国的制度水平，该组织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研究和教育机构，而该指数共包含十个变量：Business Freedom、Trade Freedom、Fiscal Freedom、Gov't Size、Monetary Freedom、Investment Freedom、Financial Freedom、Property Rights、Freedom from Corruption和Labor Freedom。每个变量的值界于0和100之间，值越大代表经济自由程度越大。由于贸易自由指数的测算方法和贸易政策变量数据的估计方法相近，财政自由指数和政府规模指数的相关性较大，货币自由和金融自由的相关性较大以及劳工自由指数从2005年开始测算，相关年度数值缺失且缺少变化等原因，基于不同指数的经济含义和本文的研究需要，我们选取其中六个变量进行分析。
(1)商业自由指数(busifree)：商业自由指数是测量一国开办、经营以及结束某一商业活动的自由程度，它代表了政府对商业活动的管制程度和管理效率。这一指数的测量基于十个权重相等影响成分：开办商业活动需经的程序次数，开办商业活动的时间天数，开办商业活动的成本，开办商业活动的最低资本，获得执照的程序次数，获得执照的时间天数，获得执照的成本，结束商业活动的时间天数，结束商业活动的成本和结束商业活动的恢复率。每个成分的取值用该式计算：
将十个成分的得分取平均值即为商业自由指数的值。
(2)投资自由指数(invfree)：考察国内资本流动的同时也考察了各国对外国投资的政策以衡量该国的投资环境。本国对国内和国外投资限制规定越多，则该指数的得分越低。调查的问题包括该国是否有外商投资法规以定义投资法律和程序；该国政府是否制定让外商享受平等待遇的鼓励外商投资政策；该国是否有外汇管制；该国是否有关于支付、划款和资本交易的限制措施；是否有特定产业不允许外资介入。根据这些问题的调查结果，在设定的标准下，分别给各国评分。
(3)政府规模指数(govsize)：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政府规模考虑的是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这里的政府支出包含政府消费和转移支付。政府规模的评分是非线性的，所以只有支出很大的国家才会取得很低的分数，也只有支出很小的国家才会有很高的分数。该指数的计算给予政府支出占GDP比例，计算方程为：
其中
代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α是一个控制系数(设定为0.03)。在本文中，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该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的经济含义，我们将该变量取为100与原政府规模指数的差，变换以后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为：该变量的值与政府规模成正比关系。
(4)金融自由(finanfree)：衡量各个国家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相对开放性。该指数考虑的因素包括政府金融服务的规制程度，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介入程度，开展和经营金融服务项目的困难程度(包括国内和国外部门)以及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影响。作者通过这些因素对整个国家的金融环境进行描述，并在特定的标准设定下，对其进行0到100分的评分。
(5)产权保护(prorig)：考察的是一国的法律对私人产权的保护程度以及这些法律的执行力度。同时，它也估测了私人财产被没收的可能性、司法的独立性和契约的可执行能力，并对这些考虑因素设定不同等级的评分标准进行指数评分。一国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程度越低，则该国的分数越低。
(6)清廉程度(freecor)：清廉程度指数来源于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CPI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该指数用0-10的分数衡量了152个国家的腐败程度。Heritage Foundation把这些分值转换为0-100以使其和其他指数一致。CPI指数的计算来源于12个独立机构的14种数据源，每一种数据源度量了在公共和政治领域中的总体腐败水平。为了得到这些数据的均值，测算者先利用匹配百分位数法(matching percentiles technique)，关注不同机构对国家腐败程度的排名，忽略实际分数，解决了不同数据来源分布不同的问题。然后，其使用beta转换，转换式为：
其中，X是原数据，这种转换解决了匹配百分位数法产生的各年间标准差过小的问题。最后将所有数值进行平均，得出一国的清廉程度指数。
其七，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制度差异(InstDif)——是通过计算进口国和出口国之间制度水平指数差异的绝对值来衡量的。
其八，出口国和进口国的是否接壤
——数据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出版的《世界实情报告》(The World Fact Book(22))。本文把该变量设为虚拟变量，如果两国存在共同的边界，则该变量的值为1，反之为0。
其九，出口国所处地区(Region)(23)——根据样本国家所属大陆板块以及地区的经济文化背景，我们把本文中的样本国家划分为五个区域：若出口国属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则该国对应分类变量值为1；若出口国属于中东地区，则该国对应分类变量值为2；依此类推，属于非洲地区的出口国对应分类变量值为3；属于拉丁美洲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国对应分类变量值为4；属于欧洲地区的出口国对应分类变量的值为5。另外，考虑到随机抽取样本国家可能产生的偏误，我们加入每个地区的总发展中国家数目作为权重，这在后面的经济计量回归中我们将进一步讨论。
其十，进口国经济是否发达(Develop)——设计该指示变量的初衷在于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而言，进口国是否是发达国家，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有无明显的影响。该指示变量由进口国人均GDP变量转化而来，参考联合国、世界银行以及OECD组织对世界国家的分类标准，我们采用人均GDP为15000美元作为划分临界值。若进口国人均GDP大于或等于15000美元，则该变量值为l，反之为0。
四、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对面板数据分别建立了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点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OLS混合估计模型。根据F统计量检验(24)、LM统计量(25)和Hausman统计量检验(26)的检验结果，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估计模型的假设被拒绝。综合考虑样本的截面数目较大和时间跨度不大等因素，本文建立了个体—时点双固定模型(double-fixed effect)。具体来讲，本文设定的估计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另外，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在样本国家随机抽取过程中产生的偏误，体现样本国家的不同重要性，本文还将以出口国所在区域包含发展中国家总数这一变量作为权重进行加权回归。
我们在贸易引力模型中逐步考虑出口国的制度水平、进口国的制度水平和进出口国的制度差距的影响，利用Stata10.0数据包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回归模型存在异方差(27)和序列相关(28)问题，这影响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所以，考虑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的问题，我们分别建立三种模型来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考虑到本文关注的制度因素主要为进出口国制度水平以及进出口国制度差距，而本文中的制度差距变量由进出口制度水平变量之差的绝对值构成，为了在研究重要影响因素的同时又避免共线性，我们将出口国的制度水平变量和制度差距变量同时引进模型。另外，我们还考虑了进口国发展程度虚拟变量，以及商业自由和政府规模变量的二次项，同时也加入投资自由和产权保护制度变量两者与出口国人均GDP变量的交互项。
模型一考虑个体间的误差项存在异方差的情况，建立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进行估计。其具体结果有以下几方面。
1.基本贸易引力模型的结论得到支持
第一，进口国和出口国的GDP对贸易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两国的距离对双边贸易有明显的阻碍作用。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出口国GDP对贸易额的弹性始终大于进口国GDP，这正说明经济总体实力强的国家具有较强的出口能力，发展本国经济是促进本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根本。
第二，边境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接壤的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在一定程度上多于不接壤的两国，也说明在交通和信息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邻国之间开展国际贸易还是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三，与地处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国家相比，处于中亚、西亚，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额显著较少。这说明地区差异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十分明显，东亚、南亚、东南亚国家在整个世界贸易市场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两国的国民收入对彼此的经济联系有着强大的影响，提升本国经济实力和人均经济水平才是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是开展国际贸易的根本；邻国之间开展国际贸易仍然有其天然优势，发展中国家为谋求更大的贸易空间应该加强和邻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2.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显著
第一，出口国制度水平变量总体上非常显著，金融自由和清廉程度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提高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自由程度和抑制腐败、改善政府清廉程度，有利于该国对外贸易出口。我们还发现，商业自由、投资自由、政府规模、产权保护和清廉程度制度差距变量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只有金融自由变量的系数为正。这足以验证我们的假设：制度差距会增加贸易成本，制度相近的国家会更熟悉彼此的商业运作方式，因而增加贸易活动效率。
第二，因为商业自由和政府规模变量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有显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会因为变量自身数值的变化而逐渐变强或者变弱，在回归方程中包含这两个解释变量的平方，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探讨这两种制度在较长时期内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同样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进行估计的模型二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规模变量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一次项系数为正，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因变量与政府规模变量的函数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初期政府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贸易，但是这种影响越来越小，直至为负。同样地，国际贸易因变量与商业自由变量的函数也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
第三，我们加入出口国投资自由变量、产权保护变量与出口国人均GDP变量的交互项，以考察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控制程度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出口国投资自由变量与出口国人均GDP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出口国经济水平提高，增加出口国投资自由度会减少出口国对外贸易。产权保护制度变量与出口国人均GDP的交互项的结果显示，该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提高出口国产权的保护程度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
另外，模型三和模型四同样考虑异方差的情况，建立面板修正的标准差估计(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模型；模型五和模型六建立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ed Estimation Equation，GEE)，设定因变量为正态分布和单位连接函数的回归模型，并考虑组内存在一阶自相关的情况。与模型一和模型二类似，模型四、模型六分别在模型三、模型五的基础上加入前文设定的交互项和平方项。结果显示，本文所关心的制度因素变量对新的估计方法并不敏感，具有与前文分析基本相同的经济含义，其他控制变量也基本呈现出一致的显著性。这说明本文的经验分析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五、基本结论
本文在贸易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双边贸易模型的分析框架中，利用2000-2005年期间1082个双边贸易流国家组合的面板数据，主要考察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发展中国家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差距会增加贸易成本，不利于双边贸易往来。从一个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伴随着经济发展，只有不断调整制度，使制度与本国国情、经济发展阶段、历史文化和国际环境等相适应，保持最佳的匹配度，制度才能最大程度的促进经济发展。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同样与制度紧密相关。从国际经贸关系来看，国家之间的制度差距或制度趋同程度是影响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国家间的制度差距与国际交易中的制度成本有关。制度差距越大，交易成本中的制度成本越大；差距越小，交易成本中的制度成本越小。一国的制度是其经济、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等的体现，缩小两国间的制度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制度趋同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增加文化认同度，增强经济和政治联系，进而有利于减少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风险，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从国际现实来看，欧盟、东盟等区域集团内部的贸易量所占份额较大，世界各国与其周边相邻地区之间的贸易量较大，都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差距较小或制度趋同紧密相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大力发展出口贸易，就要对本国的各种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缩小本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制度差距，对于已经是WTO成员国的国家来说，要在WTO的法律法规下，完善其国内各种制度改革。
第二，发展中国家提高金融市场的自由程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是影响本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因素，对内金融制度和金融环境直接影响国内企业的发展和出口行为，对外金融制度和金融环境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的难易程度和数量。针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严重扭曲以及政府严重干预金融市场等情况，金融自由化理论一般主张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政府对金融的过度干预，放松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限制，增强国内的筹资功能以改变对外资的过度依赖，放松对利率和汇率的管制使之市场化，从而使利率能反映资金供求，汇率能反映外汇供求，促进国内储蓄率的提高，最终达到抑制通货膨胀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金融自由化主要表现在政府逐步放松对国内外金融市场的管制和实现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银行业务自由化、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自由化等方面。发展中国家提高金融市场的自由程度，有利于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为：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金融信息能更及时、准确地反映资金的供求情况，确立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从而有利于最优的配置资源，为国内企业提供高效的市场化融资途径，为进出口贸易提供便捷的通道、公开的市场信息，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金融自由化程度提高也有利于国内外资本的双向流动，既有利于本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外资的流入以及贸易导向型投资的增加，也会大大提高本国对外贸易的水平。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实际发展情况，改革金融制度，适度提高本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程度。
第三，发展中国家提高政府的清廉程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不仅影响本国的经济发展，还影响本国的对外贸易。对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国内法制监管不完善、各种制度不健全，腐败现象很严重，大大提高了正常贸易交易的成本，导致一些本应发生的进出口交易不发生。例如，国内企业通过贿赂相关政府部门，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大型企业凭借垄断地位，与政府勾结，抑制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中小企业的出口。打击国内腐败，提高政府的清廉程度，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由于腐败的根源在于基础制度的缺失，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当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注重基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制订一套公开、透明的规则体系，防止寻租、以权谋私和欺诈行为，为对外贸易发展制造出公平合理的制度环境，这才是实现对外贸易高速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第四，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与政府规模、商业自由程度表现为倒U型曲线特征。对外贸易因变量与政府规模变量的函数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说明政府规模不是越小越好。在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积极地介入到对外贸易经济活动中去，采用产业扶持、投资引导等干预措施，但在经济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逐渐减小对外贸市场的干预，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将政府规模维持在一个稳定水平。从政府的作用来看，政府可以在规范国内市场秩序、培育国内企业、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政府也有可能存在设租、寻租等腐败行为，从而阻碍本国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可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政府整体规模和地方政府规模都应该适度调整，使其与经济发展阶段保持最佳的匹配度，不能一味要求缩小政府规模，而应确立与经济发展水平、常住人口数量、管辖区域面积相匹配的财政规模、人力规模、职能规模，即保证适宜的政府规模，以利于本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政府作用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它的规模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它的职能发挥的程度。因此，国家政府必须提高其行政管理效率，提高管理和应对风险的能力，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对外贸易因变量与商业自由变量的函数也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这与政府规模变量的性质是一致的，说明商业自由程度并不是越大越好，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干预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水平。商业自由化有利于促进本国经济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商业自由化是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关键因素，只有在商业自由的条件下，市场机制才会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支持并鼓励企业家发挥才能，进行创业，增加私人投资，进而加剧市场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会优化全国的资源配置，提高本国经济发展效率和效益，在开拓国内市场之后，走向国际市场，带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商业自由并不能完全的自由，需要政府的干预，企业的很多行为需要政府加以干预、监管和引导。否则，自由度太大，出现“市场失灵”，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第五，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提高投资自由度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产权的保护程度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考察出口国投资自由度和产权保护制度变量与出口国人均GDP交互项的结果显示：(1)在出口国经济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提高出口国投资自由度会减少出口国对外贸易。可能的原因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千方百计的吸引外资，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通过外资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为了吸引外资，发展中国家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会提高投资的自由度，促使投资自由度增加和利用外资量、经济发展并驾齐驱。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随着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经济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变化，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能力日益增强，外资寻找新投资地的意向日益凸现，较高的投资自由度会使替代出口导向型的资本比较容易流出本国，进而不利于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2)随着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提高出口国产权的保护程度有利于其对外贸易的开展。从对外贸易发展的角度来说，产权保护主要是针对非国有企业来说的，即外资企业和私营、民营企业等。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国有企业的崛起和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当非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各种经营风险日益加大，对产权的关注逐渐增加，完整的产权界定会减少很多不确定性，能给予经营者激励，使其最优地配置资源。产权保护程度提高，投资风险下降，已有外资企业会增加投资，也会吸引新外资企业的进入；产权保护程度提高，也会大大提高非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继续把企业做大做强。这都有利于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应该对投资制度、产权制度进行改革，使其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
注释：
①Angela Cheptea.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s,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ume,2007,15(2):211-255.
②Oxana Koukhartchouk,Mathilde Maurel,(2003),"Ac-
cession to the WTO and EU Enlargement:What Potential for Trade Increase?",CEPR Discussion Papers with number 3944,1-25.
③David Dollar,Aart Kraay,(2003),"Institutions,Trade,and Growth",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Vol.50,pp.133-162.
④JS Wilson,CL Mann,T Otsuki,(2003),"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easuring the Impact",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7(3):367-389.
⑤JS Wilson,CL Mann,T Otsuki,(2004),"Assessing the Potential Benefit of Trade Facilitation:A Global Perspectiv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224,1-40.
⑥Henri L.F.de Groot,Gert-Jan Linders,Piet Rietveld,Uma Subramanian,(2004),"The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Patterns",Kyklos,Vol.57(1):103-123.
⑦Gert-Jan Linders,Henri L.F.de Groot,Piet Rietveld,(2005),"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An Analysis According to Product Type",Tinbergen Institute Discussion Paper,1-31.
⑧刘青峰，姜书竹.从贸易引力模型看中国双边贸易安排.浙江社会科学.2002，(06)。
⑨潘向东，廖进中，赖明勇.制度因素与双边贸易：一项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4(05)。
⑩潘镇.制度质量、制度距离与双边贸易.中国工业经济.2006(07)。
(11)Srivastava R.K,Green R.T.,(1986),"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 Flows",The Journal of Business,Vol.59(4),pp.623-640.
(12)Anderson,J.,(1979),"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Gravity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69(1).pp.106-116.
(13)Bergstrand,J.,(1985),"The Gravity Model in International Trade:Some Micro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67,pp.474-481.
(14)Helpman,E.,(1987),"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Evidence from Fourteen Industrial Countries",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1,pp.62-81.
(15)Deardorff,A.V.,(1995),"Determinants of Bilateral Trade:Does Gravity Work In a Neoclassical World?",NBER Working Paper No.5377,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
(16)Feenstra,R.,Markusen,J.A.,Rose,A.,(1998),"Understanding the Home Market Effect and the Gravity Equation:The Role of Differentiating Goods",NBER Working Papers No.W6804,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
(17)综合考虑时间段、国家数量、数据的完整性，最终筛选出2000-2005年期间31个发展中国家。特此说明。
(18)由于篇幅原因，具体国家不一一标明，有需要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
(19)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网址：http://comtrade.un.org/db/default.aspx。
(20)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网址：http://publications.worldbank.org/WDI/。
(21)The Fraser数据库网址：http://www.freetheworld.com/release.html。
(22)中央情报局网站：https://www.cia.gov。
(23)由于篇幅原因，有需要(具体出口国所属地区分布图)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
(24)F统计量为10.05，Prob>F=0.0000，这说明个体固定效应在整体上很显著，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
(25)LM统计量值为2356.95，Prob>chi2=0.0000，这表明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估计模型。
(26)Hausman统计量的值为396.57，Prob>chi2=0.0000，检验结果拒绝了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27)统计量值为1.4e+34，对应的概率为0.0000，完全拒绝原假设，存在异方差。
(28)统计量值为10.842，以0.0011的概率拒绝无一阶自相关的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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