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十年间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党史论文,中共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2-0136-06
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中共党史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就中共党史学理论而言，研究者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史学思潮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学家与中共党史研究，以及海外中共党史研究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拟对十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进展作一评述。
一、近十年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学界围绕促进中共党史学理论发展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出版了若干专著和论文集，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研究论文，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就专门研讨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学术会议而言，有在2001年召开的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和《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的“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术讨论会，2002年召开的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和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举办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学术研讨会”。2002年7月14日，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成立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用一个组织的名义，来有效地整合全国中共党史学科的力量，为促进中共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1]。各地也召开了一些研讨党史学理论小型座谈会。2008年3月至5月，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先后在扬州、苏州和南京召开了三次小型座谈会，分别就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史学史、中共党史史料学进行座谈。2009年11月20日至21日，江苏中共党史学会在南京召开了中共党史学理论研讨会。这是全国第一个由省级学会召开、邀请全国著名学者参加的该主题学术研讨会，取得了良好效果[2](P4-5)。
近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者出版了一些党史学理论著作，发表了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代表性著作包括：《中共党史史学史》（周一平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党史文献学》（周一平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郭德宏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党的领袖与党史研究》（王炳林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梁怡、李向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中共党史学研究文集》（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等。代表性文章主要有：《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郭德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齐鹏飞，同上）、《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侯且岸，同上）、《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杨凤城，同上）、《努力繁荣发展中共党史学科》（王仲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6月2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郭德宏，《学习时报》2002年7月8日）、《中共党史研究断想十则》（张静如，《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中共党史学怎样研究文化》（张静如，《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6期）、《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龚育之，《百年潮》2005年第8期）、《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郭德宏、董汉河，《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60年》（刘国新，《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党史研究：减“五种倾向”加“四个要素”——答〈北京党史〉记者问》（石仲泉，《北京党史》2010年第4期）等。
二、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现状的评判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时代，人文学科研究受到较大影响，中共党史研究也不例外。齐卫平认为，对中共党史研究，党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实践有急迫的需求，理论界有较高的期待。但“社会认同度不高”，中共党史学科存在“被边缘化”的危险。这是目前党史学所处的尴尬境地。所谓的“边缘化”，在他看来：一是社会边缘化，即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求相脱离；二是学术边缘化，即一些其他学科渗入中共党史的研究，专业党史研究者和工作者反成为陪衬，失却了研究的主导地位[3]。对于后者，很多研究者有同感，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引入，确实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深化了对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水平，但如何处理好理论、方法与研究问题的关系，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着力研究。
有人不认可把党史研究的整体态势判断为边缘化或萎缩的观点。代表性人物是党史学家龚育之，他指出，“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用‘萎缩’两个字来概括党史学界形势？恐怕不好这样说”，“恐怕是有萎缩，更有繁荣”[4]。张静如分析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短期内出现像上个世纪80年代的繁荣景象不太现实。但从历史学特别是史学理论由冷转热的趋势来看，包括中共党史史学史在内的中共党史学理论还是有许多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5]。对于当前党史学科的现实状况，应本着理性精神来评价。中共党史学属于基础学科，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研究热潮使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与外力作用推动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及政治需要不无关系，当下的环境已不可等同视之。
出于对学科未来发展的考虑，有人提议把中共党史设为一级学科。如丁俊萍认为：“党史党建学科就其整体来说，确实很难归属于这几个一级学科中的任何一个学科，而是一个跨多个一级学科的、具有交叉性、综合性的相对独立的一级学科。”[6]一级学科名称可以考虑定为“中共党史与党建”或沿用现有的学科名称，下设“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执政党建设”、“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党制度”、“政党比较研究”等二级学科，各二级学科根据学科建设的要求，设置若干个相应的研究方向[7]。
此外，有的学者呼吁应尽快杜绝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学术规范建设要加大力度，学术监督要加大力度，不虚美、不掩恶。学术批评要大力发展，对学术违纪、违法现象惩处要加大力度[8]。
三、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若干基本问题
中共党史学理论包含学科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学科功能等诸多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近来再次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
（一）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
学界对把中共党史学科定性为历史学，基本达成一致，只是在具体分析学科性质上有所区别。有的强调它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为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服务，担负着重要的资政育人功能。有的则突出它是一门历史学科，需要客观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严谨的话语，需要将研究对象充分客体化。有的指出，研究可以有所侧重，既能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来探讨，但“最好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很好地统一起来，使其既具有历史学的科学性，又具有政治学的现实针对性”[9]。张静如则指出，把中共党史学说成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历史学科是不科学的。这一说法混淆了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学科性质指的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属性，至于特点则不是根本属性，它可以表现为一个或多个方面。中共党史学的根本属性是历史学，而它的特点不仅政治性强，而且理论性也强。因此，不能把学科性质和学科特点放在一起表述[5]。张文灿认为，党史研究首先具有一般学术活动的性质，要遵循学术研究规范，在学术研究规范指导下的党史研究成果是客观地服务于现实政治，并非主观地为其服务。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这体现了它的学科性质；中共党史的政治性很强，强调的是它的功能；只有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的中共党史研究才能真正起到“资政育人”的功能[10]。
就目前而言，关于学科性质问题的分歧不多，难在如何处理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学术研究贵在求真，只有真实的中共党史研究才能切实发挥“资政育人”的政治功效，否则功效可能相反。唯有循着历史学的学科规范和研究方法，沿着学术化的方向研究，才是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的路径。
（二）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指的是研究客体，也即“研究谁”。中共党史研究当然应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但由于关注点和分析视角的不同，研究者近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存在差异。李向前认为：“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同时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党的活动的限度，也不能超越这个界限。甚至对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历史教训，还应该给予总结。”[12]侯且岸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应概括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嬗变为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13]杨凤城提出，中共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党史的全貌[14]。从史学理论层面出发，周一平认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应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历史事件、历史言论、历史经验教训、历史发展规律、历史人物、历史器物、历史典章制度等。有直接的研究对象，也有间接的研究对象[15]。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还应包括“规律”，认为党史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上，而应该深入研究其中的“规律”。所以，把“规律”作为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更为完整[16]。这一提法是否合适，也还有待探讨。
（三）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曾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九个方面：中共党史学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中共党史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学评价研究、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史家评介、国内外中共党史学研究理论述评、中共党史学未来发展研究等[17]。这一概括符合中共党史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实际，体现了学科理论体系的内涵。但近十年来，对这一问题有人提出了一些不同观点。郭德宏认为，作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理论的中共党史学来说，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中共党史学概论；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中共党史编写学；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18]。也有人将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概括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方面[19](P20)。谢荫明认为党史学理论和方法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党史学理论、党史史料学和党史学史[20](P269)。也有人认为，目前的党史学理论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体系，还需要从多角度、多方面来阐释和完善。中共党史学主要包括两个层次的理论：中共党史理论和中共党史学理论。其中，中共党史学理论，就是反思中共党史学自身的理论。从学科体系上说，它包括中共党史学史、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中共党史史料学和中共党史文献学等[21]，可以进一步概括则是指导思想、基本理论、研究方法三个层次[22]。之所以会出现前述细微的分歧，在于对史学理论以及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有不同认识。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张静如对中共党史研究的中介体系进行了理论概括，即：“一、以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为主线；二、以社会进化为基础，以社会变革为动力；三、以群体社会作用为基础，以个人作用为契机；四、以社会心理为基础，以社会意识形态为导向；五、以历史辩证法为核心，以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精华为辅佐。”[23](P902-903)郭德宏则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即：(1)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2)社会结构理论；(3)社会运行理论；(4)社会发展理论；(5)历史研究方法，包括从事实出发、历史主义、阶级分析、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等[11]。
（四）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开始重视对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并取得一定共识。具体方法包括：一是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如目录学、考据学、谱碟学、校勘学、编目学等；二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文化学研究方法等；三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计量学研究方法、模糊方法等；四是其他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历史逆向考察法、口述史学研究方法等[24]。
陈振文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一是党史学研究的指导性方法，即指导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如“古今中外法”、立体研究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如考据法、阶级分析的方法、顺（逆）向考察的方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方法、社会心理考察的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如统计分析的方法[16]。此外，在党史研究中还可以借鉴人类学方法中的田野调查法、社区研究法、跨文化比较研究法等以弥补自身不足[25]。
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徐进提出，应该采取一种由下而上看待历史的视角，关注社会史视野下的党史研究[26]。杨凤城则更进一步指出，要把党史放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的宏观框架内，放在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进行审视，要跳出党史看党史，做到党史研究的规范化、视野开阔化和多层互动[27]。
在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无疑是研究理念更新的重要体现。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多数还处在引进、学习阶段，有的也只是套用了一些新名词、新概念，这是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也只能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只有用新的研究方法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或者对一些原有的重大课题作出更深入、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才能证明新的研究方法行之有效，是真正有益于党史研究的方法创新[10]。
在借鉴其他学科和国外研究方法的问题上，谢荫明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应把引入国外新的史学方法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用一种方法否定另一种方法；二是要端正运用新的史学方法的目的，不能为了突出手段而玩弄方法；三是新方法不能光停留在评介上，而是要运用于党史研究的具体课题当中；四是在引进和借鉴国外史学方法的同时，不要忘了发掘和继承中国传统的优秀治史方法，并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党史资料的搜集、考证、编目、研究、传播等各个环节；五是对于在党史研究中成功地运用新方法的学术成果，要予以大力扶持和褒扬[28]。
口述史学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一系列口述党史类的书籍，包括《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等，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也有一些口述类论著的情节不那么令人信服，明显是在以讹传讹。有研究者指出，要慎用回忆材料，因为人不可能事事都记得那么清楚，并且归纳了影响记忆准确的六种因素：时间久，记忆不准；政治变，有意掩饰；推责任，回避实况；赞先人，锦上添花；显记忆，信口开河；为充实，移花接木[29]。可见，规范口述，讲究方法，讲究科学，求真求实才是研究的基本。
四、关于史学思潮与中共党史研究
近十年来，一些史学思潮对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就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它作为一种最早发生于文学、艺术方面的社会思潮，其所倡导的非中心、边缘化、平面化、无深度等观念和现代观念所主张的中心、线性发展、深刻等观念有明显区别，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渐渐弥散于西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成为一种显学。有研究者认为，从学术发展的视角看，后现代观念传入和产生影响，有着国内学界要求冲破传统观念束缚和探索新方法的背景。因而研究后现代观念，借鉴其可取之处，有积极意义。对于中共党史研究也是如此[30]。对于后现代观念不一棍子打死，而是从建设性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反映了学界对西方社会思潮的一种理性反应。当然，这不等于说国内学者对后现代思潮的危害没有觉察和防范。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历史，造成历史认识和评价上混乱的现象，国内学者进行了尖锐批驳。有的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共和国史的研究和宣传，是关系到党、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根本性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长远之计和根本之计[31]。学界还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二是认为五四以来中国没有以英美为师，而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是误入歧途，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三是用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历史，否定和掩盖其本质和主流[32]。对此，有人提出，广大党史学者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党史研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特别是“告别革命”思潮[33]。有人还指出，党史研究中必须避免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坚持以科学态度对待党的历史：“切实把握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看待党经历的曲折，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采取分析的方法。”[34]梁柱、龚书铎还主编出版了《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理论根源、研究方法、具体表现、危害，以及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同时还倡导遵循优良学风与科学的研究方法。
五、关于党史学家与中共党史研究
注重对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胡乔木、胡绳、龚育之、何干之等著名党史学者的中共党史观、治史方法、研究风格等，业已成为中共党史研究者的重要研究对象。对这一学界新趋向略作梳理，不无裨益。
（一）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
胡乔木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留世，他对于中共党史有深入了解，对一些历史问题见解深刻，很多研究者视其为党史研究的“大家”。关于胡乔木与党史学理论，有研究者指出，胡乔木在多年的党史研究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胡乔木强调党史战斗性、科学性的特点和解决现实问题、教育人民、指导工作等政治功能，指出党史研究应科学界定研究对象，适当扩大研究内容等。关于党史研究的原则，胡乔木着重指出应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既要实事求是，也要顾全大局”的原则。关于党史研究的方法，胡乔木主要强调和运用历史分析法、“四面八方”法、普遍联系法、辩证思维法、纵横比较法和科学区分法六种方法[35]。关于胡乔木与党史研究的情缘方面，有人认为，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有着特殊的、密切的关系：一是参加了中共党史发展的一些重大活动，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二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深受毛泽东的影响，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体会甚深；三是长期参与党史工作的领导；四是写了大量有影响的党史论作；五是对党史研究领域一些重要问题提出有价值的见解[36]。
关于胡乔木对党史研究贡献，有人认为他对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是参与整理了党的重要文献；二是为毛泽东和党中央起草重要文件，撰写大量文章，阐发、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政策；三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和途径、正确评价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认为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等。在中国历史转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胡乔木一方面在思想理论的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促进工作重心的转移上做了大量工作；另一方面又分析新情况，回答新问题，概括新经验，进行了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索和理论的创新[37]。
胡乔木的党史著作也引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如周一平认为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史学思想包括：宣传毛泽东的功绩和思想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领导地位和巨大历史作用，总结、宣传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宣传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该书探讨、解决了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对中共党史的一些事件、人物评价提出了独到见解，开研究建国后中共党史的先河[38]。程中原撰文对该著作发表的前后经过进行了梳理，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是胡乔木为纪念建党三十周年写的简明党史，用胡乔木名义发表是刘少奇建议、毛泽东决定的，发表前夜，毛泽东批复定稿[39]。这有利于人们全面了解胡乔木与中共党史研究。
（二）胡绳与中共党史研究
胡绳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发行上千万册，在党史学界影响久远。他是一名历史学家，对党史研究的深入宽广也为学界公认。1999年1月，在《胡绳全书》出版座谈会上，李瑞环、李铁映、雷洁琼、任继愈、郑必坚、龚育之、郑惠等就曾高度评价了胡绳学术思想的贡献。胡绳逝世后，理论界掀起了一阵纪念胡绳先生的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召开了多次学术会议，研讨胡绳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关于胡绳的治学精神方面，有人认为，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进行学术研究，是胡绳的治学精神的精髓所在，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关注现实，与时俱进，不再向书斋讨生活，而是以学术去主动地关心、关注、研究政治；二是独立思考，不断创新；三是信念坚定，但不僵化；四是逻辑严密，说理透彻[40]。关于胡绳的党史学理论方面，有人将其归纳为：一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可以充分论证教条主义的危害，破除迷信；二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目的，在于用历史事实来论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性；三是“宜粗不宜细”的研究方法[41]。关于胡绳的研究特点，有人认为胡绳的党史研究有五个特点：一是从事相当一部分的非“纯学术性”研究，参与思想文化斗争，努力阐发和宣传党的理论与政治主张；二是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三是追求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四是“思维缤密，辞章考究”；五是思想解放，不断创新，努力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42]。
关于胡绳的党史研究贡献，有人概括为：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目的是要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可分为三中全会前、后两个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发展可用“两个发展趋势”来概括性分析；“左”倾错误的原因是错误地运用了中国革命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只能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在中国自己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探索出来[43]。也有人对胡绳晚年学术思想作了全面评述，把胡绳晚年学术上的新贡献归纳为十三个论点，即：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革命、改良与现代化；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进行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争；关于“中间势力”；关于新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关于抛弃苏联模式与20年间发生的“左”的错误；关于“左”倾思想供奉的社会主义“女神”；关于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分期和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目的；关于党的“左”与右的倾向；关于从党的历史看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关于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44]。
（三）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
作为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件起草的、有三本党史札记和一部论中共党史著作的学者型官员，龚育之在党史学界名声远扬，是一位中共党史学家。目前，学界已连续两年纪念他对党史研究等领域的贡献，出版了多本纪念文集。石仲泉认为，龚育之对党史研究的贡献主要有：编选党的文献、起草中央文件、撰写党史书稿、宣传党史理论、提出创新观点，开创党史文献学新局面以及对亲历亲闻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龚育之说法”等[45]。张静如等认为，龚育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著文立说，提出大量新见解；分析所见所闻，存留诸多重要史料；编写党史要著，贯穿全新别致思路；关心学科发展，阐述研究原则方法；热爱文献编辑，开创文献研究新局面。龚育之思想品德和学术风格有三个特点：毕生敬业，笔耕不辍；关注时政，思想解放；文风简约，论证有力[46]。
从龚育之研究中共党史的特点和原则看，有人把龚育之研究党史的特点和遵循的原则归纳为：一是坚持党性和尊重历史的统一；二是紧扣重点和把握全局的统一；三是立足现实和力求创新的统一[47]。还有人认为，龚育之在长期的党史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研究风格，包括由史及论的叙事风格、关心时政的学术风格、形式多样的写作风格和别具一格的文风等。这些研究风格与其研究内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其研究成果在学术价值、宣传价值和艺术价值上的统一。这对党史研究人员尤其是青年党史工作者进行党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48]。也有人把龚育之研究党的历史归纳为两大特点：第一，由于他参加了许多中央文献的编辑工作，因而他的论著同党的文献的编辑、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在充分反映党的文献材料和党的历史进程上非常突出。第二，由于他参加了新时期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因而他的论著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会议和中央全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成果在紧密联系实际方面，在以研究成果提供中央决策参考方面，在对中央决策进行有系统地理论论证、阐发和评论方面，做到了既准确又有相当深度[49]。
（四）张静如与中共党史研究
张静如曾任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出版了《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多部著作，发表文章300余篇，提出了很多创新性观点，对中共党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学理论贡献甚大。有人概括为：一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致力于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二是科学求实，严谨规范，致力于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学风建设；三是培养人才，致力于中共党史学研究的队伍建设[50]。有人总结认为：“张先生是研究李大钊的第一人，张先生是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属于历史学科的第一人，张先生是提出以现当代中国社会史为基础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人，张先生是提出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人，张先生是倡导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并卓有建树的学者。”[51]
对张静如关于党史研究的领域，有人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历史研究；二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人物研究，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研究；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四是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思考和关涉中共党史研究总体走向的理论、方法及其他重大问题的研究[52]。
（五）其他党史学（专）家与中共党史研究
除对上述诸位著名学者的治学思想研究外，还有人对何干之、胡华、于光远、郭德宏等党史学（专）家对党史研究的贡献进行了研究。
何干之是研究、宣传中共党史的著名学者。学者们认为，何干之对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学科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建国后他在编写教材、培养高校理论课师资力量、创立中共党史系方面[53]。
于光远曾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大转折》，在中共党史学界广为传颂。有人认为于光远在中共党史领域的研究既丰富又深刻，他把新民主主义理论划分为革命论和社会论，系统考察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发展和展开以及逐步被放弃的历史，这在理论界和党史界都是第一次。在中共党史史实方面，于光远的回忆和叙述，为党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历史资料。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和将要发生的“历史”，于光远用一句“三个三十年”进行了概括，给人们一个新的观察问题的视角[54]。
总之，关于党史学者与党史研究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一些重要学者都涉及到了，基本梳理出了一个脉络。但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对研究者自身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还有待于有志者继续研究。
收稿日期：201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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