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化与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4)02-0007-07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主要是反映中国五十年社会主义时期的哲学发展情况。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十多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和大发展的时期，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哲学发展的巨大变革时期。学习、总结、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无论就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发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还是就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当代中国哲学是与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共命运的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随之前进和发展，特别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的高速前进，带来了中国哲学的飞跃发展。回顾新中国五十多年的历史，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是新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相连，同中国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以说，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每一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重大关头，对每一个重大问题的思考，都在哲学上得到了反响和表现，既促进了哲学的发展，又都受到了哲学的深刻影响。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要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遗留的任务，突破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封锁和政治上的压力，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挥其能动性和创造性，自觉投入恢复国民经济和巩固政权的斗争，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清除唯心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主导地位，便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项紧迫的任务。
面对百废待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任务，由于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对马克思主义的封锁和围剿，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之甚少，这就“要让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1]，进行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的教育。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树立了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点。人民群众了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就能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中去。哲学与新中国共命运，掀开了中国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篇章。
随着中国过渡时期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推进，社会制度快速变化，各方面的矛盾在新的条件下显现出来且错综复杂，毛泽东重新发表了《矛盾论》、《实践论》，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上述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在哲学方面开展了“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矛盾”，“关于综合经济基础”与“单一经济基础”和关于“两类矛盾”、“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等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的讨论。后来又开展了哲学史、逻辑学、美学以及生物遗传学等领域中的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讨论。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问题进行的，力图从根本上回答所探索问题的哲学基础。要求人们面对现实，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历史证明，在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索与讨论中，哲学的前进与发展，深入与曲折，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同步的。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宣传、教育过程中，在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地位的过程中，在紧密联系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际进行哲学探索与争鸣中，出现了一些思想批判运动。当时的每一次思想批判，主观上都想紧密结合实际，通过批判，扫除各种唯心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宣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现在看来，尽管在客观上也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一些预期的目的，但是，更多的是妨碍和破坏了哲学的繁荣与发展。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左”的倾向的加重，批判中的简单化、片面性和政治上的上纲上线日趋严重，乃至造成了像“文化大革命”中的“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严重混乱局面，不仅严重地摧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而且酿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和政治悲剧，给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见和始料不及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篇章。哲学吹响了进入新时期的第一声号角，也迎来了哲学的春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丰富经验，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哲学从“文化大革命”的死寂中获得了复苏和繁荣。广大干部群众和哲学工作者通过对以往哲学活动及理论的反思与反省、清理与总结、评价与检讨、梳理与分析、回顾与展望、批判与建构、变革与创新等，使中国哲学的发展向着欣欣向荣的方向挺进。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哲学工作者和人民群众一起，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密切关注当代世界与中国实践的发展，注意辨别各种社会思潮，从哲学基本问题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从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到重要的哲学原理、规律，都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问题，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新思想。在对过去没有深入讨论过的问题进行再认识、再讨论，形成了许多研究的热点，开拓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诸如：实践的哲学意义、真理的实践检验与逻辑检验、价值和价值观念、社会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最新哲学流派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当代文化比较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生态环境理论，等等。中国新时期的哲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样，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局面，两者互动，比翼双飞。
社会主义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事业，哲学同社会主义事业共命运，哲学的进退或兴衰也必然是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中国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的每一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不断深入的每一关键时刻，都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武装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及时开展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一段又一段重要时期，总是同一次又一次的哲学普及与讨论相联系。哲学的发展，是同中国共产党、国家、人民的命运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着的。历史表明，新中国哲学思想的活跃，往往是社会兴旺发达的标志；健康活跃的哲学思想，深刻有力地促进着社会的发达兴旺。相反，亦然。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几十年间，工农兵学哲学群众运动形成发展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58年至1962年，这个阶段是把学到的哲学知识与生产实际、技术革新的实际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促进了生产发展，改造了旧技术；第二阶段，从1962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这一阶段工农兵把学到的哲学知识不仅与生产实际联系起来，而且也与阶级斗争问题联系起来，有成效，但也有不少教训；第三阶段，从1966年至1976年10月，这个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犯了错误，不仅国家危难，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也被引上了歧途；第四阶段，从1976年10月至今，在这个阶段中，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经历了复苏和兴旺，人们从痛苦的教训中找到了工农兵学哲学的正确方向，在正确的轨道上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此，认真总结中国从1958年以来的工农兵学哲学的成就、经验与教训，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进行，都是十分必要的。
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的经验值得借鉴。马克思早就说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是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他又指出，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在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中，一开始就把学习重点放在学好《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哲学著作上。通过学习，重点掌握“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主要矛盾”的观点，以及“主观能动性”和“两点论”等哲学原理。他们把学到的哲学原理与生产实际、技术革新和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之贯彻到实际工作的各个环节中去：在布置生产和工作任务时，用哲学原理分析和阐述完成任务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保证完成任务；对群众生产和实际斗争的经验，用哲学原理加以总结和概括，又用以指导生产和工作；在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用哲学原理阐述和分析政策的基本精神，以提高群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在总结工作时，用哲学原理分析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其原因，以便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
工农兵学哲学的经验，对当代中国哲学的解放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它对于冲破传统的“书斋哲学”的影响，对于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斋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起到了“催化剂”和“示范的作用”。列宁曾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了解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2]列宁还指出：“离开工作，离开斗争，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种书本知识仍然保持了资本主义旧社会中最令人厌恶的特征，即理论与实践脱节。”[3]由此可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书本出发，是理论联系实际还是理论脱离实际，在这些基本原则问题上，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活动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并用实际行动作出了正确回答。
当然，在工农兵学哲学的活动中，特别在其间还出现过一些“庸俗化”、“简单化”和“牵强附会”的现象。但这不应由工农兵群众负责，而应该归咎于我们党“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和工作指导等。至于由于工农文化水平较低，有掌握哲学知识不够系统的情况，更是由于客观条件所致。恩格斯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曾经说过，对于学习，“如果不是系统的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成就”[4]。工农群众由于自身的特点，一时还不可能达到这一点，然而作为努力的方向，应在系统性上下功夫。总之，在工农兵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走过的一些弯路，发生过的某些偏差，都是使哲学与群众紧密结合及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发生的，是同人民的命运密切相连的。因此，加强对工农群众学哲学的指导，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责任。
二、哲学、哲学问题与哲学家
新中国的五十年，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五十年，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非常重要的五十年。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哲学的确发挥了像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先导作用。20世纪的中国，先是西方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历史观取代了传统的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的历史观，从思想理论上为社会变革争得了生存权利。后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首先是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为改变中国社会的前途和命运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促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队伍，在各学术领域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研究和教学，根本改变了旧中国的学术面貌。
但也有一种说法，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没有哲学。西方有的哲学家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否认中国有哲学。按他们的观点，只有以一个基本概念为中心，通过纯逻辑的演绎，建立起一个范畴体系的才是哲学，而中国哲学最多只能是道德格言和人生信条。中国有的哲学家和新儒学家则主张，中国哲学发展道路应回到1949年前，沿老一辈学人各自创建的自己的哲学体系走下去，现在的哲学根本不是哲学，至多是政治学，只拘泥于现实和功利。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其关键是如何理解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哲学?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时代最具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哲学。它的产生不但是哲学史上的一次革命，还为无产阶级的斗争、革命、建设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同时又是一部改造社会和改造世界的历史，是一部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结合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也不可能以是否建立了形而上学体系作为衡量的标准。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与他们的革命功勋是相互映照的。他们对哲学的贡献主要是在运用和发展上；在实践层面、在政治层面，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方面，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出的贡献是无可争辩的。他们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也不可能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创立形而上学的哲学体系为目的的这种含义上的哲学。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是“小册子”的说法，进行过有没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争论；改革开放后又曾经出现过邓小平有没有哲学思想的争论。尽管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囿于对哲学模式的固定和僵化的理解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实，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珍品不是体系，而是体系中所蕴含的内容，是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东西。对于一种哲学来说，体系往往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如果作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结构往往容易僵化，演化成为束缚思想的桎梏，这在中外哲学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原因是这种主观的思辨结构，决意要找出一个所谓的逻辑出发点，编制出一个首尾相接的圆圈式的东西。这些东西除了能满足思辨的爱好或吓唬外行以外，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最多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5]。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哲学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各有其特点，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格式。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什么才是哲学，而是什么样的哲学才是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真正哲学。恩格斯过去对德国大学生动不动就要创立一个体系的批评，对杜林杜撰科学体系的批判，对于我们特别是青年朋友同样是有价值的。但这决不是说，一个哲学家的基本观点可以是杂乱无章和无内在联系的。一个哲学家即使是有了思想珍品，也需要一条“线”来串连才能成为一个珍贵饰物。我们要注意和反对的是人为的结构，而提倡和主张的是各哲学观点之间自身固有的逻辑联系。
如果说哲学体系可以构建，或者说带有虚构成分的话，那么，哲学家思想中的珍品却是只有面对现实，必须具有时代的敏锐性才能获得。哲学领域和科学领域一样，能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其本身就必须进行研究，而且也是一个重要成果。如果解决的现实问题愈多愈好，其成果就愈大。毛泽东说过：“如果你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6]毛泽东面对当年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和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面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问题，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邓小平面对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些洞穿时代，解开时代前进之谜的理论，就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当代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家不少同时又是革命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的领导集体和代表人物。他们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建设和改造世界的领袖，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系统的创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承担者，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大师。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规律性现象，也是被大多数人认同了的实事。当然，在业内也还不时听见一些对此不甚理解的议论，认为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集体或代表人物连在一起，似乎有些牵强。对于这种一身而兼二任的状况，无论是认同也好质疑也好，迄今为止理论界还很少有人对其题中的固有之义和逻辑的必然性作必要的深入研究。尽管这并非一件易事，但是弄清楚这些基本问题，对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十分有益的。
——产生这一现象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近代先进生产力和各种具体科学相对发展的基础上，适应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争取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的历史需要而产生的。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最高智慧和以往全部文明成果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和概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涵盖了人类实践的各个领域，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严整而完备的世界观，是集中体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意志的科学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可付诸实践，付诸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事业。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学说的初期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人类“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可能完成革命”[7]。这就深刻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它的创立和发展，既不可能由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敌的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来承担，也不可能是只由单独从事某一具体方面或领域研究的专门家所能胜任的。它的历史承担者只能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意志的，领导全面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和代表。
——产生这一现象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决定的。
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在于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他们的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提供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的过程，就是他们由盲目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在其过程的始终必须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领导和宣传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但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不可能在运动中自发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从外部“灌输”，即通过宣传和教育才能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及其发展都不可能直接在广大群众中自发地完成，要将它作为广大群众手中的理论武器，必须首先成为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手中的理论武器，其后才能作好宣传、武装群众的工作。在本质上这二者是统一的，但是这种统一同样也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只有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革命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才能与时俱进，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才能不断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武装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不断地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新发展，才能不断地由自在的状态成为自为的阶级，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里，群众是基础，领导是代表和先导。马克思主义对群众的实践和社会前进的理论指导作用，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发展和宣传作用才能体现出来，从思想上武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才能实现。
——产生这一现象是由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是领导他们争取自身解放、改造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前进，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领导核心。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才能使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成熟的自觉的社会政治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历史使命，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施对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各族人民的领导和服务。因此，在各个时代和每个发展阶段，承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与发展及宣传与运用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特有的或者说独有的神圣使命。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集体，则是实现这一崇高使命的核心力量和最高代表。历史表明，是否形成一个众望所归、坚强有力和卓有成效的领导集体，组成为一个领导核心，是判断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否成熟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标志。对此，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的经典作家都作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8]列宁认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9]邓小平根据我们党的发展情况，首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的重要论断。他说：“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这样一个领导集体。”[10]他还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中央，要真正建立起一个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他还特别强调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11]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大问题。”[12]
为什么党的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就能担当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宣传和运用的重任呢?对此，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作过十分精辟的分析。他说：“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择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3]。他认为这些人“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从而获得了领导工作“必需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政治敏感”，在关键时刻能够“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使革命和建设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前进。他们能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能够清醒地把握和统揽全局，从政治、思想、组织的统一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领导全党和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和全面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前进的方向。邓小平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他说：“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14]。这样的领导集体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实践上真正成熟的重要标志和党的事业不断发展的根本保证。而要做到这一切，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创造性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真正作到“老祖宗不能丢，但要说新话”。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不论是理论创造还是丰富和发展的历史承担者，只能是那一时期的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从真理发展的过程来讲，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过程，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自我丰富、自我完善、不断发展、走向胜利的过程，也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更替的过程，成为当然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承担者的过程。
承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集体和代表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承担者，并不排斥人民群众和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集体承担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与发展，同人民群众、哲学工作者在某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自己的贡献不是绝对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不仅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还表现为他们每个人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得的各种成果。正是有了群众和专业工作者的学习和研究作为基础，才为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使其得以实现。二者各自的水平和成果愈多、愈高、愈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就愈快，水平就愈高，这种相互结合的情况，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时期发展水平的内在机制和保证。但是，群众和专业工作者的贡献只能是某一局部和具体问题上，同党和党的领导集体在整体和全局上所承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是无法比拟和不可代替的。前者成果是局部的，后者的成果是整体的；前者的成果是基础性的，后者的成果是代表性的，展示着发展的最新成果。将二者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用前者的成果来贬低甚至诋毁后者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他们没有哲学更不是哲学大家的看法，更是没有根据的。
三、传承与创新
一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持续传承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断创新的历史，是持续传承与不断创新相结合的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用这个科学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实践。这个“体系”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一以贯之的坚持和发展、传承和创新的基本思想。这个“体系”的开端是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是必须坚持和继承的。同时，马克思主义者要完成自己的确定任务，就必须掌握完成此项任务的客观规律和指导方针，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因此，在从马克思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统一科学体系中，毛泽东思想是中介环节：一方面，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另一方面，它又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前提。如果今天从毛泽东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中国化的过程来看，邓小平理论又是中介环节：一方面，它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同毛泽东思想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5]另一方面，它又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正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轴心的持续传承关系，才构成了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一部当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发展史，就是以它们为骨架的思想传承的历史。处于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能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发展，在坚持这个基本方向的前提下，应该使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更为生动活泼，更加绚丽多彩，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巨大持久的社会影响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传承，更要创新。没有哲学的创新，就没有哲学的发展，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凝固化。黑格尔在谈到哲学史时十分强调哲学的任务，就是“发现真理，阐述真理，传播真理”，而不能是不断地重复真理。他曾批评过一些哲学家把哲学变为“老是原来的一盆冷饭，一炒再炒，不断端出来，以飨大众”。重复和炒冷饭，只能使哲学变为哲学垃圾，走进死胡同。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极为重要，“其他的一切创新都是在这种理论创新的指导下或推动、影响下进行的”[16]。马克思主义引导时代前进又随着时代发展，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色和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就是哲学中的一次变革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研究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面对资本主义现实和新的科学成就，进行新的概括和总结，将前人的哲学成果作为哲学创新的思想酵母和材料，吸取了人类全部文化遗产和德国经典哲学的优秀传统，而又突破了这个传统，在哲学的对象、内容、功能方面，创立了同以往哲学不同的新唯物主义哲学。列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的道路，但从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抱着昨天的理论不放，而是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从而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理论，得出了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可能首先取得胜利的创新理论。他又领导苏联党和政府实现了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他立足现实，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又增加了新的东西，才有可能谈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突破了原来俄国十月革命所创造的经验范围，创造了中国式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理论飞跃，它的哲学成果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勇气和政治胆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包括毛泽东在内)关于社会主义的某些设想，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它的哲学成果就是邓小平哲学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复杂的背景下，从党的执政地位，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高度，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次理论飞跃。一百多年来(包括新中国五十多年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都已反复证明，坚持继承与创新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不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谈不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谈不上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应历史进步的要求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它产生的源泉是实践，发展的根据是实践，检验的标准也是实践。时代变化了，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然要创新，要发展。哲学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哲学的发展。这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提供的生动的事实，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条规律。
理论创新难，哲学的理论创新就更难。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的目的是揭示自然规律，使人们获得改造自然的能力。科学技术本性就决定了它必然是创造性的。因为人类生产不断迫使它前进，或者是前进，或者是被淘汰，这是生产特别是现代大生产给科技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人类有了新的生产技术就决不会再回头去用落后的技术，有了新的生产工具就决不会再回头去采用过时了的工具，而生产和技术的发展必然会推动科学的创新，新的科学原理又推动着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与改造。历史证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速度和创新水平，是与社会发展的速度成正比而同历史的长度成反比。哲学与技术不同，它不是人类活动的表层结构，而是关于普遍真理的认识，是智慧的沉积。哲学主要功能是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超越了各门具体科学的不可避免的狭隘性，而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哲学的认识功能是以世界和人自身的规律为依据的，把规律变为认识工具，变为价值评价的客观依据，因而是把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内化为主体智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智慧的积淀和传承，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是两个最基本的因素。研究哲学史可以使人们在总结中学习到思维方法，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研究知道人类在哲学方面提出和研究过什么问题，什么问题还没有解决，为哲学创新提供材料。如果没有对以往哲学的研究，哲学的创新就没有根据。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但这还不是哲学创新中最根本的。哲学创新最根本的还不是依靠回到过去，不是在解释原意上的创新，不是面对文本，而是要面对时代，面对实际，研究新的情况，提出新的问题，开拓新的领域，得出新的结论。实践是哲学创新的基础，实践是哲学发展的根据，实践是检验哲学的标准。哲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没有实践就没有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同样，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创新，就会变为像黑格尔说的是一炒再炒的冷饭。因此，哲学创新无论多么困难，我们也只有走不断创新之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哲学创新的难点，正是哲学研究的切入点，哲学研究的重点。哲学研究一旦找到了突破点，攻下了难点，就将绽放出更加光彩夺目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来。人们期盼着有更多更好具有创新内容的哲学及其历史发展的著作问世，装扮我们新世纪哲学发展繁荣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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