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定量界定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定量论文,中国论文,阶层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166(2010)02-0002-07
CLC number:F061.3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3-0166(2010)02-0002-07
一、引言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1]，中产阶层的概念在经济学的理论和实际研究中被广泛地使用。但是，在经济学领域中，“中产阶层”却是一个既没有清晰的定义，也没有准确的定量界定的概念，其所指内涵极不清晰。要把“中产阶层”转化为一个准确的学术用语，就必须对中产阶层的内涵及其范围作出界定，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中、下三个阶层临界值的确定。至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此达成共识。
本文试图对中产阶层作出定量界定。在评述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依据国际上恩格尔系数与生活水平的对应关系，明确界定出中国中产阶层的上限和下限，划分出上、中、下三个阶层；其次，结合城乡居民统计数据，测度出现阶段中产阶层的现实状况；再次，借助指数平滑法预测出中产阶层未来的发展趋势；最后，以3000元人民币为组距，刻画出中国居民2000-2007年收入分配格局，根据其变化特征，总结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趋势。
二、既有研究的简单综述
最早提到和认识到中产阶级①(middle class)的社会功能的人是卡尔·马克思。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中间等级的大多数落入到无产者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这是导致资本主义的重大社会冲突、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②。真正全面阐述中产阶级思想的应是马克思思想的修正者——伯恩斯坦(Bernstein)。他根据当时德国的收入统计，提出“收入的统计不是表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数的减少，而是表明它们的增加，而且它们的增长显著地超过人口的增长，这说明社会关系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两极分化，在工人阶级和巨富之间的阶层没有一个环节显著地缩小同上，据此推断，阶级对抗会因此而趋于缓和③。”学术上全面论证了中产阶级观点的应该说是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Emil Radler)，他将社会上新产生的包括职员、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等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称之为“新中产阶级”④，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着特殊的阶级利益，与产业工人是不一样的。后来，莱德勒还与他人合作发表了《中产阶级》一书，全面研究了中产阶级的起源、发展，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
现阶段，国内外学术界并未形成统一的中产阶层概念，大家约定俗成：中产阶层是指一定社会条件下，按一定分层模式划分的、处于中间等级状态的社会群体。该定义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研究阶级分层学者们的操作化定义，实际上是一个模糊定义。综观一些重要的学术文献，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中产阶级的涵义常常为学者自身所建立的理论框架来进行诠释，各自从不同的理解来界定操作化定义。
由于中产阶层的界定受到诸如收入（财产）、职业、消费、教育、主观认同、权利和声望、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研究人员对于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
对既有研究进行综合整理，国内外主要划分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收入划分。美国国情普查局于1982年起，在收入层面对美国中经济社会产阶层家庭做出明确界定⑤。实际上在不同的国家（地区），研究者根据其国情对本国中产阶层收入划分的标准也有不同。国内外官方机构根据经济收入对中产阶层的具体定量划分如表1⑥所示：
二是消费分层，主要是以恩格尔系数作为居民消费水平的标准进行划分。相关研究主要有李培林、张翼(2000)[2]和刘毅[3]等。
三是职业决定。爱德华(A.B.Edwards，1943)是这一方法研究的代表⑦，其后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1951)还列出了一个美国中产阶级职业构成⑧。此后以职业为标准，就成为了世界各国研究者界定中产阶层的重要方法之一。
四是社会经济地位量表。该地位量表由美国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最先提出⑨。最常采用的指标是教育地位、收入地位和职业地位三类。
五是主观认同，即采取由被访者凭自己的主观认识，判断自己或某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具体又有几种不同的测量方法，第一种是自我评价法，桑德士(Centers，1949)是这一研究方法的代表⑩；第二种是公众声誉界定，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华纳(Warner，1947)等研究者在美国一个叫扬基城(Yankee City)的小镇，运用公众声誉法探测社会阶层结构(11)；第三种是职业声望测量，诺斯和哈特(North & Hatt，1946)首先对职业声望进行实证研究(12)。
六是综合判定，即采用主观和客观的多个指标构成一个指标体系，从多个方面对中产阶层进行衡量界定。国外如马克思·韦伯的“理想型”观念，不同的阶级阶层主要应根据财富、权力和声望来区别。华纳的阶层特性指标是较早的一种尝试(Warner W.L.1949)(13)。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科院课题中衡量中产阶层的操作指标（陆学艺，2002）(14)，以及李春玲(2003)(15)提出的职业、收入、消费及生活方式和主观认同四个标准。
七是贫困线和净财富综合确定。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艾森豪威尔(16)(Joseph Eisenhower 2007)将下产阶层定义为那些家庭年均收入小于贫困线的人群；将上产阶层定义为在资产不减少的情况下，能够既不被雇佣还能过上中产阶层生活的人群（即净资产超过贫困线／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长期无风险税后利息率）；介于下产阶层和上产阶层之间的人群即为中产阶层。最后确定贫困线20000美元，家庭净资产100000美元为中产阶层的下限和上限。
纵观以上七类划分方法，各种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是难以适用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和统计数据。职业决定过于粗泛，缺乏有效的数据持续跟踪研究；主观认同受个人主观因素影响程度较大，不同的时空和情景很可能产生不同的判定；约瑟夫·艾森豪威尔的方法不能与中国统计数据挂钩，不可操作；多因素综合判定大都涉及到收入，由于中国的税收和财产申报等制度尚不健全，个人和家庭收入是各种调查中最难以厘清的领域，隐性收入和地下经济的大量存在，使得常规的收入统计和调查很难准确真实地反映实际状况，用这类方法研究自然会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本文拟选择更容易准确测定的消费指标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相比而言或更具合理性和可行性。尽管李培林、张毅率先从消费视角探索性研究，但他们是依据北京商情调查公司1999年3月对重庆市的入户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既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也不能持续跟踪进行研究。本文将在这些方面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三、中产阶层的界定
1857年，德国统计学家康斯坦丁·恩格尔(Konstantin Engel)依据自己对德国工人阶级社会生活状况的调查，也依据自己对英、法、德、比等国工人阶级家庭收入与支出的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花费在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较大，而高收入家庭花费在生活必需品方面的开支，则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较小。换句话说就是：随人们收入的增加，或者伴随人们富裕程度的上升，其家庭用之于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会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在非必需品方面的开支比重，则可能随富裕程度的增加而上升。恩格尔的这一发现，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之为恩格尔定律：即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反映这一定律的系数被称为恩格尔系数，其计算公式表示为：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家庭或个人消费支出总额×100%
恩格尔定律主要表述的是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例随收入变化而变化的一定趋势。揭示了居民收入和食品支出之间的相关关系，用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来说明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对生活消费的影响程度。一个国家或家庭生活越贫困，恩格尔系数就越大；反之，生活越富裕，恩格尔系数就越小。
国际上通常采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9%为温饱，40%～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对比时，不能机械地照搬这一标准，而必须考虑到中国居民的生活习惯、保障机制与社会经济制度等一些实际因素。
一是消费理念的不同与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几千年的以儒家思想为支撑封建社会生活使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趋于保守。尽管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但我国大部分居民的消费观念仍然相当保守，这与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紧密相关。我国的社会保障在当前还处在发展阶段，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从而导致居民生活抗风险能力低下，缺乏持续发展的动力。而我国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刚性的三大块：住房、医疗和子女教育。这三项是每个居民家庭都必须要支出的，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居民不得不通过节约其他消费的开支，来增加储蓄，以备将来使用。正是保守的消费理念和保障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与同等生活水平的国家相比明显偏低。
二是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中国现阶段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转型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价格市场化和消费市场的不成熟。在中国产品市场上，绝大部分时间看到的是价格上涨，很少会出现大幅降价，这就迫使居民压缩基本的生活消费，向教育、住房和医疗方面倾斜。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信用体系刚刚起步，还没有广泛建立，信用消费不足等因素，也导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相比国际标准偏低。
综上所述，在相同收入水平下，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低于国际标准。所以，在将恩格尔系数本土化的过程中，必须对恩格尔系数进行调整。李习风、姜秀山(17)认为：在计算我国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时根据不同的群体的不同生活方式极其特点，对其进行修正，修正方法如下公式所示：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消费支出+修正数
对恩格尔系数的修正主要分城镇和农村。城镇居民所面临的刚性消费主要有住房、医疗、教育三大块，因此修正恩格尔系数将其考虑在内，这三块内容的修正系数依次为5%、3%和2%，所以城镇综合修正系数为0.1；对于我国的农村居民来讲，住房问题不如城市那么突出，房屋相对低廉，因此不做修正，而教育和医疗是农村居民最大的经济负担，这两项内容的修正系数分别为3%和7%，故此农村综合修正系数为0.1。将国际恩格尔系数皆减去0.1，即可得到中国化的恩格尔系数与生活水平的对应关系，即恩格尔系数处于0.50以上确定为贫困；将0.50～0.40确定为温饱；将0.40～0.30确定为小康；将0.30～0.20确定为富裕；将0.20及其以下确定为富豪。参照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战略（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标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故此，本文将中产阶层界定在恩格尔系数介于0.40～0.30之间；上产阶层为恩格尔系数小于0.3的人群，下产阶层为恩格尔系数大于0.4的人群。
四、中产阶层人口比重的测度
依据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公式，表2列出了2003-2007年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
观察2007年各层次的恩格尔系数，可见小于0.3的只有城镇最高收入者其恩格尔系数为0.2759，大于且最接近0.3的是高收入者，其恩格尔系数为0.3309，如果粗泛的界定，即可按照0.3这个数字将这两个层次划分为不同的阶层。但这样操作的结果会抹煞这两个层次之间人群的区别。为了更加精确的测度出中产阶层的人口比重，本文通过分解法将此间的人群进行拆分。具体技术处理通过下面一个实例予以说明：
2007年，城镇最高收入者恩格尔系数为0.2759，高收入者恩格尔系数为0.3309。首先，针对这两个数字找出各层对应的人均家庭年收入水平为36784.51和22233.56元；第二步，根据各自恩格尔系数与0.3的接近程度确定临界收入水平a，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a=22233.56+(36784.51-22233.56)×(0.3-0.2759)/(0.3309-0.2759)
第三步，依据a值与该层收入的下限之差所占区间范围(18)的比重，计算不同阶层的人口比重，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应归为中产阶层的人口比重＝0.1×(a-25481.33)/(48087.69-36784.51)
应归为上产阶层的人口比重＝0.1-0.1×(a-25481.33)/(48087.69-36784.51)
最后，将分解部分分别统计到各自的阶层之内。
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经过系统测算之后，现将2003-2007年中国居民上、中、下三个阶层人口比重汇总如表3。
由表3得出如下结论：1.2007年，下、中、上三个阶层人口比重之比为73.81∶22.67∶3.52；2.2003-2007年五年间，下产阶层由87.08%减小到73.81%， 中产阶层由12.56%扩大到22.67%，上产阶层也在扩大，已经增加到总体人口比重的3.52，这也正是中国上、中、下三个阶层演化的趋势所在；3.观察三个阶层人口比重变化的斜率，可知下产阶层的斜率大于中产阶层大于上产阶层，由此判断，下产阶层减少的速度大于中产阶层扩大的速度，大于上产阶层扩大的速度。三个阶层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下、中、上三个阶层人口比重变化趋势图
五、中产阶层发展趋势的预测
依据上述测度数据，本文采用指数平滑法(19)对下产、中产、上产三个阶层未来十年变化趋势进行预测。指数平滑法的基本指导思想[4]是以某种指标的本期实际值和本期预测数为基础，引入一个简单的加权因子，即平滑指数（介于0和1之间），以求得平均数的一种指数平滑预测法，它是加权移动平均预测法的一种变化。Eviews 5.0提供了五种指数平滑法的估计方法，本文采用非周期H-W-No Seasonsl法。预测结果如图2所示。
预测结果表明：到2018年，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前提下，下产阶层可能与中产阶层人口比重持平，之后逐渐走向中产阶层人口占较大比重的发展阶段。
图2 下产、中产、上产阶层发展趋势的预测结果
图3 2000-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刻画
六、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进趋势
为了更加深入地挖掘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演化规模，在整合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人口比重”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人口比重”原始数据[5]的基础上，以3000元人民币为组距，对2000-2007年（2007年基价）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了细致刻画，如图3所示。
观察这8年的变动过程，可得出如下结论：
1.在2000-2003年之间，收入格局为金字塔型结构；在2004-2007年之间，收入格局为“倒钻石型”结构；倒钻石型结构是从金字塔结构向橄榄型结构过渡的中间模型；收入格局在2004年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由于国家2004年出台了一系列的惠农措施，如减免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等，导致广大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引起格局变动。
2.收入格局演进的趋势：最低收入层级的人口比重减少，次低收入层级的人口比重增加，人口由最低收入层级涌向次低收入层级；次低收入层级之上的层级均向上层变动，且各个层级的人口比重都在逐步减小，但未出现一层独大的情形。
3.由此变化趋势可猜测，未来发展阶段的收入格局，将在倒钻石型基础上进一步演进，演进的路径将是最低收入层级和次低收入层级的人口比重减少、第三低收入层级的人口将占最大比重，逐步向橄榄型结构演进。
七、加速培育中产阶层的政策建议
中产阶层的合理人口比重是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关系到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更是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要扩大中产阶层比重，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和政策上在各领域造就出一大批中等收入户。具体途径是：1.积极发展民营经济，增加个体业主和私营企业主数量；2.坚决贯彻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使不同的生产要素拥有者在为发展经济做贡献时，迅速提高其收入水平；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技事业，提高脑力劳动者比重，改善劳动力结构，大幅度提高知识分子待遇，使大多数知识分子达到中等和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4.以薪养廉，适当提高公务员工薪水平，使他们的工资收入达到居民中等收入水平以上；5.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城镇失业率，努力提高低收入户的收入；6.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同时加大高收入户的所得税率；7.努力推进农村城镇化，通过减少农民达到富裕农民的目的。通过持续的努力，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将会由“倒钻石型”向“橄榄型”转变，建立起“两头小——中间大”的合理的正态收入分配格局[6]。
注释：
①本文将中产阶层、中产阶级、中间阶层和中间阶级视为相同概念。
②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1972:259-263.
③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M].中央编译局，1981.
④埃米尔·莱德勒.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M].中央编译局，1912.
⑤布·罗贝.美国人民——从人口学角度看美国社会[M].董天民，韩宝成，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⑥表中数据引自蔡静诚.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初步研究[D].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05.
⑦Edwards A.M.Comparative occupational statistics for the U.S.16th census[M].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
⑧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5.
⑨Duncan O.D.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proper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Status[M].U.S.:Free Press,1961:109-161.
⑩Centers R.The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es:A study of class consciousnes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
(11)Warner W.L.Yankee City Abridged New Haven[M].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
(12)North C.C.,Hat P.K.Jobs and occupations:a popular evaluation[J].Public Opinion News,1947.
(13)Warner W.L.Social Class in America:A Manual of Procedur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Status[J].Chicago:Science Research Associates,1949.
(1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52-253.
(15)李春玲.中国当代中产阶层的构成及比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3(6).
(16)Joseph G.E.An Economic Definition of the Middle Class[J].Association for Social Economics,2007(5).
(17)李习凤，姜秀山.恩格尔系数在我国的应用及修正研究[J].价值工程，2007(1):3-5.
(18)参见钟茂初，宋树仁，许海平.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刻画及其“倒钻石型”现状[J].经济体制改革，2010(1).
(19)参见陈宗胜，钟茂初，周云波.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和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