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江南艺术市场与艺术交易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明末清初论文,江南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的苏州、杭州、嘉兴、徽州、扬州等地商业经济的繁荣，催生出艺术市场的繁荣①，徽商收藏家和书画交易人的活动空前活跃。一时间，苏州、嘉兴、杭州等地成为江南地区书画及其他古玩艺术品集散的重要地区。尤其徽州地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催生了艺术市场的空前繁荣，至明末及清初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艺术市场。艺术市场的繁盛，自然催生出了一批徽商收藏家，也由此诞生了一批书画交易人或居间人，凭借过人的眼力以倒卖书画文物牟利。北方鉴藏家有时也派人到江南地区购买书画艺术品，有些江南地区的书画交易人甚至同时也是北方鉴藏家的眼目，因此也使得南北艺术市场的艺术品交流逐渐频繁起来。汪砢玉《珊瑚网》、吴其贞《书画记》和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等著作便真实记录了江南地区艺术市场的书画流散情况，从而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江南地区一向文风鼎盛，喜好风雅。明中期后，随着地方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艺术品收藏市场日渐繁盛。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好事家”条，概述了其时社会上书画古玩收藏之风兴起的大势②：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如吴中吴文恪之孙，溧阳史尚宝之子，皆世藏珍秘，不假外索。延陵则嵇太史（应科），云间则朱太史（大韶），吾郡项太学、锡山安太学、华户部辈，不吝重赀收购，名播江南。南都则姚太守（汝循）、胡太史（汝嘉），亦称好事。若辇下则此风稍逊，惟分宜严相国父子，朱成公兄弟，并以将相当途，富贵盈溢，旁及雅道。于是严以势劫，朱以货取，所蓄几及天府。未几，冰山既泮，金穴亦空，或没内帑，或售豪家，转眼已不守矣。今上初年，张江陵当国，亦有此嗜，但所入之途稍狭，而所收精好，盖人畏其焰，无敢欺之。亦不旋踵归大内，散人间。时韩太史（世能）在京，颇以廉直收之，吾郡项氏，以高价购之，间及王弇州兄弟，而吴越间浮慕者，皆起而称大赏鉴矣！近年董太史（其昌）最后起，名亦最重，人以法眼归之。箧笥之藏，为时所艳。山阴朱太常（敬循），同时以好古知名，互购相轧。市贾又交构其间，至以考功法中董外迁，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古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
沈德符将收藏者归为几种类型，如世家、权贵、富商等。从这段话里，还可大概了解晚明时北方艺术收藏品大量流往江南的趋势。社会上鉴藏风起，一时巨商大贾等人也趋之若鹜，于是制作假古董者应运而生。
《万历野获编》卷八“籍没古玩”条，指出权贵们收藏流转之快，同时也及于苏人和徽人在艺术市场上以假乱真的在行③：
严氏被籍时，其他玩好不经见，唯书画之属入内府者，穆庙初年，出以充武官岁禄，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古迹亦然。于是成国公朱氏兄弟，以善价得之。而长君希忠尤多，上有“宝善堂”印记者是也。后朱病亟，渐以饷江陵相，因得进封定襄王。未几张败，又遭籍没入官。不数年，为掌库宦官盗出售之，一时好事者，如韩敬堂太史、项太学墨林辈争购之，所蓄皆精绝。其时值尚廉，迨至今日，不啻什佰之矣。其曾入严氏者，有“袁州府经历司”半印；入张氏者，有“荆州府经历司”半印，盖当时用以籍记挂号者。今卷轴中有两府半印并钤于首幅，盖二十年间，再受填宫之罚，终于流落人间。每从豪家展玩，辄为低徊掩卷焉。但此后黠者，伪作半印以欺耳食之徒，皆出苏人与徽人伎俩，赝迹百出，又不可问矣。
沈德符对于徽人本有成见，因此对徽人多有讽刺。但徽人自明中期后投身艺术市场，由于群体优势，其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实不容低估。比如“徽人”与巧匠辈出的“苏人”已能同样制作艺术赝品，其作旧技巧及其对艺术市场的把握能力，均已不容小觑。
根据活动于吴地的徽人詹景凤的观察，在江南地区艺术市场的时尚趣味方面，吴地领风气之先，然后是徽州，再以后是越地（即浙江）④。
吴地人文荟萃，徽州自然无法与之相比，然鉴赏风气竟紧随其后，超出越地，着实令人称奇。嘉靖至万历年间，徽商于经商之余，普遍涉足于书画古玩的收藏，在汪道昆的《太函集》里，就记载有吴用良这样的徽商子弟投身于艺术市场⑤：
吴仲子用良，名继佐，大父以季叔贵，赠中书舍人。父曰源，授光禄寺监事。两世以巨万倾县。出贾江淮吴越，以盐策刀布倾东南。……用良籍太学，顾不喜为儒，父将授以利权，则又以善病谢不任。久之，面目黧黑，乃从方士学养生。……至其出入吴会，游诸名家，购古图画尊彝，一当意而贾什倍。自言出百金而内千古，直将与古为徒，何不用也？
吴用良出身徽商世家，不愿继承家业，却积极进行艺术品的交易活动，并从中获利甚丰。
吴吉祜《丰南志》也记载了徽商吴一钦经商之余，进行艺术交易和鉴赏活动的情况⑥：
吴一钦，字敬仲，以不遇终……汪仲淹、谢少连、丁南羽皆愿从叔游……叔习禁方，善书画，古玩器一经赏誉，声价便重。每言：“非诗书不克显亲，非勤俭不克治生，字虽小技，用之则大。”
吴一钦本人善书画，又有鉴赏能力，必定是在艺术市场上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古玩器一经赏誉，声价便重”。从经营性质上看，他更像是一个艺术鉴定家或艺术品经营时的居间人（牙人）。
晚明时期，徽商在江南艺术市场上已然站稳脚跟，明末清初时期，是徽商收藏家的活跃时期。艺术市场的发展，使得专业分工更为细致，于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专门的书画居间人或交易人。吴其贞就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书画交易人，他足迹遍及江南一带，收购书画文物，同时在合适的时机出售给收藏家。在多数情况下，他作为特定徽商或其他江南地区鉴藏家的眼目，为他们代为收购书画等艺术品。透过吴其贞的视角，并借助汪砢玉《珊瑚网》、李日华《味水轩日记》的记载资料作为旁证，可以透析明末清初江南地区艺术市场的繁荣与衰落的大势，同时也可对于一些不见于美术史的徽州艺术交易人的作用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作为一位以书画经营为主的交易人，吴其贞出身于鉴藏世家⑦，其父吴豹韦“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迹。尤甚于扇头，号干扇主人，然不止千也”⑧。可知其家收藏颇丰，应是经商颇为成功的徽商家庭。在此环境下，吴其贞练就了过人的书画鉴定能力，且不盲从名家。从《书画记》所记的两件书画鉴定个案可见其眼力之一斑。
一是宋徽宗《雪江归棹图》，董其昌大胆断言为王维真迹⑨：
观其行笔布置，所谓云峰石色，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是右丞本色，宋时安有其匹也？余妄意当时天府收贮维画尚多，或徽庙借名而楚国曲笔，君臣间相倡和，为翰墨场一段簸弄，未可知也。王元美兄弟藏为世宝，虽权相迹之不得，（程）季白得之。若过溪南吴氏，出右丞《雪霁图》卷相质，便知余言不谬。二卷足称雌雄双剑。
吴其贞以其实践经验得出判断说：“右丞《雪霁图》亦为（程）季白所得，予尝见之。其画简略，山石盖为解索皴，树木为蟹爪皴，枝干与此图画法绝不相类，迥隔天渊。”由此他总结道⑩：
若未见此二卷，必以董言为然，不知先生平日议论与夫题跋，专用“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等语，世人闻风附会而宗焉，推为一代鉴赏祖师。玉牒书云：“闻声而人喜者，曾结万人缘；作事而人喜者，曾度千众劫。”先生得此大名，盖由其前修然也。
吴不迷信权威，以亲身体会作出合乎事实的判断。同时皮里阳秋地指出一代鉴赏宗师董其昌的致误之由。
二是陆机《平复帖》，众皆曰假，吴其贞独具慧眼，坚持以为真(11)：
此帖人皆为弃物，予独爱赏，闻者莫不哂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方为余吐气也。
《平复帖》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国宝级文物，可证吴其贞鉴定之精。
一 徽州市场与藏家
《书画记》多数篇幅，记载了身为徽人的吴其贞在徽州地区观画、购画的行为。对于徽州地区收藏的兴衰，他有切身的感受。1639年（己卯）四月三日至四月十四日，吴其贞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12)：
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
休宁、歙县以出巨商大贾闻名，而既然“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他们当然要“不惜重值争而收入。”于是自然形成艺术品市场，“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一些名门大族是以有机会得到“海内名器”。然至吴其贞写作此条的“己卯四月十四日”，即崇祯十二年（1639年），那些“海内名器”已经“渐次散去。”溪南吴氏藏物更是已“十散其六”。计其得失不满百年。而二十多年后的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吴其贞再至溪南，更是满目凄凉(13)：
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今来两日，搜寻得见四画，人事可知。
明清之际，徽州地区饱经战乱。康熙《徽州府志》记载此段社会变迁云：“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14)过明清易代的战乱之后，社会经济遭受极大影响，而艺术收藏品尤大量散失，或遭到破坏，或流往经济发达的其他江南地区。
1.徽州藏家
徽州地区向来多巨室望族，据郑佐、戴廷明等人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所编纂的《实录新安世家》，和程尚宽、戴廷明等人嘉靖三十年（1551年）所编纂的《新安名族志》等书的统计，徽州氏族，明代以前可考的大族有57个，至明中叶，“名族”合计有84个。其中可以确认是从中原等外地迁入的就有60多家。徽州主要大族有程、汪、吴、黄、胡、王、李、方八姓，洪、余、鲍、戴、曹、江、孙、毕、朱、巴等次之(15)。本属中原士族的“世家大族”在入迁徽州后，丧失了原先的政治特权和经济优势，既不能凭借门阀特权而世代为官，也不能依靠庄田制而进行剥削。但他们却凭着自己强大的文化优势，迅速与科举制度相结合，从而又演变为保持着中原士族宗族制度诸多特征的徽州著姓望族。除此之外，明清时期徽州六邑因商业的兴盛，巨商辈出，贾儒“迭相为用”，有机结合，遂诞生了新兴的著名家族。这种历史现象，被吴仁安称之为“望族的世俗化”(16)。
明清时期，这些世姓望族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多数都拥有大量的艺术收藏品。黄崇惺《草心楼读画集》回忆清初时“休歙名族，乃程氏铜鼓斋、鲍氏安素轩、汪氏涵星研斋、程氏寻乐草堂，皆百年巨室，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17)。吴其贞记载了“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等大姓名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除此之外，尚有寄籍外地的徽商子弟，亦有大量艺术收藏品。如寄籍杭州的姚际恒，将其家藏编为《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可证其家族藏品之丰。寄籍嘉兴的汪砢玉，其家族三世收藏。在《珊瑚网》中，汪氏详细记录了自家的收藏，以及他与江南藏家和艺术交易人之间的艺术交往活动。
吴其贞记录了徽州当地世家的收藏，程季白为徽州著名收藏家，与汪砢玉、李日华、董其昌等人均有交往，其子程明诏与吴其贞为莫逆交。程季白遭魏忠贤陷害后，其家所藏多有散失，如《唐宋元宝绘册》的流散过程，汪砢玉有详细记载(18)：
此册在万历丁巳春仲，董太史玄宰携至吾地，余同项又新、孔彰过其舟中得阅。翌日，太史挈雷仁甫、沈商丞至余家，更携黄子久画二十册与先子观，越宿复返之也。后是册归程季白，余复阅于交远阁，已去马文璧一幅，元人著色樱桃白头翁鸟一幅，补入王摩诘《雪溪图》，用五百金得之青浦曹启新者，又入王叔明《秋林书屋图》。太史因题其签云：“今日始得加一唐字矣。”余时录其题语。未几，季白遭魏珰毒手，其家妆还歙。崇祯壬申冬，闻售于东仓王□□，并叔明《青弁图》诸幅，价偿千金，未及原值之半也。噫，十余年间，沧桑之变一至于此，人与画殆相阅而成古欤！
作为程季白的老友，汪砢玉感慨“沧桑之变”，同时追念程季白已是“人与画殆相阅而成古”。虽说家藏艺术品散失不少，然程季白歙县后人处所藏依然有一定的规模，据吴其贞记载(19)：
（程）正言讳明诏，季白之子也。季白笃好古玩，辨博高明识见过人，鉴赏家称焉，所得物皆选拔名尤。逮居中翰，因吴伯昌遭珰祸连及，丧身亡家于天启六年，子正言遂不能守父故物，多售于世。然奢豪与父同风，善临池，摹倪迂咄咄逼真。与予为莫逆交。观其铜器，有姜望方鼎、方觚；窑器则宫窑彝、白定彝；汉玉器、项氏所集图章百方，皆各值千金者；又双鸠镇纸，雌雄各一，雄者可栖雌背，雌者则塌下，可见汉人工巧耳；又有大眼砄宝环歪头勾压胜，皆汉器之著名者。余物精巧不胜计。
又有榆村程龙生，为程季白之侄，正言从兄，其家“数代繁衍笃好古玩，陈设布置无不精绝(20)。可知这是一个收藏世家。
程明诏所藏“项氏所集图章百方”，应是从嘉兴项氏家族流出。寄居嘉兴的徽人收藏家汪砢玉当时曾受明诏之父程季白之邀观赏这批图章，并在《珊瑚网》中留下了记录(21)：
壬戌之秋，程季白飞霞阁成，招李君实及珂雪与余集舫中，看新得汉玉图书约三百方。……余共珂雪各印诸玉作谱，娄东朱锦春拨阮，夺落叶响，吾辈无暇听也。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汉玉印”一节，对于晚明汉玉印的流转作了这样的交代(22)：
自顾氏《印薮》出，而汉印裒聚无遗。后学始尽识古人手腕之奇妙。……《印薮》中所列，及顾氏续收玉章，多至八百方，大半皆出两汉。后为吾里项墨林所得，余皆得寓目，苕华琬琰不足比拟。至今思之，梦寐中尤为色飞。闻今亦渐散佚，盖渐为徽州富人以高价购去。
隆庆六年（1572年），顾从德以家藏祖孙三代收集的古印，并部分好友（如项元汴）之收藏，请徽州文人篆刻家罗王常辑成《顾氏集古印谱》问世，其中收入古玉印160余方，铜印1600余方。万历三年（1575年），顾将其再作补充后以木刻本行世，改名《印薮》。根据沈德符的记载，可知这批汉玉印后均为项元汴所得。而沈德符所谓的“以高价购去”这批图章的“徽州富人”，《书画记》记载为吴濂水。吴氏“有别业在上海，嗜古玩……顾氏所刻《印薮》并秦汉铜玉图章，悉为所得，复增数百方，集为一书，共八卷，颜曰《印统》。王百谷为之序，罗王常所刻也”(23)。但“悉为所得”或有夸张成分在，恐未必近于事实。程明诏所藏的“项氏所集图章百方”，想来应该也是其父程季白自嘉兴项元汴家族收购并留存下来的。只是程季白得到时的数量“约三百方”，至其子程明诏时所余只有“百方”了。想是其间有所散失，或竟为吴濂水购去。此亦程明诏“不能守父故物”之明证。
溪南（又称丰南）吴氏是徽州著名的鉴藏家族，该家族所藏尤为休、歙之最。汪世清先生认为，溪南吴氏收藏书画开风气之先的，应推丰南吴氏二十三世吴守淮(24)。
吴守淮，字虎臣，号怀隐。其父为富商，行商于淮。吴年轻时，“携资豪游江淮吴越间，斥买重器，珍藏法书名画……邂逅徐文长于西湖，文长大奇之，呼曰‘少年未常考古而遽能鉴此，岂天授乎？然胡不读书，则不但见古物而且见古人也。’守淮服谢，遂定忘年交”(25)。
由于吴守淮晚年以穷死，因此他所藏书画玩器，应该于晚年流散，且无记录，无从作进一步考察。但《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书中收录有一份“吴守淮帐”，是艺术品商人方用彬所记账单。吴守淮与方同为丰干社社友，交往密切，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有三批交易，均未付账，故而为我们留下了吴守淮在艺术品交易方面的一些资料(26)：
一、万历五年八月十九日去玩器五件，该价银一十两五钱。二、万历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又去画、玩等物三十一件，该价银二十七两五钱。又万历六年十一月初二日又去白瓷觚一个。古玩共该价银三十八两。
从账单可推知，吴守淮购买艺术品的次数较频繁，收藏范围也较广，包括画和瓷器、玩器等。
吴守淮有侄吴时英，字伯举，科场不利，遂行商于扬州，嗜好收藏。汪道昆《太函集》有《赠吴伯举序》（卷十五）和《吴伯举传》（卷三十七）两文记之。据说吴每“遇法书名画，钟鼎敦彝，辄倾橐购之，不遗余力”(27)。
吴其贞所提到的溪南吴氏中的“巨富鉴赏吴新宇”，名吴希元（1551-1606年），字汝明，号新字。属丰南吴氏第二十四世，为吴守淮族侄。以捐纳得中书舍人之职，不就。吴氏好风雅，平时“屏处斋中，扫地焚香，储古法书名画，琴剑彝鼎诸物，与名流雅士鉴赏为乐”(28)。所藏有王献之《鸭头丸帖》、阎立本《步辇图》和颜真卿《祭侄稿》等巨迹，这些作品上至今尚留有其鉴藏印鉴。常用印为“新字”和“吴希元印”。吴希元共有子六人，行皆凤字，一曰起凤，先卒；二曰翔凤，三曰云凤，四曰庭凤，五日家凤，六曰友凤，皆国子生(29)。“故时人呼之为五凤，皆好古玩，各有青绿子父鼎，可见其盛也”(30)。徽州的“前辈鉴赏”朱芝台，曾将青绿铜器一宗售于溪南“五凤”，得值一万六千金(31)。其中第五子吴家凤，号琮生，除收藏外，并“善能诗画”(32)。北京故宫博物院今藏其画《仿倪瓒耕云轩图》卷。“五凤”门客有吴可权、汪三益等。他们的艺术品交易活动大多通过门客进行。吴其贞则认为汪三益的鉴定眼光不佳”(33)。
艺术市场向来有风险，吴希元偶也有购进伪作之时。沈德符记载说，冯开之长君以《江干雪意图》卷“售徽州富人吴心宇，评价八百金。吴喜慰过望，置酒高会者匝月。今真迹仍在冯长君。盖初鬻时，觅得旧绢，倩嘉禾朱生号肖海者临摹逼肖，又割董（其昌）跋装褫于后，以欺之耳”(34)。吴希元重金购得赝品，或与其门客鉴赏眼力不高有关。
此中作伪者嘉兴朱肖海其人，名朱殿，号肖海，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多次提到他。据说朱因善于修补古书画，遂自作赝物售人，“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35)。看来徽商受骗者可能不止吴希元一人。又有溪南吴文长，收藏颇丰(36)：
（吴其贞到访时）尽出画二百余，手卷四五十，画册数本。吴可权、汪三益曰：当作三日观。余曰：古人看书一目下三行，今看画岂不能一目下三幅也？但开卷快，不怕多也。于是余与可权、三益齐齐开卷，如风卷残云，半日看毕。……文长又出视玉铜窑器，内有周铜方觚，花纹青翠，精好与程正言家无异，海内止此两只而已，价值千金，为当世名物。其余精好者不胜于笔。
溪南吴龙，为吴氏家人，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壁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37)。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地步后应运而生的，与上文提到的嘉兴朱肖海同一类型。所谓“瞒过有见识者”，正是已经具备了作伪的先决条件。
2.徽州艺术品市场
在长期艺术品交易过程中，除了在藏家自己家中进行观赏并交易的方式之外，徽州各地均逐渐形成固定的艺术交易集散地，如吴其贞曾于“邑中市上”得“梅道人《竹梢图》”等作品(38)。另吴氏所在乡每年秋八九月时“四方古玩者皆集售于龙宫寺中”(39)。
据吴其贞说，该龙宫寺位于村口，是“载于志乘”的古刹，“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应是庙会性质的交易场所。由于年久失修而一度“将颓”，吴其贞侄辈、古玩商吴甲先“输金万余锭新之”(40)。
龙宫寺内或有交易的店铺，如“（金）虎臣篤好书画，收藏甚多”，“己卯九月五日”，吴其贞在龙宫寺观黄大痴《赠别图》“于邑中金虎臣令郎手”(41)。而“己卯九月二十六日”，即二十多天后，又于“龙宫寺中金虎臣乃郎手”，观倪云林《紫芝山房图》小纸画一幅、唐子华《捕鱼图》绢画一幅、王叔明《杉溪图》小纸画一幅（元人笔）、马文璧《山水图》大绢画一幅等四图，另有“黄大痴横张纸画册子十二页，董思白跋。”是“金收藏名画也”(42)。艺术品的流动如此迅速，且其“收藏名画”也在，想来是有专门的艺术品店铺。
二 徽商收藏家与江南艺术市场
“钻天洞庭遍地徽”，明清时期，徽商的足迹无所不在，尤其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这些徽商中的艺术收藏家，凭借自己的收藏活动，使得江南各地的艺术市场空前繁荣起来。关于徽州以外徽商收藏家的记录，较早的有汪道昆《太函集》，有代表性的如贾于扬州的歙商吴时英（字伯举，号慕庵），“博古重购商周彝鼎及晋唐以下图书，即有奇，千金勿恤”(43)。这是嘉靖、隆庆年间的事。寄籍嘉兴的歙人汪砢玉（号玉水）是晚明著名收藏家，其祖父汪怀荆和父亲汪爱荆均为徽商，家有凝霞阁、墨花阁储藏书画古玩等。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沈士英为汪砢玉父汪爱荆作《凝霞阁图》。汪砢玉回忆说(44)：
吾翁于城南莲花滨，建阁曰凝霞，玉遮君所题也。曲径临流，重垣幽邃，供设玩好，花竹扶疏，仿佛倪迂清秘处。……若阁南为清赏斋，贞玄子书额，庭中小山，翁手垒将乐、灵壁、玉峰、英德、宣城诸石于水边。藤荫外为木兰小舫，层台高下，宛然五岳在望。……斋东为维摩丈室。
汪砢玉家族所藏书画古玩甚丰，江南著名鉴藏家董其昌、李日华等均曾前去观赏。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年）十二月十八日，嘉兴人李日华“同石梦飞夔附昆季，儿子亨造南郭汪爱荆东雅堂”，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参观过程(45)：
堂前松石梅兰，列置楚楚，已入书室中，手探一卷展示，乃元人翰墨也……已登墨华阁，列大理石屏四座，石榻一张，几上宋板书数十函，杂帖数十种，铜瓷花觚垒洗之属，汪君所自娱弄，以绝意于外交者也。爱荆少时曾与黄冠王雅宾游，故得嗜古之趣。雅宾，文衡山先生门下士也。汪之长子玉水游太学归，与石氏昆季同里，余因得相引以入。玉水又导余入一密室，见橱高四尺，阔五尺，以纱蒙隔，中储乌思藏佛大小百余躯，又白定宣瓷数四，玛瑙弥勒尊者一，头腹俱莹白，而衣纹红缠丝，皆就生质琢之者。又白玉观音一，高八寸，手提篮一，红鳞乃玛瑙所琢者。
汪砢玉继承了家族的大量艺术藏品，并不断与嘉兴其他收藏家如高明水、项德新等，或交易人王越石等进行交换或买卖，有时他也从外地购回艺术品。汪经常接触的交易人王（黄）越石就是徽州居安人，在《书画记》中有多处记载，王越石与吴其贞有较多交往，同时也有业务上的竞争。
吴其贞《书画记》所记内容稍晚于汪砢玉《珊瑚网》，书中记录的多为明末清初的徽商鉴藏家，吴其贞或观画于其家，或与其有业务往来。如“丁亥”（顺治四年，1647年）观画于歙县莘墟吴如铭家。吴为“两淮巨商，讳士新，笃好古玩”(46)。
又吴振鲁，讳藩，“歙之南溪南人，商于淮扬。好古玩，所藏重器，得于榆村程氏、丛睦坊汪氏者多”(47)。由此可以看出，徽州地区艺术品收藏流出的主要去向之一是巨商云集的扬州。
徽州地区艺术品收藏的另一去向地是苏州。吴其贞记载(48)：
赵松雪《归去来图》，马和之设色《山庄图》等五图在扬州观于吴能远手。能远，歙之西溪南人，与“五凤”属为兄弟。崇祯年间，家于阊门。凡溪南人携古玩出卖，皆寓能远家，故所得甚多，尽售于吴下，此是所剩余物耳。
吴其贞此条注明写于“丙午三月朔日”，按“丙午”为康熙五年（1666年），上距崇祯中叶也已经30年上下。由此推想吴能远卖往苏州地区的艺术品数量一定不在少数。也可由此推想苏州艺术市场的繁荣情况。《味水轩日记》中记载李日华乘船数至苏州，均“泊阊门”一带观赏书画，盖当时阊门为苏州经济最发达之处。
顺治九年“壬辰”（1652年），吴其贞过扬州，于歙商江孟明家观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宋徽宗《山水图》、倪云林《十题图》等十二种书画。据吴说(49)：
江，歙之南溪人，两淮大商也。笃好古玩，家多收藏。
江孟明的收藏靠多名艺术交易人为其收购艺术品，吴其贞一段时期内也充当过这种角色。我们将在后文“明清艺术交易人”一节讨论这个问题。
徽人在外地亦多有开设艺术品店铺者，吴其贞记载了开设于杭州城的“程隐之书铺”，吴并从其店中购画(50)。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也记载了一位开铺于杭州岳庙前十余年的歙人，其人名项宠叔，号玉怀道人(51)：
至项老店，与之雪藕而食，项老欣然出卷轴相评赏。……项老，歙人，初占籍仁和为诸生，以事谢去，隐西湖岳祠侧近。老屋半间，前为列肆，陈瓶盎细碎物，与短松瘦柏，蒲草棘枝堪为盆玩者……有以法书名画来者，不吝倾所蓄易之。支床堆案，咸是物也。
李日华《恬致堂诗话》卷二，亦提及此人，因知其人名承恩(52)：
项宠叔，新安人，名承恩，杭州府学生也。屡上不第，遂隐西湖岳坟。……开小肆，杂置书籍、画卷并盆花竹石，索价颇贵。……今于常卖处得一扇，有先生仿沈石田画，苍莽淋漓，直得子久家法者。题云：“阴阴茅屋野人栖，望里烟波咫尺迷。约伴携尊钓斜日，从来浪迹寄山溪。”
项承恩能诗画，由儒入贾，多年进行书画及园艺盆景的经营，以致李日华赠诗中有“盆花巧作千金笑，壁画赀雄万户侯”之句。姜绍书《无声诗史》“项承恩”条，资料全本李日华，略作删削而成。
杭州艺术市场有一定的规模，李日华常去杭州收购书画，因此在《味水轩日记》有较详细的记载。如卷四1612年“七月二十九日”条，对于杭州昭庆寺廊店铺的设置有详细介绍(53)：
前是督理织造内臣孙隆于昭庆寺两廊置店肆百余，容僧作市，鬻僧帽、鞋履、蒲团、琉璃、数珠之属。而四方异贾亦集，以珍奇玩物悬列待价，谓之摆摊。
8月6日，李日华在游逛时，又于“廊肆中见唐伯虎丛竹……”等作品(54)。
将近两年后的1614年4月7日，李日华再至杭州昭庆寺廊艺术品店铺，“步寺廊，观列肆”，并购买郭熙画《扶桑晓日图》一卷。同时又观赏了“文五峰仿六大家方幅小景，后又自作一方，装成长卷”(55)。
关于杭州昭庆寺，明末清初人张岱在《西湖梦寻》卷一有专门介绍，说是“石晋元年始创，毁于钱氏乾德五年。宋太平兴国元年重建，立戒坛。天禧初，改名昭庆”。以后屡毁屡建。“万历十七年，司礼监太监孙隆以织造助建，悬幢列鼎，绝盛一时。而两庑栉比，皆市廛精肆，奇货可居。”(56)《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又记昭庆寺盛况：“昭庆寺两廊故无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蛮夷闽貊之珍异，皆集焉。”(57)值得注意的是，该处出售的不仅有“三代八朝之古董”，并且还有“蛮夷闽貊之珍异”，即来自海外的货物。崇祯庚辰（1640年）三月，昭庆寺又遇火灾，至清初始重建。顺治九年（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吴其贞同陶康叔于“昭庆寺歙人许方成”处，观赵善长《秋梧图》小纸画一幅、苏昌龄《绝壁新篁图》小纸画一幅、李西台《行楷选诗帖》一纸、米元章《研山铭》一卷。陶并购得《秋梧图》(58)。因此知昭庆寺在清初恢复了生机，而徽商仍有设肆其中者。
1.徽州地区的江南艺术品交易者
徽州地区丰富的艺术品资源，吸引了徽州以外的江南地区文人、艺术家等前来观赏收购，如董其昌等曾至吴廷等藏家处观赏并借阅书画。江南地区收藏家有时亦到徽州收购书画玩物等，如著名文学家、收藏家钱谦益便从丛睦坊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宋元人书画作品。据吴其贞的记载，1642年11月，他在吴子含“去非馆”遇到钱谦益，并从他手上观赏了王蒙《九峰读书图》和黄公望《草堂图》及其他作品，并获益良多(59)：
先生自昔以文章名望著天下，性好博古。子含特出余所集元人字百幅，计六十有二人，知其名者有半。余皆因元朝年号，知为元人之书，实不知其系也。讯之先生，一一悉其人始末，可见先生学博，称为才人，名不虚誉矣。是日仍见宗伯行囊中入记中者有：黄大痴《洞天春晓图》、郭河阳《高松山水图》、王右丞《雪霁图》、萨天锡《云山图》、王右军《平安帖》。不入记者：褚河南《西竹经》、米元章《多景楼诗》、米元章《题定武兰亭记》。以上皆得于溪南丛睦坊者。
据吴其贞介绍，吴子含讳闻诗，“幼能文，举笔千言立就。若辨古玩真赝，一见洞然”(60)。吴子含和文坛领袖钱谦益看来有一定交往。显然，以钱谦益之博学介入收藏，有相当明显的先天优势。
钱谦益徽州之行，可以在他与柳如是的诗文唱和中找出踪迹。《东山酬和集》卷一收有柳如是《鸳湖舟中送牧翁之新安》(61)：
梦里招招画舫催，鸳湖鸳翼若为开。此时对月虚琴水，何处看云过钓台。惜别已同莺久驻，衔知应有燕重来。只怜不得因风去，飘拂征衫比落梅。
《东山酬和集》卷二，又有钱谦益寄柳如是诗《禊后五日浴黄山下汤池留题四绝句遥寄河东君》(62)，知钱氏此次新安之行，有黄山之游。《牧斋初学集》卷十九《东山诗集》，记录了钱氏黄山游踪，时间是“起辛巳三月尽一月”，辛巳为公元1641年。第一首是《三月七日发潜口径杨干寺踰石岭出芳村抵祥符寺》，第二首《禊后五日浴汤池留题四绝句》，即收入《东山酬和集》的寄河东君之作。此外有《初九日发朱砂庵迳观观音岩登老人峰》，《初十日从文殊院过喝石庵到一线天下百步云梯迳莲花峰憩天海》，《十一日由天都峰趾迳莲花峰而下饭慈光寺抵汤口》，《十二日发桃源庵出汤口迳芳村抵潜口》等。下得黄山后又有《下黄山留宿故方给事方石书馆题壁兼怀孟阳》(63)。
钱谦益所怀念的“孟阳”，指出身徽商家庭而移居嘉定的著名画家程嘉燧。程与钱谦益交往密切，钱氏极推崇其诗文。《十百斋书画录》丁卷著录《程嘉燧书画册》，其第二幅“方舟话雨”，对题里记载钱谦益庚辰（1640年）年之黄山之行(64)：
庚辰腊月望，海虞半野堂订游黄山。正月六日，牧翁已泊舟半塘矣，又停舟相迟半月乃先发。余三月一日始入舟，望日至湖上，将陆行从之，而忽传归耗，遂溯江逆之，犹冀一遇也。未至桐庐二十里，而官舫挟两舸扬帆蔽江而下，余驾渔艇截流溯之。相见一笑，随出所收汪长驭家王蒙《九峰图》及榆村程因可王维《雪江卷》同观，并示余黄山记游诸诗……
由此可知，钱谦益新安之行，每次均收购书画作品而归。而钱氏所收王维《雪江卷》，便是冯开之家售于吴心字的《江干雪意图》卷。汪世清先生曾以为冯家售给吴希元的本为王维绘画真迹，钱谦益自徽州购归后，毁于绛云楼之火。而今藏日本京都小川家族的《江山霁雪图》，实为《江干雪意图》卷的一个较晚的仿本(65)。汪先生似未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所记冯开之长君请朱肖海制作摹本之事。若沈德符所记为真，则钱谦益所购后毁于绛云楼火的便非原迹。高居翰则认为小川所藏《江山雪霁》卷，连同檀香山美术馆所藏的一卷布局相同，但系年代较晚且较为次级的仿本，都是明代之作。且其所据以模仿的王维构图也不会早于南宋(66)。那么《江干雪意图》卷原本下落究竟如何？恐怕只能成为历史疑案了。
钱谦益与徽商收藏家一向多有来往，客居杭州的徽人汪汝谦（号然明）多有收藏，吴其贞曾在其家观赵千里《明皇幸蜀图》，并介绍说：“汪，歙西丛睦坊世家也，子登甲榜。为人风雅多才艺，交识满天下，士林多推重之。”(67)汪然明曾出资赞助名妓柳如是刊刻诗集《湖上草》和尺牍集《柳如是尺牍》，并将柳介绍与钱谦益，成就钱柳姻缘，一时传为佳话。钱谦益与汪的关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论之已详，兹不赘。《牧斋有学集》卷三十二收钱谦益所亲撰《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另《牧斋有学集》卷二有《新安汪氏收藏目录歌》，诗前有小序云(68)：
新安汪宗孝收藏金石古文法书名画彝器古玉甚富。死后散落人间，独手书目录犹在。其子权奇装潢成帙。余方有沧桑之感，为作歌以识之。宗孝，字景纯，富而任侠。万历间常卧病，梦授命于文庙，遣治水江、淮间，七日而寤。楚人王同轨作《耳谈》，载其事焉。
《耳谈》所述汪事，实为无稽之谈。按：汪景纯，歙县人。行盐于淮阴。或许因其“常卧病”，后将生意托丰南人吴孔龙主持经营。因得优游于诗酒，而广收今古之翰墨。汪景纯死时其子尚少，吴孔龙又“不恤劳怨，卒使式微振起，而故业复昌”(69)。
在诗中，钱谦益赞誉汪景纯以富有之商人而收藏之丰富(70)：
金钱积气久盘郁，化为群玉纷璆琅。羽陵宛委吐灵异，瑶函云笈差缥缃。晋书唐画出秘阁，永和淳化罗墨庄。昭陵玉匣夸购取，宣和金书矜弆藏。邺侯万谶曾未触，桓玄一厨今不亡。东观词人著跋尾，奎章学士书右方。轩辕丹鼎借光气，天都草木增辉光。人间墨绘汗牛马，敢与列宿分焜煌。清閟之阁萧闲堂，充栋插架闻古香。错列几案峙彝鼎，镇压卷帙填圭璋。疏窗眼明见仓籀，棐几日暖流丹黄。主人好古复好事，千金豪取如针芒。弹琴煮茗自欣赏，高僧词客同平章。青娥摩挲辨款识，红袖拂拭焚都梁。
以当时文坛领袖的身份，钱氏与徽商的交往，显然是礼尚往来，各取所需。明清江南文人士大夫生活奢靡，像钱氏这样卖文敛财者并非少数。《味水轩日记》中，李日华记载项又新为其母六十大寿，向李征文，并“以黑缘绒一端，靖窑白瓯四只，文徵仲行草书《独乐园记》一册，陈白阳花石一幅馈余作润笔”(71)。文价着实可观。
常州画家邹之麟亦至徽州，1641年3月，他同吴其贞一起观赏书画，并购颜真卿书《送裴将军出征诗》(72)：
……颜鲁公《祭侄文》，在中玄兄丘园上观于仇斗垣手。同观者有武进邹臣虎先生。先生讳之麟，号衣白，善临池、丹青，笃好古玩器皿。特来余乡，欲谋《祭侄文》。及见鲁公《送裴将军出征诗》，后有太仓二王题跋，先生爱之，购此而却《祭侄文》。
而据吴其贞的意见，“《出征诗》是廓填者”。“善临池”的邹之麟，其鉴定眼光看来值得怀疑。
作为画家的邹之麟，此次新安之行，沿途胜景，均收入画图。“康熙丁卯”（1687年），新安画家查士标曾亲见画卷，并题跋语云(73)：
邹衣白先生尝从毗陵入新安，放舟江行，凡经过山水胜处，辄纪之以画，于往见其画册数十翻，惊赏叫绝。今于邗上再观此卷，峦壑逶迤，川原回合，一一逼肖，尤称杰作。……余以落拓羁人，久离乡井，展阅此卷，恍如身行新安道中，城郭舟车历历在目，桑梓之思庶几少慰不止。
吴其贞并在榆村碰到“吴门郑廷奇”，从他那里观赏了柯九思作品。据吴说(74)：
廷奇为人好修饰精洁，善弦索，兼货古玩。游于朱门，人皆物色之。
这位苏州古玩商来徽州的目的显然是进行书画等艺术品的收购和交易。而他既“游于朱门”，很明显也是一位作人眼目的艺术交易人。
2.江南地区的艺术品流散与南北流通
从明清时期的重要书画著录著作看，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艺术品流散速度很快，巨室大户的收藏也很难世代相守不失。吴其贞已提到徽州地区艺术品的流失“计其得失不及百年”。另据汪砢玉《珊瑚网》和吴其贞《书画记》的记载，江南著名藏家项元汴，藏品至其孙辈已几乎流散殆尽。
汪砢玉谈到赵子昂《玩花仕女图》一画时说(75)：
是图为项又新（按：名德新，字复初，项元汴第三子）家物，董玄宰尝共余过之，时悬画于读易堂之松轩，玄宰赏玩不已……无何，又新物故，所藏多散逸。余得其书画数十种，赵笔其一焉。
顺治九年（壬辰）端午日，吴其贞过嘉兴，于项子毗家得见黄大痴《水阁图》小纸画一幅，上“有项墨林图书”，表明是项元汴生前藏品。吴其贞以他惯常的呆板口气记载说(76)：
子毗，墨林孙，时项氏六大房物已散尽，惟子毗稍存耳。
项氏家族藏品仅经三代便几乎流散殆尽，其中原因颇为复杂，从制度层面分析，有着宗法社会中子孙分家析产所导致的家产分散因素在；而从社会政治层面分析，更是与改朝换代的动荡社会环境有关。据姜绍书《韵石斋笔谈》记载，顺治二年（乙酉岁），清兵至嘉禾，“项氏累世之藏，尽为千夫长汪六水所掠，荡然无遗”(77)。而汪砢玉家族数代收藏，竟然因为崇祯改元前后汪砢玉父母双亡，为“营殡事”而“典质古玩”，从此家道中落，藏品散失(78)。
而僧巨然《山寺图》一画的辗转流传，更可见江南地区书画流散速度之快。据《珊瑚网》记载，该卷后有董其昌“甲辰六月三日”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跋语：
此卷在梁溪华氏家，余求之数载，不得一观，今为公甫所有，得展玩竟日……甲辰六月三日，董其昌。
其后又有汪砢玉自己的记录(79)：
吾乡吴太学功甫谢世后，诸珍秘散出，时先君得是图，又唐镌灵壁石名“列翠”者，及他书画玩好。无何，为鬻古辈先后赚去。
由此可以梳理出巨然《山寺图》的流传线路：
无锡华氏——徽人吴功甫——汪砢玉父汪爱荆——鬻古辈……
所谓“鬻古辈”基本就是艺术交易人们，他们在不同收藏家之间穿梭，凭借过人的鉴赏眼力，寻找合适的商机买进和卖出。而收藏品多随藏家的去世而散，这现象也值得注意。它说明“子孙永宝”式的世守现象越来越少，也从侧面反映了明末清初时期宗法家族势力的逐渐衰落。
明代中晚期，由于江南地区物质文化的繁荣，北方艺术收藏品大量流往江南。这现象沈德符曾简单论及。汪砢玉《珊瑚网》则具体记载了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成国公朱忠禧死后，藏品流散至江南，朱昔日门客王稚登、谈志伊不觉“见之凄婉”。王稚登感慨跋曰(80)：
右宋贤札子十七帖，皆一代名流鸿望，魁垒贤臣之笔，往岁客燕山，尝从朱忠禧公绿荫亭中阅此。朱公好古，家藏名迹甚富，每爱惜此册，以为刘公一札，可当十部从事。诸贤濯濯，单言片翰，并有风致，非近世雕虫之士所能比肩。忠禧化去未久，图书散落，此册为鬻书人持至江南，思重参军见之凄婉，遂出重资购之，命余题册尾。余与思重皆忠禧文酒之客，睹此不胜人琴之感，非徒以诸公手泽之故耳。王稚登书。
其后又有“闲止居士曹函光”1634年的跋语，交代了该作品流入徽州又流出的曲折流传过程(81)：
此册旧为朱忠禧物，后为谈岳山参军名志伊字思重者得之。后又转入汪景辰家。今年秋，王越石舫中见之，余极爱刘无言、吴居父、叶水心三札，遂易得之。……崇祯甲戌年秋九月，闲止居士曹函光书。
该藏品流出徽州藏家汪景辰（纯）家的过程是通过王越石这一艺术交易人来完成的。“闲止居士曹函光”名为曹瞻明，与汪砢玉之间常有艺术品的交易，也是一位拥有一定藏品的藏家，他是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而“易得之”。
清初时北方藏家崛起，江南地区书画玩器的流散已不仅仅局限于江南，江南藏品也逐渐流往北方。北方藏家纷纷派出交易人或直接在江南地区物色艺术代理人，以收购书画。如扬州裱褙师张黄美，本为扬州藏家通判王公裱褙师，游京师时为梁清标所物色(82)，从而成为梁在江南地区的眼目，时常为其收购艺术品。康熙十二年（“癸丑六月八日”），吴其贞在张黄美家观赏一批宋元书画名迹，便是张为梁清标所收购(83)：
黄山谷《谈章》一卷，吴彩鸾《小楷唐韵》一卷，王叔明《太白山图》，朱德润《寒林老鸟图》，崔子中（忠）《双雁图》，宋元人小画图册子计六十张，米元章《临张王四帖》合为一卷，盛子昭《秋林渔隐图》等八种，观于扬州张黄美家，系近日为大司农梁公所得者。
除梁清标外，另一北方鉴藏家驸马耿昭忠也在江南地区购置书画作品。如康熙十一年（“壬子二月十一日”），吴其贞在“杭城程隐之书铺”选购书画作品，名作有李唐《雪天运粮图》和赵松雪《写生鸂鶒图》，结果吴其贞“购其《鸂鶒图》，耿额驸购其《运粮图》”(84)。此事件有标志性意义，它充分表明清初时南北藏家相会于江南，同时开展艺术品收购活动，从此地域性收藏竞争将日趋激烈。
除北京官宦收藏家外，在此之前的“癸卯”年，即康熙二年，山东胶州人张先山已在江南地区大量收购书法名画，所收有“赵松雪《鹊华秋色图》纸画一幅，黄大痴《秋水图》小纸画一幅，马远《梅溪图》绢画一幅”等赫赫名迹，以致吴其贞“观赏终日，不能释手”。此张先山为“阀阅世家，乃翁笃好书画，广于考究古今记录，凡有书法名画在江南者，命先山访而收之，为余（吴其贞）指教某物在某家，所获去颇多耳”(85)。
北京裱褙师王际之驻守苏州，在江南嘉兴地区大批收购宋元人书画，其规模之大，竟收购有上百幅之多(86)：
宋元人书画九十八则，在吴门观于北京王际之寓，系得于嘉兴高、李、姚、曹四家。夫四家收藏，前后已及百年，今一旦随际之北去，岂地运使然耶……际之善裱褙，为京师名手，又能鉴辨书画真伪……时庚子四月十一日。
时隔一个多月，又有(87)：
宋人书画六种，观于王际之寓舍，此第二次得于嘉兴者，将欲北渡。时庚子五月二十九日。
如此大规模的江南地区书画“将欲北渡”，终于引发吴其贞这位老骨董客的感慨，他感叹：“夫四家收藏，前后已及百年，今一旦随际之北去，岂地运使然耶？”只好将此现象归结为“地运使然”。事实上，明末清初北方鉴藏家的崛起和南方鉴藏家的衰落，个中缘由远非“地运”所能涵盖，而更多地与客观政治、经济环境的转移有关。如傅申就认为：“北方鉴藏家兴起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十七世纪的皇朝更替。”即明清易代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使然。而“由朝代更替而直接关联到其他两个因素：来自新宫廷的绘画旧藏和北方官僚的兴起”(88)。
王际之北运的书画售于何人，吴氏《书画记》未有交代，但北京的梁清标、耿昭忠等人显然是理想的买家。我们还知道吴其贞曾得陆机《平复帖》，而该帖“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缗(89)。很显然，这位裱褙师王际之像扬州裱褙师张黄美一样，也是一位书画代理人或交易人，只不过不像后者那样隶属于固定的收藏家，而是经营方式更为灵活。
三 明清艺术品商人
艺术交易人或曰专门艺术品商人的出现是随着艺术市场的出现应运而生的。他们活跃于各地的收藏家之间，买进卖出，或类似牙人进行居间交易。通过这些艺术品商人，有时甚至能在短时间内“造就”出收藏大家。早期艺术品商人在文人收藏家笔下，多形象不佳。如詹景凤所记的卖古董者吴治(90)：
予在豫章时，过宗侯贞吉，见有米海岳云山一纸幅，上有倪迂题，后复过其人，借观三日又题。予时几得之，盖贞吉欲售急也，索值不过四两。议定，将遣人往取，而卖骨董吴治踵至，立与五金去矣。豫章王孙家有持旧拓《绛帖》一部来易者，于中缺名臣数章，余俱全，装潢仍是元装，索值仅三两。予立与三两，其人得之喜过望去。而鬻骨董吴治会过予，予出示之，吴惊曰：“此百金物，从何得来？”予与语其人，吴遽辞出。遂踪迹其人，与六两，诡令来取。曰：家奴窃出属予易，今事露，主人方操之急，愿见还。予即还之，其人径送吴所，适刘贾叔在。贾叔过予，具言吴得古帖。予告以其故，刘乃切责吴，予竟置不复问。
此处提到的吴治，字孝父，号梦竹，歙县溪南人。万历《歙志》赞美他“天性豁达”(91)：
少习举子业，不任局束，弃而走父所为贾。父殁，遗资买茜数百石，南来一挥金陵子，垂槖而豪举之名噪白下矣。性善鉴古鼎釜罇彝、法书名画之属，常游公卿间，伉率不韧而不及私，故诸公卿坦重之。北走汴宋燕齐，南走吴越闽浙，西走楚，直抵蜀，游峨嵋以归。居銮江之上，虎臣、康虞皆其诸弟所倡和者。銮江，南北孔道也。海内显者胜流，无不知有梦竹先生。户无留屦，治摄布衣应之，意致轩如也。殁于江上，年七十四。
据此知吴治与吴守淮（虎臣）、吴惟明（康虞）为兄弟行。“善鉴”而又“常游公卿间”，可知吴治其人为一艺术交易人。是以他有时会为了获取优秀艺术品而不择手段。在传世颜真卿《祭侄稿》上，至今尚有其鉴藏印“吴治之印”，因知此作曾经其手。
吴治与文学家、收藏家王世贞也有交往，从《弇州四部稿》看，王多次为吴所藏书画作品题跋。据王世贞说，有时吴治也将艺术品售卖于他。比如“赵文敏篆书千（字）文”，“生质之得四十金，用为豪具，径去不顾矣”(92)。
一般情况下，艺术交易人能通过其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收藏家提供所需藏品，并由此获取回报。如著名收藏家周亮工在扬州三年，自言“藏近人笔墨之富，应无如予，而故无又蕙一丘一壑”。后方休如为其索得“又蕙作十幅小册”，周亮工高兴之余，决定“以建兰十盎为琼玖之报”(93)。
也有些艺术交易人在不同收藏家的交易过程中，通过其中间人的身份上下其手，牟取利益。如《元名公翰墨卷》久为汪砢玉之父汪爱荆所藏，该卷“前有米襄阳山水横幅”(94)：
高君明水见之，即嘱戴老以靖窑坛盏十二求易，附二佳萐作装潢资，愚父子受盏却其萐，其萐竟为居间者所没。又有元名翰，为张绅、张文在、程璠、鲍恂、王东诸人，先后为此辈赚去。
明末清初著名的艺术交易人多出自苏州和徽州地区，这自然与当地丰富的艺术品收藏资源有关。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中提到徽人而前往嘉兴做书画交易者共五十余处，其中歙人方樵逸出现近10次，与李关系也较亲密。而“胡雅竹”其人则先后出现近20次，与李日华业务交往颇为频繁。《味水轩日记》中并详细记载了在艺术交易人策划下的一次交易活动(95)：
杭人严华亭挟卷轴寓屠氏废园，同方樵逸过访之。时白云映空，黄叶履地，茶竃熏炉，烟霭相杂，居停主人为歙吴太学宇旸，其妹婿王生，余总角故交也。三四闲人各出鼎彝珣彘，指点摩弄于虚堂之上，不觉耳目清快，神情散朗，疑不在尘世间。憾所阅法书名画，赝者逾半，为嗛然耳。
这里提到的“居停主人”歙人吴宇旸，多次以所藏书画求董其昌、李日华题跋，基本可肯定是一艺术交易人。有些徽州艺术交易人长期活跃于徽州以外的广大地区，甚至因此而“名著天下”。本节将重点讨论艺术交易人王越石和吴其贞。
汪砢玉《珊瑚网》中多处提到书画交易人“黄越石”，另有几处为“王越石”。江浙地区王、黄不分本为常事，但“越石”其人究竟是姓黄还是姓王呢？《书画记》中也记载了一位老骨董客，客游二十年始回归徽州故里，其人名王越石，居安人。吴其贞与其家族很多成员均有交往，在姓氏上应该不会有问题。从时间上推算，两书提到的应为同一人。况且，我们还有一个确实的证据可以证明两个“王越石”为同一人。
王越石客游归来，吴其贞多次观赏其所收购书画，其中壬午（1642年）六月二十二日所见，“有沈石田《匡山霁色图》大纸画一幅，画法柔软，效于巨然，有出蓝之气。值百缗，为世名画”(96)。
而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十三著录沈周《匡山新霁图》，款为“吴人沈周作匡山新霁图，用巨然笔法”(97)。基本可以断定吴其贞所谓《匡山霁色图》，就是汪砢玉所记载的《匡山新霁图》（按：原画现藏上海博物馆），而且可以推定该画是经王越石手而自嘉兴流入徽州者。
鉴藏家张丑与王越石也有交往，《清河书画舫》中有多处记载，因知其人名王廷珸，越石为其字或号(98)。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定窑鼎记”条，有“王廷珸者，字越石，惯居奇货，以博刀锥”(99)。则确知“越石”为其字。
汪砢玉《珊瑚网》记载了他与王越石之间较为频繁的艺术交易，仅以“崇祯甲戌”（1634年）为例(100)：
崇祯甲戌重九日，歙友黄（王）越石携是册（《胜国十二名家册》）至余家，留阅再宿，并示白定小鼎，质莹如玉，花纹粗细相压，云□蝉翅，蕉叶俱备，两耳亦作盘螭，圆腹三足，炉顶用宋作白玉鸂鶒，乌木底。……越石云：项子京一生赏鉴，以不得此物为恨。索价三千金，吾里有偿之五百不肯售。真希世之宝也！其挂幅有李营丘《雪景》，什袭珍重殊甚。然视吾家《山水寒林》，犹伧父也。米敷文《云山茅屋》太模糊，王叔明《一梧图》亦赝物，《南村草堂图》更恶甚。惟文徵仲《仿小米钟山景大轴》有气韵，……时越石欲余斋头灵壁为漫兴，中名听经鹅者，以文画相易。余不割舍，渠谓米家书画船不可少此物，遂强持去。复示我宋拓《阁帖》、朱绣白端砚、坡仙雪浪斋绿端砚、哥窑彝及乳炉种种。曰：此皆定鼎之媵也。噫！昔沈不疑寓金陵杏花村，有破定彝，朱兰嵎宗伯因名其斋曰“宝定”。今越石之舟，亦可名“宝定”。
崇祯戊辰（1628年），汪砢玉为父母筹集丧葬费，曾卖去大批藏品，“易赀襄事”。“而古绘两函，犹时在念也”(101)：
至甲戌秋，黄（王）越石忽持前二册来，云得之留都俞凤毛，已售去十余幅……时越石欲余贯休《应真卷》，为宋王才翁题偈；马和之《破斧图》、思陵楷《毛诗》、吴仲圭写《明圣湖十景册》及本朝诸名公画二十幅，文沈《落花图咏》长卷，青绿商鼎、汉玉兕镇诸件。余遂听之，易我故物。
王越石自诩所乘之舟为“米家书画船”，可知他往来江南各地进行艺术品交易，主要靠乘坐船只。明代刻印的商业书谈及经商在外的运输工具，多劝人舍陆路取水路，缘水路价钱便宜且安稳。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记其出行均为乘船，书中并记载苏州、无锡等地江南书画商人均乘船载书画玩物至嘉兴出售。江南地区水网密布，乘船往来是一较好选择。
又“崇祯甲戌年秋九月”，即汪砢玉与王越石交易前后，曹瞻明于“王越石舫中”见《宋贤札子十七帖》，因“极爱刘无言、吴居父、叶水心三札，遂易得之”(102)。
作为一位艺术交易人，王越石在交易中时有玩弄伎俩之处，如《胜国十二名家册》中倪瓒作品，因“画间层山四摺，中露旷地，外绕七树向水”，不类倪平日本色，汪砢玉展玩不已，王越石透露说，此画“可拆易也”。为汪砢玉劝阻(103)。盖拆易则一画拆为两画卖，为艺术品商人牟利之惯用伎俩。《韵石斋笔谈》对其劣行有更多揭露：王越石以八百金赚得杜生之赝鼎，“诡称其值万金，求售于徐六岳，徐恶其谲，拒之不纳，乃转质于人。十余年间，旋质旋赎，纷如举棋。又求其族属之相肖者，方圆数种，并置箧中，多方垄断。泰兴季因是企慕唐炉，廷珸以一方者诳之，售直五百。季君以为名物而愉快焉”。其后东窗事发，季求有司追理，王廷珸抱头鼠窜，“挽人讲解，另以伪物偿季”，始得免。不久又有黄黄石之事。黄与王越石为中表兄弟，“互博易古董以为娱”。因王越石欲吞没黄托其转售的倪瓒作品一张而起冲突。廷珸“头撞正宾，伤肋”，黄黄石因伤重“越夕奄逝”。而“廷珸宵遁，潜踪于杭。尔时潞藩寓杭，闻定炉名，遣奉承俞启云咨访。遇廷珸于湖上，出赝鼎夸耀，把臂甚欢，恨相见晚。引谒潞藩，酬以二千金。奉承私得四百，以千六百金畀廷珸”(104)。可说是极尽诓骗欺诈之能事。张丑也对王越石的人品极其失望，他评价说：“越石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105)
《珊瑚网》中最晚一次提到王越石为“崇祯丁丑”，即崇祯十年（1637年），其时，汪砢玉以仇英《南极呈祥图》及宋版《国策》一部易得王越石所持马远《鹤荒山水图》(106)。
大概在“壬午”年间，即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越石“客游二十年始归”徽州故里，特携诸玩物访吴其贞于怡春堂，盘桓三日而返(107)。据吴其贞介绍，王越石为“居安人，与黄黄石为姑表兄弟，系媀若亲叔也，一门数代，皆货骨董，目力过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108)。可知王出身骨董世家，而王越石因长期在徽州以外的江南各地进行艺术品交易，故名声最著。但据上引关于王越石的记载看，“士庶莫不服膺”云云，实在是过誉之词。
据吴其贞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三世皆业骨董的王氏家族的大体情况：王越石有两弟，为王弼卿、王紫玉(109)，另有王媀若、王晋公、王君政为其侄。其中王媀若“目力过人，为人温雅”，与吴其贞为莫逆交(110)。王晋公业骨董于扬州(111)，而从侄王君政则业骨董于杭州(112)。但《书画记》的不同版本，如辽宁教育出版社邵彦校注本和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书画全书》本，均记王媀若为“长安人”，根据王的家族籍贯看，该处实应为“居安人”。“长”字误。
王越石回徽州后，依然业骨董，且进一步发挥了其家族的优势，如白定圆鼎炉一只，“一身完全无瑕疵，精好与程季白家彝炉无异，惟白色稍亚之，世无二出。越石兄弟叔侄共使一千二百缗购入，后来售于璐藩，得值加倍”(113)。他并与吴其贞有业务往来，吴曾从王手中购画若干。而孙太古《产黄庭图》小绢画一幅，向藏在溪南，后为王越石得之，“以为至宝，不肯售”，引得吴其贞“深妒之”(114)。同为艺术交易人，难免带来业务上的竞争。
明末清初扬州经济发达，因此也是王越石的常至之地。闽人陈以谓经商于扬州，其人“有侠气，以千金应人之诺，在扬州雅兴飙起，大收法书名画。既独具特识，复不惜重价，曾不一载，江左名物几为网尽”(115)。此陈以谓所得书画“多越石物”，即王越石是他的长期供货商。内有《宋元小画图》二册计五十则，“系王越石得于汪氏，本以李伯时《西园雅集图》米元章记为首幅者”(116)。此册《珊瑚网》有著录，可知汪砢玉藏品明末散失，后通过艺术交易人之手流入扬州。但陈以谓其人“不甚爱惜”书画，其“所谓书画册子，多用大幅切为纨扇者，人因号为‘书画刽子手’”(117)。
与王越石相类，吴其贞也是此类艺术交易人，并且在扬州以“捷径”成功地“造就”出收藏家“扬州通判王公”。《书画记》记载此事说(118)：
公讳廷宾，字师臣，三韩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臬司，降扬州通判。为人刚毅正直，士庶无不推重。近闲住无事，见时俗皆尚古玩，亦欲留心于此，然尚未讲究也。忽一日对余言：“我欲大收古玩，非尔不能为我争先。肯则望将近日所得诸物及畴昔宅中者先让于我，以后所见他处者仍浼图之，其值一一如命，尊意若何？”余曰：“唯唯。”于是未几一周，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公之作用，可谓捷径矣！
浙江博物馆藏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残卷，即《剩山图》。拖尾有王廷宾“康熙己酉”（1669年）的跋语，述吴其贞出让《剩山图》一事，可证《书画记》所记之可靠程度。据王说，该图在宜兴吴问卿临终前焚为两段后(119)：
嗣并为好事者多金购去。其后段久归之泰兴季宦，而此前一段则为新安吴寄谷先生箧中秘宝。寄谷因为余购得《三朝宝绘图》，选汰再四，已略尽古今名人胜事，而尚未得成编。戊申冬，慨然复以此图见惠。余览之觉天趣生动，风度超然，曰：“是可与《三朝宝绘》诸图共传不朽也。”因并出近所得元章先生《溪山雨余图》，装成全册，计共二十四幅。
除吴其贞外，王廷宾手下眼目尚有裱褙师张黄美，张“幼为通判王公装潢书画，目力日隆”(120)。吴其贞“庚戌秋”（1670年）于王廷宾斋头观王佑丞《林亭对弈图》、王叔明《云林图》、刘松年《秋江挂帆图》三图，“系近日使张黄美买于京口张即之手”(121)。前文已述，这个张黄美同时还是梁清标在江南地区的书画代理人。
与王廷宾同时或稍早，吴其贞也为“歙之南溪人，两淮巨商”江孟明提供书画艺术品。现将《书画记》中此类材料整理排比如下：
1655年“仲秋八日”，吴其贞在宜兴观吴忠惠《杂诗一十二首》卷于吴子文家。后为江孟明得之，每首分开裱入法书册中(122)。
1660年，吴其贞从其侄辈吴于庭处，得“洪容斋七言绝一首，”“后并倪云林《江岸望山》、陈惟允《仙山图》、赵松雪《六简》归之江孟明”(123)。
1660年“九月二日”，在扬州为江孟明得李营丘《密雪待渡图》大绢画一幅、倪云林《古木竹石图》小纸画一幅于董其昌之子董思履(124)。
1663年，吴于扬州市上获梁楷《白描罗汉图》、郭河阳《溪山霁色图》二图，随让于江孟明(125)。
而吴其贞（庚子）“九月七日”于江孟明家观王荆公《才德帖》，贯休《十六罗汉图》一卷等二十一种书画艺术品的行为，充分表明，江孟明其人门下收购艺术品的门客或交易人为数不少，非仅吴其贞一人。
王越石、吴其贞等书画交易人的工作重心自江浙一带逐渐移往地处江北（文化上仍属江南）的扬州地区，从一个侧面客观说明了扬州城市经济在清初的重新崛起。
王廷宾其人于“丁巳”（康熙十六年，1677年）年以前去世，吴其贞遂改投姚友眉，为姚四处收集书画(126)。
吴其贞与杭州姚友眉的交往始于王廷宾去世之前，1673年（“癸丑十月二十八日”）吴在杭城观赵松雪《苏李泣别图》于绍兴朱子式手，“即为姚友眉购之”。据吴其贞介绍，友眉为其友人姚又度之侄，精于鉴赏：“友眉，又度犹子也，聪明颖悟，书窗之暇，留心玩物，尤甚于书画。及见物时，是非洞然，洵风雅中人也”(127)。以后多年间他就不断为姚友眉收购书画。
1677年吴其贞于杭州以六十缗购得“赵子固《水仙花图》纸画一卷计纸八张”，此画原藏嘉兴项氏，吴其贞曾寻访数十年不得。然得此画后未几便“同柯丹丘《寒林耸翠图》、井西道人《隐居图》、高房山《携琴访友图》、赵善长《桃花书屋图》、倪云林《松林亭子图》、宋元小画图册子六十页”等，一并“归于姚友眉矣”(128)。
在收购其他藏家的艺术品时，吴其贞有时也委托艺术交易人从中“说合”。如李伯时《莲社图》绢画一幅，吴其贞1666年“六月观于绍兴朱石门先生令孙十三老家，令人不能释手，恨不得卧于图下。千谋百恳，至今年（丁未，1667年）四月方购到手。有居间人汪允如曰：‘君谋此图有一年，我为此图说合有百次，走路不知几百里。君今得图，图得其主，庶几我不负君，君亦不负伯时矣’”(129)。这位“居间人汪允如”可能也是徽人，他在吴其贞谋取《莲社图》的过程中，一年内“说合有百次”。此话虽不免借自夸以讨人情，然亦可见艺术品市场牙人辛苦程度之一斑。
吴其贞长子吴振启，次子吴振明均承父业，投身于书画交易业。其中吴振启亦一度为姚友眉收购书画(130)。
四 明清艺术品商人与商路
晚明旅游风气兴盛，士大夫平居无事，每喜作短途旅游。从《味水轩日记》、《珊瑚网》等书看，李日华、汪砢玉等人均常出游。如李日华去杭州、苏州、平湖、吴江、徽州齐云山等地，或乘船来往，或水路和陆路兼用。从晚明出现的许多商业路程书可以看出，此时在交通运输方面有许多新发展，民间交通线路更多，范围更广，全国性的交通网络已然形成。又从路程书通常冠以“士商”之名看，此类书籍的读者群除经商行旅者外，也扩展至士大夫阶层。
艺术品商人的出现，是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的需要，只要艺术市场存在，就会有商人存在。因此他们的足迹遍及南北。由于商业的发展，江南地区在商品流通的基础上，出现了复杂的交通网络。艺术品商人能在各地出现，寻找商机，肯定是借助了原有的商路。吴治的足迹更是遍及南北，晚年尤其坐镇真州这一南北交通要道。可见他们对于城市发展程度的看重。王越石足迹所至有嘉兴、扬州等地。而吴其贞活动范围更广，除徽州外，另有嘉兴、扬州、苏州、杭州、绍兴、京口等地。明末清初，江南市镇虽在经济上有一定发展，然真正的艺术品市场，仍多存在于较大较有历史积淀的大城市之中。
艺术品商人往来各地，主要交通工具为何？多寄宿何处？
上文提到王越石等商人常乘船往来江南各地，自称“米氏书画舫”。《书画记》中记王越石侄王君政，亦以船只为书画交易的专门交通工具(131)。晚明士大夫有资财者，多自购游船或画舫作为旅游工具。袁宏道有《新买得画舫将以为庵因作舟居诗》，声言“拟将船舫作庵居，载月凭风信所如”(132)。著名山人陈继儒专门谈到这种文人生活方式(133)：
住山须一小舟，朱栏碧幄，明棂短帆，舟中杂置图史鼎彝，酒浆荈脯，近则峰泖而止，远则北至京口，南至钱塘而止，风利道便，移访故人。有见留者，不妨一夜话，十日饮。
这种画舫能趁江南地区水道之便，北至京口，南至钱塘。从《味水轩日记》等书的记载看，多数艺术品商人都是乘船只（自购或租赁）来往江南各地，兜售书画艺术品。
晚明时编印的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七，列有“江南水路”，其中“杭州府、官塘至镇江府水路”为通贯江南的水路(134)：
钱塘江口。万松岭。凤山门。朝天门。吴山。共二十里武林驿。北关门。十里得胜坝。五里北新关。四十五里武林港。西北百里至湖州府。北五里塘栖。九里落瓜桥。九里五黄桥。九里双桥。二座。九里大茅桥。九里宋老桥。一里远店桥。八里崇德县。二十里石门。二十里皂林。二十里斗门。东五里至濮院。北二十里嘉兴府。东去松江百二十里。北五里杉青闸。三十里王江泾。三十里平望。西去湖州府。北二十里八尺。二十里吴江县。二十里尹山桥。十里灭渡桥。十里盘门。五里胥门。五里苏州府阊门。十里枫桥。寒山寺。二十里浒墅关。二十里望亭。二十里新安。二十七里无锡县。十里至惠山第二泉。北十里高桥。出夏港。十五里洛社。二十里横林。三十五里常州府。十五里洞子河。十五里奔牛。出孟河，七十里至江口。北二十里吕城。五十里丹阳县。三十里新丰。三十里丹徒。镇江水少，于此搭江船亦可。北二十里镇江府。北渡江，十里至瓜洲，又三十五里至汤州。西北五十里至仪真县。西二百里至南京。
浙江杭州府至镇江，平水随风逐流，古称平江，船户良善，河岸若街，牵船可穿鞋袜，船皆楠柏，装油米不用铺仓，缓则用游山船，漫漫游去；急则夜船可行百里。秋无剥浅之劳，冬无步水之涉，是处可宿，昼夜无风。盗之患惟盘门、五龙桥、八测、王江泾，大船坊、唐栖小河多，凶年有盗，船无虑，早晚勿行。苏州聚货，段匹外难以尽述，凡人一身、诸行日用物件，从其所欲皆有。水多，诸港有船，二文能搭二十里程，一人可代十人劳。御史朱寔昌，瑞州府人，嘉靖七年奏定门摊客货不税，苏、松、常、镇四府皆然，于是商贾益聚于苏州，而杭州次之。
明代与江南艺术品商人同一类型的还有湖州织里人，他们驾着书船贩卖湖州刻印的书(135)：
书船出乌程织里即郑港、淡港诸村落。吾湖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稚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末座，号为书客。
从同时期这种书客的经营方式，基本可推知明清书画商人的经营方式。
随艺术品商人的踪迹所至，我们在一些记载中见到“居停主人”这个词。如《味水轩日记》所记(136)：
杭人严华亭挟卷轴寓屠氏废园，同方樵逸过访之，时白云映空，黄叶履地，茶竃熏炉，烟霭相杂，居停主人为歙吴太学宇旸，其妹婿王生，余总角故交也。
“会计之精，徽贾推为领袖”的徽人黄黄石，曾携古玩“流寓曲阿，贺日献为居停主，笈中所携，咸寄贺室”(137)。
1646年（丙戌）中秋，汪砢玉“止甪里清霭阁东，与居停主高君看旧时月色”，高氏出《淳化阁帖》无银锭本示汪(138)。
吴其贞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历时十余日。居停主人为溪南人汪三益(139)。
壬辰秋，吴其贞过丹阳，宿收藏家张范我家，得观书画多种。张范我并陪同他至贺仲来家、姜二酋家观赏书画(140)。
吴能远，歙之西溪南人，崇祯年间，家于苏州阊门。“凡溪南人携古玩出卖，皆寓能远家，故所得甚多”(141)。这位吴能远是位专门的居停主人，同时借机进行艺术品的收购和交易，与吴其贞有业务来往。
因此约略可知，艺术交易人往来各地，多借宿于熟人家中，或朋友，或亲戚、宗族。其原因一是随身携带书画古玩，寓旅馆颇不安全。二是可以利用居停主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为自己的艺术品交易提供合适的买主。
结语
明末清初时期，江南艺术市场的繁盛与活跃，源自于社会各阶层普遍涉足艺术品市场的热情。从朝廷重臣、公卿巨室到文人、商人，都在艺术品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晚明谢肇淛指出：“今世书画有七厄焉，高价厚值，人不能售，多归权贵，真赝错陈，一厄也；豪门籍没，尽入天府，蟫蠹澌尽，永辞人间，二厄也；射利大驵，贵贱懋迁，才有赢息，即转俗手，四厄也；富贵之家，朱门空锁，榻笥凝尘，脉望果腹，五厄也；膏粱纨绔，目不识丁，水火盗贼，恬然不问，六厄也；拙工装潢，面目损失，奸伪临摹，混淆聚讼，七厄也。”(142)这段话其实同时也透露了明代收藏群体的基本构成。既然市场这么热闹，“奸伪临摹，混淆聚讼”就是其必然的后果。伪作的大量出现，给艺术品市场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混乱。为求安全，艺术交易人阶层应运而生，他们穿针引线，做人眼目，给艺术品市场的交易带来一定的安全系数。其性质颇类于传统市场上的“牙人”。当然，有些艺术交易人为牟取暴利，以伪充真的恶劣行径，会使得艺术市场进一步走向无序。
刘志琴指出，晚明时期的“商人资本仍然徘徊在产业部门之外，不论是行商还是坐贾，其贩运性经营的性质长期没有改变”(143)。由此性质而言，明末清初的艺术品商人和交易人所经营的业务也是贩运经营的性质，视各地艺术品市场价格之低昂而买进卖出。因此，他们的业务，同样是明清徽州商帮经营业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注释：
①“江南”一词所指称的地域范围的变化，各个时期都不相同。近代以来，江南指的是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地区，更狭义的范围，则仅指太湖流域。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形成于唐代，唐太宗贞观元年分天下为十道，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西部直至海滨。但即使在唐代，江南一词的用法，也常常超出长江以南的范围，有时指江淮以南，南岭以北的整个东南地区。且唐代以来，位于江北的扬州始终被当成江南看待。直到清初，扬州还是属于江南的范畴。近代以来，扬州经济地位一落千丈，于是便不被当作江南看待了。参见周振鹤：《释江南》，载氏著《随无涯之旅》，三联书店，1996年。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页654，中华书局，1959年。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八，页211。
④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之《题文太史渔乐图卷》，《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页51。
⑤汪道昆：《太函集》卷五二，《明故太学生吴用良墓志铭》，页15、16，明刻本。
⑥吴吉祜：《丰南志》，《节士奇公敬仲公状》，《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7册，页285。
⑦吴其贞生年，据《书画记》卷五“时丙午(1666)六月二日，为余六十初度”推算，当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7年）六月二日。参见《书画记》卷五，页217，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⑧吴其贞：《书画记》卷一，页2。
⑨吴其贞：《书画记》卷四，页145。
⑩吴其贞：《书画记》卷四，页145。
(11)吴其贞：《书画记》卷四，页171。
(12)吴其贞：《书画记》卷二，页63。
(13)吴其贞：《书画记》卷五，页226。
(14)康熙《徽州府志》卷二，《风俗》。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18。
(15)转引自吴仁安：《明清皖南徽州府著姓望族述论》，载氏著《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16)同上书，页94。
(17)《草心楼读画集》，《美术丛书》初集第一辑，页3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18)汪砢玉：《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九，《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166。
(19)吴其贞：《书画记》卷一，页31。
(20)吴其贞：《书画记》卷二，页46。
(21)《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011。
(2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六，页659、660。
(23)《书画记》卷一，页36。
(24)汪世清：《董其昌和余清斋》，载《朵云》1993年第3期。
(25)万历《歙志·传》卷五《文苑》。转引自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页424、42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
(26)参见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页1008。
(27)汪道昆：《太函集》卷三七，页19。
(28)李维祯：《大泌山房集》卷八二，《中书舍人吴君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2册，页44，齐鲁书社，1997年。
(29)同上，页45、46。
(30)《书画记》卷二，页50。
(31)《书画记》卷二，页44。
(32)《书画记》卷二，页50。
(33)“汪，溪南吴氏门客，凡鬻古玩，皆由其手，而真伪懵如。”《书画记》卷一，页18。
(34)《万历野获编》卷二六，“旧画款识”，页659，中华书局，1959年。
(35)《味水轩日记》卷二，“二月二十七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117。
(36)《书画记》卷二，页58。
(37)《书画记》卷二，页61。
(38)《书画记》卷二，页47、48。
(39)《书画记》卷二，页65。
(40)《书画记》卷二，页69。
(41)《书画记》卷二，页64。
(42)《书画记》卷二，页66。
(43)《太函集》卷一五，《赠吴伯举》，页20。
(44)《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八，《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159。
(45)《味水轩日记》卷六，“十二月十八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231。
(46)《书画记》卷三，页86。
(47)《书画记》卷四，页139。
(48)《书画记》卷五，页208。
(49)《书画记》卷三，页103。
(50)《书画记》卷六，页246。
(51)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八月十一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177。
(52)《恬致堂诗话》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7册，页607。
(53)《味水轩日记》卷四，“七月十九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175。
(54)《味水轩日记》卷四，“八月六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176。
(55)《味水轩日记》卷六，“四月七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213。
(56)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页182，作家出版社，1996年。
(57)《陶庵梦忆－西湖梦寻》，页133。
(58)《书画记》卷三，页116。
(59)《书画记》卷二，页80。
(60)《书画记》卷一，页26。
(61)周书田校辑：《柳如是集》，页93，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
(62)《柳如是集》，页97、98。
(63)以上见钱谦益：《牧斋初学集》，页403-410，《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89册。
(64)《十百斋书画录》丁卷，《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页556。
(65)汪世清：《江山雪霁归尘土，鱼目焉能混夜珠？》，《新美术》1996年第2期。
(66)参见高居翰：《山外山》第四章注释4，页76、77，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
(67)《书画记》卷三，页89。
(68)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页5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69)《丰南志》第5册《从祖孔龙公状》，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页130、131。
(70)《牧斋有学集》页58。
(71)《味水轩日记》卷一，“十一月三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107。
(72)《书画记》卷二，页71。
(73)《十百斋书画录》壬卷，《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页600。
(74)《书画记》卷二，页66。
(75)《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七，《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055。
(76)《书画记》卷三，页99。
(77)《韵石斋笔谈》卷下，页1319，《美术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78)《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八，《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158。
(79)《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010。
(80)《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五，《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771。
(81)同上。
(82)《书画记》卷五，页233。考梁清标《蕉林诗集》，“五言律二”部分有《送张黄美还广陵》：离亭飞木叶，归及广陵春。手泽存先志，功勋在古人。鸿鸣村月晓，霜迹野桥新。别馆今悬榻，君无厌路尘。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04册，页91。
(83)《书画记》卷六，页257。
(84)《书画记》卷六，页246。
(85)《书画记》卷五，页188。
(86)《书画记》卷四，页165、166。
(87)《书画记》卷四，页173。顾复《平生壮观》著录张僧繇《五星十八宿真形图》，特别指出此画为“王济之从嘉兴项氏购而北去”。《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页952。
(88)傅申：《王铎与北方鉴藏家》，载《中国绘画研究论文集》页502、503，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
(89)《书画记》卷四，页171。
(90)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页13。
(91)万历《歙志·传》卷六《士林》。转引自陈智超：《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页68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
(92)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一，页185，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281册。
(93)《十百斋书画录》庚卷，《中国书画全书》第七册，页581。
(94)《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一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821。
(95)《味水轩日记》卷六，“十月十六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227。
(96)《书画记》卷二，页78。
(97)《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三，《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113。
(98)“王廷珸携示云林《僦居城东图》小帧，青绿满幅，全师董源……”（《清河书画舫》“绿字号”，《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页352。）又：“越石舟中瞻对著色《僦居城东图》，是云林绝品，为之喜而不寐。”（同上书，页354）两相对照可知王廷珸即王越石。
(99)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美术丛书》页1310，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00)《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182。
(101)《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一九，《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171。
(102)《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五，《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771。
(103)《珊瑚网·名画题跋》卷二○，《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180。
(104)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美术丛书》页1310、1311。
(105)张丑《清河书画舫》“绿字号”，《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页355。
(106)《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五，《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1034。
(107)《书画记》卷二，页75。
(108)《书画记》卷二，页75。
(109)“倪云林《竹梢图》小纸画一幅”条，“此图得于王弼卿、紫玉家，二人越石弟也。”《书画记》卷二，页80。
(110)“陆天游《草堂》小纸画一幅”条，“予使一汉玉璋，转于王媀若。媀若长安人，三世皆业骨董，目力过人，为人温雅，余一见便为莫逆交。”《书画记》卷一，页4。
(111)“李唐《夜游图》大绢画一卷”条，“此在扬州王晋公寓舍观之。晋公，越石之侄，鉴赏书画得于家传。”《书画记》卷四，页 139。
(112)“陆放翁《七言梅花诗二首》一卷”条，“以上书卷在杭城观于王君政手。君政，越石从侄，亦业骨董。”《书画记》卷三，页90。
(113)《书画记》卷二，页76。
(114)《书画记》卷二，页77。
(115)《书画记》卷五，页221。
(116)《书画记》卷三，页104。
(117)《书画记》卷四，页147。
(118)《书画记》卷五，页232、233。
(119)《书画记》附录一，页291。
(120)《书画记》卷五，页233。
(121)《书画记》卷五，页239。
(122)《书画记》卷四，页143。
(123)《书画记》卷四，页169。
(124)《书画记》卷四，页174。
(125)《书画记》卷五，页195。
(126)“马远《琴鹤图》绢画一小幅。此图向在京口张氏处，为扬州通判王公得之，欲集大册之内。伤哉！册未成而公先逝矣。今为姚友眉得之，时丁巳十一月晦日。”《书画记》卷六，页290。
(127)《书画记》卷六，页259。
(128)《书画记》卷六，页289。
(129)《书画记》卷五，页223、224。
(130)如刘静修《秋江垂钓图》小纸画一幅，吴其贞说“此图常见于苏城浦二哥处，今为长男振启获归杭州，寻归于姚友眉。时丁巳九月三日。”《书画记》卷六，页289。
(131)如倪云林《临王淡游竹梢图》，吴其贞在毗陵“遇王君政，于舟中得之。”（《书画记》卷三，页113。）宋徽宗《雪江归棹图》，“观于丹阳王君政舟中，未几于张范我家观之。”（《书画记》卷四，页145。）
(132)袁宏道：《潇碧堂集》卷四，《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67册，页345。
(133)陈继儒：《岩栖幽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8册，页702、703。
(134)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附“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页20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135)《湖录》，转引自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页88，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6)《味水轩日记》卷六，“十月十六日”条，《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页1227。
(137)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上，《美术丛书》页1307。
(138)《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一九，《中国书画全书》第五册，页903。
(139)“梅花道人《清溪勘鹤图》，得于溪南居停主人汪三益手。”《书画记》卷二，页51。
(140)《书画记》卷三，页106、108。
(141)《书画记》卷五，页208。
(142)谢肇淛：《五杂俎》卷七，“人部三”，页13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143)《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刘著《晚明史论》页54，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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