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非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一致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是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要求我们把二者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结合起来作完整的理解。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主要是指思维的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及思维的历史相一致，二者也存在着非一致性。时代呼唤辩证的思维，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现代逻辑的长足进步，要求我们对逻辑和历史的方向关系进行反思，以期完成新时期逻辑结构转换的历史任务，取得逻辑和历史在更高阶段上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逻辑与历史 一致性与非一致性 辩证思维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反复阐明的辩证逻辑的一条基本原则。逻辑与历史的非一致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虽曾论及，但没有作专门阐述。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逻辑与历史的非一致性始终未引起我国理论界的关注。然而笔者认为，只有把二者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辩证地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理解逻辑与历史的相互关系。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即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相一致的思想，首先是由黑格尔提出来的。他认为，逻辑范畴的发展与哲学历史的发展是一致的。但是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哲学体系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黑格尔所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不但仅限于思想的领域，而且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一原则进行了批判改造，使之成为科学的辩证逻辑的基本原则。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在历史中的发展‘应当符合于’逻辑学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看来则相反。“现实的历史是意识所追随的基础、根据、存在”。①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的东西是逻辑的东西的客观基础，而逻辑的东西则是对历史的东西的理论反映和概括。
所谓历史，在这里不仅是指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亦指反映客观现实的人类认识的历史过程；所谓逻辑不仅是指人的思维对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反映，即历史在理论思维中的再现，亦指这种反映和再现的方式。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主要是指思维的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历史以及思维的历史相一致。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的逻辑起点和进程应与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如恩格斯指出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②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一系列范畴的逻辑展开，就是现实历史中先有商品交换，继而在发展中出现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进而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具备时货币又转化为资本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的反映。
第二，思维的逻辑应与包括思维逻辑自身历史在内的人类认识史相一致。列宁说：“逻辑和认识论应当从全部自然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引伸出来。”③列宁的话说明，思维逻辑不仅应同客观现实的历史过程相一致，而且应同这种现实历史过程的认识史相一致，逻辑应再现出认识发展的历史。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经济范畴的逻辑顺序就同经济理论的历史相一致。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④
恩格斯在论证“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时指出：“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关系一样。这就是黑格尔首先发现的关于概念的见解。”⑤可见在恩格斯看来，逻辑的展开不仅与人类认识史相一致，而且也与个体的认识发展史相一致，作为个人的思维逻辑也会再现出整个人类思维逻辑的历史过程。逻辑和历史的这一方面的一致性早已为科学的发展所证实。著名的海克尔定律表明，人在其胚胎发展中，以逻辑必然性的形式走完了从动物到人发展的漫长历史；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为，人在12岁以前也以必然性的形式再现了原始人到现代人的思维发展的历史。人类有了概念之后，概念思维的发展史在其主要环节上，总是再现了历史的发展的。
第三，逻辑活动自身的继承性体现出历史的发展。恩格斯在谈到“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时指出：思维逻辑活动以其“积累起来的遗传”的社会形式再现出客观现实历史以及思维历史的发展。这种再现“把经验的主体从个体扩大到类；每一个体都必须亲自去经验，这不再是必要的了；它的个体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它的历史祖先的经验的结果来代替。”⑥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已超越了当时生物进化论学说关于“获得性遗传”的论题。人的认识活动除了遵循生物遗传规律外，还有不同于生物遗传方式的社会遗传方式。社会交往的扩展，语言文字的发展使人的思维活动成了社会性的智能活动。人的逻辑活动能把“积累起来的遗传”充分展现出来，使每一代人可以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如没有法拉第的“场”概念、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光速不变原理等反经典概念的产生，没有这些新的非规范的思维，也就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创立。爱因斯坦是站在思维逻辑自身历史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思维逻辑的继承性体现历史的发展还有另一种表现。在科学的发展中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即一些新范畴都是一些老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生命。“选择”是古已有之的概念，“人工选择”概念也因人们培育新的生物品种实践而在达尔文之前即已产生，但当达尔文把“选择”和“自然”结合起来，提出“自然选择”范畴时，它就获得了崭新的意义，成为达尔文表述生物进化论思想的核心范畴。“熵”是“统计力学的一个古典概念”⑦，但当维纳把“信息”同“熵”联系在一起，认为“信息本质上可能解释为”“负熵”⑧时，“熵”和“信息”同时获得了新的生命。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曾提出“世界是个大系统”的命题，然而却不可能提出现代意义上的系统论。从逻辑上看，由世界是个大系统到系统论，只有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却经过了近3000年的历史才走完，其原因就在于历史尚未把“系统”的观点列到科学分析的日程上来，所以人们只能满足于系统概念的一般运用。这种逻辑的继承性从自身特有的方面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它无非是历史的连续性、发展性在思维逻辑中的表现而已。
逻辑与历史的非一致性
矛盾是思维的本质。辩证思维要求在考察问题时自觉遵循对立统一的原则。逻辑和历史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它要求我们不仅从二者的一致性上去理解，而且也要求我们从二者的非一致性上去理解。当我们说二者的一致性时，实际已内在地肯定了二者非一致性的存在。所谓一致性不是绝对的同一，而是差别中的同一；所谓非一致性，不是绝对的差别，而是同一中的差别。
逻辑和历史的非一致性的大量存在，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过程不同于历史过程，它有自身的特殊性。思维的规律不象自然规律、社会规律那样自发地发生作用，而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假说、符号、图式等思维形式表现出来的。后者表现为现实的客观过程，前者则表现为主体的思维过程，前者以后者为客观基础，但由于逻辑规律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有相对的独立性。逻辑的过程不是对客观对象历史过程的机械的、死板的反映，而是以逻辑推理的理论形式反映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如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⑨。现实的历史过程具有无数的细节和偶然的因素，它不是一条笔直而又笔直的大道，而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表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在历史的行程中，既有偏离和倒退，也有跳跃式前进。如果思维的逻辑要对历史过程亦步亦趋地追踪不失，势必使自己陷入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从而迷失方向。而思维逻辑的任务在于以严密的逻辑推导，清晰的思维脉络反映和概括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在逻辑的行程中，可以把“每一个要素”都作为“具有典范形式”的环节来考察⑩，它撇开历史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和偶然因素，而以典型性、抽象性为其特征的纯粹的理论形态来把握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可见逻辑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和历史的非一致性的客观存在，所谓二者的一致性，是在非一致性基础上的一致性。
逻辑活动的特殊性还表现为“从后思索”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形象地把这种思维方式表述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1)。他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2)可见，在马克思看来，逻辑发展的这个特点是：(1)从最后开始，(2)从结果开始，(3)从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开始。这可以称之为思维的实践反思规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逻辑规律。他指出，研究资本主义范畴时，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然而，这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因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13)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的地位。“在中世纪，甚至资本——只要不是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带着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14)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正好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受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15)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16)
在马克思看来，逻辑顺序和现实历史过程是既相一致，又不相一致。在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行程中，思维从简单范畴走向具体范畴，这里的关键在于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在于它与占支配地位的范畴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的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17)例如，在资本之前，货币在历史上早已存在，而资本又是在经济运动中从货币转化而来的。所以，从分析货币进而分析资本，与历史顺序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限度内”，才表现为一致。而地租虽也先于资本而存在，但资本并非由地租转化而来，相反，正是资本的出现而改变了地租原有性质，受资本的支配。因此，地租只有在分析资本之后才得以说明。在这里，无论是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还是非一致性，都服从于同一个目的：逻辑的行程应力求正确地、清晰地、尽可能完善地把握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
由于对实践的历史反思是站在最高阶段审视全过程，“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18)按照恩格斯这一论断，在逻辑反思的每一“发展点”上，都可以形成纵横交错的逻辑关系的立体画面。从纵向看，我们可以把历史进程分为一个个在时间上先后相继的发展点，并对这些历史发展点逐个作横断面的剖析，它与各个矛盾侧面相互交错构成立体思维模型。这种逻辑体系的进程，就其对每一个发展点的横断面剖析来说，是脱离历史发展进程的；但就其从历史发展的一个发展点过渡到在时间上相继而来的另一个发展点来看，又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这种情况充分体现了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和非一致性的辩证统一。
时代呼唤辩证的理解
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矛盾是由逻辑和历史的本质决定的。历史的本质特征在于它的客观性，历史是现实的展开，对于逻辑的东西来说，它是第一性的，逻辑则是第二性的，它的本质特征在于主体性。不仅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是主体性的，逻辑活动的内容也因思维着的主体不同而有不同的选择性、建构性、超前性或滞后性。就历史和逻辑矛盾运动的一般进程看，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是从历史到逻辑的过程，逻辑的东西要反映和概括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它归根结底受到历史的东西的制约，逻辑的东西无论看起来多么超脱历史，它都能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根据。逻辑与历史的非一致性则是从逻辑到历史的过程，逻辑不仅建构自己，它也建构历史，再现历史；历史的东西不论看起来多么超脱逻辑，是多么客观的东西，然而它总是以逻辑的东西改造、修正、重新安排的东西展现自己。前一种运动是从物、历史到思维、逻辑的过程；后一种运动则是从思维、逻辑到物、历史的过程，它集中体现了思维和逻辑的能动性、主体性。坚持二者一致性和非一致性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高度统一。
从运动的方向看，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表现为逻辑范畴的展开与历史进程基本方向一致，即从前到后、从简单到复杂、从起始到结果的运行；逻辑与历史的非一致性则表现为，以历史的最高点作为自己的起点，从后面到前面，从结果到起始，从成熟的形态向不成熟的初始形态进行反思。因而人们常看到在逻辑行程中，“表现为结果”的却是“现实中的起点”(19)。
从具体的道路看，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是逻辑的东西追踪历史运动的轨迹构成与历史进程相一致的基本道路和主线；而逻辑与历史的非一致性，形象地说，则是偏离这条基本道路的“小路”，偏离这条主线的“支线”。逻辑既不能与历史完全走在一起，又不允许自己偏离得太远。它们是从一致中走向偏离，又从偏离走向一致。大路之外有小路，而众多的小路最终通向大路；主线之外有支线，而众多的支线最终通向主线。承认二者基本道路的一致性，就是肯定逻辑是历史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和概括，逻辑应力求反映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承认基本道路之外的非一致性，也就肯定了逻辑有自身的特殊性，逻辑对历史的某种偏离不仅是可以允许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必要的。逻辑的目的是要反映历史运动的本质和规律，它的必要的偏离正是为了达到并保证与历史的一致性。
从逻辑对历史的超前性、滞后性看，超前性和滞后性大体都可以看作是逻辑与历史非一致性的表现，但却不是纯粹的非一致性。超前性是指逻辑活动的主体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使逻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现实和历史时空的限制，通过逻辑结构的推演，能正确地预测历史的未来走向。这是逻辑创新功能的突出表现。当然，这里说的逻辑范畴的推演是指在实践基础上逻辑和历史的双向运动，不可误以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得出“剥夺剥夺者”的预言是纯逻辑的产物。逻辑的超前性虽说可以看作是同历史的非一致性的表现，但却是在二者一致性基础上的非一致性，因为思维逻辑的选择性、建构性只有在历史发展的一定基础上才能形成、定型、内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思维逻辑的超前性不管表现为多么富于幻想的形式，总是受历史时代的限制，受历史主体实践水平的制约。思维逻辑的转换和革新只能产生在它与现实冲突最激烈的时刻。此外，从超前性逻辑的最终成果即对历史未来走向的科学预言来说，又正是二者在实践基础上高度一致的突出表现。
逻辑的滞后性更是与历史非一致性的表现。歌德说得好：“生活之树是长青的，而理论是灰色的。”逻辑的东西是以理论形态反映和概括历史的，逻辑除受思维主体自身素质的限制外，还受客观过程的制约。当现实的矛盾在历史过程中尚未充分展开时，逻辑的东西难以立即捕捉到矛盾的症结所在，尤其是难以看清楚对象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的联系，以及它们在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无法充分揭示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表现出与历史相对滞后的不一致性。但是，这种非一致性是不能持久的，实践着和思维着的主体不会允许逻辑与现实的长期脱节。逻辑和现实的矛盾冲突必然孕育着逻辑转换的新的突破，由不一致趋向于一致。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基础是实践，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展开双向矛盾运动。以实践为中介，历史客体被思维逻辑的主体所把握，从而使主体客体化；又以实践为中介，历史客体被思维逻辑的主体所修正和改造，从而使客体主体化。实践同时又是逻辑与历史一致性与非一致性的根本动力。伴随着实践的发展，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展开由一致性——非一致性——新的一致性的永无止境的运动。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历史任务是在广泛而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的基础上，以严密的逻辑推理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规律。他们强调指出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是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所必需的。今天，时间已过去了一百多年，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交通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了，世界变化的节奏也越来越快了，任何国家要进行现代化建设都不能不考虑全球战略，对国际国内的条件作综合考察。象当年通过剖析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即可对资本主义世界基本过程一览无余的时代已成为历史陈迹了。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尤其是科技的信息量以极高的速度膨胀着，如果指望仅仅凭借对若干历史发展点作典型性分析就能把握历史进程，显然已难以如愿了，更谈不上对历史未来走向的预测和把握了。同时，现代逻辑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概率逻辑把大量随机现象纳入研究对象，从中探索历史运动的规律性；模糊逻辑把不确定性现象、模糊性事物列为研究对象，它从方法论上告诉我们，并非只有确定性的研究才算得科学，它为我们由确定性研究进入不确定性研究提供了逻辑方法。自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科学高度分化与高度综合的趋势同时出现，势不可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综合化和整体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控制论与系统工程的建立，“大经济”、“大科学”观的建立，意味着人类日益尖锐地面临着“精确性”和“模糊性”的双重挑战，今天的逻辑已不能把偶然因素、不确定现象拒之门外，我们虽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穷尽一切偶然现象的奥秘，但是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形式，对偶然性现象加以分类研究，把那些同历史主体关系贴近的偶然现象收入逻辑的视野，把那些能加以数量化的不确定性现象列为逻辑对象，看来是离开了历史洪流，同历史的东西不相一致，但却是推动逻辑由与历史不相一致进到与历史在更高程度上相一致的工具，是逻辑与历史的矛盾运动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我国正处于建设和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时代的挑战，要求我们对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作出辩证的理解，从它们的同一中把握对立，从它们的对立中把握同一，取得逻辑转换新的突破。逻辑的反映历史，不是为了缅怀历史古迹，而是为了面对现实，更好地写出作为思维者和实践者主体的未来历史。如前所述，思维逻辑结构的转换只能产生在它与现实冲突最激烈的时刻，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这一时刻，它要求逻辑对自身的发展进行反思，总结现代科技革命的新成就，完成逻辑结构转换的历史任务，取得逻辑和历史在更高阶段上的辩证统一。
注释：
①③《列宁全集》第38卷，第292、84页。
②⑨⑩(11)(13)(14)(15)(16)(17)(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122、122、108、109、110、110、105、122、10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4～545、564～565页。
⑦维纳：《控制论》第2版，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页。
⑧维纳：《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