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
抗战时期一位企业管理者的经济与社会生活透视：来自董士账本（1936—1942）的证据
袁为鹏 黄英伟
摘 要： 董士账本是一位抗日战争时期工作或生活在安徽宿县及江苏常州一带的企业管理者所记录的日常收支账本。本文深入剖析了这位企业管理者1936年至1942年间日常收支和若干重要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家人病、死、殡葬、祭祀活动，下乡收租，书籍购买与阅读，社交礼仪，战时应变及爱国捐献等，透视出账主新旧杂糅与中西融通的文化性格，其行事风格既体现较高的经济理性，又带有深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的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账本的史料为我们刻画出了一个深受新旧两种文化的影响，具备多元文化观念的过渡时期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形象，他热爱和平，憎恶战争，心存善念但又逆来顺受，他恪守中国传统的道德礼仪，又善于利用市场机制来谋取经济利益。他的存在，生动而有力地证实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并非不可兼容。
关键词： 企业管理者； 社会经济活动； 文化心态； 董士账本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抗日战争史特别是沦陷区历史的研究多集中于论述和揭露日、伪的政治欺骗与压迫，军事进攻与经济侵略、资源掠夺等宏大历史事件，而对沦陷区普通民众的思想与生活等具体细节的关注明显不足。不仅仅关于抗战时期沦陷区的民间日常生活的研究不够充分，实际上，关于近代以来民间日常经济与社会生活在学术界一向鲜有专门研究。民国学者依据家庭账本对于北平等地工人包括下层职员、小学教师家庭经济收支方面的调查研究，① 参见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社会调查部1929年出版（出版地不详）。 海外学者依据李慈铭日记对晚清一个京官的经济收支与生活状态的研究，② 参见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 国内学者关于曾国藩在京时期日常收支的研究等，是少数几项引人注目的重要成果。③ 参见张宏杰：《给曾国藩算算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此外，关于各地劳工与农民家庭收支与生活水平的研究成果尚有不少，参见徐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济南产业工人的收入生活》，《兰州学刊》2015年第6期；胡悦晗、谢永栋：《中国日常生活史研究述评》，《史林》2010年第5期；关永强：《近代中国的收入分配：一个定量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刘仰东：《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利用家庭或个人账本对人们日常生活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目前仅见胡其伟：《十年前北平古都生活的第一手资料——程朱溪夫妇的“北平家用账本”》，《中华读书报》2016年2月17日。
经济史学家对于近代企业家的研究多聚焦于若干重要代表人物，如著名企业家张謇、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荣德生、刘鸿生、陈光甫等，对这些著名企业家的生产经营与管理实践及其政治社会活动及其思想观念、政治立场等诸多方面，均有深入研究的成果面世。相对而言，对于当时为数众多的普通中小企业经营者、管理者阶层的研究，则显不足。除了一些文学作品，如茅盾所著《子夜》能够给读者留下些许印象之外，学界尚少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资借鉴。本文将利用工作、生活在今安徽宿州市符离镇及江苏武进县（今常州市武进区）一带的一位企业管理人员所记录的账本史料，特别是其关于1936年至1942年间日常收支与生活情形进行深入分析，通过账主的若干重要社会经济活动，透视并剖析其过渡性的文化心态与复杂的行为特征，并力图揭示出战争对其经营活动与日常生活等多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以丰富学界对于沦陷区中下层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日常生活的认识。
本文依据的是从民间收购的一套账本，共两厚册，并附有少量夹页。该账本记载时间自1936年1月到1942年2月，共持续6年，除个别月份漏记之外，共包括57个月的完整记录。记录内容主要以其日常收支为主，主要采用日记账的形式，总记录达2 497条，平均每月记录收支44条，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个人日常生活收支账本，另有少量杂页包含有行情记录、通讯地址、专项支出（房屋修整、丧葬）、礼品单、祖宗墓地、土地收租的信息，个别账页中还留有作者的旅途抒怀和人生感慨等文字记录。① 这套账本由黄英伟2010年自北京旧书市场购得，现存黄英伟处，不久将正式整理出版。本文作者备有全部账本的电子版，可供有兴趣的读者索阅。
“体育是人的类存在的主体象征”[11]，是人类主体本性需求下的产物，是本体体验与身体经验的结合，体育不仅是肉体强蛮的塑造之法，同时也是主体自由的解放之径。体育行为以对生命的养护为最终的实践目的，以主体的自由为最高的价值旨归，见证人类个体自我造就的每一时刻。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体育相当于反观人自身的明镜，在体育竞赛中反观自我的品性，在体育训练中反观肉体的健康，在体育游戏中反观主体的自由。在体育的实践行为当中认识自我，发挥自身的优点，摒弃自身的不足，避免自身的异化。
账本记录方式采用了比较严格的中国传统记账方式。账本系采用当时市面比较通行的专门印制的腰格通天条账式，记录上采用传统的四柱记账法，② 关于腰格通天条账式及四柱记账法的简介，参见黄英伟、袁为鹏：《日军侵略对沦陷区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董士账本1936—1942的证据》，《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第78页。 首行记录上年余存金额及开始记录的年代（民国纪年）与月份，然后按照时间顺序，上半栏记录各项收入，下半栏记录各项支出，然后在期末（在月底或年终）进行总结，注明结余或不足及其金额。在日期的使用上，本账本严格按公历纪年，只在个别地方特别注明“旧历某月某日”。在上半栏收入项上，一般会详细注明该项收入性质如薪金、饭食补贴，某商号红利或利息、房租、办公费用及津贴、作中费用等名目，个别地方会特别注明具体的日期及经手人等信息。在下半栏支出项下，会详细记录各项支出的性质，如洗澡、修发、买米、面、鱼、肉、水果、点心，书籍字画，出门旅行的车票、住宿及就餐的费用，房租、邮寄费、学费以及给亲友礼金，给茶房及学徒的赏金，上坟、堪舆，算命、看相、布施、慈善捐助等，通常情况下只是记录各项支出的花费金额，但个别地方会详细记录消费的具体数量，如鱼多少斤，米面多少石多少斗，鸡蛋多少个，这为物价史以及生活水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在购买书籍字画等方面，也会偶尔记录所购书籍及字画的名称。账本主人显然受过严格的传统记账方法的训练，账本中许多月份常使用雅称，如称一月为茄月，七月为巧月，八月为桂月，十月为菊月，日期的写法多为连笔的汉字，汉字“一”因为防止篡改而写作“乙”，数字的使用也是当时中式簿记比较通行的苏州码字。这些记账方式与数字用法均同本文作者之一此前研究过的传统商号如出一辙。③ 参见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一、关于账主职业、身份及活动地点的考证
源因岳父举殡，回里办理安葬一切之事，事毕回符栈供职。由家至车站，天时阴霾，至站后不意大雪纷纷，一路之上，至南京下关时风雪未住，渡江至浦口车站上车之后，雪略小。天明时过蚌站，风雪已止，气候甚寒。至固镇站，天际红云朵朵，旭日高照，精神为之一振。源旅行往返，逢大雪纷飞，为第一次也。
（一）关于账本主人（以下简称“账主”）姓名及前期活动的地点的考证
账本中多处出现与账主生活相关的地名，如账本第一册第8页，记“付家用，洋四元”右侧注有“宿处汇”三字。② 需要说明的是账本的记载年代都是采用民国纪年，数值记录都采用当时通行的“苏州码子”。本文为简单起见，一律转化为公历年和阿拉伯数字。 不过我们还难从中推知此处的宿之确切所指（除了安徽省宿县可能会简称宿处之外，另一种可能是江苏省的宿迁县）。所幸账本第一册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在父亲去世后奔丧回家及返回工作岗位的情况，另外还记录有他往返回乡参加其岳父殡葬的情形。
2.行为方式与社会交往。一个人行为方式往往会不自觉地体现其身份与社会地位。根据账本的记载，每年年初，他都要付给茶房赏金1元，付给倒便桶的学徒工赏金5角。每逢年节，还要宴请同仁，这是当时一个店铺掌柜或负责人的典型职业行为。此外，账主平常出门办事，一般会乘坐黄包车，购买物品或者搬运行李物件，通常也会专门花钱雇用脚力搬运，这也反映账主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商人，非普通小商小贩或工厂普通工人所能相比。① 在民国时期若干杂志上刊登的几篇描写掌柜及学徒的文学作品中，学徒工起初要给师傅或掌柜倒便桶（壶），掌柜出门坐黄包车是其中比较典型的情节。参见徐讦：《毛掌柜》，《申报月刊》第2卷第11号；《大掌柜》，《好文章（上海1936）》1937年第10期，第7—12页。 另外，从账主的社交活动来看，与他交往最密切的人，名叫钱少清，他每年都会给钱家儿子送压岁钱，还托钱氏在外地代购紫砂壶等，而钱氏则是同属该商号驻安徽省宿县分号的主任。有趣的是，账本中曾夹杂了两页记账人的通讯录和一份送礼的名单，其中人物多为该号驻其他各地的主任或会计等中下级管理人员或者高级职员。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与之交往密切人员的身份应该与其大体相当，这也间接证明了账主的职业与身份。
其次，账本提到的工作单位，只是简单称为“符栈”，其中“符”当为地名，结合下文的材料可以推断其为安徽省宿县之符离镇。③ 今安徽省宿州市符离镇。 “栈”者，货栈也，应属一种专门从事客货储运的商业机构。
账主提及其从符栈星夜回家却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的情形，似乎其老家离工作所在地并不太远。不过，这里并未提到其所乘坐的系何种交通工具。但其后不久，账主有一次回老家参加其岳父葬礼并乘坐火车返回符栈的记录，因当时天气变化剧烈，作者详细记载其返回符栈的路途情况，账本第一册第32页至第33页中写道：
如何确定账本主人的姓名、身份及其活动地点，是本文必须首先解决的难题。账本中并未清楚说明，但所幸账本自身留下了大量可供破解的信息。经过考证，我们认为账本主人名董士沅，本是江苏省武进县人（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一带），抗日战争前至1939年外出经商，在一家总号设在上海法租界，在安徽蚌埠、宿县等地设有分号的商号工作，工作地点在安徽省北部宿县境内符离集镇（今安徽省宿州市符离镇），账主应该是商号所属符离镇一地方货栈（很可能是一家粮栈，至少粮食是其经营的重要产品之一）担任掌柜或主任等职位的基层企业管理人员。1938年之后，因战争影响，货栈关张，账主留守年余后终因复业无望而回到老家，依靠出租资产、股利、房租及与人作中等勉力维持其中产阶级的生活。① 具体回家的时间据账主记载，应是1938年5月6日宿县县城小隅口至新东门被炸之后。账主大约阴历五月初二前后回到乡里。 兹详述考证过程如下：
这里面提到了从家乡上火车一路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再渡江过浦口，继续坐火车过蚌埠站、固镇站而回到符栈工作的情形。考之当时的铁路线路图，其中浦口、蚌埠、固镇及安徽宿县均是津浦线上的车站。津浦铁路也经过符离，但不曾在这个小镇设有车站。因此，账本中数次提到其先进乘坐黄包车往返宿县和符栈的情形，从宿县到符栈，黄包车费只需3角钱，显然相距并不远。账主给家中汇款，也多是在宿县邮局汇寄，账主离开岗位赴上海法租界总号汇报工作，也是从宿县坐火车出发。通过查阅地图及相关信息，获知在宿县北约10公里处有一个著名古镇符离集，该镇地处交通要道，清代以来商业繁荣甚至比宿县还要出名，因此笔者推断账本中多次提到所谓符栈，应该就是设在宿县北符离集镇（今名符离镇）一家货栈。可以印证这一推断的是在账本第二册第1页中，账主提到了一次从符栈到临涣的短途旅行的情况，临涣镇隶属于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也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著名古镇，距离符离镇只有约60公里的路程。账本记载其从临涣返回符栈的川资等费共花去为3元1角，从空间距离来看也是比较吻合的。另外，据相关文献的记载，符离镇当地所产烧鸡远近闻名。④ 参见百度百科符离镇词条的记载：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6%E7%A6%BB%E9%95%87。 在账本中发现多次消费熏鸡的记录，这也帮助我们推断出账本中所提的符栈的所在地，就是符离镇。
账主的家乡究竟在哪里？这也是需要考据的问题。账主文字中只是笼统的提到回里，还家，并未给出完整与具体的地名来。从上文所记，从家乡冒着大雪乘坐火车经过南京下关车站的记叙来推测，大概其家位于南京市东，沪宁铁路线上的某一个县城附近。具体是哪一个县呢，账本中没有明文说明。账本第二册中记载了作者因为战乱而绕道还乡，在父亲坟墓上祭祀的情形：1938年5月6日，账本中记载当日安徽宿县小隅口至新东门快车线路被炸，造成人员伤亡。账主捐助了5元医疗费之后，又花去1元5角购买馒头、盐菜、鸡蛋、开水，准备返乡避乱。此时津浦线及沪宁线或许已经因为战争而停运，或许因为不安全而为账主所避开。账主逃难回乡的路程如下：先从宿县至铜山，然后乘汽车从徐州至宿迁（车费10元），再坐轮船从宿迁至清江（船票3元），从清江至高邮（2元5角），经过樊川、丁沟、宜陵、佘家坂等地，渡江至京口，到达京口后，坐火车由镇江至常州。在常州吃过午餐和晚餐，当晚入住西门第一楼旅馆，然后由常州乘船至湟。接下来就已回到家乡，敬神、祭父。① 参见账本第二册，第5—7页的记载。 可以推断账主的家乡为距常州不远的某地乡村。经过查阅地图，可以获知此中所谓的“湟”，当指今天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的湟里镇，这里距常州市区不远，与市区一水可通，符合账本中乘船回家的情形。
可以推断出账主家乡所在地的另一条的证据出现在1942年元月初账主所留下的一张收租的账单，里面不仅记录了其所获租金收入，也记录其收租过程中发生的交通、饮食方面的费用。其中也提到几处相关的地名：如记是年元月5日，士沅（账主名）、产生（人名）去何留墅，当日回城在支出栏中，又提及六日至湖塘桥、东青等地所花车费，即在当地所花车费，吃早点、午饭的支出情形。② 参见账本第二册所附杂页二。 今天，我们可以从常州市武进区内找到何留、湖塘桥、东青这三个小的地名。③ 三个小地名均可通过百度地图在今常州市武进区一带找到，虽然今天的地名与民国时期相比变化不小，不宜简单等同，但三个小的地名同时出现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账本第二册中夹杂了一枚邮票，上面盖有邮戳，尚可以辨别出江苏武进这四个字，这也有力地佐证了账主是江苏武进人氏。
对自我羞耻控制条件和羞耻条件的亲社会行为评分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见表2)，结果显示，羞耻条件的亲社会行为评分显著高于控制条件的评分，t(29)=3.44，p<0.01，Cohen’d=0.62，说明羞耻情绪的诱发促进了大学生的亲社会行为。个体体验到羞耻情绪后想要从负性情绪中逃离出来，而亲社会倾向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注意力得到转移。因而在体验到羞耻情绪后，个体具有做出亲社会行为的倾向。
（二）关于账主职业与身份的考证
账本中并无一处明确提及账主的社会职业、地位与身份。除了提到其在符栈供职之外，并未提及其具体任何职务。因此，考证其具体职位情况便成为本文的一大难点。笔者认为其应为某总部在上海法租界之商号驻符离镇货栈的负责人，其职位可能有主任、经理或掌柜等不同称呼，但其作为该货栈的主要负责人则是确定无误的。
理由如下：
1.收入结构与工资水平。账本中清楚地记录其1936年至1938年底的详细工资收入情况，董士沅的工资收入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薪金，按月发放，每月25元；节日宴请费，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发放，每次3—4元；奖金，年终发放，每年62.5元。因节日宴请费基本用于实际支出，其平均月工资应为46元左右，每日工资收入超过1.5元。据调查，1930年代初期即使在工资收入相对较高的上海，普通技术工人的工资一般不超过每月20元。账主的工资收入要显著高于一般工人。大致相当于当时最低级的公务员或者普通小学老师或者银行业普通职员、办事员的工资水平相当。④ 参见陈育红：《战前中国教师、公务员、工人工资薪酬之比较》，《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 需要说明的，工资收入并不是账主收入的全部。前期，除了工资收入，账主还从一些商号定期或不定期获得收入。有的已经注明是利息收入，有的并没有注明。估计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其在商号存款后所获得利息收入，一种则是其投资入股后所获得的官利及分红。虽然我们无法根据现有资料对之进行准确区分，但将这两类可能的收入统称为资本收益还是可以的。综合计算，账主在任职期间，每月平均收入约103元，其中资本收入要占一半以上。账主收入水平虽然已经远远超过普通工人与农民，但也远远达不到当时特别富有的所谓达官贵人的标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当时一名高等学校的年轻助教，或者政府部门中下级别公务员或者一名普通中学教师的收入水平，大致与之相当。⑤ 参见陈育红：《战前中国教师、公务员、工人工资薪酬之比较》，《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关永强：《近代中国的收入分配：一个定量的研究》，第136—138页。
山洪灾害防御工作实行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县（市、区）、镇（乡）、村三级群测群防组织指挥机构。在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的县级行政区，县级防汛抗旱指挥部统一领导和组织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的镇（乡）也相应成立防汛指挥机构。防汛指挥机构下设监测、信息、转移、调度、保障等5个工作小组和2～3个应急抢险队（每队不少于10人）。各村成立山洪灾害防御工作组，并成立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1～2个应急抢险队（每队不少于10人）。每个村、组均要落实降雨和水位、工程险情、水库巡查监测人员，确定信号发送员。
如账本第一册第22页，11月初二记录：付大殓各费洋52元，在旁有注：“父亲于十月三十日午时仙游，正三朝入殓。沅在符栈，得电回里，星夜驰归，不能一面，泣血痛心，呼天抢地也。”此段记载中首先透露了账主的名字：“沅”，在其他地方亦写作“源”，另有一处还有提到“士源”与其他亲友一道查看地租的情形，加之有一册账本封面中有题有“董士记”三个字，笔者据此推断账主姓名应为董士源（沅）。
1938年六七月间，符栈因战争原因被迫关张，账主独自从宿县出发，赴上海位于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的商号总部进行报到并办理交接事宜。② 上海法租界高乃依路1号，大体位于今天的皋兰路张学良故居附近。据账本记载，总号附近尚有该商号职员宿舍楼等建筑，惜由于相关资料的匮乏，商号名称今已难准确考证。 这一行为也表明其应为该货栈的主要负责人。
符栈所经营的具体业务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这个账本主要记录董氏的个人生活收支情况，极少反映这家企业的具体经营业务，因此这个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账本第一册第25页支出项记录“内用35元”，可能因为这个数目较大，特别罗列了支出的具体项目，其中有一项名为“粮房调查费”，可以推定其经营业务应与粮食有关。账本中还发现了一张小夹条，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式粮食的价格。根据以上证据，笔者推断符栈应该是一家专门负责粮食或者以粮食为主的仓储或者运销业务的某总部设在上海的分号或者分部。因为地理位置临近，它与商号在安徽宿县的分号或分部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甚至有可能是该分号或分部的一个下属部门。董士沅是该分号或分部的负责人，一方面，这家分号在账务上有着比较严格的内外分工，部门负责人的个人收入与生活开支和商号自身的经济收支是严格分开的，他的办公费用及节日宴请行内同仁的费用都由商号专门拨款，不与其他个人开销相混，这很可能也是他如此详细地记录自己的各项收支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因为符栈的业务只是总商号业务的一部分，很可能商号内部之间并未进行单独核算，反映在董氏的工资构成上，就是其工资收入的构成及其数额基本上固定，似乎并不随着其业务绩效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许他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所谓职业经理人的条件。不过，我国传统的商号经理人员（掌柜）的工资收入通常也并不随着其经营绩效的好坏而灵活浮动，经营绩效影响主要体现在其所占股份，包括所谓“身股”的年终分红之上。③ 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 账本中确实记录了他几乎每月从源记、恒记等商号中获取收入的事实，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文字资料，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收入的具体性质，其中一部分已注明为利息所得，考虑到当时企业普遍支付“官利”情况，④ 参见朱荫贵：《引进与变革：近代中国企业官利制度分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 或许可以推断为投资获利。但账主身为一个某商号的中下层管理人员，除了获取固定的工资、津贴及奖金收入之外，同时还从投资与其他商业经营中获取收入，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工薪阶层。
二、账本所记录之若干重要经济社会活动
根据账本记载，这一时期的房屋租赁市场似乎已经相当完善，租赁程序亦相当标准，一般均包括有定金、顶首银、中费等名目。譬如，账本中记载，1938年9月18日，账主承租毛鸿生住房四间，先付出定金1元。11月18日，付给毛鸿生顶首银20元，同时又付出中费1元3角，注明只有平房三间。这个房子租下后似乎不能直接入住，还需要进行一番修理，同日花出修灶费1元，又购买竹杆两支（1角7分），大小锅盖两个（1元零7分），火钳一个（2角）。正式入住时，还要购买香烛，祭祀神灵，用去3角2分。入住当日，请船夫搬迁入住，付出搬迁费3元2角，并赏与船夫价值1角钱的酒。
（1）冷料冷补。冷料冷补技术属于应急性修补工艺，先将坑槽病害开槽成型，再将松散物、淤泥或灰尘清理洁净，最后倒入冷补料并压实[3]。该技术的冷补料可以长期贮存，坑槽修补快捷方便，但存在修补寿命较短，冷补料价格偏高等不足，不宜作为全线日常修补技术。
（一）账主亲属之生病、医疗救治、死亡、殡葬、移柩、祭祀的过程
丧葬是中国各地都十分重要的社会活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冯贤亮曾专章论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丧葬习俗，在谈到常州府一带时，他认为，当地在丧葬方面“不师古而繁于俗礼”，特别注重僧道礼忏诵经，“七虞内无虚日”，一次殡葬的费用有时可使数户中等资产人家破产。相信风水而延期不葬的，也很多。并指出同周边地区流行火葬的习俗相比，常州府多行土葬。①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化与社会控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8—449页。 本账本记录账主董士沅之父亲从生病、医疗、死亡、殡葬及移柩的全过程及其花费名细，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常州一带丧葬习俗与消费情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材料。
1935年2月14日，是账主的母亲去世两周年忌日，他花费5元钱举行了一场佛事（大祥），3月底他专程坐火车回乡正式为其母亲举行葬礼，一路上往返花费车费11元5角，路上茶饭费（8角）、桔子、点心、香烟及黄包车费、行李搬运费用等1元3角，洗浴及车力6角，另加返程回宿县的车力（应该是短程的，送至车站）、行李搬运及茶水8角。到乡后即于新顺园为其母亲举殡安葬，花费50元。另外付给负责堪舆的刘博溪先生谢金8元，晚间请刘先生吃饭花费2元。又花上坟费用3元2角7分。10月初，他又专门乘车到母亲坟头上坟，焚烧银锭花出1元钱，10月13日（阴历），给母亲举行除灵仪式，又花费了6元5角。14日夜，其父亲与二弟发生口角（账本中未消注明口角发生的原因，想必与其母亲除灵的仪式及其相关的接待、费用分担等有关），结果父亲中风病倒。账主立请许乐山大夫医治，共花出医费2元，另到医院挂号、车费、病原课化验等项，共用去1元，又花了药费1元5角。从后面的挂号、病原课化验等项支出来看，他应该是将父亲送到现代西式医院进行治疗。可能是感觉不妙，他在当时还分别花费16元8角和1元5角购买寿衣料和棉布，开始准备后事了。16日，再次延请许乐山大夫医治，花出医费2元。可能其父病情已稍稍稳定，账主又匆匆回到宿县符离栈工作。遗憾的是，其父亲未能痊愈于10月30日午时病逝，死后第三日举行大殓。当即付出52元用于大殓各费，花出30元用于招待吊丧的客人的饭食（素饭），购买寿材、生漆、及车力饭食等费分别花出19.4元、5元、1.1元；可能是为了选择黄道吉日，又专门请人算命，付出算命费2角及香烟茶等费5角，另将自己在常州北门外的祖坟位置进行注字登报，又花费1元。这还不包括他从外地回家往返的车费10元8角及路上费用2元5角。总计其父亲生病到大殓的各项费用，业已花去近120元左右。
按照国人入土为安的传统，其父亲的丧葬过程远未结束。前面已提到江南地区民人因惑于风水迷信，往往延期不葬，而是将灵柩暂厝一地，待通过风水先生寻得善地后再行安葬。这一习俗在董士沅父亲的葬礼上得到了印证。其父于1935年底出殡之后，并未正式安葬。而是一直等到1938年下半年才正式安葬。1938年11月28日，他先在庙沿河周银记石铺预定墓碑，付了3元定金，不久又加付2元给石铺。另外购买锭箔香烛白钱纸等物花去2角8分；又专门迎候堪舆先生刘博溪，花去茶烟费9角。到12月份才开始正式举行葬礼，12月23日，又付出开金墩罗圹等葬仪费用10元，购买银锭、白钱纸花去5元多，又补给周银记石铺1元。25日又给周银记石铺5元6角，应是用于墓碑的制作。另派车接风水先生花费1元，中午请他吃饭又花去3元5角4分。
同日，又在其父亲之柩合地进行坟上种火等仪式，花去8角，又用鲜肉鱼在其父坟上献祭。又付出抬柩费用16元，并再次酬谢堪舆先生8元，接下来的仪式还包括请人送年夜饭赏力1元，做金墩罗圹20元，竖碑，花去2元。年后又再次上坟祭祀，花钱8角2分，另付挑力4角。又付客冬其父亲之柩移石塔、租地等一切费用13元1角，又请堪舆师覆查坟墓方向花费2元3角7分。又付给出力的人员张益生等酬劳2元。算起来这次移柩安葬共计花费达123.26元，其中费用96元9角6分由他与兄弟两人分担，每人应摊48元4角8分，其弟则分四次支付给他，累计支付了48元4角7分。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他的行为方式，我们又不难察觉当时城乡社会之间的巨大差异与隔阂。账本中一般均使用民国政府所倡行的阳历纪时，而令人惊讶的是，其中有少数几段时间，亦即账主返乡居住那几天，却特别使用了阴历来纪时，显然在乡下运用阴历要更加方便并且流行些。还有，账主几次短期下乡，都会有特别的支出用来购买开水、鸡蛋、馒头、咸菜等饮食携带下乡。其下乡收租时高昂的交通费用与早茶、点心等项支出也表明他们一行并没有居住在乡下，而是每天乘坐黄包车或船只往返于城乡。这样的生活方式对于一个在乡下出生、长大，在本乡有着千丝万缕人际联系的人来说颇有些令人费解。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在乡下已经很难满足账主饮食、居住和卫生需求了。城里人的生活条件与卫生习惯已经与乡下人有显著的差异。实际上，尽管因战乱回乡居住，但账主等人显然并没有在乡村居住，而是选择租住在离乡不远的镇上。小城镇为他们提供理想的居住住所。这为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的城乡关系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二）下乡收租
土地租赁与买卖是经济史领域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相当充分。根据账本的记录，受战争的影响，账主在外地的商业活动受阻，不得已回到常州老家湟里镇居住，当起了不在乡的地主。我们已经知道，在清至民国时期，江南地区很多地方的地主普遍住在城镇里而成为所谓不在地主。① 关于中国近代农村不在地主制度比较完整的描述，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9—166页。 不过，同费孝通在其名著《江村经济》中所描述的情况略有不同，地租收取并没有通过当地比较普遍的代理机构——收租局来进行，而是由不在地主自己下乡收取，当时的地租显然是以现金形式（货币地租）上交的。不在地主如何下乡收租及收租过程中的各项花费，学界似乎少有专门的记载。本账本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账主和兄弟一道下乡收租之所得及各项花费的明细账单，可以丰富这一方面的历史认知。
夹在账本中由账主依据其收支记录整理过的两张小页，详细列出了1942年元月5日至2月14日间下乡收租的各项收支明细：
元月5日至6日，账主（士沅）与其弟昆沅、产生一道去何留墅收租，8日，士沅、昆沅兄弟另偕一人同去。9日，士沅、昆沅兄弟至东青收取地租。账本记载其自元月5日至2月14日，累计收到地租共计190元，但其所费亦不少，其中包括往返车力19.7元，早晚点、饭费、茶烟等40.4元，洗浴1元，邮政书信费1元，其他费用20.5元。总计共达82.6元之多，几乎接近一半的地租收入了。即使我们考虑到因为记载不详，可能有部分花费不一定与收租有关，饭费、茶烟等费及邮政书信费可能属于一般的人情与社交往来，但仅用于交通及途中行李搬运所支付的车力一项，就多达19.4元，超过地租总收入的10%。显然，对城市工商业者说，当时通过投资土地来获取地租收益在经济上并不合算。正如费孝通所言，土地具有重要的“非经济价值”，人们投资于土地，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收益的考虑，安全保障方面的考虑及社会习俗、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也很重要。② 参见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第159—161页。
（三）房屋租赁与修缮
过去学界关于民国时期房地产史的研究一般重视房屋的买卖及其价格，对于房屋的租赁与修整似乎未充分关注。账主因受战争的影响，粮栈生意关张而返乡居住，为了获取收益，他选择在镇上租住他人比较破旧的房子，经过简单修整后入住，而将自己拥有的面积稍大同样也比较破旧的房子进行一番修整后出租给他人。除去顶首银20元及中费1.3元之外，他每月需付房租4.5元（后来涨至6元）。他租出的房子却获得了顶首银200元和每月14元（后来涨为16元）租金收入。出入相抵，每月可以获得10元左右的租金收入，这大体相当于当时一普通劳工的工资收入，于家用不无小补。③ 除了房租之间的差价收益，账主还额外获得了180元的顶首银，其中自己房屋装修用去80元，尚余100元，如按当时民间借贷每年20%左右的利息计算，每年还能额外获取20元左右的利息收益。
这册账本虽然只是详细地记录了账主6年间的各项经济收支，但其中有一些经济收支活动是互相联系的，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经济活动，而解读这些社会经济活动，可以大大深化我们对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史的认识，这也正是个人或者家庭式收支账本史料的重要优势之所在。下文将择要叙述其中比较重要的几项活动，并进而对账主之社会文化观念进行剖析。
1939年1月，账主将自家房屋一处租与他人，先后分三次收取顶首银，1月10日收顶首银80元，2月3日又收了两笔50元、70元，言定3月1日起租，2月17日提前收到3月份房租14元，以后每月17日提前收下月房租。
从账主修整房屋的花销来看，他自己租进的房子修整比较简单，花销不多。但他自己准备出租的房子在修整时花销却不小，从付费的记录来看，似有专门人员或公司来负责进行各项修整工作，因为除了开销若干用品之外，所有的木工、砖瓦工等与房屋修整有关的各项费用都付给了一个被称为李和尚的人，显然这个李和尚是这次整修总负责人，由其负责所有原材料购置与施工。
如果仔细阅读这份收支账本，会发现账主本人从自己的租客中提前收取的顶首银80元与他付将李和尚的房屋第一笔修缮费用，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金额上也是一致的，显然账主是利用了这笔顶首银用于房屋修缮，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出租。账主于1938年秋天议定向人租住四间（实际入住时只有3间）小房子，并先后支付定金与顶首银，同年年底入住。第二年初即将自家比较大一些房屋加以修缮并出租，从租金差中获取现金收益，不愧是一个极为老道的生意人。
（四）书籍购买与阅读
这是账主比较经常性的一项支出。6年间作者购买的各类书籍颇多，尤其是战争时期，书价便宜，账主更是大量购进。除了个别批次账主一次性购买书籍较多，价格也很便宜，因此他只是在账本中简单记入支旧书多少本合钱多少元之外，多数情况下他都详细地注明了书的名称或者字画的作者、尺幅大小等。除了大量的字画或者笼统地提到的古旧书之外，账本能够清晰辨别的书名共有20多种，兹简单分类列举如下：1.经世致用类（实用类），既包括西学如法律质疑汇刊、算书、英语字典，也包括传统的黄历、日历等实用类书籍。2.文史类，包括传统的经书、史书、文集、笔记、小说等，如，诗经集对、左传、史记、历代纪元书、墨子汇海、王荆公文集、涌幢小品、退庵随笔、官场现形记等；书法艺术类如各种法帖、佩文韵府、四体字汇书等，一些近代史学著作如美术史、铁道史亦在内。3.宗教及风水类，如心经、金刚经及一些堪舆、命理类的书籍，如命理探源等。从中可见，其阅读兴趣仍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主，四大部类都有所涉及，但仍以传统儒家的经、史和文人笔记、小说为主导，间亦旁及佛教经典及部分仙道、风水类书籍。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律、铁道史、美术史、英语词典、算学等新学书籍也在作者购买或阅读范围之类。
对于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横坡度是判断路面是否开裂的重要指标。较大的横坡度虽有利于路面排水，但同时会使路面产生裂缝，结构发生破坏，严重影响行车安全。因此，必须对地基和新路基进行处理，减小路基的横坡度，保证行车安全。结合路基加宽工后沉降数据，得出地基处理前后工后20 a的横坡度，如表2所示。
（五）医疗卫生与风水迷信
我们从账本中发现，账主自己及家人生病，一般是中西医并行，一方面在医院挂号就诊，接受手术治疗，一方面也多次购买中医的丸药，如账本中多次提到的六味地黄丸、白凤丸、三妙资生丸、人参再造丸、十滴水等。同时也会经常请人看相、算命，请专门的堪舆先生看风水。账本中曾几次详细记录了招待宴请堪舆先生的情形，除了每次高达8元的费用之外，用于酒宴和茶点方面花费也要二三元左右，可以说是账本中所记录的最隆重最昂贵的请客招待了。
账主显然极为重视传统的仪式活动，连搬入租住的新家，也要焚香化纸，郑重地举行仪式。另一方面又比较讲究个人卫生，账本中记录其相当频繁的洗浴、理发消费，而且他每次下乡外出，也通常会专门购买开水甚至鸡蛋、咸菜等食物随身携带，以保障饮食卫生。
One day, with no money to buy lunch, a poor boy decided to ask for a meal.However when a lovely young woman opened the door. He was very 1)nervous.
（六）礼仪、社交与娱乐
账本支出项目中，关于礼仪与社交性支出占有一定的比重。关于礼仪性支出，除了我们上文中介绍过关于其父亲丧葬、岳母出殡等较大宗的支出之外，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方面，1.节庆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节日，要给亲友小孩子百岁钱，购糖果、饼干、月饼、福桔等之类礼品馈赠亲友；2.婚、丧、嫁、娶及子女出生、周岁、老人生日。不同于一般农民，账主所支出的对象中，除了其骨肉亲人之外，还包括了很多商号同事。3.亲友或同事子女出国进修，也要随一份礼；与其工作地点最近的安徽宿县办事处主任、会计上任、离任，也要花钱请客送礼。4.礼节性的宴请、招待，账本中亦有多处记录请朋友吃饭，包括早餐、午餐或晚餐的情况，在记录饭菜钱的支出时，一般还会同时记录关于香烟、酒、茶叶的支出金额，看来当时请人吃饭时要敬送香烟、吃茶、饮酒，已经成为时尚。账本中间或提到有几次手谈（下围棋）的支出，一般都会同时注明是为了陪同那位客人，每次手谈的花费，都在一二元左右，大体与宴请一次客人的花费相当，可见当时请客人下围棋，还是一个档次比较高的娱乐活动。不过，账本关于娱乐活动的记录，实在太少，似乎除了饮宴、吃茶、洗浴修发、手谈、收购各式书籍与字画之外，甚少有其他娱乐活动。① 江南地区民间戏曲十分流行，账本中数年间只出现一次戏票支出（2角），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考虑到当时许多茶馆酒肆中多盛行各种说唱、演剧等文艺活动，账主频繁支出茶、烟、酒、开水、洗浴等项消费活动，可能其中就已包含了各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唱、戏剧活动。 账主除了出席传统的婚丧嫁娶等社交礼仪活动之外，还间或参加亲友子女出国留学庆祝活动，个别亲友作为基督教徒的受洗、弥撒等宗教活动他也同样参加并随礼。
本文采用以下首先达到极限状态(抗压强度下降到80%、纵筋屈曲断裂或核心混凝土破坏)的墩柱来确定承载能力。
（七）爱国反战与逆来顺受
1936年以来，随着战争的临近，国内的反战动员也开始加强，董氏作为商界人士，也积极捐助爱国抗日。1936年12月2日，他曾捐助1.34元资助“援绥军”抗日作战，并在捐助额前注明这是自己一日之所得，1937年9月7日，他购买爱国公债10元，日寇轰炸宿县，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他又积极捐助医疗费5元，又向红十字会捐助5元。账本中还记载了数次他对于慈善组织的捐款、施药等捐助活动。这些慈善与公益活动表明他的良知与爱国精神。
战争对其工作与生活的影响也日益加深：1937年底，战争在上海、南京等地爆发，远在安徽工作的账主生活似并未马上受到明显波及，他与家人的交通联系不久即被隔断，但尚能通过邮递给家人汇款汇物，这显然增加了他的家人安危的牵挂与担忧。他在账本后面空白处写道：拾一二月份，家用米虽能寄，回望里门，不知如何情形，旅人心绪，不言而知。惟有默祷天帝，佑彼妇孺，逢凶化吉也。这段文字道出了战乱时期他对家人的惦念和对侵略者的愤恨！
但账主并没有马上选择回家或外出避乱，而且选择继续留守商号，观望待机。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于沦陷区粮食流通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商号生意陷于停顿，经过一段时间的留守之后，他被迫到上海商号总部办理交接手续，返乡居住，另谋生路。受战争的影响，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同过去回家奔丧不同，他不再坐火车，而是选择坐汽车和航船绕远路回家，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比过去增加了不少。返乡之后，他的生活变得更加节俭。但当时仍然积极利用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建材价格，修理个人住宅，迁建祖宗坟墓；并通过租住小房子，出租自己较大的房屋所获得的租金差来改善自己的家庭收支。虽然在战时他仍然不时获得若干笔利息或投资收益，偶尔也通过与人合作中获得少许中间人收益，但由于丧失了稳定的企业管理收入，加之战时物价上涨，他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我们从账本中明显地感觉他减少了肉类、酒类、宴客招待甚至洗浴、理发等方面的开支，增加了看相、算命等迷信开支，也增加了与亲友联络的邮政开支。面对侵略者的强大压力，他选择了委屈求全，被迫花钱办理了良民证（居民登记证，1元2角），并按时向伪政府交纳所得税、警捐等各项苛捐杂税。② 关于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于这位企业管理者的生活方式与经营活动所造成的深刻影响，笔者曾另有专文进行深入探讨，参见黄英伟、袁为鹏：《日本侵略对沦陷区个人经济生活的影响：董士账本1936—1942的证据》，《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三、账主的文化观念及其所反映的过渡性时代特征
尽管缺少文字资料，我们很难对账主董士源的人生经历与企业经营活动进行深入揭示与分析，无法全面了解其政治态度与思想文化观念。但透过一笔笔经济收入与支出的记载，可从中发现出账主的思想文化观念与性格特征，对藉此窥探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社会过渡与变迁的若干特点。
（一）新旧杂糅与中西融通的文化性格
前面已经考证出账主老家是在江苏省常州一带。这一地区宋代以来一直属于国内传统教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民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这里因靠近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及贸易中心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百姓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也要较内地深。因而这一地区的商人，其文化性格中往往具有鲜明的多元的，中西文化交融、杂糅的特色。
关于账主文化观念之新旧杂糅、中西交融的特点，我们可以从前述有关账主的阅读范围、社交礼仪活动，对于医疗卫生及风水迷信的态度等等清楚地觉察出来，兹不多述。
（二）关于中国近代城乡关系的二元特征
关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是理解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及其性质的重要方面，也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问题。账本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深入讨论的案例。账主在乡下出生成长，成年后长期在外地（离乡逾百公里的小城市）独自工作、生活。从其每月按时给家人汇款补贴家用来看，他与在乡的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家中重大婚丧嫁娶等社会礼仪活动，他也几乎都会返乡参与，尽管所费不赀，但并未缺席。战乱期间，他在外经商受阻，不得以返回乡村，乡村给了提供了最后的庇护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并未真正离开乡村社区。
对于参与巡游活动的每位车主来说，沃尔沃绝对是他们心中最亲的汽车品牌。他们和沃尔沃的故事有情结跌宕的浪漫邂逅，有日复一日的情感升温，也有朴实无华的相濡以沫。
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网络的发展，电脑，网络，白板等多媒体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在这些信息技术辅助下，我们的课堂活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这也给我们原本枯燥乏味的英语课堂带来了许多新的活力和生机。今天笔者谈谈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笔者将从优势和弊端两个方向进行说明。
当原油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重合，油价受双轮周期驱动容易出现单边行情；而当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背离时，寻找主导油价的核心因素显得格外重要。从历史经验来看，当宏观周期未发生重大金融风险时，商品属性一般占主导地位；而当金融危机爆发并扩散到商品市场，或宏观周期向上带动原油市场主动补库存时，金融属性占主导地位。
（三）账本展示出一位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影响与制约，又能在市场经济中精打细算，游刃有余的中国近代企业家形象
马克斯·韦伯特别强调传统中国文化缺乏内在超越意识，强调顺应现世的秩序，过于重视伦理道德与家庭关系，同西方文化相比，严重缺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赖以产生与发展的经济理性。① 参见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3—254页。 韦伯所谓经济理性，有着非常复杂的内涵，但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两点，一是对于商务与家务，个人与他人间的财产和权利有着比较明确的界定与区分，个人对自己的财产与行为负责；二是对于经济活动的利害得失进行精细地计算、比较与预测，尽可能追求利益最大化。韦伯虽然也认为中国儒家文化和新教本质上都有自我控制与禁欲的一面，与积累财富并不矛盾，并承认中国商人一向善于精打细算。但韦伯认为努力工作，积累财富（“逐利”）在儒家文化看来是不得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因为过于强调家庭等集体责任与在家庭成员间平均分配财富，这种“重义轻利”的社会态度和宗教影响阻碍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诞生。② 韦伯并不否认中国人也同样具有逐利的动机，但他认为因中西间政治法律制度的差别，中国社会缺乏西方法制社会所具有的对产权与契约的有效保障及民主政治对于政府行为的制约，从而使得人们对于从事商业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测，同时中国社会内部也未曾发展出类似西方复式簿记那样有效的会计方法与体系来对经济行为的过程及结果进行计算与分析。 韦伯的看法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简单片面，过于强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太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而忽视了中国文化对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适应性及其所具备的巨大的张力，因而长期以来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与反对。③ 参见杜恂诚：《中国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兼评韦伯〈中国的宗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账本史料虽然零散，但却可以为我们讨论中国近代商人阶层的经济理性问题提供良好素材。我们发现，账主个人经济收支与其所服务的商号的经营活动是严格分开的，这大概是这些账本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间或也有一些私人的支出用于与商号经营有关的花费，但这笔花费不仅会如实地记入了账主的个人收支账本中，但通常会在当月的月底如数从商号经费中予以兑销。公司的开销与其用于个人的收支分别在账本中相当明晰。
不仅商号业务花费与个人收支之间有着比较严格的区分，而且其家族成员之间的财产权利与义务，也是有比较严格的划分。账本中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如账本记录了一次账主与其弟分担一笔丧葬支出的事例，这笔开支共96.96元，先由账主支付，随后账主详细记录了其弟弟分四次偿付，共计偿付总额48.47元的，较其实际应付金额仅少一分钱。
农村资金互助社不得向非社员吸收存款，因此存款来源有限。农民收入来源不稳定，年收入取决于当年的收益状况。此外，当地的农村经济发展、收入水平等都会影响其资金。存款资金不稳定时，将难以满足社员的贷款需求。
账主几乎每天均严格记录自己的每项经济收支，并且通常在每月月底和年终都要进行收支平衡计算，认真总结自己的有余与不足。
以上事例均显示出这位企业中层管理人员实际已经具备较高的经济理性。但对于账主的经济理性似乎也不能过高估计，正如中国近代社会所特有的过渡特性一样，账主的经济行为也带有明显的过渡的痕迹。譬如对于商务与私人经济收支的划分，前文已经提到账主努力避免将二者混作一谈，在绝大多数情况二者是实现了严格区分的。但二者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程度的混杂，在这两册个人收支账本中，仍混杂了少量收入与支出，本应属于账主的商务收入与花费，但却记入进来。譬如每逢年节，他作为基层负责人，他都会从商号获得一笔津贴，用于节日宴请同仁。论理这笔津贴的收入与开销均属公司管理行为，不应列入其个人的收支账本中。这可以算是会计处理上的一个小失误。我们没有从账本中发现账本主有挪用商号钱款用于私人生活开销的情形，但却发现多起将自己个人钱财用于公司事务的情形。账主将私人财务用于商号事务的情形分以下几种：
1.临时垫支个人钱款用于商号支出，当时在个人支出账本中注明系号用，事后（通常在月底）由商号兑销。如有一次他个人先行支付粮食仓库调查费4元，月底再从商号中收入这笔钱，并注明兑销。
2.支付个人钱款用于节庆日给个别员工的赏金。如每年年初会给商号茶房支出1元钱赏金，给一个负责给自己做日常清洁的学徒工（倒便桶的）5角赏金。
3.支付个人钱款用于商号内部接待往来及支付个人钱款用于商号同事及其家人的婚丧嫁娶的随喜份钱，乃至商号同事家中儿童压岁钱及礼品礼仪性花费等。譬如，账本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名叫钱少清，应该是账主所供职的商号驻宿县主任，与其公务关系密切，账本中出现每年春节为其小孩子支付压岁钱，还曾宴请其家人，还托其在外地代购紫砂壶等。在账主担任商号管理人员期间，我们看到非常频繁的茶水、点心，烟酒及饮食方面的支出，其中有的还注明系用于对某会计、某经理的接待支出。账主还曾多次宴请新来或者离开符栈工作的职员（主任、会计），或者招待其手谈（下围棋）等，并支付香烟、茶叶等项开支。一些同事家中婚丧嫁娶，小孩出国进修都会随喜份支出一二元钱。
可见，其公与私的界线并不太清晰，存在一定程度上将商务关系私人化，商务接待私人化的倾向。但这种商务活动私人化的倾向在素重人际关系的东方社会是不足为怪的。前面业已提到账主文化观念中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习俗对其的深刻影响，表明其经济行为仍然没有完全从传统社会文化与习俗的影响中脱离开来，这也与当时中国社会的过渡特性密不可分。但是，必须看到，尽管账本的主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习俗的影响，但这些影响显然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精明商人，灵活运用市场机制，为自己及其家人获取收益。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其在房屋租赁，古籍字画的投资中清楚地看出来。
本研究提示中医的综合治疗对于PVOD有确切的临床疗效，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扩大研究的样本量，并引入标准化的可以分级测量的主观嗅觉测试方法和嗅觉诱发电位等客观嗅觉测试方法，以不断扩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总之，账本的史料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深受新旧两种文化的影响，具备多元文化观念的过渡时期的企业中层管理人员的形象，他热爱和平，憎恶战争，心存善念但又逆来顺受，他恪守中国传统的道德礼仪，又善于利用市场机制来谋取经济利益。他的存在，生动而有力地证实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并非不可兼容。
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瘤疾包括商标平行进口、贴牌加工贸易、过境货物、和转运货物中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重庆自贸区是全方位开放的，并极其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因此也可能面临这些知识产权侵权问题。
基金项目： 用友公益基金会资助项目“传统工商业账簿史料编目、整理与研究（1600—1949）”（首届“商的长城”重点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袁为鹏、黄英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责任编辑：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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