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批判本性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本性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10月5日至9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举行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交的主题报告《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认为，高等教育要完成“对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进步的促进作用”，就必须“提供批判性的以及中立性的视角，能够完全独立并高度负责地就民族、文化和社会问题坦率地发表意见，成为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权威，以帮助社会去思考、理解和行动”，“通过不断对新出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进行分析，加强自己的批判性和前瞻性功能，成为预测、报警和预防的中心”。[1]可以看出，大学批判作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此《宣言》的号召下，探究大学批判精神成了近年来大学理论研究和思想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已从“历史的”，[2]“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科技的”[3]和“知识的”[4]等外在视野阐述了大学之批判的应有之意。不过，按照康德所理解的批判，必须对“自明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必须规定它的起源、范围的界限——以及所有依据确定性原理的问题”。[5]换句话说，就像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一样，只有从大学之批判的本性入手，才能更好把握大学批判精神的内涵。
一、批判本性的探析
批判精神是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原动力，人类拥有了批判精神，就仿佛掌握了普罗米修斯手中的生命之火，这火点燃了人类推动社会不断进步的智慧之光。说到“批判”，多年来在大陆学界，虽然近乎用滥了的“专名”，但对其本意，仍然相当模糊。特别是在“文革”期间，“批判”被政治化后，“批判”就与“打倒”、“搞臭”、“清除”划了等号，灌注了强烈的纯否定式的内涵。实际上，“批判”这个专名，是从西方哲学转译过来的，古典哲学的“批判”(kritic)的意义就与另一个专名“扬弃”(aufheben)的意义十分相近，它反映了一切理论与实践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事物尤其是对自身所具有的一种求实、求真、反省与超越的内在本性。霍克海默指出，批判是价值意义上的超越，其目的在于“协调当下的秩序与其价值目的之间关系的努力，是区别现象与本质的努力，是考察事物的基础的努力”。这种种“努力”表明，批判是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对象的人类活动，独立思想是这一活动的核心”，而且它视“人类活动的合理组织”为己任，因而倡导一种以反思和质疑、肯定和否定辩证统一为本质特征的理性批判意识，其目标在于追求“社会的合理状态”和“所有个人的幸福”。[6]简而言之，批判的本性在于对过去或现存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道德规范等进行理性的反思和质疑，凸显的是一种超越阶级意识、阐释终极意义、关怀社会大众的内涵，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怀。追求理想和诉诸理性是批判本性核心要素的解构。
二、大学批判本性的探析
批判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社会的批判中心，“既然大学是一个思想中心，一个独立思想的中心，那么它也是一个批判的中心”。[7]大学正是以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为基石，从而成为社会肌体上的一只硕大的“牛虻”。“牛虻”是一种精神象征，来自苏格拉底的一个著名的比喻， “国家好比一匹硕大的骏马，可是由于太大，行动迂缓不灵，需要一只牛虻叮叮它，使它精神焕发起来”。[8]“牛虻”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像苏格拉底那样，做一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对充满庸俗气的麻木现实痛加针贬；二是小说《牛虻》中展示的那种理想主义精神，它作为一种纯洁的精神财富，能够帮助知识者挣脱物欲的污染与功利性的泥潭，使失去灵魂的浮士德重新变成一名英勇的当代骑士。[9]大学的“牛虻”精神表明，大学正是因为在不断批判自身和批判社会的进程中，不仅充当社会的理性主义者，而且充当人类的理想主义者，从“形而下”、“形而中”、“形而上”三个层面对社会现实和人的发展加以关注。从“形而下”层面而言，大学关注的是社会边缘群体、社会底层处境的思考等。进入“形而中”层面，大学不仅关注社会制度、社会公正以及社会发展方向是否正确，而且关注人类在此社会背景中能否全面发展的问题。上升到“形而上”层面，大学传播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理想，为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思想上的“火种”，承继了社会终极价值意义阐释与教化的功能或使命。总之，大学之批判的本性就是大学的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积淀和彰显。
1.大学是社会的理性主义者
在哲学认识论上，理性是人类一种独特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手段。它主张追求科学与真理，把对科学知识的探求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惟一目的和实现人类自身改造自然的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它的基本特征是批判性（理性认识的再生性）和非完备性(理性认识的有限性）[10]。正如波普尔著名的证伪理论说的，只要一种知识贴上科学的标签，那么它总是一种相对的和错误的理论。于是他提出知识发展的模式：问题——猜测——反驳——问题……。在此意义上说，大学的理性是通过对知识的追求而引领社会发展的一种观念表述，它一方面体现了大学对知识的认识逐渐内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大学对知识的认识由自在状态向自为状态发展的一般规律。
大学自在理性的内在渗透：理性的出生地是在遥远的古希腊，孕育、发展于民主的城邦制。但其千年的生命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所谓“黑暗中世纪”的到来而消逝，直到经院哲学的继起，才使理性的光芒普照大地。经院哲学是一种基督教哲学，由于它相信宗教信仰的可论证性，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的规律性，从而不自觉地潜藏这理性复苏的因素。众所周知，由于经院哲学运动引发了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争论，不同流派荟萃了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名流学者，中世纪不少著名大学就是在这些学者社团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各派也都以大学作为活动阵地来宣传其教义。由于经院哲学倾向于析理入微，怀疑与审思，中世纪大学教育不仅仅苑囿于“评注式”的学术活功，而深深地打上了探究高深学问的烙印。正是有了强烈的探究真理的欲望，就必然不再畏惧权威，大学作为思想孕育和思想激荡之所以开始显山露水，从而成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滥觞。这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理性观的胜利。正如拉斯代尔所言：“没有任何教育组织还能像中世纪大学那样，对欧洲的进步及智力的发展产生更加深刻而广泛的影响。”[11]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天生就拥有提出问题的基因，是一种伟大理性精神躁动的产物。经过文艺复兴和民族战争洗礼后的大学，更是将中世纪大学积淀的探究真理和高深学问的理性完全渗透到大学这个有机体的血液中。大学在近十个世纪中享有的荣誉就在于它内在地吸收了中世纪大学彰显的探究真理和知识的特质，这是大学和其他机构根本性的区别之一。
大学自在理性的自为发展：如果说，在中世纪大学时期，“唯名论”和“唯实论”长达几个世纪的论争才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繁荣。那么到柏林大学创建时期，洪堡根据社会发展和国家自力更生的需要，突破了基督教神学的壁垒，根据“为科学而科学”的理念建立了研究所，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中心地位，从此大学成为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知识中心。正是德国大学高扬的理性主义，为德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振兴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为德国的重新崛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纳粹统治前，德国可以自豪地宣称：该国大学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机构。19世纪中后期，当美国将英国的学院观念及德国着重研究的观念与美国实用哲学媒合在一起，大学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提供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通过培养有知识的人才，为社会提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开创了大学通过传承和转化知识为社会服务的范例，突破了以往大学育人与科研二元职能结构模式，把大学从社会的边缘推向社会的中心。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凭借其先进的办学理念，其工业总产值迅速超过英法德等老牌帝国，位居世界第一。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保罗·罗莫教授认为，是知识推动了美国经济增长，而这一切是与大学在事实知识(know-what)、原理和规律知识(know-why)、技能知识(know-how)和知识产生的源头的知识(know-who)等传承和转化的独特功能不无关系。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伴随着政治民主，经济增长，科技革命，人口激增，知识爆炸等进程，大学的功能和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大学不容置疑的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成为大学——产业界——政府的三重螺旋模型中的轴心机构。[12]
总之，大学作为社会的理性主义者之所以能得到社会的认可，是和大学作为高深知识机构存在不无关系的。一方面，大学是知识聚变的场所，它不仅保存传承人类文明的成果，而且不断更新创造新的文化。其次，大学是思想观念和学术思潮的交汇处，它不但产生新思想，还包融新观念，形成“和而不同”的局面。从个体取向层面看，探究高深学问和培养高素质人才是大学存在的根本；从社会取向层面看，体现为大学重视科学研究，生产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社会财富和力量，不仅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且引导社会进步；从组织取向层面看，大学作为传播高深学问的组织，有其明显的边界，它保证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理由，避免被社会“牵着走”的倾向。
2.大学是人类的理想主义者
何以为：大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有一个雅名——“象牙塔”。“象牙塔”表明大学承千古之文脉，继历代之技艺，秉民族之精魂，引文化之风气，海纳百川、壁立千仞，是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显现出的特性表征——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13]换句话说，大学不是风标，也不是温度计，并不随着流行的节拍而翩翩起舞。在“象牙塔”里，人们崇尚理想甚于崇尚金钱，关心世界的可持续发展甚于关心眼前的利益，着眼于彼岸甚于关注此岸，相对远离实际生活而沉湎于探讨人生的终极价值。不过，“象牙塔”只是人们美好的遐想而已，历史上从没有过绝对的“遗世而独立”的大学，大学早已变成沟通生活各界，身兼多种功能的多元化巨型大学。但是，“任何旨在改变人类命运的基本条件的事业势必包含有一些空想成分”，[14]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报告来看，大学的理想是通过引导“人的发展”而实现的。大学对人的建构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培养学生具有“为知识而知识”的能力，其次，培养学生具有批判现实世界的良知和责任。真正的人才是由这两种特质构成的，强调专业知识而忽视人文情怀的关照，培养出的人才只不过是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说的“无灵魂的专门家”。这类学生除了献身专业工作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精神向度，有一种超越现实价值体系的更为广大、更为深远的思考。这就使得他们能从“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地把握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批判精神是建立在对真理的信仰与捍卫的基础上，建立在纯洁良心的反省上，建立在社会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因此，大学通过培养人这一功能体现了对人类生活最高境界的祈求，保留了对于超越实利的，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引导人对现实的病态和畸形保持警觉。大学之所以被称为“社会的良知”、“智慧的灯塔”，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培养的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的批判精神。
以何为：大学之所以能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这与大学所提供的精神养分和自由和谐的环境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中世纪大学彰显的大学自治传统已内化到大学的灵魂中，具有相对政治组织而言的中立性，相对于政府组织而言的自治性，相对于社会而言的超脱性，[15]这为大学学人的个性的无限充盈和精神的自我展现提供了自由的土壤，使得他们不在“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是“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16]其次，大学教育的实质在于“生成”人，是“以何为生”的教育和“何以为生”的教育紧密的结合。因此学生不仅掌握将来安生立命的技能，而且大学也塑造了“一个能向世界无限开放的X”（舍勒语）的不停寻求生活意义和寻找自身精神家园的大学学人。第三，大学原理性思维培养了学生追根究底、溯源穷流的精神品格。[17]原理性思维与追根究底的本体论思维习性植根于终极信仰。因而，大学学人的理性究问的深层气质乃是对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执著向往。这一境界也是大学教育最深层以及最高的培养目标。领略此一境界的大学学人从而可能超越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的外在利益狭隘限定，而从全人类、全球性等“类”视野行事，大学学人从而成为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公无私者。所以说，大学则不仅作为科学原理创新的加速器，也成为社会道义肩挑的策源地。
特点：大学正是担负起培养具有终极关怀的人的任务，从而实现其批判功能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大学要从认知关系、价值关系、审美关系等总体性视角以探寻人的存在合理方式；其次，因为求真、向善、致美是大学追求的最高境界。因此，大学在对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总体把握时，要以真、善、美等不同的维度为参考坐标来进行批判与审视；第三，大学批判的总体性视角与向度的多维性也内在地决定了大学批判的深刻性。大学理想的体现是以人的建构来实现的，以人的存在方式为基本聚焦点。因此，大学是从存在与发展的深层次上去把握与思考人怎样成为人的。大学的批判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看，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在广度上或全面性上，尤其在深度上，是其它任何批判所不能比拟的；大学批判深刻性的特点决定了大学批判的智慧性。大学因其关心的焦点是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它的一个不变的使命是要使人的生存方式趋向进步与超越，因此它需要不断地对人们业已存在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进行反思、拷问与批判。但要实现对人的精神价值的全面提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必须仰仗智慧。
3.大学是理性与理想交融的场所
如果说大学拥有的理性特征让大学的批判更加雄猛有力，那么大学所固有的的理想主义则是让大学的理性发挥淋漓尽致的“扳道工”。“扳道工”来自马克思·韦伯对理想的形象表述，它表明理性由于其认识的有限性和刚性，往往被禁锢在时代适应论里不能自拔，需要理想从高屋建瓴加以指导。但是，理想由于其超然性，其对社会的批判往往脱离实际，起不到指导社会前进的作用。因此，大学批判精神是大学理性和大学理想相得益彰的表现。这里，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大学“三境界”[18]思想可以说是对大学理想和大学理性相结合的最好诠释。三个境界指：第一，作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大学“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第二，具有苏格拉底式的独立不惧之精神，具有批判眼光，避开狭隘的功利，甚至脱离反动政府。第三，兼容并包。这体现在他的著名定义“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和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中。蔡元培根据这三个境界，将旧北大改造成中国的第一学府，它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库，是现代运动的发源地，是现代生活理念的“生产商”。[19]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始作俑者，都少不了北大人士；现代运动，尤其像“五·四”那样影响与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直接发源于北大；而现代生活，即介入公共生活的热情远远胜过对个人一己私情的关注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北大人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大人那种对社会事务的热情参与，对国家大事、尤其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的关注，对公共政治问题集群性地表达意见的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是大学理性和理想相互交融的最好证明。
实际上，一部大学制度变迁的历史，就是一部大学理想和理性不断磨合的历史。中世纪的大学因为在“基督教社会理智生活中的独一无二的最高地位”被誉为“灵魂之殿堂中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11]而在教会完全控制大学后，大学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不少古老大学因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而关闭或几乎停办，步入了大学发展史上的“冰河期”。直到洪堡通过“由科学研究而达至修养”的理念才将两者调和，中世纪大学在经历了漫长的停滞、徘徊及艰难的适应之后，以柏林大学的改革为转折点，终于走上了现代化的征程。纳粹上台后，德国大学曾一度成为纳粹政治的宣传工具，大学的理想丧失殆尽，世界的学术中心最终由美国取而代之。而美国正是将英国和德国的特有的大学理想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后实现的。但是，由于美国过分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大学正经受着诸如市场化、科层化、技术化、专业化、政治化等层出不穷的冲击和挑战，大学的本体价值和存在意义被遮蔽。当前美国所实施的名著阅读运动，通识课程的开展等都是对这一现象的拨乱反正。可以说，大学批判精神的建构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两者之中只要出现越俎代庖的现象，大学的身份标示就会被湮没，而两者协调发展的时候，就是大学彰显其魅力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