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民族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2)01-0048-07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性与民族特色相结合，使之能够适应民族国家革命和发展的实际情况，回答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国家、地区运用和发展过程中提出的实践课题。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160多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民族特征相结合，彰显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历史。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十分注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特色相结合，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较好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质的规定性与其在民族国家运用过程中个性化抗争之间的张力关系。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的争论
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不难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概念处于被遮蔽状态之中。其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国际主义的理论，而“民族化”则是一个相对狭隘的范畴。围绕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存在两次关于“民族化”问题的激烈争论，一次是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论”与苏联“十月革命”“一国胜利论”之间的激烈争论；另一次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争论。
俄国“十月革命”是在帝国主义链条较为薄弱的落后国家率先发动并取得成功，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并取得胜利的理论。因此，在“十月革命”后，就不断有人站出来指认革命的合法性问题。比如说，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十月革命”爆发后不久就曾发表题为《反〈资本论〉的革命》，认为“十月革命”超越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前提，超越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普遍性发展阶段的理论，“这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①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同那些站在非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攻击苏联革命的人不同，葛兰西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之上，对“十月革命”的“突破性”发展表示了坚定的支持和热情的赞扬。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宁的相关著作中，几乎没有出现过所谓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字眼。这可能与当时对俄国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批评有关，列宁为了避免所谓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口实”，而采用了拒绝马克思主义“俄国化”、“民族化”的策略。列宁更多的是使用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具体化”，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论证俄国革命从本质上而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与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争论，其延续时间更长，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他将革命的主体由无产阶级扩大到农民阶级，将革命斗争的场域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较之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无疑也存在“异端”的嫌疑。比如说，以王明为代表的“归国留学生”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出发，对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批判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经验主义”。与党内对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攻击相呼应，党外有人也展开了对毛泽东的攻击与批判。有学者考证，托派代表叶青是最早使用“毛泽东主义”概念的人，当然与后来党内在肯定意义上的使用不同，其是在否定意义上的运用，认为毛泽东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所谓“农民主义”、“太平天国主义”。②对于“毛泽东主义”的概念，不管是在肯定意义抑或是否定意义上的使用，毛泽东都表示了坚决反对。针对1948年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询问使用“毛泽东主义”的事宜，他复电明确表示不同意使用，而是主张“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③接着，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详细说明了不使用“毛泽东主义”的原因。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和马恩列斯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苏联不搞“斯大林主义”不是因为斯大林的谦虚，而是他们已经有了“列宁主义”，前者是对后者的运用与发展。中国革命不另搞一个主义，不提“毛泽东主义”，对革命有利。因此，他主张还是“作为马列主义的分店好”。④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主题报告中第一次较为正式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共产党员是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其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征，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⑤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出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值得注意的是，1951年，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学界对这一变动展开了相关研究，有学者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批评的压力是主要原因，还有学者认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无关，是毛泽东为求文字上的更加精准而做的加工、改动。笔者比较倾向于前一种观点，探讨这一问题必须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加以考察。
首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与苏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随着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斯大林十分重视中国革命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工作。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曾希望毛泽东出版相关著作，毛泽东希望苏联能够派一位理论家协助编辑出版工作。1950年7月，苏联派尤金前往中国，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尤金在半年时间内，参与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编辑出版工作。苏联专家的加入，使得毛泽东不得不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述。原因在于，在列宁、斯大林相关著作中都没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苏联化”，其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俄国、苏联关系问题时，表述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加之，新中国建立后急需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先生”尚未提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苏联化”，“学生”宣扬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免有“反客为主”的意思。其次，必须考虑到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对南斯拉夫铁托所谓“民族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对毛泽东修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所造成的潜在影响。铁托带领南斯拉夫人民在社会主义探索道路中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道路，引起了斯大林的强烈不满。1948年6月28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开除南斯拉夫的决议，决议认为南斯拉夫背离了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传统，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鉴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中共不得不支持苏联的决定，批判铁托的民族主义。一时间，“民族主义”在共产国际内部成为较为敏感的词语。毛泽东对铁托的批判，正如其后来所言是身不由己，“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⑥由此可见，苏联对铁托“民族主义”的批判，或多或少对毛泽东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随着中苏关系交恶，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在苏联的发动下各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展开了激烈的抨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搞民族主义。毛泽东后来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为其不过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是普遍与具体的关系，并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主要也是针对苏联等国批评而言的。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建国前后，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等提法上的谨慎做法，主要是基于当时具体历史环境的考虑，避免落下民族主义的口实。
不难发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问题争论的实质就是如何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民族国家、地区特殊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质的规定性与其在民族国家运用过程中个性化抗争之间的张力关系。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上述问题，成为产生争论的关键所在。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经验、民族特色之间的互动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或民族特色其实包含双重逻辑关系和理论内涵，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二是民族特色。马克思主义和民族特色是两个不可化约的重要因素，共同形塑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理论品质和逻辑内涵。脱离马克思主义本质规定性而谈及民族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以狭隘的民族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与取代。同时，民族经验、民族特色绝非可有可无的点缀性“旁衬”，它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国家运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普遍性与民族国家特殊性结合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国家“生根结果”的中介环节。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色处于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为其在民族国家的运用与发展提供了科学方向和理论指导，而民族特色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则保证了后者在民族国家运用与发展过程中能够从本国具体实际出发，不断指导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不断促进自身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人类和社会客观规律的科学而系统的总结，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表现，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具有科学性和普遍指导意义。强调民族特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动摇，这是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规定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分析解剖”的基础之上，对发达资本主义批判性解读的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包含若干层次不一的内容，有的理论是经过实践检验、在实践活动中提出的，有的则是尚未经过实践检验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或设想，有的在以后的实践中被证明是错误的或有待进一步完善的。有学者认为，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结论，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等，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⑦前两个方面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马克思主义的“DNA”，这是马克思主义质的规定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动摇。对所谓借助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幌子，而背离、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做法要加以警惕和坚决反对。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形而上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与民族特色结合的过程中必将会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质变，这是形而上学或教条主义无法容忍的。试想，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不动摇，那么就无法产生俄国“十月革命”首先在帝国主义薄弱链条发动并取得成功，也无法产生中国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主要依靠农民阶级，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策略而实现革命胜利。所以，辩证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地位不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色顺利结合的首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特性，决定了其必须实现与民族特色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其内在理论生长点。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从时间(20世纪40年代)、空间(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主体(无产阶级)等方面加以界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意也不能穷尽一切真理，正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同时期西欧以外国家、地区革命关注较少，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外落后国家和民族革命论述较少，对于未来社会主义发展部分涉笔较少，不可能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民族地区解放斗争提供现成的“药方”，不能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提供直接可搬用的“方案”。随着时间的流转和空间的置换，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处于不同于西欧发达国家“空间坐标”的民族国家、地区，应用于20世纪初期之后“时间坐标”上的民族国家、地区，应用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无产阶级力量较弱，革命主要依靠农民的民族国家、地区，其原有理论与实践注定无法保持同步。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理必须与民族国家、地区的特殊性相结合。
三、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成就与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了作为外来思潮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致力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指导思想开始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担负传播、阐释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重任。但是，党在初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不深刻，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缺乏马克思主义与本国民族特色的结合。作为异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在民族国家、地区“生根结果”，必须与民族特色相结合，通过吸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以民族形式表现马克思主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色的过程中，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相结合，以鲜明的民族特色、鲜活的民族经验为马克思主义增添了新质要素。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⑧毛泽东的代表作诸如《实践论》、《矛盾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而且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得马克思主义通过特定的民族形式，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出场”。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过程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他在晚年违背了其一向主张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色关系问题上走向了理论误区。就理论实质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民族经验、民族特色应是两个不可化约的重要因素，两者处于双向互动关系的格局之中。毛泽东晚年从中国民族特色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本无可厚非，但是他过分强调民族特色的重要性，甚至用民族特色掩盖、否定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色之间的辩证关系。诸如，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尽列强欺辱导致一穷二白，这是我们的民族特征和基本国情，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上述基本情况，考虑到革命和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是，毛泽东则从另一角度看待上述问题，认为“一穷二白”并非坏事而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但是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则是主观主义。再如，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上，毛泽东过分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内蕴的某些思想要素。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陷入内外交困之际，毛泽东为了应对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压力，其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为其所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依据”。因此，他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为印发《张鲁传》亲自写了两个批语。在批语中，他十分赞赏张鲁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认为“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⑩在此，突出彰显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情愫，寄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寻求其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佐证”，希望通过民族特色“注释”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晚年“三面红旗”错误的症结之一就在于此，即过分强调民族特色，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去吸收民族特色的精华，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色的结合，而是将民族特色内容直接“提升”、“发展”为马克思主义。
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重要理论结晶。它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也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的基础之上，走出了一条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不动摇。从本质上而言，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不动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坚持与民族特征相结合，批判地吸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了解上述理论特质和理论品格，有助于开启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维度。
中华民族有着光辉而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孕育着中华儿女的茁壮成长与艰苦奋斗。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主义者，历史是当下发展不可回避的前提之一。毛泽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强调，中国共产党不能割断历史，应珍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但如前所述，毛泽东在晚年违背了实事求是思想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特色问题上走向了理论误区，历史不再是其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源，而是沦为论证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注释”，最终为历史所累。邓小平科学总结了毛泽东晚年的历史教训，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出正确对待历史文化传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十分注重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认为“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11)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问题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在吸取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和“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2)邓小平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十分注重从民族传统中吸取文化养料，丰富社会主义内涵，生动社会主义的“出场形式”，让社会主义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老百姓所接受。诸如，“大同小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为之不断努力与奋斗的理想目标，其对国人具有深厚的思想凝聚力，中华儿女对其也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无比的亲近。邓小平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理论的思想精华，将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奋斗目标相结合，赋予社会主义以人民群众便于理解、易于接受的形式，赋予社会主义以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世纪之交，面对国情世情和党情的深刻变化，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党的建设提升到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新的伟大工程”，注重从传统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丰富和完善治党治国经验。他十分注重培育和发扬民族精神，认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13)在此基础之上，他将社会主义文化的定义拓展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等方面，其中“民族的”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在民族文化理论体系中，爱国主义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江泽民将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实现了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统一与契合。他认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今天，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都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14)针对党内存在的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江泽民明确提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理论。其中，在论述“讲学习”和“讲正气”时，他十分注重从传统文化中吸收相关理论精华。“重视学习，讲究学问之道”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史上的仁人志士无一不是注重学习典范。讲正气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古人有云“养浩然正气”、“正气歌”等充满激情高昂的正气之歌。“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树立和发扬的最大的正气。”(15)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局面下，发展尤其是科学发展的问题逐渐被提上日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紧密把握时代变化趋势，应时应运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表述，而且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的科学凝练与提升。将以人为本提升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地位，这是对我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科学提升与当代延续。也就是说，以人为本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之下建构的，它既延续了传统“民本”思想中“保民爱民”的内容，同时又打破了其封建等级制度的桎梏，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赋予“民本”思想以马克思主义意义和当代科学形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之下，党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充实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整体性布局。和谐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理论地位，其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中庸等理论和价值取向流淌在中华民族千年文脉之中。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关于和谐的思想理论，同时又赋予传统思想在当代的新形式与新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保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逻辑构架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其质的规定性，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据决定性作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无不彰显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较好地处理了马克思主义主体性与民族特色之间的张力关系，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又洋溢着中国共产党人注重民族传统、结合民族特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探索精神。当下，作为“热词”的“中国模式”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民族特色的典型代表。“中国模式”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同时又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华盛顿共识”、“美国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同时又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有着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中国模式”就其本质而言，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关于人类实现现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其拓宽了人类历史发展的道路，为人类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多样性的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在当代的显著代表。
注释：
①《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
②参见孙泽学《毛泽东与“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探讨》2008年第1期。
③④《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262页。
⑤《毛泽东集》第6卷，北望社1970年版，第261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⑦参见林源《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2期。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⑨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8、628页。
(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63页。
(13)《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
(14)(15)《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122、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