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去”就是“媚外卖国”？——关于《拿来主义》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拿来主义论文,送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中语文课文第一册第十课是鲁迅的《拿来主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参上有这样一段话：
疑难之处主要是怎样正确理解第一段中“送去主义”的关于“学艺上”的事例。一般的看法都认为这些事例是揭露反动派的媚外卖国。问题是：为什么在国外举办文物展览和画展，送艺术家出国表演和介绍，一定就是“卖国”？我们认为在这里用“媚外求荣”比较妥当，因为这些都不像是正常的文化交流，而是有往无来，只是单方面的取媚与讨好。（着重号另加）
这段话准确地抓住了本文的难点，问题也提得很好。可惜的是答案大错特错，因为“媚外求荣”和“卖国”相比，在程度上虽然要轻得多，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这样的答案既有悖于鲁迅的原意，又违背了30年代的许多历史事实。
先说这有悖于鲁迅的原意。鲁迅在列举了三个“送去”的事例之后，指出：“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这里鲁迅明确地认为，“送去”与“拿来”是一种“礼尚往来”，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应该是平等的双向的有来有往的。鲁迅又指出：“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他鼓吹的明明是既“送去”又“拿来”，并没有强调“送去不得，赶快拿来”。既然鲁迅反复主张在“拿来”的同时也要“送去”，怎么能说“送去”就是“媚外求荣”呢？
再说这违背了30年代的许多历史事实。教参的编写者说：“这些都不像是正常的文化交流”，看来编写者并没有认真地了解过有关史实，只是揣摩了一下鲁迅的措辞和语气，便得出了“送去”是“媚外求荣”的结论。由于没有详细地占有材料，教参的行文前后自相矛盾；在评析题旨、归纳中心思想和解答练习三时，反复说是“媚外卖国”、“卖国主义”、“媚外卖国政策”，而在解决难点时，又忽然说还是用“媚外求荣”比较妥当。以己之昏昏，怎能使人昭昭？
最近我查阅了30年代的一些文史资料，阅读了柯文辉的《艺术大师刘海粟传》（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吴作人等的《徐悲鸿（纪念徐悲鸿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第1版）、梅绍武的《我的父亲梅兰芳》（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等人物传记，翻检了《鲁迅全集》中的有关资料，得出的结论与教参上的评析截然相反——我认为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根本不是教参上所说的“媚外卖国”或“媚外求荣”，而是令人感动的爱国主义！至于对“中国古典艺术展览”，因为我还没有详细地占有史料，不想像教参编者那样乱加揣摩乱下结论，留待以后再作讨论吧。
下面我分别就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的史实作概括的介绍：
一、刘海粟、徐悲鸿等到欧洲举办画展的经过：
1931年，刘海粟36岁，正在法国巴黎罗佛尔宫临摹名画，研究画论，德国佛兰克府中国学院派了丁文渊教授来到巴黎，向中国驻法公使馆征求意见，拟聘请刘海粟去讲学，讲题为述评南齐美术理论家谢赫的《六法论》。刘海粟和朋友傅雷、宋岱等闻讯至喜。当时以中国之大，在英、法、德诸国只能设公使馆，而日本却能设大使馆，可见中国国际地位之低。刘海粟和好友们商量后，决计打好这一仗，为民族争光，为祖国争光。他会见了德国代表，接受了邀请。
刘海粟在德国佛兰克府的讲学非常成功，柏林的报纸作了报导。这引起了德国美术界、学术界耆宿们的重视，他们派出代表去见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提出请刘海粟到柏林商谈举办中国现代画展一事。蒋作宾派代办梁龙到佛兰克府，把刘海粟请到了柏林。
会谈在柏林的中国驻德公使馆举行。德方代表都是头面人物，如东方艺术协会会长、前驻日大使沙尔武博士，国家博物馆主任孔威廉先生，名画家李培姆教授等等。沙尔武博士说：“现在，日本国小室翠云教授正在柏林主持规模宏大的日本画展，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一幅佳作，不知道刘教授能不能在今天让我们一饱眼福？”刘海粟答道：“中国画是源，日本画是支流。我自愧不如先世大师，但对东邻画友，则当仁不让。”就当即挥毫画成八哥松枝和山水画各一幅，德国耆宿们非常欣佩，提出了请中国美术界在柏林开办中国现代画展的要求，经费由双方各付一半。刘海粟表示同意。次日双方议定，画展定于1934年1月开办，中国方面由蔡元培任首席代表。
1931年9月初，刘海粟与傅雷等乘香楠沙号轮船回国，蔡元培先生在上海威海卫路中社办了四桌酒席为他洗尘，作陪的有陈独秀、杨杏佛、许寿裳、黄宾虹、张大千、朱屺瞻、王个簃等30多人。蔡元培先生宣布了刘海粟在柏林与德国人谈判的结果，大家都很振奋，纷纷出谋献策，希望展出圆满成功。
1932年5月，关于赴德办画展一事，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42次常委会通过，决定聘蔡元培和叶荣绰为筹委会正副主席，刘海粟、徐悲鸿、陈树人为常委，委员有李石曾、王世杰、高奇峰、驻德新任公使刘文岛。1933年2月13日，筹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增选了齐白石、林风眠等委员，负责评选作品。筹委会向160多位知名画家发专函征集作品。经过慎重挑选，最后审定现代作品400余件，近代作品200余件，质量上已可代表中国现代绘画的水平。
1934年1月20日，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在柏林市巴黎广场普鲁士美术馆正式开幕。展出15天，情况热烈，每天都有观众手拿当天的报纸，排成长队守候在美术馆门前，等候刘海粟前来为他们签名。德国汉堡及莱茵河流域诸省省会，法、荷、瑞士、捷克、西班牙等纷纷来专人或拍电报到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请求画展结束之后，移到他们那里继续展览。但中国政府行政院所拨经费4.5万元已支用罄尽，于是对前来邀请的各处商定，展出费用由邀请者负责，刘海粟个人旅费以鬻画所得开支。
1934年3月25日至4月8日，画展又在汉堡举行，观众达5.6万余人，报刊载消息及评论280多篇。其后，展出的地点还有杜赛特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海牙，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捷克的布拉格，瑞士的日内瓦与伯尔尼，英国的伦敦。刘海粟在各地作了学术演讲。在柏林他由李丹田陪同，去看望了世界著名的反法西斯的女版画家珂勒惠支，在日内瓦他会见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
1935年6月刘海粟返抵上海。画展筹委会设宴欢迎，蔡元培先生在席间盛赞刘海粟此行获得无上光荣与极大成功。
应该说明的是，刘海粟为代表在西欧举办的画展都是现代近代作品，并不展出古画。那么鲁迅在《拿来主义》中，为什么说“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呢？这主要是指1933年徐悲鸿在西欧举办的中国画展。这次画展是非官方的，展品除了现代中国画家的佳作之外，还征借了稀有的传统绘画珍品，其中有唐代画家李思训《江山渔乐图》真迹，元代画家王冕的《梅》真迹等，共有300多件，先在法国巴黎展出，此后又应邀先后去英、德、意和苏联展出。这次画展震动了西欧各国艺坛，是很成功的。徐悲鸿先生凯旋归来时，在上海世界社园子里举行了有叶恭绰、张大千等名流参加的欢迎晚会，大家盛赞这次画展在国际艺坛上破除了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艺术的偏见，在世界艺坛上宏扬了祖国的绘画艺术。
二、梅兰芳到苏联访问演出的情况：
1934年初，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拟邀请梅兰芳访苏演出，委托我国新闻界老前辈戈公振先生协助联系。但前去苏联需要路经东北，而东北已成立了伪满洲国。梅兰芳是爱国主义者，坚决拒绝从那里通过。苏方闻讯，决定派专轮“北方号”到上海迎接他直赴苏联，并发出正式邀请书，全文如下：
梅兰芳先生：
阁下优美之艺术，已超越国界，遐迩闻名，而为苏联人士所钦仰。兹特敦请阁下莅临莫斯科表演，以求广为介绍于苏联民众之前。所有戈公振先生开示各节，遵当接受。惟盼阁下能于明年三月十五日前莅临。敝会自当竭诚招待，以谋阁下旅途之安适。当深信阁下此次莅临敝国，将使中苏两国间文化之关系，益臻亲密也。专此，即颂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理会长
库里斯科
1935年2月21日，梅兰芳在上海登上苏联特地派来接他的“北方号”轮船直赴海参崴，然后再转乘西伯利亚特别快车去莫斯科。苏方欢迎他的礼仪十分隆重，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委员中包括第一艺术剧院院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等许多文艺界的名流。3月12日梅兰芳抵达莫斯科，次日即备花圈去红场敬谒列宁墓。
按照双方最初商定，梅兰芳原计划在莫斯科演五场，列宁格勒三场，后因购票观众空前踊跃，经苏方要求，改为在莫斯科演六场，在列宁格勒演八场。最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又请他在莫斯科大剧院再加演一场，作为临别纪念。先后上演的剧目有《打渔杀家》、《汾河湾》、《宇宙锋》、《虹霓关》、《刺虎》和《贵妃醉酒》6出戏，以及《红线盗盒》、《西施》、《麻姑献寿》、《木兰从军》、《思凡》和《抗金兵》中的舞蹈部分。演出期间盛况空前，每场演毕，观众都叫幕多次，最后一场，梅兰芳被掌声请出谢幕达18次之多。
他在莫斯科演出时，苏联党政领导人莫洛托夫、伏洛希罗夫，著名作家高尔基、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等，都前往观剧。他还在苏联文艺界欢迎他的招待会上会见了高尔基（那年高尔基67岁，梅兰芳41岁）。苏联剧评家在报刊上发表许多文章，热情地赞颂了梅兰芳炉火纯青的演技，《工人与戏剧》杂志发表文章，认为“梅兰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演出，应被视为苏中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新里程碑。”
梅兰芳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半月，除了演出之外，还应邀参观了工厂、学校、名胜古迹，观看了许多苏联的戏剧、歌剧和芭蕾舞的演出。
1935年4月14日，梅兰芳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举行告别宴会，随后便载誉回国。
应该说，苏联邀请梅兰芳去演出是有特定的政治背景的。1933年5月6日，苏联向伪“满洲国”提出出售我国东北境内的中东铁路，6月14日国民党政府为此向苏联提出抗议。1934年9月26日，伪“满洲国”代表同意以1.7亿日元收买中东铁路。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就非法售受中东铁路问题发表声明。1935年1月22日，苏联与日本关于中东铁路售受谈判达成协议，3月16日国民党政府就中东铁路买卖一事向日本提出抗议，并向英、美、法、意等国发表声明。苏联非法出售中东铁路的丑行引起了我国舆论界的愤慨，为了消弭怨怒，苏联需要摆出友好的姿态，于是有邀请梅兰芳赴苏演出之举。但政治背景并非这次邀请的全部原因：就苏联文化界而言，他们对梅兰芳的钦佩是真诚的；就梅兰芳而言，他访苏演出促进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中苏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是爱国之举。
综上所述，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决不是“媚外求荣”，更谈不上“卖国主义”。相反的，他们“发扬国光”，为国争光，是爱国主义的行动。
我还想指出的是，《拿来主义》的“预习提示”和个别注解存在着简单化的左的错误倾向，因而是片面的不够客观的。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等的“送去”的背景，不应该像“预习提示”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归结为国民党“奉行卖国主义政策”。课文第一段的注解⑤是这样的：“〔还有几位……叫做“发扬国光”〕指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在西欧各国举办的中国绘画展览。”这一注解是不妥当的。1934年刘海粟为代表在欧洲举办的“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虽然带有一定的官方性质，但主要是中国和欧洲各国美术界的友好交往。支持这次画展的，不仅有蔡元培、陈独秀等许多爱国人士，还有齐白石、张大千等许许多多著名爱国画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能支持这次画展，不应该否定，但在这一点上谈不上“反动”和“卖国”。
回顾历史事实，刘海粟、徐悲鸿、梅兰芳的“送去”都是爱国主义的，这是确凿无疑的；但仔细揣摩《拿来主义》第一段的文字——“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做‘发扬国光’。”“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明明语含讽刺，带有贬义，这又该如何理解呢？
这确是一个难题。我认为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
第一，这是鲁迅的偏见。
《鲁迅全集》第12卷中有1934年11月16日鲁迅致吴渤的信，其中说：
“刘大师”的那一个展览会，我没有去看，但从报上，知道是由他包办的，包办如何能好呢？听说内容全是“国画”，现在的“国画”，一定是贫乏的，但因为欧洲人没有看惯，莫名其妙，所以这回也许要“载誉归来”，像徐悲鸿之在法国一样。
这段话中有三点是偏见：①刘海粟为代表的这次展览会不是个人包办的，这在上文已经讲过。②说当时的国画是贫乏的，与事实不符。30年代正是国画名手异彩纷呈的年代，仅上海美专就拥有刘海粟、黄宾虹、张大千、贺天健、潘玉良、蒋兆和、陈之佛、俞剑华、娄师白等许多高手，何“贫”何“乏”之有？③说欧洲人看国画莫名其妙，刘海粟、徐悲鸿才能“载誉归来”，如此评价欧洲人的艺术眼光，显然是不公允的。
鲁迅对梅兰芳的评价也是有偏颇的，这只要读读《花边文学》中《略论梅兰芳及其它》上下两文就可以看出来。限于篇幅，我不想细述。鲁迅是伟大的，他有许多真知灼见，但这不等于他对任何人任何事的评价总是客观的全面的。
第二，不应脱离鲁迅杂文语言的特点生硬地作理解。
鲁迅杂文语言的特点是犀利、幽默，一针见血，在嬉笑怒骂之中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拿来主义》不是科学小品，不是通讯报导，为了加强讽刺的力度，为了取得幽默的效果，有些话是可以带有主观色彩的，是会有所夸张的。刘海粟送欧洲展出的画有600多件（现代作品400余件，任伯年、吴昌硕等的近代作品200余件），决不是“几张”。这些画是用轮船从上海运到意大利威尼斯港，再交火车站托运到柏林的，决不是“捧”去的。鲁迅说：“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这是为了强调，其实并没有那么绝对。梅兰芳到莫斯科就看到大剧院的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乌兰诺娃演出的《天鹅湖》等许多节目，还参观了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和莫斯科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苏联十七年戏剧艺术展览会”等。梅兰芳说：“我一方面是想把中国的戏曲介绍到国外，一方面也是想借此观摩吸收外国戏剧艺术丰富我们的民族艺术。”（梅绍武《我的父亲梅兰芳》第136页）足见当时搞“拿来主义”的不是真的“没有人”。何况30年代也并非“只是送出去”，1933年2月17日英国剧作家、批评家萧伯纳不是到上海访问的吗？鲁迅的《伪自由书》中不是有《颂萧》一文吗？
《拿来主义》的确是一篇包含着真知灼见的非常精彩的杂文，问题在于我们要赶快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尊重历史事实，根据鲁迅杂文的特点，正确地把握主旨和内容。鲁迅列举“学艺”上的三个实例，是为了证明当时存在着“送去主义”的错误倾向，并没有说那是“媚外求荣”——教参上强加这一点，是有违于作者的本意的。文章第三段说，“掘起地下的煤”如果“只是送出去”，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灸做奖赏”，这是用假设的方式强调“送去主义”的危害，我们决不能因此作盲目的推论，认为“学艺”上的三个实例就是卖国主义。文章的一至四段批判“送去主义”只是一种铺垫，是为了突出全文的主旨——强调实行“拿来主义”。鲁讯在杂文的核心部分用“一所大宅子”作比喻，何等的形象，何等的精辟，令我们叹为观止。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指导学生读好《拿来主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问题是我们要“运用脑髓”，排除左的错误，正确地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