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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世纪欧洲文学的萌动与基督教崇拜
西罗马帝国覆亡后，古代文化传统几乎湮没无闻，所以当基督教真正取得了欧洲文化的主导地位、试图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和传播信仰的时候，它并没有多少遗产可继承，这种状况在戏剧领域尤为明显。
据考证，迄今只发现在公元8至9世纪存有一部古代宗教剧，可能对欧洲中世纪的戏剧创作略有影响；而至公元10世纪，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已被西欧人全然遗忘。（注：请参阅Karl Young,The Drama of the Medieval Church,Oxford,1933,vol.I.pp.1-2。）古罗马的戏剧作品倒还存留下来一些，比如塞内加(Seneca)的10部悲剧据说从来没有在罗马时代真正上演过，却在9至10世纪时为人所知。不过西方研究者认为，塞内加的作品直到14世纪以后才被广泛阅读，因而并未对中世纪欧洲戏剧产生多少影响。普劳图斯(Plautus)的大约20部剧作散佚了12部，存留下来的可能由于语言晦涩，在中世纪基本上被人忽略；当时的文献提及普劳图斯的名字时，只是将他推测为4世纪一部佚名喜剧的作者。（注：请参阅Karl Young,The Drama of the Medieval Church,Oxford,1933,vol.I.p.2。）一般认为，只有泰伦斯(Terence)将古代罗马的声音留给了中世纪。泰伦斯的剧作风格明快，句子简练，且带有一定的道德教育成分，常常被中世纪的学校当作教科书。然而泰伦斯喜剧的市民趣味及其中多少有些粗俗的笑料也受到过基督教修士的激烈批评。因此，在相当程度上说，中世纪戏剧并不是对前人传统的承袭、借鉴或改造，而是带有更多的原创性。如果我们追溯早期中世纪戏剧的起源，会感到它几乎是一种重新孕育的文学品种。
早期中世纪戏剧的内容和形式与基督教崇拜中的弥撒及圣餐仪式有着密切联系。圣餐仪式本身就常常被认为带有浓厚的戏剧色彩。曾有西方研究者提出：“弥撒随着庄严的仪式被吟诵时，立刻就成为最质朴而又最崇高的戏剧。”（注：H.F.Westlake,The Parish Gilds of Medieval England,London,1919,p.127.）大弥撒(Holy Mass)因而亦被人称作“圣餐剧”(Liturgical Drama)。（注：G.Lefebvre,Daily Missal with Vespers for Sunday and Feasts,Rophy & St.Paolo,1925,p.31.）还有人认为圣餐仪式的核心就在于“摹拟”，弥撒的原型正是原始的圣餐，即“最后的晚餐”；这样，弥撒实际上“已经成为真正的戏剧”。整个圣餐仪式由此被分解为三段，分别象征耶稣“道成肉身”历程的三个部分：首先是受难前的行迹和教训；接着是进入耶路撒冷、客西马尼园的痛苦、受难、送葬等；最后是复活和升天以及身体与精神的重新合一。（注：请参阅Karl Young,The Drama of the Medieval Church,Oxford,1933,vol.I.p.81。）
但是按照基督教的看法，“弥撒……有自己的基本意义，它不是再现什么，而是自我的再造。”（注：请参阅Karl Young,The Drama of the Medieval Church,Oxford,1933,vol.I.p.110。）所以尽管弥撒仪式充满戏剧性，却又不可能真正转化为戏剧。于是研究者将关注点集中于逐渐附加在圣餐仪式之中的一些“衍文”（Tropes，又译“转义”）。
最初的“衍文”包括另外添加在弥撒仪式上的开场白、插话或结束语。比如在弥撒结束时，执事要说一句：“好了，弥撒结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众人则说：“感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注：“哈利路亚”即“赞美神”。）其中“弥撒结束”在英文即为"Dismissal"，后世以"Dismissal"泛指广义的“结束”，也就被认为是“转义”的一种形式。
据记载是一位热情的修士最先使用另外一种直接关联到中世纪戏剧的“转义”。大约在基督教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这位修士在弥撒的结束语之后又添加了16个词，以强化圣餐仪式对于众人感情的诉求，并且为原来的祈祷书文本增色。这种修饰性的附加成分显然没有事先得到权威教会的认可，而它竟很快普及开来。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尚处于“发展”阶段，圣餐仪式还没有太多定则，所以4世纪以后的宗教会议和教皇颁布的教令中不仅提及这一类“衍文”，而且并未加以制止。润饰文字越来越多，以至于不得不单独列作附件，于是有了最早的“衍文”作品，即弥撒仪式中的“圣歌”(Sequences)或“续唱”(Proses)。
至公元9世纪加洛林王朝时期，“衍文”已作为一种准文学活动而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当时与中世纪文学发展相关的最重要事件，也许就是查理曼大帝从欧洲各地召集一批著名的文人学者，其中的阿尔昆(Alcuin of York,730-804)被视为加洛林王朝最博学的人，曾担任查理曼大帝的顾问。阿尔昆将宫廷学校变成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中心，以此带动文化教育的全面繁荣。因此在所谓“加洛林王朝文艺复兴”的过程中，修道院、教堂、学校和图书馆迅速发展起来，早期基督徒和异教诗人的作品重新受到重视，基督教自身的教义、历史和伦理观通过文学的形式得到表现，同时教堂的装饰艺术和圣餐仪式中的音乐也显示出一种创造激情。
更值得注意的是，查理曼大帝于公元768年登基时，圣餐仪式所用的祈祷书极其混乱。加洛林王朝建立之后的相对稳定和繁荣使查理曼大帝得以召集学者，根据罗马的祈祷书对不同的文本进行严格校勘，同时还下令重新编定和阐释拉丁文《圣经》。这样一来，“衍文”的创作得到了更多合法空间。
罗马教会方面似乎也并不坚决反对为圣餐仪式增添新的音乐和词句。据说公元9世纪的一位教皇还鼓励这种“衍文”的创作，罗马教会的人还同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882-?，即罗马皇帝查理三世）交换“衍文”作品。（注：请参阅Karl Young,The Drama of the Medieval Church,Oxford,1933,vol.I.p.181。）这使它越发成为流行的文学形式。
还有人认为，查理曼大帝寻求宗教文本的统一并非是想纯化其内容，而是着力于改变拉丁化的倾向，而只有借助于“衍文”的创作，才能使非拉丁文的文本在弥撒仪式上获得合法性。
但无论最初的动机如何，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背景下，“衍文”性质的文学创作在法兰克王国及其周边地区日渐普遍。
“圣歌”或“续唱”作为“衍文”创作的最早形式，确实与弥撒中的“哈利路亚”的唱和有关。在中世纪欧洲，这种“圣歌”被法兰西人称为Prosa或者Prose，被德意志人称为Sequentia或者Sequenz，现代英语则一般用作Sequence。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圣歌”作者是圣吉尔(St.Gall)修道院的一位修士诺克尔·巴巴勒(Notker Balbulus,840-912)，他写给一位主教的信可能是有关“圣歌”之缘起的惟一文献。信中称，公元851年朱密日(Jumieges)修道院毁于北方的“蛮族”之手，过了不久，从那里逃出的一位修士造访了圣吉尔修道院，并带来一本他自己的圣歌集(Choir-Book)。诺克尔发现，那位修士在“哈利路亚”的长长的旋律之下写了一行字——"Versus ad Sequentias"（韵文圣歌），这使他深受启发。对当时那些文化水平并不太高的修士来说，要记住没有歌词的旋律可能很困难，诺克尔认为如果能为“哈利路亚”填上词，将是帮助记忆的最佳方法。
于是诺克尔开始尝试。他为旋律中的每一个音符都配上一个文字的音节，然后又在修道院长老的指点下进行了润色。由此，诺克尔逐渐创作出一批自己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成为最早的“圣歌”，而且还修订了原来的旋律。
从诺克尔自己的信中看，他显然不是第一个为“哈利路亚”旅律配词的人。来自朱密日修道院的那本圣歌集似乎可以代表公元851年以前的“衍文”文学创作。因此，西方研究者一般不认为圣吉尔修道院是“圣歌”的诞生地，也不认为诺克尔是一种新的文学文体的创造者。不过，通过诺克尔的努力，被改良的“圣歌”形式确实受到注意，并首先在德语地区广泛流传。
中世纪“圣歌”的创作数量相当可观，归于诺克尔名下的作品大约有50多首，（注：关于诺克尔作品数量的说法有多种，大概在14首至78首之间。参阅Karl Young,The Drama of the MedievalChurch,p.185。）而许多佚名摹仿者和追随者留下的“圣歌”则不下千首。最初的“圣歌”附加于弥撒的“哈利路亚”，但是后来出现了大量独立的作品。
西方学界通常将中世纪的“圣歌”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公元10世纪以前的作品，其组成基本上是一些成双成对的句子或诗节。由于当时还没有音步的概念，所以相互对应的两个句子音节相同，长短却不同。另外，在起始和结束时一般还有一个附加的句子或词组，有的干脆就用“哈利路亚”，因为这个附加性的起始句或结束句通常都落在"A"音上。
第二类“圣歌”创作于11世纪，其中已显示出“圣歌”作者们追求韵律及其规范的趋势。比如用于复活节弥撒的《牺牲的羔羊》("Victime Paschali")，被认为已经将韵律运用得非常完美。
第三类“圣歌”产生于12世纪以后，其韵律和诗节的安排日趋严谨。托马斯·阿奎那曾于1263年为基督圣体节(Corpus Christi Day)创作过一首“圣歌”《赞美锡安山》("Lauda Sion")，至今仍在使用。其他比较重要的作者还有巴黎圣维克多修道院的修士亚当(Adam of St.Victor,1110-1180)和塞拉诺的托马斯(Thomas of Celano,1220-1249)等。目前天主教许多节期的弥撒仪式还保留着这一时期创作的“圣歌”。
诺克尔的一位朋友图提罗(Tutilo,850-913)被认为是“圣歌”之外的其他“衍文”文学的第一位作者。图提罗的经历已不可考，人们只知道他曾在公元912年前后活动于圣吉尔修道院。他开创的本来是一种散文形式的“衍文”，但是在11世纪中叶以后，扬抑格(Trochaic)或者抑扬格(Iambic)的韵文体逐渐取而代之。图提罗及其后继者的“衍文”创作同样要服务于圣餐仪式，所以其主要内容不外乎阐释教义或者烘托仪式过程中的不同情绪。也许是因为受到这种目的性的限制较多，图提罗这一脉的创作被认为“匠气”过重，虽偶有佳作，但鲜有传世者。
西方人关于图提罗及其“衍文”文学的研究涉及到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当时的“衍文”创作的基调是欢快的，它们大多体现圣诞节的清新、五旬节(Pentecost)的恬静、复活节的喜悦等，却很少表达耶稣受难的悲伤情绪，因而不大用于复活节的前一周(Holy Week)。第二，这一类“衍文”作品不仅仅是抒情或描写，还从圣餐仪式中延伸出一种对话的形式，这被认为含有一定的戏剧意味，尽管当时没有人想到它们可能作为戏剧来演出，但在研究者看来，它们应看作是中世纪戏剧的萌芽。
比较著名的例子是图提罗本人用散文写的一小段对话，见于公元10世纪初圣吉尔修道院的一份手稿。它只有短短几行，被称为《探访圣墓》("Quem Quaeritis in Sepulchro")，内容是玛利亚探讨空空的耶稣墓穴，在那里默祷，然后有三句话：第一句是天使的询问，第二句是玛利亚的回答，第三句是天使宣告耶稣的复活。根据《圣经》记载，玛利亚探讨圣墓时并没有对话，《路加福音》提到两个天使的询问，却也没有玛利亚的回答。不过，对话可能本来就比较符合圣餐仪式潜在的戏剧性因素，图提罗的“衍文”对《圣经》的引申因而被自然地接受下来。
公元923至934年，在利摩日(Limoges)的圣马丁(St.Martial)修道院又有《探访圣墓》的一个版本；大致同时还有出自西班牙利浦(Ripoll)修道院的另外一个版本；至11世纪，继续流传的《探访圣墓》又增加了一些简单的对话提示(Rubic)，注明各个句子的说话人。至此，戏剧性对话的形式得到了初步确立。
据说在公元10世纪后半叶，这部作品确实被搬上过舞台。起初只有玛利亚与天使的对话，后来逐渐增加了耶稣的门徒彼得和约翰的内容，甚至还出现了复活后的耶稣。15世纪的一些手稿和16世纪的许多印刷品中，仍然可以见到演变中的《探访圣墓》。
经过一系列的转型，“衍文”创作又与在耶稣受难日(Good Friday)演出的“从十字架上放下耶稣”(Depositio)，以及在复活节演出的“耶稣升天”(Elevatio)联系起来；而另一方面，《探访圣墓》恰好同这两个情节相互衔接。西方研究者认为，这使《探访圣墓》不断获得新的戏剧性内容，并最终演变成真正的戏剧。
二、早期基督教文学的代表作家罗丝维萨
一般认为欧洲中世纪文学乃至文化的基本格局体现了贵族、教会和平民阶层的三种趣味。贵族的审美理想主要在于英雄主义和尚武精神，这在中世纪早期的叙事诗中已露端倪，11世纪以后更有大量的史诗、传奇和游吟诗人的作品为证。教会所追求的是僧侣的权威及其信仰传统，因而在文学方面与之呼应的当然首先是直接来自于《圣经》故事或圣徒传说的作品，甚至包括一些布道词；同时基督教作为意识形态的主流，也深刻地影响和规定了其他两个阶层，并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体现平民阶层情感的文学创作，通常是以新的圣徒行传和新一代人的海外游记为代表，前者如描写圣芳济(St.Francis of Assisi,1180-1223)及其同伴的《小花》(The Little Flowers,1290)，后者则如《马可·波罗游记》。（注：请参阅Norman F.Cantor,The Medieval Reader,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第一部分；The Essential Threefold Paradigm，第三部分；Alienated Segments and Unresolved Problems,pp.215-224等。）
而代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戏剧较高成就的罗丝维萨（Hrotsvithavon Gandersheim,935-1001或1003），恰恰被西方研究者归入一种“异己的力量”。（注：请参阅Norman F.Cantor,The Medieval Reader,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第一部分；The Essential Threefold Paradigm，第三部分；Alienated Segments and Unresolved Problems,pp.215-224等。）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宗教戏剧后来能很自然地与世俗化的城市文学相连接。
罗丝维萨是欧洲中世纪最早、最有影响的诗人，也是古代戏剧没落以后的第一位剧作家。关于她的记载很少，好在她有一首诗专门记述了她所在的甘德榭(Gandersheim)女修道院，从而使后人得以了解到一些情况。美国80年代出版的13卷本《中世纪辞典》中对罗丝维萨有比较详细的介绍。（注：Joseph Strayer,ed.,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83.）
据记载，罗丝维萨的修道院是在852年由萨克森公爵鲁道夫(Liudolf)和妻子创建的，他们的几个女儿先后出任修道院院长。其后的250多年中，能在这里掌门的基本上都是萨克森的皇族。罗丝维萨本人也被认为出身显赫，有人猜测她可能与一位也姓罗丝维萨的修道院第四任院长有亲戚关系。她进入修道院的时间大约是公元955年，4年后，萨克森国王的孙女、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第一任德国皇帝的侄女格波加二世（Gerberga Ⅱ）接任修道院院长，此人对罗丝维萨产生了很大影响。
罗丝维萨的创作可分为三类：一是诗体的圣徒传奇；二是记述历史的长诗；最重要的一类则是她用散文写的六部戏剧。
她的圣徒传奇共有八篇，附有用散文写的序言、后记和用韵文写给修道院院长格波加二世的献辞。这八首圣徒传奇诗被认为是罗丝维萨早期的创作。其中的第一首题为《玛利亚》(Maria)，描写圣母的经历；第二首《我主升天》(The Ascension of the Lord)中写到耶稣将母亲托付给约翰的情景；第三首《甘戈尔夫》(Gangolfus)写同名主人公作为英俊勇武的王子，如何被与人私通的妻子出卖、杀害以及神意对奸佞者的报复；第四首《庇拉修》(Pelagius)讲述一个勇敢的西班牙青年因为拒绝摩尔人统治者而殉道；第五首《西奥菲勒》(Theophilus)写主人公先与魔鬼结盟，得到了人间的一切享乐，后来终于悔改，通过圣母的祈祷而获救。另外三首传奇诗是献给修道院院长的，内容更为丰富。第一首诗中主人公将女儿送到修道院，没想到一位男仆心起歹意，这位男仆人还得到巫师的帮助，巫师答应他只要不称信基督，就能借魔鬼的力量遂其心愿。最后则是耶稣出面干预，使主人公明白了真相。第二首叙述的是雅典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Athens)的故事：他皈依基督教以后去巴黎传道，说服了高卢人；后来因为信仰而被砍头时，他又神奇地选好了自己的安息之地。最后一首诗的情节相当著名：在基督教受迫害的时候，圣女爱格尼丝(Agnes)拒绝嫁给不信基督教的人，结果被法官判罚剥去衣服送进妓院。这时耶稣显灵，让她的头发迅速地长起来，盖住了全身。爱格尼丝虽然最终被杀害，但她的灵魂进入了天堂。
罗丝维萨的两首记述历史的诗篇以英雄诗体写成。第一首《奥托家世》(Gesta Ottonics)，是应修道院院长和美因茨大主教之邀而作，描写德国第一个皇族的奥托一世和奥托二世，共有1517行。另一首则是记载她所在的修道院从创建到公元919年的经历。
一般认为罗丝维萨最主要的文学成就在戏剧方面，不过她的剧作从来没有真正上演过，再加上中世纪的文学批评者很少关注同时代人的创作，所以中世纪的文献几乎不曾提到她和她的创作。后世之所以能了解她，是因为她惟一的一部完整手稿在15世纪末被发现，并于1501年被整理和修订。这些作品直到1923年才被完整地译为英文出版，收入《罗丝维萨剧作集》。其姓氏有时在英文中写为"Roswitha"。（注：The Plays of Roswitha,London,1923.）
罗丝维萨的剧作显然受到泰伦斯的许多影响。如她也像泰伦斯那样使用有韵的散文，熟练地通过对话展开叙述；同时她也同样不大考虑舞台演出的实际需要，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泰伦斯式的“案头剧”。这恐怕也是她的剧作没有真正上演的主要原因之一。关于这一点有研究者称：“罗丝维萨可能根本不知道泰伦斯的剧作被演出过，……她似乎也不打算把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而她在时间和地点的整一方面的随意性，也不会使演出成为可能。”（注：请参阅Karl Young,The Dramaof the Medieval Church,Oxford,1933,vol.I.pp.4-5。）
另一方面，泰伦斯的影响还不仅仅涉及罗丝维萨戏剧创作的手段和风格，他在中世纪受到道德批评的某些确属粗俗的描写，也多少在罗丝维萨的剧作中留有痕迹——尽管后来有材料证明，罗丝维萨曾明确表示其剧作正是要抵消泰伦斯的影响，她在剧作的序言中还提到“要为泰伦斯那些不道德的喜剧提供一个教诲性的版本”。（注：Joseph Strayer,ed.,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Ⅳ,p.315等。）另外，罗丝维萨剧作的主题也被认为是“表现贞女和殉教者的美德”等等。但是在她的6部戏剧作品中，却有4部都写到男女主人公私通的情节。有的西方研究者还提出：“罗丝维萨……描写贞女和殉教者的短剧……是用女性的躯体及其对男性的快感作为抵抗男性力量的武器”；进而称其为“受虐剧”(Sadomasochistic Drama)。（注：请参阅Norman F.Cantor,The Medieval Reader,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4，第一部分；The Essential Threefold Paradigm，第三部分；Alienated Segments and Unresolved Problems,pp.215-224等。）
罗丝维萨的剧作都是以主人公的名字为题，总的来说都比较简单，类似于圣徒传奇的写法。《加里卡纳》(Gallicanus)的主人公是一位异教的军事统领，爱上了已经献身上帝的贞女、君士坦丁皇帝的女儿康丝坦提亚(Constantia)。皇帝派他去前线打仗，结果耶稣的门徒约翰和保罗使他皈依基督。后来他像约翰和保罗一样独身禁欲，殉教而死。《达尔西提乌》(Dulcitius)描写罗马执政官贪恋三位基督教圣女的美色，将她们关押以后又企图在夜深人静时图谋不轨。由于神的干预，执政官不仅未能得逞，还引出许多笑料。《亚伯拉罕》(Abraham)和《帕纳提乌》(Paphnutius)表现神圣的隐士化装成求爱者，使迷途的少女悔过自新。前者的女主人公是亚伯拉罕的侄女玛利亚，后者则写到一个妓女泰伊(Thais)。《萨匹恩提亚》(Sapientia)描写三为圣女在母亲萨匹恩提亚面前被暴君折磨并杀死，母亲骄傲地将她们掩埋在罗马郊外，40天以后，萨匹恩提亚在坟前为女儿们祈祷时，也溘然长逝。而三位圣女的名字，分别是信(Faith)、望(Hope)、爱(Charity)。
罗丝维萨剧作中情节最为曲折的当属《卡里马修》(Calimachus)。剧中主人公卡里马修爱上了一位已婚的基督徒德路丝亚娜(Drusiana)，德路丝亚娜为了逃避爱情，祈求上帝让自己死去。她死后，卡里马修竟来到她的坟前，想拥抱她的尸体，结果被一条蛇咬死。经过使徒约翰的祈祷，这对情人重获生命。
罗丝维萨的6部戏剧作品虽未曾上演，但后世大都认为它们已具备比较成熟的戏剧特征。特别是作者将对话作为主要的戏剧语言，其对话的运用也比弥撒仪式及其“衍文”更加成熟。
相对于主要来自圣餐仪式的中世纪教堂戏剧而言，罗丝维萨的创作或许更多地承续了古代戏剧的传统以及泰伦斯的戏剧技巧和趣味，因此罗丝维萨确实很难进入基督教的正统，尽管她的题材已经非常宗教化。至少在她的时代，几近断绝的古代戏剧尚显得势单力薄，不足以产生广泛的影响。但是中世纪戏剧毕竟不会仅仅局限于教堂，不会仅用拉丁文写作，当本土语言逐步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当教堂戏剧日益与同间活动发生联系时，我们会感到上述两种传统共同构成了中世纪后期戏剧的两重推动力。
三、从中世纪早期向中期过渡的拜占庭文学
拜占庭文学在中世纪的欧洲较为独特，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这主要是指“在拜占庭帝国及其影响所及的地区以希腊语进行的创作”。（注：Joseph Strayer,ed.,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vol.Ⅱ,p.505等。）
公元5世纪以后，古希腊的文学文体已经基本被废弃，惟有修辞学受到格外的重视，史学和诗学甚至都被视为修辞学的分支。相对而言，拜占庭帝国所统辖的地区比欧洲西部更多地延续着古代文化的传统，从而古代修辞学的研究和教育也被特别加以强调，以至于几乎所有的拜占庭文学作品都是用考究的拟古语言写成，与古希腊人使用日常口语的风尚极为不同。另外，基督教的普及又进一步促成了修辞学在布道文中的应用；人们通过布道文来学习那些东方教父的思想和文风。这样，具有这种拜占庭风格的文学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5世纪的拜占庭文献让我们看到了古代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复兴。如帕诺里的农民奥斯(Nonneos of Panolis)的史诗巨制《狄奥尼西卡》(Dionysiaca)长达21771行；还有一些以希腊神话为题材的叙事诗，如特里非奥德斯(Tryphioders)的《特洛伊的陷落》(The Fall of Troy)、穆萨(Musairs)的《英雄与林达》(Hero and Leander)、科卢梭斯(Kolluthos)的《海伦受辱》(The Rape of Hellen)等等。有些短诗也摹仿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主题及讽刺诗风格，有西方研究者认为，这一类作品都带有荷马式语言的明显痕迹。
但荷马式语言对于读者和诗人自己都显得过于古涩，因此大约在公元500年前后，马里亚诺(Marianos)替一些前辈诗人“重写”了他们的作品，其中有特奥克里特斯(Theokritos)、阿波罗尼奥斯(Appolonios)、罗蒂奥斯(Rhodios)、阿拉托斯(Aratos)和尼坎德罗斯(Nikandros)。马里亚诺居然将数万行的诗作全部用抑扬格三音步(iambic trimeters)的形式重写，工程之浩大令人惊叹。尤为重要的是，这种“重写”绝不仅仅是修改韵律和润色文字，而是意味着新的诗歌语言的诞生。
至公元7世纪早期，皮西狄亚的乔治(George of Pisidia,610-630)的诗作已经完全采用了抑扬格三音步，他以这种新的形式叙述了拜占庭皇帝对波斯人和阿瓦人(Avars)的战争，也描写了关于创世的故事。有的研究者将其作品中叙事与赞美相结合的语言看作是诗化的散文风格，认为其中兼有古代特色和《圣经》的影响。后来的拜占庭叙事诗即大体仿照此种形式。如10世纪后半叶的修士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 theDeacon)写过一首描写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克里特岛的长诗，与乔治诗作的味道颇似；12世纪中期西奥多·普罗得罗姆斯(TheodoreProdromos,1100-1170)所写的许多历史叙事诗也是如此。
在拜占庭帝国不得不对付种种战乱的时候，短诗和讽刺诗似乎较少，这种状况直到公元9世纪才有所改变。而新出现的诗人们大多还是借鉴了抑扬格三音步的形式。比较著名的例子如君士坦丁堡的修道院院长西奥多(Theodore,759-826)，他写过不少清新的小诗，多以修士的责任为主题；还有10世纪的约翰·吉米特里(John Geometres)也写过大量短诗，内容涉及历史、神话、个人生活等各个方面。
基督教特有的圣餐仪式诗在拜占庭早期就已经出现。从公元4世纪中叶亚历山大利亚的阿萨那修斯（Athanasius of Alexandria，约295－约373）所作的《圣安东尼传》(Life of Antony)开始，圣徒传记就成为拜占庭文学中的基本素材之一。这种素材加上《圣经》故事以及一些虔诚的赞美，很快便构成了拜占庭的圣餐仪式诗。此外，使用希腊语的东方教父也为后人留下一些古雅的宗教诗，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n)，不过并未见到这些诗作在圣餐仪式上使用的记载。
公元6世纪中期，拜占庭的诗人开始用自己的诗作应和《圣经》中的诗篇，逐渐演化为一种带有重读韵律的诗节。据说一位叙利亚诗人罗曼诺斯·梅洛德斯(Romanos Melodes)在6世纪前后到了君士坦丁堡，写下1000多首这样的诗，其中有85首传世。他的语言深受当时的《旧约》希腊文译本（即“七十子译本”，Septuagint）和希腊文《新约》的影响。许多诗作是改写圣徒或者早期教父的生平，用诗体对话加以扩展。这种对话的因素可能与拉丁文圣餐仪式诗的情况相仿，而且同样也配有音乐，可惜拜占庭圣餐仪式诗中的音乐都已散佚。
此后还有一部赞美诗集《阿卡西多赞美诗》(Akathitos Hymn)，其中包括24节诗。前12首写耶稣诞生到逃往埃及的经过，后12首则讲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奇迹。诗集的序言中记述了626年波斯人和阿瓦人在君士坦丁堡演唱这些赞美诗的情况。
布道文的大量使用和流传，在公元7世纪对圣餐仪式本身的结构已发生了一些影响。西方研究者认为，这种影响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用于晨祷的新的圣餐仪式诗“祝圣文”(Canon)。祝圣文包括9首颂诗，每首颂诗都由几个诗节组成，旋律和诗韵则各有不同。祝圣文并无叙述，而是专事赞美，但它的每一首都同《圣经》经文相关，即《出埃及记》15:1-18，《申命记》32:1-43，《撒母尔记》上2:1-10，《哈巴谷书》3:2-19，《以赛亚书》26:1-21，《约拿书》2:2-9，《路加福音》1:46-55，《次经》中《三童歌》(Song of the Three Children)的3-22和52-88节。
克里特主教安德鲁(Andrew,660-740)、前文提及的君士坦丁堡修道院院长西奥多、10世纪的教皇利奥六世(Leo VI)等人，也曾创作过一些圣餐仪式诗，但一般认为，11世纪以后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作品。
在公元10世纪，当拜占庭的一些诗人重新欣赏和摹仿古代作品时，一种应景短诗(short occasional poem)竟成为一时之风。大多数这种短诗似乎都缺乏想像，而且有时会显得冗长；就题材而言，更是无所不能入诗，如悼念死者的墓志铭，送给教堂的献词，对基督教节期或圣徒的赞美，对艺术品的描绘，以及表达谢意、夸赞朋友、攻击敌人、记录私事、宣讲教义等等。据考证，11至12世纪的文人、高官大都写过应景短诗，虽然没有什么特别著名的作品传世，但是中世纪讽谕诗、叙事诗、宗教训诫诗等不同类型的区分，正是在此期间逐渐完成的。14世纪有一位名叫曼努尔·非里斯(Manuel Philes)的人，可能是最多产的短诗作者，据说连他本人的财富都被他写进了诗作，以至有人说，即使他算不上重要的诗人，至少也是一个重要的“证人”(versifer)。（注：Joseph Strayer,ed.,Dicti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vol.Ⅱ,p.507等。）与他同时代的西奥多·梅托契特斯(Theodore Metochites,1270-1332)也留有20首“短诗”——最短的为229行，最长的则有1355行。
早期已见雏形的重读诗韵，在10世纪的部分短诗中也有所运用。稍后，一种包括15音节的重读韵诗(the 15-syllable accentual verse)渐趋成熟。最初的成果被认为是迈克尔·塞罗斯(Michael Psellos,1018-1078)等人的宗教训诫诗(didactic poem)，至12世纪则愈发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在拜占庭文学从中世纪早期向中斯过渡的过程中，诗韵的发展对叙事文学也有一定的影响。如9至10世纪在亚美尼亚地区流传着一首著名的民间叙事诗，后被用新的诗体改写为韵文《双重的边民》（Digenis Akritas，或The Twain-Born Borderer）。内容类似法国的《武功歌》或西班牙的《熙德之歌》。
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即上文提到的西奥多·普罗得罗姆斯，他虽然也写应景短诗，但同时也有不少表现宗教主题的警句(Epigrams)和历史题材的诗篇。大约在12世纪还流传着四首所谓《可怜的普罗得罗姆斯》(Ptochoprodromic)：第一首抱怨自己的贫穷和爱唠叨的妻子，第二首描写养家糊口的艰难，第三首嘲讽修士的虚伪和奢靡，第四首感叹刻苦的学习得不到报偿。这四首诗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普罗得罗姆斯尚不可知，但其中的口语化、反讽、幽默等，都与欧洲世俗文学的整体发展有所呼应。
不过就拜占庭文学的基本特征而言，只有某些轻松的小品偶尔含有市井风情，绝大部分“严肃”文学则始终持守着一定的分寸。即使在中世纪文学的本土化已成大局之时，拜占庭的“俗语”(vulgar tongue)仍受到较多限制，因而或许在其早期至中期的文学发展中就已经注定：中世纪的欧洲不可能产生一位用希腊语写作的拜占庭的但丁。
四、过渡中的西欧基督教文学
近些年所发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拉丁文作品确实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学的基础。许多用欧洲各民族俗语写成的基督教诗歌，实际上都是拉丁文圣餐仪式诗的翻译或转述。（注：请参阅Thomas Wright,Early Mysteries and Other Latin Poems of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London,1838.）但尽管如此，基督教赞美诗毕竟是一种宗教情感的诗意表达，其风格、想像和热情对后来的世俗诗歌常常发生深刻影响，而中世纪的新的诗歌形式也大都是通过宗教诗得以流传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他存世的133首赞美诗同时也为俗语文学创作提供了范式。
这一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欧最早的民族俗语文学之一——古英语诗歌。
从比德(Bede)等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到，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注：朱特人(Jute)属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落。）在公元5世纪中叶进入不列颠诸岛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持续了600多年，直到1066年的“诺曼底人征服”，威廉(William I of England,1027-1087)成为英王，其文化的形态才有所变化。这一时期使用的民族俗语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古英语。
据说古英语首先是在基督教教会内部使用和传播的，教士们用古英语在羊皮上写作，起初正是由于这样才不会被更多的人看懂。后来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871-899)认为这会导致民族俗语的衰退，所以提倡人们既学习拉丁语，也学习古英语。
当时的英语文学还具有某种口耳相传的特征，被记录下来的作品并不多；16世纪许多修道院解体的时候，又有大量古英语文献被毁，留存至今的大约还有400种，其中最多的是圣徒传记，还有许多拉丁教父著作的翻译、盎格鲁－撒克逊的编年和历史、法律条文以及语法和医学等方面的文献。真正的诗歌不过3万行，基本上都是佚名作者的作品。
除《贝奥武甫》外，有两位作者的诗歌较有影响，都是以基督教题材为主。一位是卡德蒙(Caedmon)，另一位是琴涅武夫(Cynewulf)。
卡德蒙大约生活在公元7世纪的惠特比(Whitby)修道院，被称为“英语诗歌之父”。比德曾在《教会史》第四卷归纳过卡德蒙诗歌的主题，无非是《圣经》故事和基督教教义。其主要的传世之作是一首只有九行的《圣歌》(Hymn)：
让我们赞美天国的守护者，
赞美造物主的能力和智慧，
赞美光荣的天父，是他，永恒的主，
起始了一切奇迹。
为了人类孩子，是他，那神圣的创造者，
先让天穹成为屋顶，然后
那人类的眷顾者，永恒的主，
全能的上帝，又为我们
造出中间的世界和大地。
研究者认为琴涅武夫生活在公元9世纪，他的作品据说有四首。《使徒的命运》(The Fates of Apostles)和《基督之二》（Christ Ⅱ》都是演绎《圣经》故事；《埃里纳》(Elene)写的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及其发现十字架的经过；《朱里亚纳》(Juliana)的主人公是一位殉教的圣女，魔鬼到关押她的牢房去诱惑她，她不为所动。这一类诗在当时的古英语文学中是非常典型的，有些佚名作品不仅从《圣经》或圣徒传记中取材，甚至直接改写《圣经》的诗篇。
与琴涅武夫《基督之二》相关的，是一套有关基督的组诗。《基督之一》是一些圣诞歌谣，《基督之二》以教皇格利高里(Gregory)的布道词为基础，写耶稣的升天；《基督之三》的内容为最后的审判。
其他佚名的作品包括《基督与撒旦》(Christ and Satan)，描写耶稣在旷野里的40个昼夜以及撒旦的三次诱惑。另外一些古英语诗歌改写古代晚期的哲学著作，如波伊修(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的一些片段在10世纪被重写为长诗。更多的则是以教义训诫人生的短诗，如《流浪者》(Wanderer)和《航海者》(Seefarer)，将人生分别比作流浪和远航，只有对天国的期盼才能解脱其苦难。另一首短诗《路之梦》(Dream of the Road)以梦幻的方式表达十字架的沉思，诗中的十字架被赋予人格，向作梦的人讲述耶稣的受难，梦的结束则是关于天国的幻觉。
用古英语写成的散文作品比诗歌更多，但主要都是布道词、圣徒和殉教者的故事以及有关法律和教规的文献。其中绝大部分是从拉丁文翻译而来，阿尔弗雷德大帝本人就被认为是最大的古英语散文作家和翻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