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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主要成员是一批知识分子,总书记陈独秀曾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职务,李大钊曾是北大图书馆馆长,张国焘是北大的学生,周恩来是南开学校的学生后又留法勤工俭学。1927年“四·一二”政变及“七·一五”政变后,蒋汪合流共同屠杀中共,危急时刻共产国际开始着手改造中共,1927年7月中旬,把原中共中央政治局由11人缩小至5人。1927年八七会议上,共产国际又照搬苏联成功的经验,吸收工人进中共最高决策层,会议成立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吸收了工人代表向忠发、顾顺章等人,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向忠发正式担任总书记职务,取代了中共“一大”至“五大”间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直到他1931年6月22日被捕并于6月24日被国民党枪决。然而,关于向忠发被捕后是否叛变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
部分人士从有关向忠发被捕的文字资料中,找出了许多个疑点,他们从逻辑上进行推理,得出了向忠发被捕后没有叛变的结论。原因有以下几点:①与向忠发同时被捕的有任弼时的爱人陈琮英,她是组织上派去专门陪向忠发的爱人杨秀贞的,在狱中向忠发并没有向敌人供出她的党员身份,最后被判无罪,保释后出狱。②在上海江宁路1141号存放中央文件处工作的机关人员张纪恩、张越霞被捕后,向敌人提供虚假口供。当时在狱中的向忠发是知道他们的身份的,但他们的身份并没有暴露,敌人最后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张纪恩有期徒刑5年,张越霞无罪保释放出。③当时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还关押着关向应、余昌生二人,敌人并不知道二人的真实身份。向忠发被捕前曾与周恩来交换过意见,并设计过营救二人的方案,但二人的身份在向忠发被捕后并没有暴露,1931年二人宣布无罪保释出狱。④1931年春,发电厂工人领袖乔生发被捕,向忠发与周恩来多次研究如何营救乔出狱,向忠发被捕后此人也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来也无罪出狱。
针对史学界部分人士以推理得出的错误结论,有关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回忆当年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况,以澄清历史的真相。陈琮英算是历史见证的第一人,她的文章详细交待了向忠发被捕的一系列经过和最终结果,其他一些老同志也撰写回忆录,揭露向忠发叛变的真相。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是在上海三大工人起义时期,从工人中涌现出的工人领袖,后长期主管中共“特科”工作,但此人生活作风糜烂,在护送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后,在武汉的公开场合演魔术被特务认出后被捕,而后便叛变了。他向国民党献计企图把中共中央一网打尽。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同志得知此消息后,迅速向上海的党中央汇报。中共中央及时转移了上海的中央机关,并在其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补救。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由原来的住宅搬到党组织租的一栋楼房里,向忠发当时刚与杨秀贞结婚不久,住在楼房的一楼,党组织派陈琮英带着她自己不满一岁的女儿远志住在二楼,她的主要任务是注意杨秀贞的一切活动,为了工作的方便,陈琮英喊杨秀贞“嫂嫂”,当时陈琮英并不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一个阔商。顾顺章叛变后不久,上海的形势异常紧张,为了找到向忠发的行踪,顾顺章首先找到他过去介绍给向忠发的老婆杨秀贞当娘姨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在顾顺章叛变后就被解雇了,顾顺章就安排这个女人查找向忠发的下落,这个女人知道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里做的一件衣服还没有完工,就每天在裁缝店里等待杨的出现,不久杨秀贞果然来取衣服,这个女人就暗中跟着杨找到了向忠发的住处,幸好她的跟踪被察觉到了,周恩来考虑到向忠发的安全,又把向忠发接到了他的住处,并再三嘱咐不守纪律的向忠发不要外出活动。向忠发的新婚妻子杨秀贞与陈琮英一起搬到了静安寺的一个新旅馆里住下,当时杨秀贞还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这是她的养女,名叫鸽子。
中共中央为了保证总书记向忠发的安全,决定把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去。本来中央已决定同意向忠发在离开上海往中央苏区前,与杨秀贞见上一面的请求,见面时间定在6月21日上午,6月21日下午一定要离开,向忠发却违背组织的规定,6月21日,在周恩来的住处趁周恩来外出之机,偷偷地溜出来,私自到旅馆内去看他的老婆,当时陈琮英在旅馆里多次提醒、催促他即刻离开,但向忠发置之不理,并在旅馆内住了一夜,其实向忠发的行踪早被人盯上了,6月22日早上向忠发走出旅馆,到原来他经常要出租车的一家英商“探勒”汽车行要车时,被埋伏在那里的特务当场抓获,出卖他的就是该车行的会计叶荣生,叶曾在上海互济会工作过,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识向忠发,敌人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向忠发少半截手指的特征,将向忠发逮捕。
当时负责中央“特科”的周恩来知道向忠发被捕后,即刻组织人员营救。但执行任务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因为向忠发已经叛变了。为了证实消息是否可靠,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从这个地方可以远远看见他自己住的地方的后窗户,看到的是窗帘拉开的暗号,知道敌人正在搜捕他的住所。其实向忠发被捕后就出卖了周恩来,敌人来搜查时,刚巧周恩来不在家,邓颖超及时知道消息后,又外出通知有关同志转移,家中只有两位老人,一位是邓颖超的老母亲杨振德,一位是夏之栩的母亲夏娘娘,敌人打了夏娘娘,见是两位老太太,也就没有抓走她们,只是派人守在家中等周恩来回来。所以周恩来对此事十分清楚。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指出过向忠发的叛变,并在信中附加道:“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1972年6月,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证实了他当时的见闻,他说向忠发这个总书记,在上海住着一套好房子,还搞了一个名叫杨秀贞的妓女,每天吃喝玩乐。杨秀贞被捕后,还不承认向忠发是党员,可是向忠发被捕后立即承认自己是党员,并做了叛徒,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被捕后,就向敌人求饶,他首先提供了陈琮英的住址,致使陈琮英与杨秀贞被捕,在巡捕房里,向忠发一看见陈琮英,就指着陈用湖北话告诉敌人说:“她就是任弼时的老婆”。敌人并没有听懂他的湖北话,也就没有在意,向忠发又转过头对陈琮英说:“人家都知道了,你就都讲了吧。”敌人接着问了陈琮英几句话,就匆匆忙忙地按向忠发提供的地址去抓捕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去了。所以当时身为中央机关机要交通员的陈琮英亲眼目睹了向忠发向敌人卑躬屈膝的丑态。向忠发除了向敌人提供了在小沙渡周恩来的住处外,还向敌人提供了中央机要处的地址,这个地方是中央负责人看文件的机关,造成机要处人员张越霞、张纪恩被捕。女牢中当时党的负责人李沐英回忆说:“张越霞同志曾对我说,向忠发被捕后就叛变了,对敌人什么都说,还说我党分成几派,等等。”
被捕的另一位机要员张纪恩在《党史资料丛刊》1979年第一辑上,发表了他的《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断及其他》一文,文章中提出:向忠发是不是叛徒,值得研究。其实这种怀疑说不通,这个道理很简单,向忠发是6月22日上午被捕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急于报功,立即给南京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蒋当时不在南京,电报又转至庐山,蒋介石接到电报就批复就地处决。向忠发叛变后,熊式辉又给蒋介石发去了第二封电报,恰在这时蒋介石的电报批复已到,加上向忠发提供的情报处处让敌人扑空,这让熊式辉十分失望,按蒋介石的电报,6月24日便把向忠发枪决了,而张纪恩是6月23日被捕,这样向忠发也就根本没有时间去指认张纪恩了,更谈不上两个人去对质了。所以说是敌人没有给向忠发留时间去指认陈琮英、张越霞、张纪恩、关向应、余昌生、乔生发等人。
向忠发被枪决后,狱中的陈琮英等人,始终不承认共产党员的身份,她们还积极做杨秀贞的工作,杨秀贞没有对他们进行指认,敌人没有任何证据,加上狱外党组织的积极营救,最终他们一个个出狱了。所以向忠发的叛变是不容怀疑的。1966年6月,毛泽东在杭州接见外宾时说过,向忠发被捕后,给敌人带路抓人,敌人把人抓完后,把他也杀了。邓颖超在世时,又有人写文章质疑向忠发的叛变问题,邓颖超亲自撰写文章进行澄清。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仅从历史资料中找几个疑点就能推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五四”运动起,便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中,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抱负,为实现他们的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顾顺章等人,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为了谋生才混入革命队伍中来,向忠发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共内部职位最高,当时的苏联拿出大批资金实施列宁制订的“东方战略”,就是驱逐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向忠发做了总书记后,首先在上海搞了一套豪华住宅,又在烟花苍巷中挑选了一位最漂亮的妓女杨秀贞做他的老婆,算是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先于向忠发叛变的顾顺章也是一样的,顾也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是生活在城市中最贫寒的工人阶层,通过上海三大工人起义的突出表现,被吸收到中共中央内部,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周恩来手下负责“特科”的具体工作,顾顺章也是居豪宅,还买了一辆摩托并占为己有,摩托车在当时的上海算是处于社会上层人的奢侈品。所以向忠发、顾顺章也就根本谈不上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献身了,一旦被捕也就叛变了,因为他们没有所谓节操抱负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