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形态及其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形态论文,逻辑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2)03-0207-0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来自欧洲的理论“化”为中国的理论形态，即创造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党9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逻辑形态。本文对这两个逻辑形态及其关系做些探讨。
一、两个逻辑形态是具有同质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1]7。由此可见，两大理论成果是同一个历史进程在不同阶段的产物，具有相同的根本属性。毛泽东思想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完成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早期探索，以创新的内容和形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丰富和发展。依据实践条件的差异，它的理论主题有所不同，主要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由于历史条件、实践基础的不同，它们回答的主体问题有所不同，有所侧重，但它们形成的理论基础、灵魂、立足点和文化基因是相同的，具有同质性。
第一，两个逻辑形态的理论基础均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产生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年代，面对的是如何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面对的是在当代中国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由于实践主题有所不同，两个逻辑形态的主体理论有所差异，但是指导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变化，其精髓和实质没有变化，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改变。故而，尽管面临着不同的时代任务，但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形成的两个逻辑形态本质上的规定性没有改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曾说，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2]109。邓小平多次强调，以前我们恪守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搞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不能丢掉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他语重心长地说：“老祖宗不能丢啊！”[3]369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也明确提出，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和共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4]282。由此可见，尽管实践基础不同，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两个逻辑形态，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从根本上保证了两个逻辑形态的同质性。
第二，两个逻辑形态的灵魂和精髓都是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两个逻辑形态形成的理论基础，实事求是是两个逻辑形态的灵魂和精髓。
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灵魂和精髓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是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融合于中国的文化语境，精辟地阐释了实事求是。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谈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5]126同年，邓小平又一次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个基础和灵魂，我们完成革命任务，靠的是实事求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实事求是”[6]143。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连在一起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一种表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灵魂地位。胡锦涛也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贯穿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其基本方面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7]536-537。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逻辑形态的灵魂都是实事求是，从根本上保证了两个逻辑形态的同质性。
第三，两个逻辑形态的立足点都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是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曾批评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8]797的态度，要求干部的教育在坚持马列主义指导的方针下进行，同时特别强调要“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9]802。他提出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学习而学习，不是做表面的文章和姿态，一定要有正确的态度和明确的目的。他认为要从革命的实践要求出发，从马列主义中“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10]801。针对新世纪的发展重任，江泽民反复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要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他认为：“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我们的一贯倡导的科学方法论。”[11]339他还明确指出，我们党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关键要看我们党是否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推进我们党的事业发展。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逻辑形态的立足点都是中国实际，从根本上保证了两个逻辑形态的同质性。
第四，两个逻辑形态的文化基因都是中华优秀文化。中国文化中有悠久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有民本主义等思想因素，也有大同社会的理想追求等。这些思想很容易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产生共鸣。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尽管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代，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逻辑形态都是在中国文化的丰沃土壤之中成长壮大和成熟起来的理论成果。
中国文化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发展中历代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全部精神财富的总和，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植根和滋长于中国传统文化，如毛泽东阐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又如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来源于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成为党的工作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融合，同时也内在地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透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光辉，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共同富裕”的追求，“以人为本”的理念等等。总的来看，两个逻辑形态都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理论形态，生长于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又不断创新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土壤，共同的文化土壤和文化基因，滋育了具有同质性的两个理论成果。
二、两个逻辑形态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考察，两个逻辑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后相互衔接的两大理论成果，而从理论源流考察，这两个逻辑形态之间又是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基于此点，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他明确指出：“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12]297这表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3]3，从而再次言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供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从另一个角度论证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与毛泽东思想的承继关系。江泽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14]327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论述了这个逻辑形态的内在结构和理论内涵，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包括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及以后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并指明它与毛泽东思想这两个逻辑形态之间的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报告还详尽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一系列思想观点，明确指出它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所形成的理论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15]12-13。
这里我们所说的“继承”，不是直接沿袭已有的理论成果，而是承继其基本的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所说的“发展”，也不是对前人或已有的理论成果的全盘否定，而是在新的实践条件下，做出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就此而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可从以下角度来分析论证。
第一，从实践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国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承、纠正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中国人民面临着两个历史任务，其中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得以完成。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前提和制度保证。此后，中国人民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第二个历史任务。此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投入到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鉴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弊端，毛泽东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式的建设道路。他经过长期细致的调查，论述了我国建设中的十大主要关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各个方面，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同时，毛泽东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大社会矛盾，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党的八大正确判断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也明确了党的工作中心，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初步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正确的路线，并制定了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可惜的是，由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突变，毛泽东等对一些方向性问题判断的失误，上述正确的思想未能在实践中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先后发生的一系列“左”的错误，中断了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一次历史性转折。我们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在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个探索不是彻底否定以前的探索成果，而是在恢复正确的理论成果的同时，纠正错误的思想观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16]300他表示，在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要做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以前正确的做法，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发展。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早期探索的继续，其理论成果也是早期探索的正确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从理论的角度看，两个逻辑形态存在着奠基和发展的关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我们党没有在这样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度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各项事业都是在探索中前进，但我们党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炼认识，凝聚共识，还是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包括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等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体系学说、社会主义协调发展观等。尽管有些思想观点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系统思想，没有升华为理论指南，甚至有些没有成熟到指导实践，但毕竟为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一国两制”思想的基本框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已经基本形成。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党关于台湾问题的方针，开始由“武力解放”向“和平解放”转变。毛泽东提出了“和为贵”和“爱国一家”等政治主张，还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台湾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周恩来更总结归纳出“一纲四目”的思想，包括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除外交权外台湾享有高度自治，在蒋介石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进行社会改革，大陆可以补充台湾军政和建设经费等内容。这些思想，不仅成为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生长点，而且成为“一国两制”思想内涵的基础来源和重要方面。又如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发达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社会主义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思想的生长点和理论渊源。再如，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述、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的论述、关于工业化道路的论述、关于文化发展十六字方针的论述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江泽民关于十二大关系的思想、新型工业化道路思想、科学发展的思想等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提供了许多理论生长点。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几代领导人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如，“一国两制”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走向成熟，并在香港和澳门成功实践；我们党提出了初级阶段理论，形成了三步走战略思想，并明确了不同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政党制度方面，在原来的党同民主党派关系“八字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在文化建设方面，在“十六字方针”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新的思想。此外，我们党还提出了和谐社会建设理论、对外关系理论、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理论在内的诸多新的理论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些理论成果，无论从精神实质还是内容观点等方面来看，都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两个逻辑形态是既联系又区别的并列而非包含的理论体系
前面我们分析了两个逻辑形态具有同质性，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两个逻辑形态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存在着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剖开两个逻辑形态其他多方面的联系，仅从思想内容方面来讲，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概括，毛泽东思想包括六个基本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关于革命的理论。如何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怎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消灭剥削阶级，如何终结私有制，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等，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不存在理论观点上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但如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上述历史任务的完成，“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7]7。胡锦涛的这个理论观点，说明了两个逻辑形态在实践内容上的承启性，也意味着理论观点上具有关联性，但又有不同的主题。第二类，关于政策和策略、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这一类理论中的一些思想观点，由于时代和具体任务的变化，时间地点的转移，环境的变更等等，一部分理论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但其精髓和精神实质依然相通，大部分原理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仍然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第三类，关于建设方面的理论。这类理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最初成果，由于产生于社会主义这个相同的社会制度，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结晶，是积极和有益的探索，其中的许多理论观点，不仅是那个时代的宝贵经验和重要成果，包含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之中，而且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来源、前期成果甚至是部分内容。因此，从思想内容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两个逻辑形态又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两个逻辑形态作为不同时代的理论成果，自然还有各自的规定性，有联系中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产生于不同的实践主题。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8]43。换句话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9]284。不同的理论源于不同的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即是说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有其实践基础，具有特定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体现逻辑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毛泽东思想作为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有其产生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有其与实践相一致的理论形态和理论观点。所以，这两个逻辑形态是既联系又区别的科学理论，是并列的而非包含的理论体系。
由于两个逻辑形态的产生具有不同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等，因此，它们是既联系又区别、并列的而非包含的理论体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重大的理论成果，都是为了回答时代和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针对一个理论主题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果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理论形态及其内容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以此为据，由于两个逻辑形态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不同，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互区别的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从总体上讲，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当时中国人民面临的历史任务。在革命实践中，我们党回答了“进行怎样的革命和如何进行革命”的时代课题，建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开始从“以俄为师”到“以苏联为榜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进一步重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探索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也经历了严重的曲折和失误。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等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此时，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面对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面对振兴中华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由此可见，基于两个逻辑形态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实践基础和理论主题不同，从而决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理论体系的不同。因此，我们认为，上述两个逻辑形态是既联系又区别、并列的而非包含的两个理论体系。
在两个逻辑形态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问题上，有些人曾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成于邓”的观点。这种观点客观地表明了邓小平理论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特别是在“继承”方面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性；但在“发展”方面没有体现理论的开放性，也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发展特征。其实，关于两个逻辑形态既联系又区别的关系，党的文献也做过多次清晰的表述。江泽民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0]264这个表述中“当代”、“继承和发展”以及“新阶段”几个词汇的使用，清晰地区分了两个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指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明确了其包含的理论和战略思想，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纳入其范畴。这样的结论正好诠释了历史决定论。以此我们认为，产生于不同历史条件、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上的两个逻辑形态，是既联系又有区别的，是并列的而不是包含的关系。在这里明确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从而也就明确了其理论主题的规定性。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2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逻辑形态。从理论特质的视角考察，两个逻辑形态的核心要素具有相同的本质规定性，是具有同质性的理论成果。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来审视，两个逻辑形态是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关系。从微观视角考察，两个逻辑形态在理论内容方面的逻辑关联，以及形成条件方面的历史差异，体现了它们是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并列而非包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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