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8年的德中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 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5374（1999）04-0111-05
近年来，由于德中关系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我国史学界开展了对二三十年代德中关系的研究。但与同一时期的中美、中日关系等的研究以及德国、美国和台湾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深度相比，还显得远远不够。廓清这一时期的德中关系，对我们理解同一时期的德日关系、中日关系不无裨益，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纳粹德国在挑起二战前一些外交政策出台的背景及其反动本质。
大致说来，在1928—1938年这10年间，两国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改善到最终的破裂这样一个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把这个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全面地把握它。1928—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即“走向合作”时期；1933—1937年是德中关系比较密切的时期，或称“蜜月”时期；1937—1938年则是德中关系急剧变化，初步破裂时期，或者说“分道扬镳”的时期。
一
1928至1932年是德中关系的初步发展时期。在此期间，双方的军火交易、贸易不断扩大；德中官方、民间均有交往。但由于德中两国均不同程度地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故难发展有具体性的合作。在经济上，尽管两国都积极寻求合作，但雷声大、雨点小；在军事上，德国魏玛政府鉴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表现得较为谨慎和被动；在外交上，德国一直忙于恢复和重建大国地位，摆脱孤立，将外交重点放在欧洲，在远东地区以谋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在中日冲突中保持中立，未给予中国正义的支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决定由朱家骅出面邀请德国退役军官来华担任他的军事顾问，并从此走上了与德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道路。蒋介石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第一，蒋分析了战后德国所处的国际地位，认为德国“同受帝国主义之压迫”，“与我地位平等”，中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立场”，两国有联合的可能性（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第二，蒋认为德国的军事理论斐然世界，中国依靠德国完全可以建立一支新式强大的军队。第三，最重要的是，1931年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使南京政府面临的局势急剧恶化，蒋介石被迫向外国寻求军事援助。但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援助是“口惠而实不至”，因此，蒋介石只得求助于德国。
同时，德国国内形势发展也促使德国垄断资本家大力推动德中军事、经贸关系的发展。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败北，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丧失殆尽；国内由于受《凡尔赛和约》的束缚，马克贬值，物价飞涨，经济濒临崩溃。为了复兴和发展经济，德国急需开拓海外市场。对于中国这一广阔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德国垄断资本家表现了极大的关注。1929年法本公司总裁卡尔·杜伊斯伯格向德国工业联合会表示：“中国是可能变成我们巨大出口市场的唯一国家。”（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30年代大危机的爆发使德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生产能力和对外贸易迅速下降，失业人数迅速增加。据德国官方统计，从1929年到1930年12月，德国失业人数从不到200万上升到近450万人。这使得德国对中国市场的渗透显得尤为迫切。对此，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曾指出，德国工业界对中国市场“固执的乐观主义”是出于其“不惜任何代价逃避一场严重经济危机的愿望”。而德国国家银行董事施佩尔则说得更直截了当，“只要在对中国出口上加一把力，德国巨大的失业率就能一举消失，信贷问题也能因此澄清。”（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87—88页。）
由于德中两国互有所需，双方从此开始了经济和军事上的密切合作。德国从一开始便有意识地在中国的各部门安插德国的军事顾问和各类经济专家，目的是“通过顾问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施加影响，这与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注：卡尔·德雷克斯勒：《1933—1939年的德国—中国—日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从1927年12月至1932年8月止，德方派出的顾问“连同期满、辞聘、因公殉命及病故者先后共计九十四人。”（注：《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19—22年年刊），转引自王正华《抗战时期对华军事援助》，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51页。）担任军事顾问团领导的有鲍尔上校、克里伯尔中校和弗采尔将军。
1927年11月，鲍尔上校作为“德国工业界的开路人”，前来中国出任蒋介石的第一任军事顾问团团长。在华期间，鲍尔除了帮助中国整军、建军外，还积极为德方开拓中国市场，参与中国军事工业的重建。他给顾问团规定的总任务是：“帮助蒋介石消灭各地的军阀，把中国变成德国的市场。”（注：尤特内：《战时中国》，纽约1940年版，第8页。转引自马振牍、戚如高著《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在鲍尔的努力下， 德国的克虏伯、法本、西门子等公司以及德意志银行、德意志帝国工业银行的首脑都纷纷来华考察中国市场，与蒋介石进行了一系列的会晤。同时，鲍尔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德国最新军火工业的发展情况，并强调了德产新式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有效作用”，引起了蒋介石对德国军火的浓厚兴趣。蒋随即于1928年夏派陈仪为首的考察团随鲍尔赴德考察军事与军工技术。陈仪随行携带有蒋介石致德国总统兴登堡的亲笔信，蒋在信中“请求中德两国的更广泛合作，尤其在经济领域”（注：郭恒
等主编：《德国外交档案，1928—1938年之中德关系》，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1页。）。陈仪在德国与克虏伯、西门子等大公司签订了价值100万马克的意向性合作及贸易合同，购买了一大批军火。 这是南京政府向德国大批购买军火的开始。同年10月，南京政府派蒋作宾为驻德第一任公使。
鲍尔病逝后，德国的克里伯尔中校和弗采尔将军相继来华接任总顾问之职。在华期间，他们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军事事务上。弗采尔针对当时中国国防工作及准备对日抗战的实际，给蒋介石提交了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蒋对弗采尔提出的整军意见和方案颇为重视，曾批示：“中以为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此意见书皆应从速实施，而且可以实施， 请速照此意见书督促进行”（注： 《中德外交密档，1927 —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 7年版，第50页。）。由此可见，当时德国在华军事顾问对蒋介石的影响已非同一般。
在德国垄断资本家以及在华军事顾问的大力推动下，中德的经济贸易不断扩大。到1931年，德国在中国外贸中所占份额已由1920年的1.5%上升到4%，其增长速度超过任何西方国家。与此同时， 德国军火在中国军械进口总额中的比例数也有了明显上升。其中1929年及1931年高居第一位，1928年仅次于挪威位居第二位，1930年仅次于日本仍为第二位，1932及1933年分别仅次于法国及比利时为第三位（注：《中华民国海关华洋贸易总册》（民国19—22年年刊），转引自王正华《抗战时期对华军事援助》，台北正中书局1988年版，第51页。）。
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日本在满州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德国作为中国的贸易伙伴，并未给予中国正义的支持。尽管德国在华利益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德国申明在中日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德国代表团得到训令，“不支持任何可能出现的反日阵线”（注：J.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John.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isis,1931—1938），牛津1982年版，第9页。）。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日本对德表示， 日本将在调解德国战后赔款问题上给予支持。其次是德国驻日大使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德国在远东不谋求政治利益，因而不愿卷入中日争端。而且，日本很可能对德国将来的计划提供帮助，而中国在政治领域则无能为力。
二
1933至1937年期间，是德中关系发展比较亲密和活跃的时期。在此期间，希特勒德国的中心工作是排除欧洲各大国的干涉，全力扩充军备，无暇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亚洲。在对华政策上，纳粹政权内部各部门存在着明显分歧，国防部（1935年5月21 日改为作战部）和经济部比较倾向于把对华关系作为远东政策的重点，而里宾特洛甫及其办公室希望同日本结盟，外交部则主张与中日进行“等距离”外交。希特勒从实利主义角度出发，与纳粹政权内的“亲华派”结成了暂时的同盟，基本上沿袭魏玛政府的对华友好政策，继续加强与中国在各方面的合作，以“确保从中获得稳定的战略原料来源”，同时，也不放弃与日本结盟。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德由前一时期单纯的民间贸易和非官方的军事往来，发展为两国政府间的密切合作。
1933年希特勒上台伊始，便在国内致力于“铸造刀剑”，准备发动战争。从1933年到1937年，德国军备开支从15亿猛增到110 亿马克（注：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4页。）。然而，德国在重要的战备原料如钨、锑等资源上存在着严重不足，几乎为生产所需的99%的钨、锑均依赖从国外进口，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其时，德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耗费和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库资源几近枯竭，用以购买军备原料的外汇十分紧缺。与此同时，德国日渐增长的军工产品已经远远不能被德国国内所消化，必须借助大量出口予以维持。而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苏联，又被希特勒列为“禁区”。中国因此成为德国军界、工业界以及新任德国经济部部长兼银行总裁沙赫特用作取代苏联的主要选择对象，用以协调德国对外贸易政策。
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对发展德中关系的态度亦相当积极。中国尽管是产钨大国，但随着日本对华侵略的步步加深，中国落后的军火工业远远不能满足蒋介石政府日益增长的军火需求。蒋急欲得到外国的军事援助，但英、美等西方大国都不愿因为中国而失去日本的广阔市场，更不愿冒与日本进行战争的风险，他们纷纷拒绝了蒋的请求。因此，蒋介石把目光转向了德国，希望用中国丰富的原料来换取德国的军火和技术。蒋介石在致希特勒的信中表示，“吾两国势相仿，目的相同，故此友好合作之基础，亦可昭示久远。”（注：《中德外交密档， 1927 —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在两国政府积极推动下，德华贸易额年年增长，“首先超过英国、甚至有超过日本与美国并驾齐驱之势”（注：《八一三抗战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页。）。两国经济、军事往来频繁，德对华影响力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一）在经济贸易方面，德国积极开拓中国市场，迅速扩大对华贸易。1934年8月， 以私人名义出面而实际上由国防部支持的商社合步楼（Hapro ）代表汉斯·克兰与中国代表孔祥熙秘密签订了《中德矿产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简称《中德易货协定》）。合同载明：“两国均愿以密切友好之合作，共谋两国经济复兴与商业之促进”（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德国希特勒与中国蒋介石为此互致贺电，一致高度赞赏这一极具实用价值之合作，并表示了对发展两国关系之热望。随着1935年及其以后华北危机的加深，南京政府为争取外援以制日，在1936年4 月，由顾振和沙赫特分别代表中德两国政府签订了《信用贷款——合约条款附录》。此合约规定，德国给予中国信用借款1亿马克， 中国可“随时提用，以缴付德国工业及其它产品所需之款项。”（注：辛达漠：《德国外交档案中的中德关系》（五），载（台）《传记文学》第42卷第3期，第82—83页。）中德信用贷款合同的签订， 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德国是在不顾日本反对情况下，最早对华提供大笔信用贷款的西方国家。这项合约的签订使德国输华军火值迅速增长。据1937年德国战争物资的合作出口报告显示，1937年中国占德国军备物资总出口约37%。1936年期间，中国向德国订购军火量达6，458，100 亿帝国马克，实际成交量为2，374，800亿帝国马克；1937年分别为 6 ，098，300亿帝国马克和8，278，860亿帝国马克。与此相比， 德国与日本的军火贸易几乎微不足道。1937年日本向德国订购量为1，680万帝国马克，实际成交量为1，090万帝国马克（注：J.P.福克斯：《德国与远东危机，1931—1938》，（ John.P.Fox: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isis,1931—1938），牛津1982年版，第241页。）。 与此同时，中国则主要向德国出口战略原料钨。据统计，德国每年须输入世界钨砂产量的一半，其中60%至70%来自中国，1935年更高达90.6%（注：傅宝真：《色克特将军第二次使华（续）—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十），载（台）《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第90页。）。
除军火外，德国对华出口贸易也在迅速扩大。据统计，1931—1937年，德华贸易在中国外贸总额中的比重由4%上升到12%， 仅次于美国（24%）和日本（13%），居第3位。1937年， 中国在德国对外出口的国家中居第12位，日本仅居第20位。在向德国进口的国家中，中国居第21位，日本仅居第44位（注：卡尔·德雷克斯勒：《1933—1939年的德国—中国—日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3期。）。 上述数字表明，30年代中期，德国在中国对外经济中已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中国在德国对外经济中的地位，则在后来与德国结盟的日本之前。
（二）在军事方面，双方的合作主要由德国在华军事顾问的活动来体现。自1927年第一批军事顾问团人员来华，到1938年被召回，人数不断增加，最多时达100多人。 他们在华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用自身影响积极为德国工业界开拓中国市场和获取战略原料。德国政府派遣来华担任蒋介石第四任总顾问的赛克特将军明确宣布：“原料问题是我们对华政策的重点”（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 在德国军事顾问的积极努力下，1934年德国一次就卖给中国机枪、步枪和驳壳枪等2万余支。二是协助蒋介石剿共。 在蒋介石对红军先后发动的五次“围剿”期间，德国军事顾问在其间一直起着重要的谋士作用。例如，弗采尔将军直接参与制订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主张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手段进攻红军。此外，德国军事顾问团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中国的抗日备战，先后为蒋介石草拟了《中国中部国军作战计划》、《视察虎门报告要塞书》、《江防建议书》等。1935年8月，针对中国“华北危机”的现状， 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批评了南京政府对待“华北事变”的一味退让，指出政府应有“坚忍意志”抵抗侵略。他主张集中兵力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之间，“寸土不肯轻放”，抵抗日本侵略。12月22日，国民党军事当局采纳了上述建议，并着手整军备战。
德中关系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日本的巨大关注，日本开始公开敌视德国的在华目标。它把德国军事顾问使命的加强和《中德易货协定》的签订看作是不必要的加强了中国的力量，是在经济上“侵占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为此多次向德国提出抗议，但德国政府对此敷衍了事，直到1936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才促使德国积极向日本靠拢。
从国际上看，到1936年为止，整个世界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德国的转变：一是日本在东亚的冒险，把西方大国的注意力，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远东；二是法国内部矛盾重重，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减弱，在外交上越来越依赖英国，而英国既为殖民地民族主义发展所困挠，又为日、意在远东和地中海的扩张行动分散了对欧洲的注意力；三是苏联与英、法互不信任，其集体安全努力一再受挫；四是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扩张恶化了与英、法的关系，为了取得德国支持，意大利捐弃前嫌，积极向德靠近。从国内来看，希特勒重整军备、恢复经济已初见成效，再也不甘忍受在欧洲及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希特勒因此意识到，这是实施扩张计划的最佳时机。1936年3月，德国进兵莱茵非武装区， 与英、法等国关系恶化。苏联历史学家维戈兹基在谈到当时的德日关系时指出，“在争霸欧洲的斗争中，如果德国同英、法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是不够的，希特勒外交当局决定在远东找一个伙伴。柏林希望，同日本的接近具有极其明显的反苏倾向，不会引起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反对，德国将有可能在反共的幌子下实现某些侵略计划”（注：C.IO.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卷3（下）（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 年版，第883页。）。而日本当时也正准备大举入侵中国， 这势必严重损害到英、美在远东和中国的经济利益。日本希望同德国联盟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同英、美抗衡。共同的政治利益使德国和日本在1936年11月25日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为此，中国对德国进行了多次交涉。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解释，“德日协定仅涉及合作对付共产国际在世界上的颠覆活动，该协定并不针对他国，绝不影响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注：《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 但由于中日之间无法调和的对立关系，这项协定的签订客观上给中德关系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三
1937至1938年7月是德中关系的初步破裂时期。从1937年7月开始，德国出于全球战略上的考虑，逐渐明显地倒向日本侵略者，主要表现在承认伪“满州国”，停止对华供应军火和召回在华军事顾问等问题上。
1937年7月，由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纳粹政权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了明显分歧。德国纳粹党站在反共反苏和反西方国家的立场上，都主张亲日。而一向亲华的勃罗姆堡、沙赫特和外交部长牛赖特等人，则了解日本如果真正占领中国、垄断中国市场，对德国将极为不利。因此，他们极力反对与日合作。7月20日， 德国外交部公开宣称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并且，外交部私下向日本直言：“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注：C.IO.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卷3 （下）（中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93页。）。7月28日，德驻日大使狄克逊接到外交部的指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反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因这种做法“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成长与蔓延，而其结果将躯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得到德国的支持”。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以此为理由拒绝了日本提出的要求，即德国停止对华军火贸易和撤出德国在华顾问团。但希特勒意不在远东，他的远东政策始终服从于他的欧洲战略。中国充其量只是希特勒大棋盘上一颗小卒而已，他并不准备因冒险支持中国而失去了他的反苏工具。1937年8月16日，他对部下宣称， 他“原则上坚持同日本合作的观点”（注：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然而，到那时为止， 由于德国国内形势的困难，他尚没有下决心彻底抛弃中国。因此，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向外交部和国防部下达指示说，“只要中国支付外汇和原料，对华军火贸易可继续进行，但要尽力加以伪装”。据统计，1937年德国向中国的军火交货占德国军火总输出的37%；抗战最初阶段，中国对日作战军火有80%左右来自德国（注：傅宝真：《色克特将军第二次使华（续）—在华德国军事顾问史传》（十），载（台）《传记文学》第30卷第2期，第90页。）。此外， 以冯·法肯豪森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在“七·七事变”后仍滞留中国，并协助指导中国军队进行淞沪会战。日本对此大为不满，多次同德国政府交涉，要求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并以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但希特勒着眼于现实，当远东局势还未发展到白热化、还有回旋余地时，他就尽量保持中立。
然而，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德中关系开始出现了逆转的信号。从国际上看，由于中日战事的不断扩大，1937年10月5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孤立主义思潮的大本营芝加哥发表了“防疫演说”，声称“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一致努力，反对造成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注：《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0—155页。）。这篇演说向国际上发出了美国将采取行动的信号。日本不甘示弱，于同年12月12日炸沉了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炮艇“帕奈号”和两艘美孚油船。罗斯福决定摒弃绥靖政策，从经济上制裁日本。但国内与日本有经济联系的利益集团和孤立派议员却宁愿牺牲在华利益，也要维护与日本的贸易，结果是日本赔款道歉了事。美国对日姑息政策助长了德、日法西斯的侵略气焰，加速了德、日法西斯的勾结与合流。但更重要的是，向来被希特勒视为外交政策关键的英国，并不打算与德国结盟来对付苏联。1937年11月，里宾特洛甫宣布与英国谈判失败，并力劝希特勒与日、意联盟来“抵销一个可能的英、法、苏大联合”。从国内形势来看，扩军备战“四年计划”的实施使德国国内经济形势日益紧张起来，德国出口大幅度减少，外汇危机直接威胁到原材料的进口；与军事工业相比，消费品工业大幅度下降。1928至1929年，德国消费品工业占工业总投资的31%，1934至1935年下降到25%。到1937至1938年，它仅占17%（注：克劳斯·希尔德布兰特：《第三帝国》，（K.Hildebrand,"The Third Reich",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P.S.Falla; George Allen H unwin Ltd,1984），乔治·阿伦和欧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以上所有因素都更加坚定了希特勒加快实施扩张计划的决心。10月18日，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林正式命令停止向中国提供任何物资。但这项命令下达仅仅两天，就被军方完全改变了。国防部长勃罗姆堡当时通知戈林，他已命令有关军官以更隐蔽的方式来继续进行这项生意（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2，第772页。）。希特勒左右为难，恰逢此时，中日双方都向德国表示了希望调停的愿望，希特勒马上答应了这一请求，由此导致了1937年10月底开始的陶德曼调停。日本之所以愿意在此时接受调停，主要是因为：第一，希望通过调停来牵制和破坏布鲁塞尔会议，免遭会议可能作出的制裁和世界舆论的谴责。第二，实行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避免对华长期作战。1937年10月1日， 日本内阁四相会议相确指出：“当前的目标是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战争”（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4页。）。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停掩饰备战。 第四，通过调停以避免美、英、苏等国插手此事。而德国这时愿意出面调停，是因为中日战争的继续，对德国有如下不利：首先，中日战争势必导致英德关系恶化，德国不想过早地与英国发生冲突。其次，日本陷入中日战争的泥潭将不利于日本对苏作战。第三，中日战争的继续势必将中国推向苏联一边。因此，德国当时对调停十分重视，试图通过调停成功来保住德国在华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能继续保持同日本的盟友关系。但由于日本提出了中国无法接受的苛刻条件，从而最终导致调停失败。
调停失败后，东西方局势发生了明显变化，德国在战略上面临着重要抉择。从远东局势来看，调停失败意味着中日战争将继续下去。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大部分国土的沦陷，德国认为中国在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及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已变得无足轻重，相反，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政治关系却越发显得重要了。
希特勒此时深深地感到，局势的发展已不容他再犹豫了。为了扫除扩张道路上的障碍，希特勒在1938年初对德国政府进行了大改组，解除了沙赫特、勃罗姆堡等“亲华派”的职务，控制了国防军和国防部。 2月5日又改组了外交部， 由一向亲日的里宾特洛甫接替牛赖特出任外长。改组后的德国政府迅速调整对华政策。
恰在此时，日本从中推波助澜，对德表示：“日本极愿在发展中国经济上与德国合作”（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台湾党史会1981年版，第679页。），保证不损害德国在华经济利益，希特勒便欣然允诺承认伪“满洲国”。里宾特洛甫向国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宣称：“中国是一个弱国”，而“日本则是人类文化安定的因素”（注：Ed.约翰.H.维勒—贝内特：《国际事务文件，1938年》，（Ed.John.H.Wheeler —Bennetl,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Affairs,1938",Vol.2 (8—9),London），伦敦1939年版，第8 —9页。）。4月28日，戈林再次下令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 即使是那些合步楼协定（《中德信用贷款合同》）中已承诺提供的物资（注：《德国外交政策文件》D辑第1册，No.579，第856页。）。 在日本的进一步坚持下，里宾特洛甫于5、6月间召回了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停止供应军火和召回驻华军事顾问，标志着德中关系的初步破裂。
综上所述，可见30年代的德中关系经历了急剧变化的复杂过程。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德中关系，由于各自国际关系的背景不同，经济状况各异，外交旨趣的不同，利益也有别，两国很难建立持久友好的关系。我们看到，由于希特勒在远东长期推行一种实利主义的外交政策，在这种政策及其执行上，短期的机会主义和长期追求扩张目的的一贯性之间的交叉作用，促使希特勒德国在不同的时期追求不同的利益，但又始终不放弃他的全球扩张目标。因此，即使在德中关系十分密切的时期，纳粹德国也并不是要帮助中国独立富强，而是与其它列强争夺中国市场，为其扩军备战服务。从这一时期德中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无疑能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与外交关系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无一不是把自身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其外交政策及外交行为也是以是否符合民族利益为转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都会导致外交行为的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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