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的马克思哲学观疏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晚年论文,哲学论文,观疏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 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63(2005)04-0007-05
1.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马克思逝世以后，步入晚年的恩格斯身兼双重的理论角色。一方面，他是马克思哲学的进一步建构者，另一方面他又是马克思哲学的权威解释者。马克思哲学对恩格斯来说既是内在的主体因素，又是外在的客体存在。而在实际的理论活动中，这双重的角色又是混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进一步建构是基于他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而进行的；而这些建构同时又可视作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理解性发挥。由于与马克思的特殊关系以及当时所处的特殊理论地位和实践地位，恩格斯的马克思哲学观被看作非问题而被忽视了，人们往往把晚年恩格斯的思想看作马克思思想的无异质性的延续。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个问题才被卢卡奇等人所重视。在之后的近一个世纪里，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理论上的差异问题常常骚扰着人们，而这个问题的焦点就是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看法。我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在总体上符合马克思的哲学自我意识，这使得晚年恩格斯的思想成为后来马克思哲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经典。在此前提下，他又有自己独特的观点。这些观点或许在他身上只是一种无关宏旨的重心偏移，但是它对恩格斯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偏离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2.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哲学全面地实现了哲学的革命性改造，使哲学取得了全新的形态。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统一性原则为基石的哲学体系，它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辩证的自然观（本体论）和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的统一（注：我们长期以来在原理意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就是对恩格斯这个观点的引用和发挥。）。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与旧哲学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它顺应社会和科学的发展，克服“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的哲学观，建立起与科学有密切联系又有明确分工的新哲学。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恩格斯的这个论述，常常被人们理解为恩格斯把哲学规定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于是，马克思哲学的认识论解释就由此凸现了。但是，从话语逻辑看，恩格斯并没有把逻辑和辩证法看作哲学的新形态。恰恰相反，他是把逻辑和辩证法视为旧哲学留下来的和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同质的东西。随着思维科学的发展，它们也必将驱逐哲学而使自己成为独立的科学。于是哲学要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用新的形态替代旧有的形态。在恩格斯看来，辩证的自然观、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新的哲学形态。所以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既终结了旧的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又用自身展现出新哲学的基本面貌——作为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科学的世界观。
3.恩格斯特别强调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唯物主义解释在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石地位。他认为，马克思的贡献最根本的就是把这种解释贯彻到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中。马克思哲学所阐述的唯物辩证规律是从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规律。从这个基点出发，恩格斯努力建构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范畴体系。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虽然声明他的论述方式和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批判对象的制约而不得不如此，但是从世界观（主要是自然观）到历史观的逻辑运演则似乎也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思维逻辑的理解。（注：恩格斯指出：“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在该著作中，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外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运动及其表现形式、意识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及其在各个领域（包括思维领域）的呈现；唯物主义在历史理论中的贯彻……。这使得《反杜林论》成为人们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想读物。
关于《反杜林论》对马克思哲学的阐述是否正确的问题，恩格斯曾有过一个说明。他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显然，马克思在基本原则上是认可恩格斯对其哲学的介绍和叙述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反杜林论》哲学论述中的自然哲学倾向使得马克思最为侧重的实践观、历史观被边缘化了。也许这是因为《反杜林论》的批判对象本身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建树，所以恩格斯也就不便予以展开吧。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假设并不成立。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被称为马克思哲学的纲要，是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集中呈现。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的哲学贡献首先在于科学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关系（在恩格斯那里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主要就是人的意识与自然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把唯物主义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辩证的唯物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解决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石，是其建立整个哲学逻辑体系的出发点。我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这方面理解是合理的。他一方面对哲学发展历史讨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抽象和概括，凸现出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在整个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他阐述了马克思哲学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真正科学的解决——不仅是在自然领域，而且是在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展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革命意义。
但是，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不仅在于对原来问题进行正确的解答，更重要的在于它对哲学提出问题的方式、哲学论述的话语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对于这一点，恩格斯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层次，与它建立的哲学新原则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实践——现实的革命的感性活动提升为新世界观的首要原则，并进而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实践上，从而使新哲学超越了旧哲学的一切狭隘性，实现了哲学发展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但是这个被马克思看作具有新世界观核心意义的实践原则，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则被仅仅看作认识论领域的东西。这样的变调所带来的理论后果就是对马克思哲学的革命能动性的忽略。关于这个问题，俞吾金先生曾做过专门的阐述。在《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中，俞吾金先生提出，恩格斯主要坚持以非实践的，即排除人的作用的自然界出发来谈论哲学，所以，这种谈论方式本质上仍然停留在“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出发的旧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之内。而马克思首先是从本体论的维度出发来理解并阐发实践活动的。一方面，马克思批判了作为旧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持有的环境或教育决定论的机械观念，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Revolutionaere Praxis)。”显然，恩格斯对实践活动的理解角度表明，他对马克思的《提纲》所蕴含的哲学革命的实质和意义还没有获得充分的认识。（注：俞吾金：《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同时，对实践原则的伟大意义的忽略，使得马克思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科学解决的根据遭遇缺损，这样，马克思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解答就成了与旧哲学只具有量的区别的思维独断。与此问题有关，很早我就有一个想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上的差异可能源于他们的思想出身。他们两人都是从青年黑格尔学派那里走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受布·鲍威尔(Bruno Bauer,1809-1882)“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比较大，而恩格斯则从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实体”哲学中吸取不少思想营养。所以，马克思比较侧重能动性，而恩格斯则较多地注意客观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在他们两人自知并共同坚持一定原则的情况下，是一种互补的优势；但是如果在其他人的理解（特别是说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阐述的准确性理解）中，这种差异可能称为原则上的区别。
恩格斯之后，西方不少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之间差异进行了不少探讨。例如卢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撇开人的活动去讨论所谓自然的自身运动，不过是谢林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思想的一种残余，这个思想与马克思哲学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卢卡奇认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媒介的。因而自然辩证法是不存在的，惟一存在的是社会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观方面的差异后来在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论文《科学和辩证法》和施密特(Alfred Schmid,1931-)的著作《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述。同时，卢卡奇也不同意思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把实践仅仅理解为“实验和工业”，在他看来，马克思首先把实践理解为革命斗争，理解为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和改造。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是把实践作自然科学的理解，从而遁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卢卡奇的评说虽然有些极端，但的确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中实践概念的社会历史含义，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应该是实践的最高内涵。
4.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的历史观进行了不少经典的解释性说明。1890年，恩格斯在给德国大学生布洛赫(Joseph Bloch,1871-1936)的信中，首次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又称作历史唯物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8页。），并在随后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经典的阐述。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种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705页。）同时，恩格斯认为，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原则在历史领域的贯彻。他说：马克思在历史上“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同时，马克思把辩证法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页。）通过唯物辩证世界观的创立，“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作唯物辩证原则在历史领域的贯彻，作为一种逻辑的言说不无道理。因为唯物辩证原则具有世界观意义，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历史的观点。普遍的原则在特殊领域中体现出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从理论史的真实看，马克思的唯物辩证原则并不先于历史唯物主义，恰恰相反，它来自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提炼。在马克思那里，首先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辩证原则，然后才是把这种原则运用于更广泛的领域。恩格斯选择一种与理论史真实不同的逻辑言说来说明唯物辩证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或许是出于阐述的简单和清晰，但是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唯物辩证原则从社会历史领域升腾出去，成为世界观原则，于是这些原则成为一种看似外在于人的实践、社会历史的一般道理。而这正好隐去了马克思唯物辩证原则的革命性质和真实意义。马克思哲学不同于旧哲学——黑格尔的辩证法、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关键点正是它在人的实践和社会历史中理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实现了对实践的唯物辩证理解和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实践理解。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了实践、离开了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旧哲学的范畴。“贯彻说”后来成为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经典理解。列宁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斯大林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注：《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4页。）并且，“贯彻说”直接影响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构工作。譬如，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指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有的初始性和独立性看不见了。
5.晚年恩格斯在多种场合，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发挥和建构，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更加丰满。恩格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在于解决社会客观发展与人的自觉活动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是社会领域所独有的，也是以往历史观没有解决好的。思想动机是人自觉活动的精神动力，而人的自觉活动构成社会发展。但是，按照马克思历史观，思想动机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精神动力只是历史发展的表面动力。历史的科学就是要到思想动机背后探究构成思想动机的原因——即表面动力后面的实质动力。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为我们展示一条探寻实质动力的马克思路径。他说：“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任务、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而这些规律最为根本的就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社会历史活动、决定社会的演变。
同时，恩格斯强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把社会简单归结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归结为经济。一方面，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决定作用具有归根到底的意义。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这种作用总是通过一系列中介来实现的。离开对这些中介的考察，把社会简单地进行经济归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批评当时德国的一些年轻学者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的做法。“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2页。）
另一方面，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的政治和思想的因素一旦产生，就会以一种既定的前提和条件对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起着一定的作用。在1890年9月21日给布洛赫(Josoph Bloch,1871-1936)的书信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页。）恩格斯在这里是有针对性的。当时的一些信奉马克思思想的青年人，正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经济决定论而忽略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而这种做法后来在第二国际的许多理论家那里继续存在着，甚至成为一种正统的思想。
6.应该说，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把握基本上是准确的。其中出现的有些差异如果放在当时一定的思想背景中看，也是合乎情理的。例如恩格斯常常喜欢用自然科学的例子来说明历史现象——用合力说明社会生活中每个意志之间的作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用曲线与直线来说明历史的必然性，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这些差异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在把恩格斯视为马克思思想的唯一准确的诠释者的情境中，就会成为误解马克思思想的因素了。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坚定肯定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在半官方的党内哲学家如狄慈根(Joseph Dietzgen,1828-1888)和考茨基的著作里，历史唯物主义被解释为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进化论在人类历史上的推广应用。当修正主义者的论战开始时，不曾有哪一方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价值提出过疑问。”（注：琼斯：《早期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文选》，远流出版公司1983年版，http://www.ylib.com/search/qus-show.asp/BookNo=L7109(20020915)。）于是，用自然科学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第二国际时期人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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