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的抗战书写——以空袭题材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为例论文,题材论文,作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5)-08-0038-08 抗日战争是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此而言，“民族”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抗战书写的最为核心的关键词，事实上民族话语也是各派作家书写抗战的一种共通性话语。但是抗战文学又绝非是民族话语可以统摄的，换言之，民族话语在抗战文学中并非一种单一的存在，而是与其它话语纠缠在一起的，这在左翼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本文拟以抗战文学的空袭题材为例，对此进行论析。 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主要是以人道、民族的立场来书写空袭。 比如当日本文人山川均在其《华北事变的感想》中提出所谓“支那军之鬼畜性”，谩骂中国人为“鬼畜以上的东西”时，巴金撰写了《给山川均先生》作为回应，在这篇文章中巴金以日军飞机在松江车站轰炸难民的“伟绩”、“壮举”来驳斥山川均的谬论，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和对罪恶制造者的愤怒谴责：“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你不能在这里看见更大的鬼畜性和残虐性么？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臂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还紧紧地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养？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中国的无数母亲甘冒万死带她们的年幼的儿女离开战区，这完全是和平的企图，这是值得每一个母亲和每一个有母亲的人同情的。难道日本的母亲就只有铁石的心肠？难道日本的母亲就不许别人的母亲维护她们的儿女？”[1]在巴金直接以“反轰炸”为主题的小说、散文(如《还魂草》《某夫妇》《在广州》《桂林的受难》《桂林的微雨》《废园外》《大黄狗》)和虽不以轰炸为主要内容却对其多有反映的其他作品(如《火》《憩园》《寒夜》)中，也可以感受到作家处理空袭题材的同样态度。 又如老舍长诗《剑北篇》的一个片段叙写一个无辜儿童在空袭中受到的伤害，既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孩子的遭遇给予同情，又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庆幸普通民众因此而萌发了清醒的民族意识： 一会儿，那毒狠的银鹰已到河堤， 安闲的旋转，忽高忽低， 分开，集合，合而复离， 最后，以恐怖的呼啸，显出毒狠的得意， 准确的把炸弹投在空地。 十龄的小儿被碎片殃及， 短短的白裤已如血洗。 白发的老人，是祖，是父？将他背起， 老人无言，孩子低泣， 默默的，缓缓的，在大家的愤怒里， 走向绿荫中短短的草篱， 啊，走向永远的血的记忆！ 这默默的老人，是作生意？ 还是种着薄薄的几亩田地？ 要不是这横祸奇袭， 也许一辈子不晓得国事的危急？ 今天，默默的把孙子背起， 默默的他可认识了谁是仇敌！[2] 老舍表现重庆大轰炸的散文《“五四”之夜》除揭露日寇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外，还着力于歌颂民众在空袭中的表现，发掘、弘扬中华文明的巨大精神力量，充满了战胜空袭的民族自信：“到院中，红光里已飞舞着万朵金星，近了，离近了，院外的戏园开着窗子，窗心是血红通亮的几个长方块！到门口，街上满是人，有拿着一点东西的，有抱着个小孩的，都静静的往坡下走——坡下是公园。没有哭啼，没有叫骂，火光在后，大家静静的奔向公园。偶然有声音叫，是服务队的‘快步走’，偶然有阵铃响，是救火车的疾驰。火光中，避难男女静静的走，救火车飞也似的奔驰，救护队服务队摇着白旗疾走；没有抢劫，没有怨骂，这是散漫惯了的，没有秩序的中国吗？象日本人所认识的中国吗？这是纪律，这是团结，这是勇敢——这是五千年的文化教养，在火与血中表现出它的无所侮的力量与气度！”[3]219“朋友们，继续努力，给死伤的同胞们复仇；记住，这是‘五四’！人道主义的，争取自由解放的‘五四’，不能接受这火与血的威胁；我们要用心血争取并必定获得大中华的新生！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这是我们‘五四’的新口号！”[3]221老舍其它空袭题材的众多作品虽然风貌各异，人道主义、民族主义的基调却是基本相同的。 就人道、民族的立场而言，左翼作家笔下的空袭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并没有大的不同，他们同样同情遇难者而痛恨侵略者，也同样歌颂中国人民遭遇空袭时表现出的镇定、勇敢、力量、智慧，相信中国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比如郭沫若的旧体诗《惨目吟》就充满了对逝者的悲悯和对敌人的仇恨：“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惨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二孤。一人横腹下，一人抱右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4]其新诗《轰炸后》则表现了陪都人民面对灾难时的镇定和力量： 黄昏将近的时分， 从墓坑中复活了转来， 怀着新生的喜悦。 成了半裸体的楼房， 四壁都剥去了粉衣， 还在喘息未定。 人们忙碌着在收拾废墟， 大家都没有怨言， 大家又超过了一条死线。 ——回来了吗？ 一位在废墟中忙碌着的中年男子， 远远招呼着赶回家的女人。 ——窝窝都遭了，怎么办？ ——窝窝都遭了吗？ 女人平静地回问着。 这超越了一切的深沉的镇定哟！ 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生命是不可战胜的！[5] 又如中国诗歌会创始人之一任均在抗战时期写下了大量空袭题材的诗篇，其中《失去了家的麻雀》通过麻雀的意象巧妙书写空袭给人们造成的灾难以及人们重建家园的决心： 从“日本制造”的废墟上飞过， 嘴里衔着一根干草； 在那废墟上面 还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道。 她也和我们一样呀—— 在敌人的狂炸下， 失去了温暖的家！ 但是，只要还活着， 她便马上开始筑造新巢； 她正从“日本制造”的废墟上飞过， 嘴里衔着一根干草。[6]11-12 《跟石头战斗的人们》歌颂建造防空洞的石匠表现中国人民应对空袭的智慧和力量： 当太阳还在床上 睡懒觉的时候， 他们便起来了—— 不断地流着汗， 不断地喘着气， 拿着铜钻和铁锤， 埋头工作； 但太阳已经就寝了， 他们还是没有休息 还是不断地流着汗， 不断地喘着气， 拿着铜钻和铁锤， 埋头工作。 他们是跟石头战斗的人们， 他们的铁腕比顽石还要坚硬， ——不管是风化石，青石，花岗石 一碰到他们都只好粉碎！ 他们把石壁凿成 蜂巢似的洞穴， 再把洞穴弄得四通八达…… 这样，陪都， ——抗战建国的司令台—— 便有了成百成千的防空洞。 当凄厉的警报发出的时候， 三四十万市民 便不慌不忙地走进了防空洞， ——一如走进了最安全的保险箱。 当敌机临空投弹的时候， 那重磅炸弹的巨大的爆炸声 便连睡在母亲怀里的孩子 也无法惊醒…… 他们是跟石头战斗的人们， 他们的铁腕比顽石还要坚硬。 他们整天整晚 不断地流着汗， 不断地喘着气， 拿着铜钻和铁锤， 埋头工作， ——为要维护抗战建国的司令台！ ——为要保全数十万市民的生命！[6]63-67 《在威胁和逼害当中生长》通过一个初生婴儿在空袭环境下的茁壮成长，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不可征服： 当初夏的太阳 开始用温热的巨手 揭开白茫茫的雾幕的时候 她也挟着庄严而光辉的生命， 骄傲而勇敢地踏进了 这苦难的人间的大门。 然而，残暴而卑鄙的敌人 是对于没有满月的产妇和婴孩 也决不会停止他的威胁和逼害的； 于是，生下来只有十二天的她 便不能不像一只小白兔一般 蜷曲在慈母的怀里， 开始走进防空洞。 于是，当洞里拥挤得 连一枚针也难于通过的时候 当洞里闷热得 连石壁也在淌汗冒气的时候， 当爆炸的巨响使得 空气也不断地颤抖的时候， 她便像一只受伤的小猫一般—— 烦躁而烦恼地哭泣起来了， 再也不肯停息。 可是，一团十几磅的血肉， 有时候却使大批千磅的炸弹也毫无办法！ 这样，在那黑色的时日里， 在那窒息的时日里， 在那恶梦般的时日里， 她终于继续生长在 凄厉的警报中， 浓烈的硝烟中， 极端的恐怖中…… 如今，她已经快满周岁了， 她已经开始叫爸爸妈妈， 她已经长得又白又胖， 她已经完全习惯于一切—— 在防空洞里 她不但再也不哭泣， 而且还始终在嫩颊上挂着 一片天真的微笑， ——像秋空般深湛爽朗的微笑。 中华民族的嫩苗哟！ 亲爱的小朋友哟！ 虽然你并没有说明， (不，你还不会说话哩！) 但我却十分嘹解你微笑的意思： 你不是在笑敌人的无聊吗？ 你不是在心中说着这样的话吗？—— “残暴而卑怯的敌人哟！ 真是万分对不起！ 现在，我和无数万的小朋友们 已经在你们的威胁和逼害当中， 勃勃地生长起来了！ 并且，还要一直生长下去—— 不管你们是怎样地感到苦恼 怎样地感到不如意……”[6]45-50 再如曾任《新华日报》副刊编辑的戈予写作的特写《不死的山城》以对同胞的悲悯和对敌人的义愤具体描绘重庆被空袭后的惨象： 五月的风，吹开了浓密的山雾，空前的灾难与不幸终于来了。 二十五日傍晚，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日本法西斯的机翼像鸦群一样成队的嗡鸣着飞旋在重庆的上空，眼望着一颗颗沉重的炸弹从高高的天空投掷下来，万千迅雷的巨响，震荡了抖战的山城，人类的血肉、弹片、碎石、尘灰，像烟雾一样一齐飞扬起来，然后，又像秋天萧萧的落叶纷纷飘坠下来，这情景的凄凉与悲惨，是不能想像的。 飞机去了，人声嚣浮起来，千百的人群熙熙攘攘地忙乱地走着、跑着、叫着，这真是忘魂失魄的号叫，悲痛凄人的惨叫，和失望无救的绝叫呵！这时，许多人已经像潮水一样把马路堵塞住了，时候已入暗夜，灯笼、手电筒，四处照射着。马路两旁山积的箱笼、家用木器，锅盆，乱杂杂地全堆满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在马路上，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小孩子睡在母亲怀里咿咿唔唔不知说些什么。一排排的房屋高楼横倒下来，瓦片伴着飞灰腾舞，火场里燃烧着人类焦灼的骷髅，房屋的木架零乱地塌了下来。青葱的树木连根都拔倒了。仅存的那些歪歪斜斜的屋宇，被弹片打得零零落落，满身疤痕。走到××××，看见那些树木破碎的桠枝上，张挂着烂缕布片，血紫的肉块、破帽、断臂、花花绿绿的肚肠，天哪，这竟是人间的景象吗？ 是谁毁灭了这一切？[7] 然而，左翼作家毕竟是左翼作家，其笔下的空袭还是会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有所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他们除了以人道、民族的立场观照空袭以外，还受到阶级立场的潜在制约，阶级立场的挥之不去使得他们笔下的空袭具有了另一种色彩：如果说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将斗争的矛头单纯指向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左翼作家则复杂一些，他们对富人、当权者等阶级的敌人也同时进行了旁敲侧击。 在左翼作家笔下，当局领导防空很不得力。 沙汀的小说《防空》演绎了一场由防空引发的闹剧。愚生先生之所以参加防空训练班，一则因为“这是政府主办的，时间只有一月，不收学费食费”，二则因为他在父亲去世时未能如愿继承其农会会长的职位，后来虽然“进过种种培植新政人材的讲习班和训练班”，也还是没有谋取到一官半职，这次的防空训练班也许会给他提供机遇。结业之后，愚生先生撇开他的几位同学，抢先回到县里，游说县长：“现在的战争，已经从平面的战争变成立体的……”“像我们县里么，只要一枚半吨的炸弹！一枚半吨重的炸弹！——”满面油光的“父台”对于成立防空支会满口赞成，其中的原因是这件事也许有助于他录用为专员。也许是因为愚生先生的预算过于庞大，防空支会的事在行政会议上被否决了。于是愚生先生恢复了他吃闲茶、打小麻将的生活，对防空不再热心了。不料平津失陷，“八一三”战事爆发，“种种可以嗅出血腥的轰炸消息”传来，愚生先生的事业竟然出现了转机，县里成立了防空支会，愚生先生就任了防空主任，“可以每月拿三十元薪水，而且可以随意报销一笔同样数目的办公费了。”为了节省“公款”，愚生先生将防空支会的会所设在城外的龙王庙，聘看守庙子的住持帮他当小工，他自己则“每天总要到会去呆上个把钟头，查看一下那些已经变色的各种防空书报，然后才出来吃茶，打小麻将”。然而，虽然愚生先生“并不照领干薪”，30元的薪水也足以惹得别人眼红，督学赖黑贼居然从乡下弄来一枚50磅的炸弹，陈列在防空支会的会所。愚生先生只见过炸弹的模型，难以处置这个“真实货”，就以落雨为由头，在家里躲了3天。3天过后，防空主任的职位由喜欢川剧的绸缎铺小老板接替了。新主任把炸弹装置在一个小木笼里，贴上一张“勿用手摸”的红纸签条。为了办公便利，新主任的川剧练习也在龙王庙进行了。精于吹牛的茶客油大嘲讽新主任说：“好，你究竟不错，单是你那副喉咙就会把敌机吓跑的！”[8] 艾芜的小说《挟阄》批评发动民众防空的工作不切实际，作品中有关防空的重要事务，竟然儿戏一般地采取“挟阄”(捻纸团)的方式决定，挟了白纸条的算是“财气好”，不用担负什么任务，挟了有字的纸条，则要负责相应的工作，而且工作的安排以纸条上的字为准，挟了“救护”就负责救护，挟了“消防”就负责消防，全然不考虑各人的特长。一个裁缝师傅挟了个“消防”，众人都觉得不合适：“裁缝师傅怎好救火哪！”“这要泥水匠才在行！”裁缝师傅要求掉换，主持会议的保长却不答应：“这不行的，你要掉，他要掉，那就搞不清楚了。”于是裁缝师傅继续负责消防。[9] 郭沫若的新诗《罪恶的金字塔》、端木蕻良的通俗文艺作品《陪都空袭大惨案》对当局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负有的责任进行了愤怒的指责。1941年6月5日，重庆发生大隧道惨案，因位于大隧道的防空洞建造不够合理、空袭时间过长、防空机构有失职守等原因，众多市民在防空洞中缺氧窒息而死。事发后有不少诗文反映此事，左翼作家的态度尤为激烈，如郭沫若《罪恶的金字塔》写道： 心都跛了脚—— 你们知道吗？—— 只有愤怒，没有悲哀， 只有火，没有水。 连长江和嘉陵江都变成了火的洪流， 难道不会烧毁那罪恶砌成的金字塔么？ 雾期早过了。 是的，炎热的太阳在山城上燃烧， 水成岩都鼓暴着眼睛， 在做着白灼的梦， 它在回想着那无数亿万年前的海洋吧？ 然而，依然是千层万层的雾呀， 浓重得令人不能透息。 我是亲眼看见的， 雾从千万个孔穴中涌出， 更有千万双黑色的手 掩盖自己的眼睛。 不，分明是灼热的白昼。 那金字塔，罪恶砌成的， 显现得十分清晰。[10] 诗人“愤怒”的对象虽未明言，但从对“雾”和“黑色的手”的描绘来看，显然不是最终的罪魁祸首日本帝国主义，而是有失职守的当局。 在左翼作家笔下，空袭的躲避、疏散以及善后，都与人的阶级身份发生了关联。 罗荪的报告文学《轰炸书简》写到了空袭造成的惨象和空袭之后正常秩序的迅速恢复，同时也花费了不少的笔墨展示不同阶级在空袭中的不同境遇，其中写到在防空洞中躲警报也会因阶级身份的不同而分出三六九等的差别： 这时候，有人要从坐满了人的中间通过去，他手里端着菜盘，他是到这防空洞中间的那最安全、最舒适的部分去为老爷和太太们送午餐的。 一部分人，把眼睛用着各种投视，向着用木栅隔开的部分，宛如一个列车的车厢，对比的摆着躺椅，用方凳做成食桌，借着烛光，开始用他们的午餐了。是的，防空洞里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是一样的，你不能叫原来有差别的世界变成没有差别呵。你只要看一看那个持枪的防护兵为什么只站在木栅门口，而不站在防空洞的门口，你就可以明白，他的防护任务是在那一边了。 一个燃着纸烟，在消耗空气的人，可以干涉栅栏外面的为了空气不足而哭闹的孩子，可以任意地叫嚣着，阻止外面的人们的谈话，是的，这样的例子是非常多。 ——这算不了什么，你还没有看见过钢骨水泥建筑好的别室，不但有沙发，有席梦思床，还有一切讲究的客厅设备，并且还可以在干电池的亮光底下做一些消磨时光的享受…… 也写到原本应该充满艰辛的疏散对于富人而言却是一种骄奢淫逸的享乐： 自然，这里也还有一些当做世外桃源来逃避灾难的老爷太太们。他们的日常生活，是怎样消磨时间，是怎样把都市享受变为乡村享受，享受和消耗时间的原则，在城里和乡村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方法上的差别，比如这里没有电灯吧，但是可以燃起煤气灯来，他们的赌具仍然是麻将、扑克和牌九，他们可以整日整夜在这上面竞赛时间。 当然，他们也有正事，比如用电话交换着一些政治情报，作为他们“商业”上的计划参考。比如，当法国投降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们再配合了别的一些谣言，认为贝当政府的“光荣的和平”是勇敢的决定，而使他们在“商业计划”上，重新布置一下。等到越南问题发生的时候，他们的焦虑又放在西南运输线上面来了。总之，只要对于他们自己的“利得”有影响的事，他们都须加以最大的注意的，有时候，浪费掉好几加仑的汽油，向大城市出发了，也许是视察一下仓库，也许是探听一下更为真实点的“消息”。[11] 艾芜的短篇小说《黄昏》揭露了有些富人在空袭的善后方面的为富不仁。小说中徐二哥给公司挑砖瓦时被炸死，遗留下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公司的老板却丧尽天良，拒绝对孤儿寡妇进行抚恤，无力独自抚养一群儿女的徐二嫂不得不打起了卖掉一个女儿的主意，当人贩子魏婆子提及公司给她们娘儿母子的补贴时，徐二嫂气忿忿地说明了真相：“贴他个鬼！羊肉没吃着，倒惹一身骚。人家都默倒我搞到点烧埋银子，魏大娘，好叫你老人家得知，哪个见他公司一张角票，都要全家眼睛瞎！不是我赌这么大的咒，说起来，好使人伤心！我带起仔仔女女去求情，起初还见你，说他公司也为难，炸掉不少东西，随后简直不准你进门，象叫化子一样地把你赶开！我赌下咒，我宁愿卖儿卖女，也不再去求爹爹告奶奶了。”[12] 在左翼作家笔下，空袭甚至成为当权者玩弄阴谋的一种手段。 艾芜的小说《梦》虽然记的是梦，却很有现实性，揭露了公职人员发空袭财的伎俩。主人公郑其发跑警报时在防空洞中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给被服厂采购棉花，采用虚报价格的方法狠狠地赚了一大笔。棉花正要运走时遭遇了空袭，烧坏了一些。卖方隆盛商号的许老板、廖先生都惊慌失色，替郑其发暗暗捏了一把汗，谁知郑其发却面有喜色，“连忙打电话，叫两三个照相的，赶到船码头去，要他们把被炸的景况，棉花烧坏的痕迹，通通拍照下来。调查好了，便拍电报到被服厂去，报告灾情。虽然损失不过十分之一，却写成炸坏去一半。一切办理完毕，便重新押货上船”。[13] 茅盾的散文《西京插曲》记的是在西安躲警报的事，却偏偏穿插了一个青年讲述自己初到西安时被特务监禁的遭遇，政治倾向十分明显。文中陈嘉庚先生率领的华侨慰劳团来到西安，原本下榻西京招待所，却因“这几天常有警报，慰劳团住在这里太非安全之道”，连人带床铺桌椅，都被“请”到远离市区的华山之上去了。华侨慰劳团之所以被“请”到华山去住，表面上防空袭，为“安全”计，事实上是断绝慰劳团和民众接触的途径，作品用讽刺的笔调写道： “哈，那是十足安全了，而且，在保护和招待方面，也方便！”S君笑了笑说，觉得现在有些聪明的事情当真为古人所万万不及。 听说那天中午，因有某某办事处邀请慰劳团吃饭，临时惹起了另外两处的宴会，结果是团员诸公连吃两顿中饭尚不得闲，只有不扰某办事处那一顿了，夜饭呢，光景是要到华山去吃了，不过确无正确材料，姑以存疑。[14] 彭燕郊的诗作《“空袭警报”》写新四军行军到江西吉安，举行群众大会，数千人参加，气氛非常热烈，顽固派企图破坏，用了一个很不光彩的办法——放假警报，大会不得不在高潮中停止： 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放空袭警报， 新四军来了，也要放空袭警报吗？ 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会扔炸弹， 他们要屠杀我们，破坏我们，强迫我们当亡国奴。 新四军来了，要我们大家一起来反抗侵略， 一起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去，永远做中国的主人。 因此群众欢迎新四军，群众大会有几千人参加 几千人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 有些人嘴里也喊抗战，心里却有另外一套想法。 怕打下去老百姓眼睛亮了，官不好做钱不好赚。 从来没有见过几千人一起喊口号， 从来想不到老百姓见到新四军就像见到亲兄弟。 这怎么办呢？于是就放了个假空袭警报。 日本鬼子的飞机没有来，逃警报，逃的什么？ 逃自己的抗日军队，这说得过去吗？ 新四军和日本鬼子一样可怕，这可能吗？ 群众大会被冲散了，群众心里会怎样想？ 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更好，有这样的事吗？ 那些人，心里是明白的。可是他们知不知道 群众心里更明白：假警报这颗炸弹炸了他们自己。[15] 空袭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空中浩劫，其罪恶目的在于打击中国的抗日力量，彻底摧毁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抵抗意志，反空袭则是中国人民在政府领导下对这一浩劫的积极应对，体现了中国人民抗敌的勇气、力量和智慧，因此贯穿于空袭与反空袭斗争中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但是左翼作家仍然从空袭题材中开掘出了深层次的阶级内容，左翼作家的抗战书写由此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抗战的爆发的确使文学发生了新变，左翼作家皈依到救亡的大纛之下，但左翼作家固有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消褪，从“五四”新文学中继承的人道主义、此时期得到强化的民族主义与其固有的阶级意识相互交织、抗衡，其情状颇为复杂，可能也远不如本文所分析的这样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