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1]2000年在《试论俄罗斯总统与议会的关系》文中指出总统与议会的关系本质上是立法、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分权和制衡的关系。俄罗斯1993年宪法颁布后 总统和议会关系发生了质变，由议会制下的两权关系转变为总统制下两权地位不平等、权力配置不平衡的关系。 全文除导言外共分五部分。 第一章，俄罗斯总统与议会关系的演化。从1988年苏联开始政治体制改革起，国家政治体制经历了两次重大变革，先由“立行合一”的苏维埃制转变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后又引进了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权力重心也跟着两次发生转移。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在大变革的过程中，俄罗斯政权日益崛起，并最终走向独立。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逐渐出现总统与议会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总统派以文攻武斗相配合的方式结束了两权并立，并制定了权力结构向总统一方倾斜的新宪法。1994～1999年，手握重权的叶利钦总统与越来越左倾的议会在新的宪法框架内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量。叶利钦辞职后，普京时代来临，总统与议会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迹象，议会与总统合作的可能性较之叶利钦时代大大增强。 第二章，俄罗斯总统与议会关系的基本特点及其实质。根据新宪法颁布后1994～1999年俄罗斯总统与议会关系发展演变的情况，我们可以从理论角度挖掘出俄总统与议会关系的两个本质特征，主要从政权结构和执行权力机关内部结构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我们发观新生的俄罗斯政治制度存在严重的机制缺陷，主要表现为总统在权力配置方面处于超级垄断地位，俄政权结构内部缺乏对总统权力的制约机制，执行权力机关内部缺乏分权，导致总统、政府权责不明，总统-政府-议会的权力三角中总统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第三章，制约叶利钦总统与议会关系的若干因素。回顾俄罗斯总统与议会关系的演变历程，我们发现叶利钦总统在与议会斗争中取得了绝大多数的胜利，而议会无论在新宪法颁布前还是颁布后，在与总统的权力之争中几乎一直扮演弱者的角色，始终在监督、制约总统权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五个：宪法、俄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危机时期权威主义思想的社会认同、历史传统、叶利钦的个人因素。 第四章，俄总统与议会关系的影响、趋向和变数。强总统-弱议会格局对俄政治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俄政局呈现出在总统统治下恢复“秩序”的状态；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两大权力机关的权力失衡不利于民主机制的发育。未来俄总统与议会关系的发展主要有六个制约因素。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普京时代总统与议会关系将可能延续强总统-弱议会的态势。 结论：俄宪法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有诸多缺陷，亟待完善。叶利钦时代显示出权力极度个人化的特征。叶后时代的艰巨任务就是重新调整权力配置结构即调整总统和议会权力不制衡关系，制约权力的个人化倾向，加强制度因素的制约机制，使总统与议会关系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总之，俄罗斯目前仍处于不稳定时期，总统与议会关系的演变，不仅取决于有形的因素（如宪法、政治力量的对比等），还取决于一些无形的因素（如政党政治的发展演变、总统的个性等）。看俄总统与议会关系不能仅看一时的表面现象，还要看隐藏在背后的诸多变数，这些因素可能很快发生作用，也可能长期不会发作，而这些又和不断变化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
邱丰游[2]2013年在《试论当代白俄罗斯的政府反对派》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位于地球心脏位置的白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随着苏联解体白俄罗斯获得独立，白俄罗斯反对派也随之诞生并发展起来。反对派一直是西方政客和学者喜欢研究的对象。然而白俄罗斯反对派直到近几年随着白俄体制的僵化才引起学者们的兴致。本论文在白俄罗斯学者和国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时间为线索，总结了白俄罗斯反对派自形成以来所参与的政治斗争和发展情况，分析了白俄罗斯反对派发展的特点，概括了影响白俄罗斯反对派发展的内外因素，分述了白俄罗斯当局和白俄罗斯反对派与国际重要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探析了白俄罗斯“颜色革命”未成功的原因，并对白俄罗斯反对派的未来走向进行了预测，最后得出白俄罗斯反对派的政治斗争有一定社会影响、但由于各种原因依然无法实现既定目标的结论。
吴群[3]2018年在《“应然”与“实然”》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研究的问题是议会对俄罗斯外交决策的影响,选取了“应然”与“实然”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俄罗斯议会在国家对外决策中的地位,阐述了议会在国家对外决策过程中的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以及如何由应然状态转变为实然状态及其过程。在论文的开头部分,首先介绍了俄罗斯的政治体制以及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应然地位和实然地位,认为议会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偏差是议会在国家外交决策过程中产生应然与实然偏差的根源。在核心部分,论文对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模式,议会和总统、联邦政府、司法部门共同作为国家的外交决策机构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俄罗斯外交决策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四者的应然作用和实然作用差距较大,总统在国家外交决策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议会、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门只是在总统对外决策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基本上没有履行宪法所规定的外交决策权。通过研究我们也发现,从叶利钦时期的无效用权到普京时期的消极用权,这一过程本身也是议会的外交决策权在实然和应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的过程,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据此,可以预测,随着普京第四个总统任期的开启,以及国内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议会在国家政治和国家对外决策过程中的应然作用和实然作用之间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小,议会所起到的作用将会日愈增加。
李亚洲[4]2005年在《俄共理论与政策主张研究》文中指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于苏联时期的1990年6月,是迄今为止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中最有影响的左翼反对派政党。它的兴衰、起伏几乎贯穿了俄罗斯十年巨变的整个历史时期,并对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被禁止活动到重新崛起,由体制外政党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尤其是在它发展的极盛时期,俄共对现政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而且几乎改变了俄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然而在短暂的辉煌后,它又走入低谷。自从普京执政以来,由于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与现政权的较量中俄共的影响逐渐衰弱。尤其是在2003年12月举行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受到重创,沦为杜马第二大党。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导致俄共迅速崛起却又迅速走向衰弱的主客观因素是什么?它的存在对俄罗斯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作为共产党,它承认多党制并参加议会选举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如何评价它的理论创新和政策主张?它将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俄共进行深入的研究,加强对俄共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加强对俄共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和自身建设规律的科学。它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的科学。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也必将得到发展和完善。目前,俄共作为前苏东地区党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它的活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目前,国际共运仍处于调整时期,并且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暴力革命已不符合现实,在新形势下,俄共通过选举夺取政权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具有重大意义。虽然俄共目前遭受暂时的挫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重整旗鼓的俄共会重新赢得人民的信任,俄共将以自己的行动和理论创新为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做出自己的贡献。 其次,加强对俄共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一,要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最新动态,就不能忽略对俄共的研究。俄共不仅是前苏东地区最大的共产党组织,而且是体系完整、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的政党。衡量一个政党的性质,不仅要看它的名称和口号,更要看它的行动。俄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名符其实,在于它的口号与行动保持一致。俄共多次重申,俄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党,决不实行社会民主化,鲜明地
王栋[5]2006年在《乌克兰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根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从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两个层面分析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从国内层面看,乌克兰国情的复杂性决定了乌克兰国家利益的复杂性。目前乌克兰国内政治局面矛盾纷呈——总统与议会的矛盾,东部与西部的矛盾。受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各种政治力量不断角力,其合力从国内层面形成了乌克兰复杂的国家利益。而从体系层面看,独立后乌克兰身份定位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乌克兰国家利益的不确定性。后冷战时期的乌克兰与西方不再是敌人,与俄罗斯也不再是朋友。乌克兰处于东西方的交汇处,对于维护欧洲和欧亚大陆的稳定有巨大的地缘战略价值,因此,乌克兰的国家利益必然要在其与西方、与俄罗斯的互动中才能准确把握。
郭欣[6]2016年在《欧盟对乌克兰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欧洲政治一体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政治一体化面对的是一个冷战后国际新秩序形成的体系。在这个背景下,欧盟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给欧洲秩序带来的挑战。与冷战时期相比,欧洲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因为大多数新独立国家在历史上并未真正有过或短暂有过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形态。在新独立国家中,乌克兰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地域疆土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能够独立进行国家建设,特别是在冷战后这样一个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从地理位置、地缘政治和经济走廊的综合角度来看,乌克兰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欧洲的安全与稳定,特别是欧盟边界的安全与稳定。乌克兰独立以来,多次发出加入欧盟的政治诉求,尽管入盟不是导致乌社会动荡的唯一因素,但这势必会引起乌克兰社会动荡。橙色革命、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内社会危机见证了乌克兰在国家建构上的重重困难。显然,一个时常动荡的乌克兰显然不符合欧盟的利益,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使之服务于欧洲一体化是欧盟的主旨目标。就欧盟对乌政策而言,首要目标是帮助乌克兰实现政治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型,从而走上现代国家的道路。其次,欧盟对乌克兰政策是为了增进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欧洲一体化60多年来,欧洲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争。实践证明,一体化道路是欧洲和平的保障。在一体化进程中,欧洲的经济与社会逐步繁荣和稳定。边界的安全是欧洲永久和平必不可少的因素。与欧盟陆地接壤的乌克兰关系到欧盟东部边界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欧盟必须通过对乌克兰政策的实施,以达到边界的安全与稳定。第三,通过分析欧盟对乌政策,还能看到欧盟在对外政策上的优势和不足。尽管某些时候欧盟对外政策可能搁置或修正,但是每一次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使欧盟向政治一体化前进。对外政策的不断完善和进步则标志着欧盟在这一方面的政治能力不断增强。从政治一体化层面来说,欧盟内部的改革和深化固然重要,但是需要通过对外政策来体现其政治实力的成长。基于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欧盟对乌克兰的政策不可能在真空状态下进行。纵观欧洲一体化的历程,少不了美国和俄罗斯(苏联)因素的影响,欧盟对乌克兰政策也不例外。欧盟对乌政策的外部制约因素中,既包括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也包括俄罗斯及其倡导的欧亚联盟。让欧盟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是欧洲一体化的终极目标之一。然而,欧盟政治一体化的逐步进展威胁到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部署,因此成熟的欧盟政治力量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曾一度允诺乌克兰加入北约,意图藉此制衡俄罗斯,同时也在深层次上牵制欧盟的政治发展。并且,欧盟对乌克兰政策的不断深化也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决心和欧盟对乌克兰政策的实施,使得俄罗斯直接进入欧洲受到阻碍。一旦乌克兰加入欧盟,将使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安全也会面临威胁。通过对对独联体技术援助计划(TACIS)、伙伴关系与合作协定(PCA)、欧盟睦邻政策(ENP)与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P)以及联系国协定(AA)和深化及全面自由贸易区条款(DCFTA)的分析,可以看出欧盟对乌克兰政策从初期模糊不定到逐渐明朗清晰的演进轨迹,这既体现了乌克兰在欧盟的国际战略视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也体现了欧盟对外政策特别是对邻国政策的不断完善。同时,在欧盟对乌克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还可以看到,欧盟对乌先是从经济和技术援助入手,继而在经济和技术援助较为稳定的基础上再实施政治援助,并最终形成某种多维度、全方位的对乌援助政策。此外,欧盟对乌克兰政策也体现了欧盟规范的输出,此乃一体化经验的实践使然。
邱蓉[7]2012年在《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演化及其作用研究》文中提出利益集团是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观组织。一项好的、“合意”的改革能否得以推行，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对效率的改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支持和反对力量的对比。在中国渐进式改革由外围向中心推进的今天，如何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坚持总体方向不变，继续深化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俄罗斯的转型经验具有独特的借鉴价值。前苏联70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稳定的政治格局孕育了阻扰变革的官僚阶层，冻结了个人和企业独立生产、经营的能力，社会阶层由犬儒到冷漠直至爆发。苏共组织解散、苏联解体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论文采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秉承经济学“经济人”的假设，把社会范围内的所有利益集团置于从“十月革命”到梅德韦杰夫时期长达90年的历史画卷内，在动态中把握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与制度变迁的关系以及利益集团自身在其中的演化，期望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为改革服务。论文由七部分组成，包括绪论。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所采用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理论工具、论文的创新点等。第二到第六部分是正文，在每一部分的末尾安排了一个简短的小结或评价，总结这一时期体制的输入变量运行的结果及输出变量，以便衔接到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转型目标。第二部分建立研究框架。抓住利益集团追求本集团“利益”的本质特征，把利益集团分为自发性利益集团和自觉性利益集团，明确了集团的发展演化方向。针对俄罗斯的具体情况，研究框架中将俄罗斯社会分为总统、联邦中央、地方利益集团、普通民众集团和其他活跃性利益集团等五类。根据利益集团持有的资源数量和质量，归纳利益集团的作用方式和途径：经济影响、政治投票与舆情掌控。通过目标与结果的比对来考察集团作用的效果。第三部分研究的是苏联时期的利益集团形成和诉求累积。体制内的“两阶一层”逐渐分化为管理者集团和劳动者集团，管理者集团特别是其中的高层管理者已然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在解除了强力机构的监视之后，集团成员相互勾结，从隐性到显性，维护本集团的利益。该集团上下层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上层官僚集团希望能够打破体制束缚，将生产资料管理权变为所有权；下层官僚集团则寄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对于越来越狭窄的上升通道也心存不满。普通民众集团除了经济效率下降带来的利益减少外，更重要的是政治高压下的反弹而形成了对体制的冲击。从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博涅日列夫时期，诉求长期累积而无处释放。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以激进转型的倾向爆发出来，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第四部分研究叶利钦时期的利益集团。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在转型方式的博弈中力克群雄，取得了选举的胜利。选择“休克疗法”的转型方案，执行“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中出现偏离初衷等，无不是利益集团作用的结果。国家后退、公共政治权力与私人资本相结合，政治经济的混乱使人们从浪漫主义回复到理性思考。第五部分研究普京时期利益集团。“可控市场经济”与“可控民主”治国理念下的税制威严重建、国家资本主义、惩治寡头、行政管理垂直化和保护私有产权、加强基础社会保障等，既是出于国家的自主性，也是缘于普通民众占绝对多数选票的约束。然而官员腐败、一党独大、失衡的产业结构仍然困扰着俄罗斯。第六部分研究梅德韦杰夫时期的利益集团。致力于推动“市场”“民主”转型进程，梅德韦杰夫提出了“现代化”的执政目标，论文从总统与政府的权力配置、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角度分析了其结果与目标相去甚远的原因。第七部分是研究结论与启示。论文总结了利益集团活动的边界、国家的自主性、威权传统下国家元首集权的便利性和保持中立的重要性等六大基本结论。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方面的五项启示。
熊伟[8]2008年在《关于议会外交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化的时代,形形色色的外交新形式层出不穷,外交日益呈现出多元化和立体化的趋势。议会外交的兴起正是外交领域发生的这一重大变革的反映。从国与国的官方关系到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从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高政治”议题到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低政治”议题,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到防治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污染、打击毒品走私等全球性问题——议会外交越来越多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对由主权国家政府扮演主角的传统外交模式造成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议会外交的研究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本论文对议会外交的概念、发展历程、特征、方式以及议会外交与政府外交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正如文章标题“关于议会外交的研究:以中国全国人大为重点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本文的研究是通过对中国全国人大开展的议会外交这一重点案例的深度解剖来进行的。从基本结构上来说,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议会外交的总体研究,总结了议会外交的一般性规律和特点;第二部分则在此基础上集中对中国议会外交进行分析。全文一共由五章和结语组成,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主要是提出研究的问题和确定分析路径。内容主要包括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对于议会外交、议会、外交、议会的外交权力等主要概念的界定,关于议会外交的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研究方法和分析路径、论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等。第二章是理论视角下的议会外交,主要任务是对议会的发展历程进行一些简单的回顾,追溯议会外交的起源,对议会外交的发展阶段进行必要的梳理;对议会外交进行理论分析,以期深化关于议会外交的理性认识;分析议会外交的驱动原因,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简化的动力机制来说明当今议会外交趋于活跃的原因;简要介绍议会外交的方式和议题,等等。第三章是一国外交中的议会外交,考察议会外交与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和首脑外交等外交形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特别是议会外交与政府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总结议会外交的优势和不足,对议会外交在一国外交中的地位进行分析和评述。为了对此加以佐证和深化对于议会外交的感性认识,本章还以美国的国会外交为案例进行了深度解剖,分析了其主要形式、实施机制和特点。第四章是多维视角下的中国议会外交,从法理、历史和组织的视角,对中国的议会外交进行多维度的分析。本章对中国议会外交的组织基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通过对全国人大外交权力的考察,分析了中国议会外交的法理基础;全面回顾了中国议会外交的发展历程,并对其成功经验进行总结;介绍了中国开展议会外交的组织机制。第五章是中国外交全局中的议会外交,重点对中国议会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的作用进行分析,论证了“议会外交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考察了中国议会外交与政府外交之间的关系,认为政府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起着统筹作用,议会外交要主动为政府外交服务但并不完全是政府外交的翻版;以中国对日本的议会外交为例,对议会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细致考察;分析了21世纪中国的外交战略,认为议会外交在新世纪的中国外交中将发挥日益凸显的作用。结语部分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议会外交”为题,将中国的议会外交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审视,分析了中西议会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议会外交应走的道路进行总结,提出了一些改进中国议会外交的政策建议。
余国华[9]2011年在《试析吉尔吉斯斯坦多党制》文中提出吉尔吉斯斯坦是位于我国西北部的重要邻国,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我国西北边境的安全与稳定有重要影响。吉自1991年独立以来就以建立“民主国家”为目标,一度被西方誉为中亚的“民主岛”。然而,2005年3月爆发“郁金香革命”以街头政治的方式推翻阿卡耶夫政府;2010年4月再次爆发“革命”以同样的方式推翻了通过“郁金香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接连爆发推翻现政权的暴力事件使人们感叹:要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民主秩序是何等不易。而作为转型国家,吉国政局的发展,民主的推进,社会的稳定,对学术界来说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实例。目前对吉国内政治的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吉国本身独立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研究还处于了解、介绍阶段,目前专门研究吉国的学术成果不多,而对吉国内政治的具体方面如政党、政党体制、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的研究成果更是很少。而且这些研究成果的一大特点是:概括性,即无论是出版的专著书籍,还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大多是比较泛泛的介绍吉国内政治的相关情况,鲜有较为深入细致分析。而对吉政党体制进行定量分析,以及对其当前政党体制存在的问题、成因的研究更是很少。基于此,笔者试图弥补当前对吉政党体制研究的上述缺憾,以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中计算政党相对规模的方法(计算公式为:N=1/∑vi2)探讨吉议会制选举后究竟有多少重要政党(即萨托利所谓的“相关政党”);在计算“相关政党”数量的基础上判断吉国政党体制属于何种类型。通过对吉政党体制中相关政党数量的探讨,笔者认为当前吉政党体制的类型为多党制。论文以独立前期人民被赋予自由组建政党权利到2010年10月议会制选举结束为研究期间梳理了多党制的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吉多党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二是多党制的自主性差,是议会与总统争权的副产品;三是多党制中各政党发育不成熟。之所以存在上述问题其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其一,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历史短,民主政治水平较低;其二,经济落后多党制发展的物质基础薄弱;其三,权威主义文化传统深厚,民主氛围淡薄;其四、社会结构分化严重,各阶层、利益集团斗争激烈;其五、受俄、美、中等大国力量的制约。针对吉多党制存在的问题和问题背后的原因,笔者在论文的结尾部分提出了巩固多党制的三项政策建议。第一、大力发展经济,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多党制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二、采取各种措施强化民众对国家的认同,逐步弱化部族认同。第三、加强政治建设确保民众参政的渠道畅通,健全法制为多党制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
贺良林[10]2014年在《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文中指出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在“农业——宗法”的社会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为纽带、以君主专制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专制性、封闭性、排异性、僵硬性的主要特质。这种特质的政治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变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逐步增强。尤其是封建皇权建立后,传统政治文化的专制性更为明显。而在专制皇权统治下,任何有可能破坏建设社会秩序稳定、酿成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祸源都要想方设法的清除,特别是朋党。所以,自古以来,“君子不党”也就成为一种政治文化,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人的头脑之中,挥之不去。进入近代社会后,虽有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冲击,但是专制型政治文化的深广影响力依然显著。然而,作为一种新兴事物,西方民主型政治文化也在中国显现着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在外敌武力入侵和内部被压迫者揭竿而起的背景之下,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发生某种程度的裂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也在慢慢解构,反抗外国侵略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专制统治,争取民众自由便成为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主旋律。这一时期,虽然清政府力禁朋党,但“政党”这一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伴随“西学东渐”之气渐进中国人的视野,政党政治文化开始在中国艰难生长,至民国肇建方有政党政治局面显现,政党才在中国立足并视为政治场中的正常现象。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华民国,无疑是对悠悠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再次激荡。但中华民国毕竟是一个新生儿,“新”必然与“旧”相并存,民国初年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民主方生、专制未死。因此,当人们在新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热心谈论政党并希望通过政党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封建专制卷土重来,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犹如昙花一现,仅成为中国政治历史中的短暂实验。总体来说,整个中国近代社会(1840—1949),是中国政治文化由专制型向民主型的过渡时期,更准确地说是转换交替时期。这一时期,主导近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要是封建主义专制型传统政治文化、资本主义民主型政治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但是政治文化变迁的总趋势是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政治和政党制度都不是单一的专制型或民主型,这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相一致的。与西方各国不同的是,中国比较活跃的政党,其性质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为不同政治文化的代表。中国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专制与民主混合于一身的政治文化代表；中国共产党是工农等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政治文化的代表；而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民主党派,追求资本主义民主、实现民主政治,是其始终不渝的政治诉求。不同的性质,导致了政治与政党合作的不易。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与中国其他政党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国共两党合作,以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为目标。第二次是国民党与中国几乎所有政党的合作,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目标。两次合作都是民主潮流的大势所趋,但都因合作建立时的目标基本实现而告结束。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以及纷杂的政党斗争中,既因“大一统”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一党领导的性质,又因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带有多党合作的性质。
参考文献：
[1]. 试论俄罗斯总统与议会的关系[D]. 王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2]. 试论当代白俄罗斯的政府反对派[D]. 邱丰游. 外交学院. 2013
[3]. “应然”与“实然”[D]. 吴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4]. 俄共理论与政策主张研究[D]. 李亚洲. 山东大学. 2005
[5]. 乌克兰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D]. 王栋. 苏州大学. 2006
[6]. 欧盟对乌克兰政策研究[D]. 郭欣. 外交学院. 2016
[7]. 俄罗斯转型时期利益集团演化及其作用研究[D]. 邱蓉. 辽宁大学. 2012
[8]. 关于议会外交的研究[D]. 熊伟. 中国人民大学. 2008
[9]. 试析吉尔吉斯斯坦多党制[D]. 余国华.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10]. 政治文化变迁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研究[D]. 贺良林.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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