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大学之所以为大——兼谈争创一流大学的基本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大论文,一流大学论文,方向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06)01-0001-05
如今国内的大学，有愈办愈大的趋势。诸如学校合并，名称升级，招生扩大，新楼林立，等等，似都在追逐一个“大”字。当前，“争创一流”的竞相标榜与规模扩张的实际操作，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道奇特的景观。诚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要求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相适应。实际上，对于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不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就是与某些不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现有的大学和学生人数，绝不是太多，而的确是太少了。而且，多校合并，如果处理得当，有利于学科互补，沟通文理；扩大招生，对于拉动短期内需，满足广大学生和家长的愿望，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无意于揶揄目前求大求速的这道景观。然而，所谓“大学的理念”，即大学的本质特点，说明大学之所以为大者，是应当努力保持而不可漠然置之的。若对这个“大”字发生观念上的迷误，在追求规模、数量的同时，却使学术水平下降，教学质量滑坡，腐败现象蔓延，则可能南辕北辙，反而导致高等教育的实质性萎缩和高质量人才的进一步匮乏。这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在本世纪究竟能否振兴、自强的重大问题。近来屡闻重温和重建大学精神的呼声，绝不是空穴来风，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西方最早的大学，有上千年的历程。西方大学理念的形成，是与近代工业、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的。这种理念的基本奠定者，当首推德国教育家和思想家洪堡(Willielm Von Humbolt,1767-1835)，他主张对人进行完全的人的教育，使人的个性充分发展。他的办学原则有二：一是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相结合，二是保证学术自由和教学自由。他与哲学家费希特于1810年创建的柏林大学，充分体现了这种理念，后被称为“所有大学之母”。
我国虽在汉代便有公立性质的“太学”，学生人数曾达万人甚至数万人，但并没有一所延续下来的学校，特别是缺乏科学的内容，因而与近现代大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国现代型大学的建立，不过一百余年的历史，比西方许多著名大学晚了好几百年。不过，也曾出现迎头赶上的优势。蔡元培，这位清末翰林，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曾两度赴西方，主要是去德国留学、考察。在中西文化的激烈撞击中，他能把握世界的潮流，把西方大学的先进经验与我国文化教育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在北大明确提出和贯彻了一系列教育主张，实际影响到全国，并在上世纪前半世纪的国内教育实践中日臻丰富而完整，堪称中国现代的“大学理念”或“大学精神”。它体现了大学之所以为大，洋溢着一种活泼泼的“人”气，并且融合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并在现代文化、学术领域开出一种大气，酿成一大潮流。它孕育了上世纪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几度辉煌，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潮云涌和学派峰起，抗日战争时期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学术创新和人才辈出的奇迹。因此，蔡元培不仅是北大精神之父，而且是中国现代型大学理念的奠基人。虽然，一百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极大的曲折，蔡元培所处的时代环境也早已星移斗转，但他的前瞻性，现代型的教育思想和大学理念，却历久常新，充满活力。尽力恢复和弘扬这种理念，正是今日重建大学精神，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和关键。那么，它所含大学之为大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我理解有四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崇高性质之为大；学术思想的自由宽容之为大；学术大师的地位影响之为大；学术通识的广博通达之为大。
一、学术研究的崇高性质之为大
蔡元培一到北大，就把德国洪堡的大学理念引入中国，首先阐明大学的学术研究的性质。1917年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便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918年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说：“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大学是学校，为何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我想，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大学是最高学府，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象征。学术研究正是文化发展、民族振兴的依靠。蔡元培说：“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脚——而且要光荣的立住——是要以学术为基础的，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幼稚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1] 这是中外民族兴衰的经验总结，更是近代贫弱中国学习西方，经历重大曲折所得的结论。黑格尔在19世纪初感叹形而上学(实即哲学)在德国的衰落时，作过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象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2] 一所大学，如果只重物质设备，追求形式与规模，而缺乏学术水平，或者学术水平十分淡薄的话，也正像一座没有神的庙宇，徒有其表而己。第二，学术研究又是教学水平和人才成长的保证。大学的教学质量，主要取决于教师的学术造诣。教师只有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才能保持思考的活力，使自己的知识有所更新，对学生便不只是传授现成的结论或陈旧的内容，而是启发思路，提示方法，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创新思维的能力。只有在浓厚的文化学术氛围中，各类莘莘学子才能如沐春雨，顺利成长，涌现出高质量的人才。因此，定性于学术研究，便是大学之所以为大的首要方面。
学术研究是崇高的事业，目的是追求真理，或领悟人生的真谛，它应当不为任何政党或宗教的势力所支配，也不为狭隘的功利所左右，从事着为学术而学术的活动。学术研究是复杂的脑力劳动，需要相对宁静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心态，这是校园文化和知识分子群体应当具备的。然而，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研究总是受到严重的干扰。过去，在“左”的路线、思潮的支配下，学术曾经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学术环境恶化，学术自由窒息，学术研究中断。我们民族的思想传统，本来就注重“经世致用”，美国实用主义思潮又对我国知识分子有过较长时期的显著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得到重视，大学活力有所复兴。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官、商、学交织，权、钱、智较量，再度困扰人们的心灵。急功近利，追求实用之风大盛。基本理论和基础学科大受冷漠。其实，就连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也曾在中国说过：“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而不切实用。”[3] 目前，校内各种“研究中心”，遍布院、系，各类科研项目，年年报批，但理论性强、功夫扎实、成果真正卓越者甚少。在专业设置和课程安排中“时尚”，“务实”的成分日益增多。昔日图书馆里争相借阅者日见稀少。凌晨湖畔林荫处的朗朗读书声悄然消退。校园内一时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人们不禁要问：历来让人向往的这块学术“圣地”，还有几多潜心静谧之处？这里潜伏着学术研究，理论思维进一步衰退的民族危机。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是很难攀登世界科学发展的高峰的。
要办好大学，就必须推崇学术研究。首先，应当加强基础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从根本上提高科学研究和理论思维的水平。扎扎实实地开展学术研究，切实尊重有真才实学者。同时，应当严格履行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尽力排除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应当坚决抵制和批评各种违反学术道德、学术准则的行为，严肃处理各种学术腐败的事件。此外，应当清理校园环境，克服各种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因素，努力培育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还给师生在学术上自由驰骋的一片良好而广阔的天地。如果一味地急功近利，就会时常受商潮挟持，对大学基本性质和办学宗旨发生动摇，如拆了南墙盖商店，又拆了商店砌南墙。像是举棋不定，六神无主。其实，西方一些市场经济发展甚早的国家，大学校园内并无此类热闹景象。我们若长此以往，让商潮冲击学术，那么，学校“争创一流”的目标将难以实现，各项诺贝尔奖也可能长期与我们无缘。这当然是我们绝不愿意看到的。
二、学术思想的自由宽容之为大
大学既然是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而学术的发展，有赖于各家各派不同观点的共同讨论，竞相争辩，方能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并在对立中相互推动。所以，蔡元培又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4] 并且反复阐明，坚决主张在大学循“思想自由”之通则取“兼容并包”之主义。
这“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大字，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光彩夺目、最见成效的方针。它不仅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传统，而且在整个中国开创了一条学术繁荣、人才涌现的康庄大道。这充分体现了学术、精神领域“园通广大”的特点。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最集中地表现于此。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5]
蔡元培把“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并提，使二者结合为一个完整的方针，可谓珠联璧合，是融合中西思想的结晶。精神独立，思想自由，是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化的珍贵传统，又正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专制积习所最缺乏者；兼容并包，则较多地表现中国讲究“和合”、“会通”的传统优点。二者结合，实在是相得益彰。如果说，思想自由侧重于指教师、学生中不同学派和个人发表意见、作出选择的权利；那么，兼容并包则侧重于指学校、组织方面的宽容、包涵的制度与胸怀。思想自由，是学术研究的本质要求。思想不自由，便无从探求真理，也无法维护学者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从学生方面说，蔡元培认为，最忌讳的是，只知道一个学派，或一种观点，便奉为金科玉律，而把其他学派或观点置之不顾。因此，应当在不同学派观点的相互并存和竞相争辩中，让学生有自由比较和选择的余地，使他们不致囿于一己之见或一家之言。
时至今日，人们对蔡元培和他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并不陌生，每逢五至十年一次的纪念会，也能说些颂扬的言词，对其思想内涵却并不深究，还有敬而远之的心理，更难说坚决继承和贯彻。为什么？“左”的阴影不能说已完全消除，让人难免仍心有余悸或心存疑虑。一是怕思想出“乱子”，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其实这是教育和学术、文化领域的方针。试问在学术、文化领域，若仍处处设防，多方有禁，使人感到受限制，有顾虑，又怎能有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创新型人才的涌现呢？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不也是可以在不同思想的相互批评和争议中更好地确立和显示出来么？“五四”前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不正是得益于这一方针，而在北大和《新青年》上开拓宣传阵地，形成思想中心的么？二是以为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似不必再提蔡元培的那八个字了。其实二者虽有相通相近之处，但含义和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更加具有开阔性、宽容性和融合中西传统的特点。蔡元培一经提出，便坚决贯彻，在全国范围内具石破天惊作用，开一代新风。“双百”方针则是自上而下设置的政策，具有政治色彩和时势限度，似有可“放”可“收”的弹性，自提出后，很长时期并未认真贯彻。总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最足以表现中国现代大学之大的气势与特点，具有永久的生机与活力，是应当始终坚持和贯彻，而不应有任何动摇，或以其他任何方针去代替的。
三、学术大师的地位影响之为大
曾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长期主持领导工作的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6] 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学术大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也往往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卓越代表。美国的哈佛大学，曾因拥有J.罗伊斯.J.桑塔亚那、W.詹姆士等哲学大师，而在国内外深具吸引力。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虽为时不过数年，但因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宓等这一批国学大师，而永远铭刻于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蔡元培一到北大，便多方设法，四处探访，礼贤下士，接纳英才。不仅包容了确有真才实学的旧派人物，而且引进了锐意进取的新派人物，不拘一格，网罗众家。一时使北大学派林立，名师云集，面目一新，蜚声中外。
大师出现于教师队伍中。学校的校长、学生和教师的三类人中，教师是一支相对稳定的力量，又是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由于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蔡元培认为教师与学生都应转变升官发财的念头。他对教师提出了尤为严格的要求，他说：教师“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当敷衍塞责，应付了事，更不当“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7]。因此，蔡元培选择教师的基本条件便是“积学”与“热心”：“积学”，就是在学术上有深厚积累，有真才实学；“热心”，就是热心于教育事业，对学生认真负责。经过深入了解，符合此条件者，就竭诚相邀和聘请，不符合此条件者，就坚决辞谢或退聘。以学术原则和教师职责为准，不讲情面，不畏权势。这样，大学的教师队伍，便是一支由名师为主导，严谨治学，自由探讨，吐故纳新，易于流动，有利于造就大师的队伍。这种机制一直延续了三十年。中国现代教育，学术史上的许多名师、大师，是在这个时期培育和涌现出来的。
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学的教师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陈代谢，新老交替，本是历史的规律。但是，“左”的路线、思潮把学术政治化，市场经济大潮中又有学术实利化的倾向，这两股势头都很强劲，对人们的冲击所造成的后果不可低估。当前教师队伍的大致状况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已经不见身影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出现的大师或学者，已经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了；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毕业，学术根底较好的教师，绝大多数都已退离教学岗位；眼下活跃在教学第一线的，主要是七、八十年代以来毕业的中青年教师。这些教师的一般长处是：思想比较敏锐，接受新事物较快，利用电脑，掌握外语，反映信息及时，国际交往较多。他们的一般弱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以来的学术传统比较陌生，学术功底不深，教学经验不足，学术上有不同程度的功利或浮躁心理。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体制下，还能出现学术上的大师人物么？所谓“大师”，通常是指那些学识极为渊博，并在一定学科领域造诣非凡而德高望重的人物。这样的大师，是客观条件、个人天赋和勤学厚积等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他们的学术水平和地位，是学术界、社会舆论公认的。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教育体制的拘束和学术世家的中断，今后要培养出如王国维、陈寅恪或胡适、冯友兰那样的大师，看来相当困难，甚至不大可能。但是，一个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特别是争创世界一流的大学，又必须有一批大师型的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应当有综合创新的能力与成果，居国际前沿，又有自身特色；在国内处领先地位，起领军作用，在国际上有较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只要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能充分发挥作用的这类学者，那么，离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就不会太远，加上其他条件的配合，也许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基本缺乏这样的学者，那么，不管物质条件怎样齐全，规模怎样大，人数怎样多，高楼林立，熙熙攘攘，也会使人有仙去楼空的感叹。
大楼易盖，大师难出。前者只要资金到位，用到是处，就可立竿见影；后者则需良好的学术环境和长年累月的努力。一座大楼坍塌，可在短期内重建，一位大师失去，却往往难以弥补。只有把大学办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以学术研究为重，以学术原则为准，坚决实行“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教学制度上尽力沟通文理，拓宽基础，充分发掘广大师生的潜力，经过艰难岁月，大师型的学者才能水到渠成地出现。
四、学术通识的广博通达之为大
大学教育的重心是通识教育还是专才教育？通识与专才的关系如何？这在中外教育史上历来是有分歧和争议的。英国教育家、思想家纽曼于1852年出版的《大学的理念》一书提出并论证了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在于为学生进入社会而不是进入专业工作做准备。因此本科教育的重心应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而不是“专业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或“职业教育”。liberal一词，含有“宽大”、“放”、“通达”之意，“博雅教育”，与我们现在所讲的“通识教育”或“通才教育”大致相同。蔡元培历来主张“破学生专已守残之陋见”，防止学生受狭隘专业知识的限制，因而主张沟通文理、沟通各个学科与专业。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谈到。“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8] 侧重于通识教育，是大学区别于专科学校或技术学院的特点之一。因为大学有责任发展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促进人类文化的交流与整合。人类文化的各门学科、专业之间，是息息相通、密切联系的。而且，20世纪以来的科技革命说明，新兴学科的成就往往发生于各门学科之间的边缘或接合部位。今日之科学，若受狭隘的专业眼光限制，以“小我”自囿，则必不能有重大的发展。的确，若不能“专”，便不能精，但若不能“博”，便不能“专”。胡适曾把做学问比作构筑金字塔，就是说，根底要宽实，学问才能上得去。他一生的学术路数，在于重通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并有所专，因而能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作出重要贡献。如果学习一入手就讲“专”，对专业以外的其他学科概不问津，那么，历程愈远，路子愈窄，困难愈多，终必无大成就。这是当代国内学术界的许多教训说明了的。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曾搬用苏联的教育模式，强调“专业对口”和培养“专才”，把专业分得很细很窄，各个专业之下再划分各种教研室。其实，西语中并没有“教研室”一词，是从苏联搬过来的。“隔行如隔山”，久而久之，教师的专业教学都陷入很狭窄的领域。我无意完全否定教研室的某些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看，是人为地割裂了触类旁通的各门学科和知识。结果在教学上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几个人讲一门通史，竟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互不贯通。讲马克思的《资本论》，有时也得几个人抬。作西方哲学研究的，往往不了解中国哲学，作中国哲学研究的，又常不了解西方哲学。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由于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更显得有些封闭和贫乏，原理、原著与历史常常是互相分割的，如此等等。这显然不是学术繁荣之道。这种状况显然会严重影响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很难加强“知类通达”和创新思维的引导。
有人担心通识教育会学得太泛，学不到专业知识，会影响就业。其实通识教育并不排斥专业教育，而是给专业教育一个更广阔的基础和背景。这并不否认专业知识和技能训练的必要性，而是强调专业的高深造就需要宽实的基础，并注重如何做人，如何培育独立而高尚的人格。应当克服单纯的“专才”教育的局限性，防止培养目光短浅的“高级匠人”。其实，正是在通识教育基础上培养的人才，更能适应现代社会多样化和多方面的需要。
当前国内的一些大学，正在借鉴世界各大学的先进经验，努力打破专业和学科之间的壁垒，在本科生阶段实现通识教育与宽口径专业教育相结合的理念，设置以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融合的跨学科的通选课程，让学生广泛涉猎不同的学科领域，拓宽基础知识，并鼓励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专业。这样，比较自由通达，如蔡元培所说，塑造一种“健全的人格”，培养一种“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大写字母的“人”，而不是供人使用的工具。这也有利于学者、大师的出现。但在通识教育的道路上，还有不少思想和制度上的障碍需要克服。
总之，从以上所述学术研究的推崇、学术思想的自由、学术大师的培养和通识教育的加强等四个方面作切实的努力，才真正是把大学办“大”，真正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