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分析——基于五省市的实地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效能论文,省市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4-0032-06
一、政治效能感：概念与测量
政治效能感是研究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的重要工具，在政治科学研究议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54年，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人在对美国选举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提出了“政治效能感”(political efficacy)的概念。安格斯·坎贝尔认为，政治效能感是“个体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可以产生、或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知，也就是值得个体去实践其公民责任的感知。这种感知就是，政治与社会变化的发生是可能的，并且个体能够在这种变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1]简单地说，政治效能感指一定的个体或社会群体对自身影响政治体系的能力和对政治体系就其要求作出回应的心理认知。
罗伯特·莱恩(Robert E.Lane)把政治效能感分为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两个方面。[2]乔治·布莱克(George I.Black)、罗伯特·韦斯伯格(Robert Weissberg)、理查德·欣格尔斯(Richard D.Shingles)、谢图·艾扬嘉(Shanto Iyengar)和斯蒂芬·克雷格(Stephen C.Craig)等对政治效能感的这两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一般认为，内在效能感是基于人们的信念即人们对政治体系的信仰程度以及他们对政治的理解能力。有研究者称之为“政治功效”(political effectiveness)或“政治能力”(political competence)，这两个概念都指向个体对政治系统的认知特性。外在效能感是基于个体从自身角度对议员或者政府能够代表选民利益的信任以及议员是否保持同其选民的联系来界定的，这个因素被称为“知觉系统反应性”(perceived system responsiveness)，它主要涉及的是个体对选民与政府之间互动关系的认知。
关于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之间的关系，肯尼思·科尔曼(Kenneth M.Coleman)和查尔斯·戴维斯(Charles L.Davis)认为：“外在效能感可能被看作是内在效能感的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相信政治体系会回应他们诉求的人，往往更倾向于相信他们自己有能力影响政府官员的行为。”[3]尽管这种区别没有完全揭示出政治效能感结构方面的相互关系，但是却构成了研究者对政治效能感进行研究的假设基础，大量研究成果就是基于政治效能感的这两个维度(即内在效能感和外在效能感)而展开的，几乎所有关于政治效能感的调查问卷都是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设计的。
政治效能感作为一种政治方面的心理认知，它是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的具体表现，与政治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认识和了解某一个体或者某一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对于把握和预知其政治行为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许多研究表明，政治效能感与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拥有高水平政治效能感的个体会积极参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如投票，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给报纸编辑写信，或签署请愿书。而政治效能感水平较低的个体会远离政治活动，或者导致政治冷漠和政治不作为。选举是公民政治参与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典型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态度的表现形式，政治效能感无疑对选举行为会产生重要影响，同时，选举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又会反过来对选民的政治效能感产生新的影响。可以说，这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
虽然政治效能感是把握政治认知的重要指标，并被认为是健全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为了掌握某一群体的政治行为模式，研究者通常非常重视对其政治效能感进行测量，以便获取有效分析的基础资料。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不断探索政治效能感的测量方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有分歧。但是，由于存在基本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政治效能感的含义和结构有着大致一致的看法，这样，政治效能感的测量和研究方法不断臻于完善，从而已经发展出非常成熟的研究手段。
美国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Michigan's Survey Research Center，简称SRC)设计了一种测量政治效能感的方法，这种测量方法被许多学者认同并采用。构成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方法的4个题项如下：
1.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政府的行为。
2.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政府的办法。
3.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
4.我认为，政府官员不会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
由于对政府的指向可能会从一个层次变化到另一个层次，这4个题项经过稍加修改后被作为研究政治效能感的重要标准：
1.联邦官员不太在乎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
2.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华盛顿政府的办法。
3.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
4.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华盛顿政府的行为。
二、新生代农民工：新变化与新挑战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较大规模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经商开始，农村大致走出了两代农民工。第一代出生于1960-1979年左右，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或者“传统农民工”；第二代出生于1980年以后，被称为“第二代农民工”。由于“第二代农民工”朝气蓬勃，知识面广，接受能力和学习能力强，具有显著的新生代特征和时代气息，更多地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当前，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占60%，约为1.5亿人左右。
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主体都是初中文化程度，他们的职业技能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层次还是有了明显提升，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初中毕业生所占比例高出17.6个百分点，高中文化程度高出5.2个百分点。[4]从行业分布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行业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从成长经历来看，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者直接从学校进入工作岗位，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他们一般都缺乏务农经验和技能，与农业生产已经没有多大联系。有调查表明，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完全没有务农经验。[5]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更高的要求。
但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现有制度设置中不合理因素的存在，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到流入地的福利与公共产品分配体系中，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社会境遇方面面临着许多问题。在现阶段，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既有的问题，如公平性和贫富分化的问题等等。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很难看到这种制度性障碍的消失。[6]新生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现有制度环境的种种限制和约束使得他们希望能够在城市社会中生存下来的愿望往往与社会现实存在巨大反差。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务农经验和务农技能，加上一些地方政府在户籍改革过程中取消农业户口而改为居民户口，这样，他们就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既不被城市社会所接纳，也难以融入乡村社会，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特殊性，掌握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具体特征，对于加深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
三、调查方法和样本情况
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本课题组在北京、广东、浙江、湖北、重庆等地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问题展开了实地调查。此次调查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问卷对象包括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发放问卷2400份，回收问卷2315份，有效问卷2274份。其中，农业流动人口样本数680份。本文以此数据中的农业流动人口样本作为基础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进行了比较分析。
关于样本的基本情况。在本研究所采用的农业流动人口样本中，男性共352，占51.8%；女性共328，占48.2%。16岁-32岁之间共505，占74.3%；32岁以上共175，占25.7%。由于在调查过程中基本选择有工作的人作为调查对象，这样，32岁以上的农业流动人口可视为第一代农民工，即传统农民工；16岁-32岁之间的农业流动人口可视为第二代农民工，即新生代农民工。
从农民工月收入情况看，1500元以下者占了25.6%，1500-3500元之间者占了57.4%，两者合计共83.0%，这表明，低收入农民工占了绝大多数；而3500元以上者合计共17.0%，这表明，高收入农民工只是很少一部分。2012年，北京、广东、浙江、重庆月平均工资分别为：4995元、3797元、3928元、3299元。可以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整体低于当地月平均收入水平。
四、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比较分析
沃伦·米勒(Warren E.Miller)等认为，内在效能感表明的是，个体对于其理解政治活动和参与政治活动(如投票)能力的自我认知；外在效能感表明的是，个体对政治系统的信念。[7]说得更明确一些，内在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拥有必要的影响政治过程的资源和能力的认知，而外在效能感则是个体对政府就外部要求和影响进行处理并能否做出回应的认知。
本研究设计的测量政治效能感的4个问题如下：
下列这几句话，你是否同意？
Q1.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政府的行为。
Q2.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政府的办法。
Q3.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
Q4.我认为，政府官员不会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
其中，前三个问题用来测量内在政治效能感，第四个问题用来测量外在政治效能感。
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内在效能感进行分析。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政府的行为”这一问题。从表1可以看出，选择“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在各自群体中所占比例看不出明显差别；选择“有点同意”的，新生代农民工占17.6%，第一代农民工占24.5%，似乎差异要大一些。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政府的办法”这一问题。从表2可以看出，选择“非常不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在各自群体中所占比例看不出明显差别；选择“不太同意”的，新生代农民工占49.6%，第一代农民工占40.0%，新生代农民工稍倾向于“不太同意”；选择“有点同意”的，新生代农民工占18.9%，第一代农民工占26.5%，第一代农民工稍倾向于“有点同意”。
[2]统计频数少于有效样本数，是由于有些问卷涉及到此项内容时调查对象没有填写或者填写明显有误，因而存在缺失。以下相同类型表格统计数据也存在这一问题，原因相同。
对于“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这一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选择“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有点同意”和“非常同意”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在各自群体中所占比例都看不出明显差别。
因此，总体上说，从频数占比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内在效能感并没有明显差异。
为了进一步对此进行验证，将上述三个问题的选项“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有点同意”和“非常同意”依次赋值为1、2、3、4，再次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P值检验，统计结果见表4。
由此可以发现：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评论政府的行为”这一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每一群体选择的均值分别为：2.087、2.01，都要低于四个选项的均值2.5，这表明，从总体上讲，两代农民工都稍倾向于认为自己可以评论政府；两代农民工的差异之P值为0.383，这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代农民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显著差异。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投票是唯一影响政府的办法”这一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每一群体选择的均值分别为：2.318、2.203，都要略低于四个选项的均值2.5，这表明，从总体上讲，两代农民工都稍稍倾向于不认同投票是唯一影响政府的办法；两代农民工的差异之P值为0.193，这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代农民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显著差异。
对于“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这一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每一群体选择的均值分别为：2.671、2.649，都要稍高于四个选项的均值2.5，这表明，从总体上讲，两代农民工都稍倾向于认为，“政治和政府显得非常复杂，不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够理解的”；两代农民工的差异之P值为0.821，这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代农民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显著差异。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这两类群体的内在效能感并没有显著差异；两代农民工内在效能感都不能说是高的，相对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内在效能感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接下来，对新生代农民工外在效能感进行分析。
对于“官员不会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这一问题。从表5可以看出，选择“非常不同意”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占比分别为11.5%、17.2%，有一定的差异；选择“不太同意”、“有点同意”和“非常同意”的，两代农民工在各自群体中所占比例看不出明显差别。可以说，两代农民工外在效能感都不太高，两者比较，新生代农民工外在效能感还要稍低于第一代农民工。
同样对上述问题的选项“非常不同意”、“不太同意”、“有点同意”和“非常同意”依次赋值为1、2、3、4，再次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P值检验，统计结果见表6。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每一群体选择的均值分别为：2.653、2.804，都要稍高于四个选项的均值2.5，这表明，从总体上讲，两代农民工都稍倾向于认为，“官员不会关心像我这样的人的想法”，他们的外在效能感比较低；两代农民工的差异之P值为0.113，这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代农民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无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进一步的讨论
通过以上统计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从总体上看，两代农民工在政治效能感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两代农民工的内在政治效能感不算太高，而外在政治效能感都比较低；(2)如果说两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方面存在一定差异的话，那就是，在内在政治效能感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要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而在外在政治效能感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要略低于第一代农民工；(3)从农民工政治效能感的两个层面进行比较，两代农民工内在政治效能感都高于外在政治效能感，也就是说，他们对自身政治能力的认知高于对政治系统回应性的认知。
政治效能感低，这种心理认知表现在政治行为方面，就是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低，对民意代表、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度低。这也可以从此次调查获取的一些数据得到印证。例如：
对于“您是否经常阅读、收听或收看政治方面的新闻”这一问题。从表7可以看出，农民工中近半数者每天或者经常阅读、收听或收看政治方面的新闻，略多于半数者只是偶尔、很少甚至从不阅读、收听或收看政治方面的新闻。这表明，他们中有很多人对政治问题不太关注、甚至完全不关注。
对于“在最近三年里，遇到您应该参加的选举活动(例如：选举村民委员会、或者选举居民委员会、或者选举乡镇人大代表、或者更高层次的选举活动)，您是否积极参加了”这一问题。从表8可以看出，在农民工中，“每次都参加了”的人仅占9.7%，“有些参加了、有些没有参加”的占33.7%，“从来没有参加过”的高达56.6%。可见，对这一最为重要的政治参与活动，农民工相当多的人没有参加。
表8 在最近三年里，遇到您应该参加的选举活动(例如：选举村民委员会、或者选举居民委员会、或者选举乡镇人大代表、或者更高层次的选举活动)，您是否积极参加了
对于“当您的合法权利遭到严重侵害时，您相信司法机构会主持公道、依法办案吗”这一问题。从表9可以看出，在农民工中，“相信”的人仅占30.4%，“不相信”的占25.6%，“不能确定”的占44.0%。可见，对司法机构这一重要政府机构，农民工有2/3以上的人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
对于“当您的合法权利遭到严重侵害时，您相信行政机构会秉公办事、依法处理吗”这一问题。从表10可以看出，在农民工中，“相信”的人仅占27.3%，“不相信”的占24.0%，“不能确定”的占48.7%。可见，对行政机构这一重要政府机构，农民工也有2/3以上的人表示出不信任的态度。
可以说，农民工政治效能感比较低的状况并没有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而发生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政治效能感，无论是内在效能感，还是外在效能感，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都没有明显提高，两代农民工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并且，这种低政治效能感在政治生活中也有明显表现，诸如：对政治问题不关心、不感兴趣，对政治参与不主动、不热情，对政府机构缺乏信任，等等。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其他许多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变化，而在政治效能感方面没有明显变化。这可能与教育水平、新媒体使用情况、经济状况、政治社会化程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关联度较大。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要高一些，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会使用新媒体，并更容易受到网络信息和网络舆论的影响，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效能感。但是，他们的收入水平整体要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并且，他们的政治社会化程度也会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认知水平由于社会阅历的关系也会低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两项因素就会约束他们政治效能感的提高。
当前，要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效能感，应进一步加强对他们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并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从而增强他们的政治社会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