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技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41(2001)03-0005-06
所谓科技全球化，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科技研究开发资源的全球配置，即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在世界范围内配置研究开发资源，以求得研究开发产出的最大化；其二，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管理，即不仅研究开发的组织形式是向全球开放的，而且各国均须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和标准下，按照共同的国际规则进行科技成果的交易，并为科技成果的持有者提供知识产权保护；其三，研究开发成果的全球共享，即在一定的规则和条件下，科技研究成果的应用是全球性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溢出和扩散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承，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科技全球化浪潮的主旋律。其中，研究开发资源的全球配置又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直接影响到科学技术活动的全球管理和研究开发成果的全球共享的规模和程度。由于科技全球化的直接动因是以跨国公司生产和经营国际化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它直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利益。因此，科技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所主导和操纵的，由科技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科技结构变化也主要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少在短时期内，科技全球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挑战而不是机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然要拒绝或者反对科技全球化浪潮，因为研究开发的溢出效应不仅可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分享一部分科技全球化收益，而且有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通过积极参与科技全球化进程而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差距。那么，中国会成为这少数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为中国在科技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定性定位，而这种定性定位又是由三方面的独特因素所决定的。
一、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显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发展中国家
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是一个令世界对其发展水平存有颇多争议的发展中国家。在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出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500美元，居世界第65位，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按名义汇率计算，同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860美元，居世界第81位，属于低收入国家之列（应该承认，按名义汇率估算确实低估了中国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平，但将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测算为3500美元确实过高了，因为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会超过2000美元。事实上，即使与印尼、菲律宾等经济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比较低的，更不要说与韩国、新加坡以及拉美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Robert.W.Fogel认为，就实际人均收入而言，目前中国正处在美国1897年的水平；按农业劳动力所占的份额计算，则中国目前处于美国1880年的水平；按城镇人员所占比例测算，则中国处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水平；中国的中学教育则达到美国1970年的水平。因此，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并非处于同一水平，而是若干不同的水平并存。
2.中国又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从其经济规模来看，还是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来看，中国都毫无疑问地可以算作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尽管它目前还不能够算作是一个世界经济强国。按购买力平价法测算，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43825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即使按名义汇率计算，中国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有10554亿美元，居世界第7位。从对外经济交流情况来看，1997年中国商品出口额为1827亿美元，进口总额为1423.6亿美元，商品进出口总额为3250.6亿美元，是世界第十大贸易国；同年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453亿美元，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引资国。由此也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
3.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转轨国家，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我们知道，中国是在一种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开始其工业化进程的。这种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的独特性质决定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和企业制度的独特性质，即：中国企业是在市场条件非常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发达的情况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建立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的企业构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因而缺乏一个坚实的市场基础；正由于几乎全部企业都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投资兴建的，因此，政府也就相应地有权力也有义务来直接管理这些企业，从而履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职能。这样做的必然结果就是，为了保证各种资源都得到有效的合理配置及较高的使用效率，中央政府需要从整个社会范围内集中资源，统一管理，因而通过计划进行管理也就是政府代行企业家职能的应有之义。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设法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承认并引进市场机制，推动企业制度的多元化和所有制的多样化，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系，但中国确实正在变成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二、从产业层面来看，中国又是一个二元色彩浓厚的国家，存在着多方面的发展不平衡
1.产业体系发展的不平衡。如果我们将第一次产业革命中诞生的纺织、造船与炼铁等工业部门称为第一代工业体系，将19世纪下半期出现的电力电器、通讯以及汽车、化工等工业部门称为第二代工业体系，将第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出现的微电子、信息技术、核能以及宇宙航空、生物技术等工业部门称为第三代工业体系的话，那么，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范式正处于从以汽车和电气为主的第二代工业体系向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体的第三代工业体系的过渡时期。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成为21世纪新的经济形态，而中国目前技术——经济范式的主要特征是：以纺织和钢铁为主体的第一代工业体系已经成熟并且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下降期；以机电、汽车和家电产品以及石化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代工业体系已经或者正在确立它的主体地位，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使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处于吸纳这些产品的鼎盛时期，从而为这些产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是建立在这些工业部门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至于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体的第三代工业体系在中国虽然也有所发展，而且个别部门和个别领域也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就整体而言，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技术水平上都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因而尚不具备建立第三代工业体系的能力和条件。国人寄予厚望的高技术产业总体水平基本上也还处于发展初期，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保持在1.5%～1.7%的水平。据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的统计资料，1995年在世界68个国家高技术产业出口中，美国占的份额最高，为19.2%，日本、英国和德国分别占11.9%、7.2%和6.9%，亚洲的韩国和新加坡分别占4.1%和7.7%，中国仅占1.8%。就每个高技术产业而言，我国医药制造业的出口在世界各国医药制造业出口中占2.1%，超过了日本(1.9%)、加拿大(0.9%)和新加坡(0.7%)。我国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出口所占份额为2.3%，略高于意大利。而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和航空航天制造业的出口占世界相应产业出口的份额分别仅为1.4%和0.3%。因此，在未来的20年内，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额8.5%以上的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产业尚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新一代主导产业。因此，目前中国产业构成的基本特征是三代工业体系同时并存，以第二代工业体系的扩张和发展为主。
2.企业发展的不平衡，包括企业所有制构成的不平衡和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创业冲动的企业家在某种意义上是发展中国家最为稀缺的经济资源，因此，政府投资建立企业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政府代行企业家的职能，而大量国有企业则是政府代行企业家职能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国有企业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专业化分工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政府出于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以赶上经济发达国家以及满足国防要求和战略需要而建立的，是赶超战略的产物。由此可见，中国的企业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在性质上是迥然不同的。这种区别并不仅仅是所有制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产生与发展条件的区别，而恰恰是这种区别决定了企业自身经营行为方面的差别，决定了政府对于企业在经营管理态度上的差别。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不再讲求一大二公，但在指导思想上一直强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而在实践上则将公有制为主体转变为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极而言之则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相比之下，私营企业等非国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则严重不足。据中国科学院私营企业研究组最近发布的《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中的统计，截至1998年底，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投资者刚刚超过200万人，他们经营的企业在100万家以上，注册资金总额5140亿元人民币，共雇用员工1300多万人，1998年的产值达4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家企业只有十几名员工，年产值还不到40万元人民币。由此可见，中国私营企业的规模一般不是很大，其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也都比较低。民营科技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虽然比较高，但它们的数量还比较少，并且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和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有资料表明，1997年底中国只有6.5万家民营科技企业，固定从业人员315万人，经济规模5500亿元人民币。1999年底，中国累计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为328228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747.93亿美元，平均每家企业87万美元左右。
3.庞大的经济规模与低下的产业技术水平之间的不平衡。虽然按名义汇率计算中国是世界第七大经济国，但是，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对于这种差距，国内外学者有着非常不同的估计。据联合国有关部门分析，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虽然排在世界第7位，但其工业技术的科技发展水平却只能排在世界第26位。日本驻华使馆官员伊滕宗太郎在对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中国目前工业的整体水平比日本落后20～30年。”日本技术厅在1994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认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日本企业部分对手的技术只有1.9%，三五年后可望成为竞争对手的有35%，而60.7%的技术即使在七八年以后也无法赶上日本。在国内学者中间，即使是最乐观的观点也认为中国产业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5～15年，平均为10年。有关政府部门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显得更为悲观。国家机械工业局的一位负责同志认为，目前中国机械工业的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不足5%,40%的机械设备依赖进口。中国机械工业的近期发展目标是，到2000年时使主要产品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20年缩小到15年，其中40%达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水平。国家经贸委对全国县及县以上83631户工业企业1993年末生产设备情况的典型调查表明，工业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达到国际水平的占3%，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为13%，有69%处于一般水平，还有15%处于落后水平。这些企业的设备役龄情况为：不超过15年者占设备总数的69%，16～25年者占22%，26年以上者占9%。庞大的经济规模与落后的产业技术水平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从科技层面来看，中国也是一个优势和弱点都非常突出的发展中国家
1.少数领域先进的技术水平与大多数领域相对落后的状况并存。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立起了庞大的公共研究开发系统。特别是在1978年以后，中国科学家在远不如人的条件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后建成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加速器、重离子加速器、强激光光源、卫星遥感地面站、遍布中国大地的生态观测站和生态网络系统等，并且在数理统计方法、运筹学、自动控制理论、数论、高能物理、高温超导、古生物学、纳米材料、杂交水稻、汉字软件平台以及汉字识别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受到世界科技界的瞩目，有的领域接近或者达到了世界科技的前沿。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比较落后的，尤其在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些重要技术领域，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以及计算机软件技术等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根据世界经济论坛1998年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中国技术水平列世界第33位。在科学研究方面，就占据世界一流水平评价，中国居世界第22位。就综合排名而言，中国在1998年世界科技竞争力排名中居第13位。英国科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的生物技术目前仍在重复西方科学家10年前所做的工作，而且没有值得一提的重大创新思路，生物技术产业更不值一提。正是基于此种判断，有学者认为，在世界坐标系中考察“世界之中国”，结论是在近百年来人类之旅的征途中，中华民族是落伍者。经过100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民赶上了一段路程，但是仍然处于人类之旅的后队，在科学技术领域处于世界科学中心的周边。
2.庞大的研究开发队伍与较小的研究开发投入之间的矛盾。就其规模而言，中国的科学技术研究队伍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至少也是位列前茅的。1997年，全国共有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专业技术人员2049.5万人，平均每万人口中专业技术人员166人。就研究开发的人员投入情况来看，依据1996年资料进行的1998年评价显示，中国全国研究开发人员和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折合标准时间总数分别列世界第1位和第4位。其中，全国研究开发人员的标准时间总数达1667.7千人日，较居二、三位的俄罗斯和美国多出68%和73%。然而，中国的研究开发投入却非常小。《199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表明，1998年全国共筹集科技活动经费1289.8亿元人民币，约合155亿美元；而当年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为1128.5亿元人民币，合136亿美元。但是，由于科技活动经费中包含了其它一些杂项费用，实际研究开发经费支出比科技活动经费要少得多。1997年，中国科技经费支出总额为1063亿美元，其中研究开发经费只有482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4%。按当年全国研究开发人员总数为83.44万人计算，则人均年研究开发经费只有57766元。
3.正是由于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严重不足，因此，中国自身的研究开发活动不足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科学技术知识供应，因而必须依靠国外获得科学技术供应。长期以来，通过购买获得外国技术一直是中国获得技术供应的主要方式。有资料表明，从1952～1985年，中国引进了14816个工业项目，成本为282亿美元，其中软件大约占5%。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技术引进的规模更大，仅1986～1995年中国技术引进合同数就达到7754项，合同总额达到485.09亿美元，超过前35年技术引进项目的总额。据外经贸部负责人介绍，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累计从国外引进技术2.8万多项，合同总额达1113.79亿美元。目前在中国技术市场上国内技术的合同数虽然远远大于技术引进的合同，看起来似乎是国内技术供应量远远大于技术引进量，但从价格比较上来看，国内技术每份合同金额远远低于技术引进的每份合同金额，中国企业在技术引进方面的支出远远大于从国内技术市场上购买技术的支出。因此，从交易额上看，技术引进占据主导地位。“国内技术市场成交额的相对提高，并不意味着在短期内国内技术供给会替代国外技术供给。”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既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全球化过程中所可能获得的收益；中国都要争取得到；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全球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中国也都有可能遇到。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地位又决定了它的特殊性，即它有可能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全球收益，而同时又能够避免一般发展中国家所必须面临的一部分风险。在这个问题上，关键在于中国的科技全球化战略与政策是否得当，措施是否有力，从而使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它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这种特殊地位争取到其它发展中国家所不可能享有的利益和机遇，而同时避免其它发展中国家有时难以避免的风险和挑战。这是我们考虑科技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选择的基本出发点。
第二，中国经济结构的二元色彩决定了中国参与科技全球化进程的非平衡性，也就是说，在中国，不同地区、不同企业和产业参与科技全球化的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其参与科技全球化的时机也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的地区、产业和企业有可能通过参与科技全球化进程来从经济发达国家获得最大程度的技术溢出收益，从而实现技术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既然科技全球化收益在不同国家的分配是依其经济技术实力、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以及自身科学技术能力等因素而决定的，而一国之内的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以及不同企业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要求一个像中国这样的赶超国家，其各地区各部门均衡同质地参与到科技全球化进程之中显然是不现实的。这是我们考虑科技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科技发展战略选择的第二个出发点。
第三，既然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表现为一个优势与弱点都很突出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仍然还是一个“科技发展中国家”，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有针对性、有重点地与外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参与科技全球化实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已经证实了与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往来对于中国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更多地获得发达国家研究开发溢出效益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关键是如何保持现有优势、扩大新优势的问题，是将科技全球化收益从可能性变成一种现实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已经完全褪去了它的民族性，因为信息的高度流动性使知识真正成为无国界产品，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使一些大型科学技术项目必须采取国际合作的形式加以完成。事实上，在科学技术基础还不是非常坚实的情况下，通过国际科技合作参与到这样一种知识国际化浪潮中去是发展中国家获得先进科学技术知识供应的一条最为有利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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