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不稳定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性论文,不稳定论文,国际货币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国际货币体系(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是指国际间交易结算时所采取的货币制度，即关于国与国之间进行支付的一套规定、做法和制度。它一般包括国际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汇率机制等内容，但其核心乃是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基础的国际本位货币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既可以是自然缓慢发展的结果，也可以是在短期内通过国际会议确定的制度。
近一百多年来，国际货币体系风云变幻，历经了金本位、美元本位和多元储备等不同时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化，世界各国的经济金融联系日益密切，这种背景同时对各国之间的经济协调力度和货币合作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那种由某种货币支配国际货币秩序的局面已不存在，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多种货币都已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战国”时期，这是客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元储备的出现和发展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但是在这一体系下形成的主要储备货币之间经常性的矛盾冲突、汇率的长期波动、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调等问题也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动荡、经济秩序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多元储备体系实质上是一种混乱的、没有体系的体系。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因此无法有力地支持各国经济金融的协同发展，有时甚至形成障碍，如基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性不稳定常常诱发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扩散。因此，深入研究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机制及其影响效应，对于寻求一条消除汇率波动、纠正国际收支失衡、有效化解各方矛盾的有效路程，进而稳定世界经济的发展和推进国际经济制度的建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特征
1971年8月15日，当美国宣布不再承诺以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官价兑换各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突发性地崩溃，国际货币体系从此进入混沌无序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形成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多元储备和浮动汇率的国际货币体系，理论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一些学者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non-system)，也有人将其称为牙买加体系（参见：裴平：《国际金融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0-350页）。本文将1970年代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定义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下列特征：
首先，在汇率制度安排上，形成了以浮动汇率为主体的、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混合汇率格局。按照IMF的界定，多样化汇率制度安排包括：“硬钉住汇率”(hard pegs)，如货币局制度、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等；“软钉住汇率”(soft pegs)，包括传统的固定钉住制、爬行钉住制、带内浮动制和爬行带内浮动制；“浮动汇率群”(the floating group)，包括完全浮动汇率制以及各种实施不同程度管制的浮动汇率制。（注：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Washington D.C.:The Fund,May 1999.）而且，这种多样化的汇率制度安排结构正随着各国政府的政策选择而不断演化（参见图1）。
图1.1991-1999年IMF成员国汇率制度安排的选择（注：资料来源：S.Fischer,"Is the Bipolar View Correc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No.15,2001,pp.3-24.）
其次，在国际储备结构上，形成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多元化国际储备体系，货币体系中固有的矛盾依然存在。美元停止兑换黄金后，储备货币开始多元化，一国可选的国际储备具体包括：黄金储备、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国际性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储备头寸、特别提款权(SDRs)，其中外汇储备是主要国际储备资产，而美元又占各国外汇储备的大部分。例如，2002年上半年中国国际储备资产中，外汇储备、IMF的储备头寸和特别提款权分别占98.2%、1.5%和0.3%。
再次，在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上，现行体制继承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则，完全由逆差国家自我调节，事先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预防逆差的出现，事后制度上也没有有效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也就是说，现行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灵活而又多样，一国可以综合利用包括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干预和贷款、国际金融市场及商业银行信贷的活动等各种调节方式对国际收支不平衡进行相机抉择。
最后，在制度组织的设计上，IMF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领导性”主体资格并没有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丧失，IMF仍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随着近年来金融危机的频繁发生，IMF调节国际间货币、汇率和国际收支的强度在提高，干预别国内部政经结构调整的意图也越发明显。这些都表明IMF的实际权力在不断扩张。
内生性不稳定因素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显著性特征决定了其本身具有相当的内在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主要缘于四大因素。
（一）“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中心货币的国际货币制度，它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结束了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弥补了国际收支清偿力的不足，并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投资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但这种以一国货币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体系有一种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国以外的成员国必须依靠美国国际收支持续保持逆差和不断输出美元来增加它们的国际清偿能力（即国际储备），这势必会危及美元信用从而动摇美元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反之，美国若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和稳定美元，则其他成员国国际储备增长又成问题，从而会发生国际清偿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到国际贸易与经济的增长。美元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被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特里芬(Robert Triffin)所提出，成为著名的“特里芬难题”。他并且据此预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会由于这一内在矛盾而必然走向崩溃，这已为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特里芬难题”的本质含义概括起来就是：国际清偿能力的需求不可能长久地依靠国际货币的逆差输出来满足。这一难题实际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就存在，但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典型。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国际储备资产实现了多元化，美元不再是唯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清算及支付手段，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特里芬难题”。但是，由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元储备地位的相对削弱并没有动摇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目前，在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0%以上，在国际外汇交易中占40%以上，国际贸易结算中占近50%。这种“美元特权”使美国通过国际收支逆差，向他国输出美元获取巨额的“铸币税”，输入他国的实际经济资源，并可利用美元支付巨额的外债，减少美国经济资源向国外的转移。发展中国家无力通过本币的国际化反映自身利益，只能被动接受发达国家输出的储备资产，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心仍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倾斜，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金融的依赖，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伸。分析现有的国际储备结构，不难发现美元仍占有相当的优势，即便将来欧元和日元能够与美元相抗衡，相对单极化或三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还是会面临“特里芬难题”，而只要“特里芬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内部就一定存有引发崩溃的“非定时炸弹”，这表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生的脆弱性。
（二）制度性缺陷
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制度缺陷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性缺陷主要体现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具有非均衡性。
首先，是IMF组织特点的不对称性。一方面，作为当今国际金融框架支柱的IMF，其资金构成中美国份额最大，占19.62%，西方七国共占49.6%，而其决策又是以各国所占的份额来进行投票决定，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美国利益的“代言人”。这种外部权力的国际化及其内部权力的个别国家控制性使得IMF的决策具有非对称性，决策具有偏好，缺乏作为国际金融机构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IMF的组织性义务具有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但其权利却在不断扩大和强化，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过程中，它甚至以“援助资金”相要挟，对别国内政进行干预。因此，IMF的权利和义务也具有不对称性。
其次，是相关配套制度的缺乏。一方面，在日益深化和广化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高度的贸易和金融一体化使得局部性风险常常会转化为系统性风险，但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存在“超国家性”的制度因素，各国相机抉择的、变换频繁的经济政策又常常缺乏相应的协调和合作，为此世界各国间的博弈解常常是零和性的，协同战略无法有效实施，协作性利益也无法取得。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缺乏能够承担监管国际金融市场、扮演最后贷款人及最后清算人角色的组织性建构，即使IMF和世界银行(WB)能够承担部分角色，但其绩效却很差。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IMF既没有事先对这次危机形成预期，且事后在处理危机中也表现不当。（注：H.M.Moskow,"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in W.C.Hunter,G.G.Kaufman & T.H.Krueger (Eds.),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Origins,Implications and Solutions,Bosto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9,pp.11-14.）
（三）价格信号紊乱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汇率制度难以维护市场的稳定。国际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金融稳定的基础，但这要依赖有效的汇率制度。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制，其汇率的形成和变动，反映了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利益，并且能左右国际汇率水平和变动的趋势。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金融发展的依附性，只能被动地选择钉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钉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致命缺陷是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汇率的水平难以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削弱了汇率杠杆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在大规模无序的国际资本流动中，维持钉住汇率制度的成本很大，且破坏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这种混乱的汇率格局导致各国汇率出现了过度波动。据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蒙代尔研究发现，1971-1980年之间德国马克与美元的汇率波动率超过200%，1980-1985年之间达到50%，1985-1992年之间重新达到200%，1992年之后也有30%，这就说明汇率存在着过度波动性。（注：R.Mundell,"AReconsider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90,2000,pp.327-340.）佛罗德和罗斯的分析也证实了主要国际货币间的汇率存在着过度波动，而且这种波动无法运用已有的各种汇率理论进行合理解释。（注：R.Flood & A.Rose,"Understanding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with the Contrivanee of Macroeconomics",Economic Journal,No.109,1999,pp.660-672.）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也诱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出现了过度波动，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韩元和泰国铢对美元的汇率都贬值了50%。凯明斯基和赖因哈特研究了1970-1995年间发生在20个发展中国家的71次货币危机，认为发展中国家发生的多数货币危机直接缘于本币汇率的过度波动，而从根本上缘于主要国际货币的过度波动。（注：G.L.Kaminsky & M.C.Reinhart,"The Twin Crises: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 of Payments Problem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89,1999,pp.423-500.）
汇率的过度波动会带来很高的经济成本。基于投资者心理分析的外汇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证明：一方面，汇率的过度波动，即汇率对均衡价值的极端偏离常常会引起错误的价格信号并增加了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投资的减少及经济效率的下降；另一方面，汇率的频繁波动，再加上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缺乏制度保护的“暂时性钉住”(temporary peg)而非货币局制度下的永久性钉住(permanent peg)，本身就为游资冲击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引起投资者的“心理锚定”出现了扭曲，为此会强化国际投资者的“群羊效应”(bandwagon effect)和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contagious effect)，进一步加剧了汇率的变动，迫使一国转而实行更有弹性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由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虽然一些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全球性配置资源或利用各种衍生金融工具规避汇率的过度波动风险，但这些金融投资策略的交易成本高昂。
前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认为汇率过度波动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在当代资本全球性流动的背景下，保持固定汇率意味着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的丧失，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讲，政府偏好于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不是对外汇率的稳定性；第二，汇率波动涉及到不止一国，而哪一国应当首先承当起调整其政策的重任，又涉及到敏感的政治因素和复杂的经济判断因素，因此答案常常是模糊的；第三，从政治的角度讲，传统上支持货币稳定的金融机构的态度发生了很大逆转，这种逆转根源于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在波动的金融市场上可以获得大量的套利收入，此时，广大的进出口商和国际投资者承当了货币波动的大部分风险和成本。这种成本分布的分散性和利润分布的集中性促使金融机构会联合起来进行政治游说，而大量的国际贸易者和国际投资者却由于“群羊效应”无法有效影响政治决策。（注：P.Volcker,"The Quest for Exchange Rate Stability:Realistic or Quixotic?" in P.Gray & S.R.Scheherazade (Eds.),The Quest for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in the Next Millennium,Stanford:JAI Press,1969.）
（四）国际性游资冲击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至2000年底，国际短期游资总额已超过7.2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总产值的20%，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拓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正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hot money)规模的提高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比如，现行体系的多元化特点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提供了更多的套利机会，无约束性制度特性为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各国金融自由化改革的鼓励构成了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性原因。
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高波动性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性的内在强化因素。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性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待机予以攻击并引发一国货币危机的爆发；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本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当依赖“群羊行为”的短期性国际资本出现集体无理性流动时又会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传染”到别的国家。这些说明，短期性国际资本流动的危害具有乘数效应。根据IMF(1998)的估计，在1975-1997年间53个国家发生的158次货币危机中，这种危害的“乘数效应”造成危机国GDP增长的平均损失达到了4.3%。（注：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Washington D.C.; Thc Found,May 1998.）
相比较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秩序则是一个通过增加金融的稳定性进而提升各国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系统性尝试，该协议的目的在于促使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与保持稳定的国际经济秩序相协调，对短期性资本流动进行限制是这个体系一个基本要素。按照金融史权威专家迈克尔·保度布雷顿和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的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50-70年代里运行良好，并对欧洲和日本战后的经济重建极有贡献。（注：M.Bordo & B.Eichengreen,"A Retrospective on the BrettonWoods System",in M.Bordo & B.Eichengreen (Eds.),A Collection of Essays Reevaluating the Brettonwoods Experi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然而当保障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两个基本条件——发行货币准备的国家具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及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控制都逐步丧失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也于1971年崩溃了。
不稳定的测度及相关实证
以上分析表明，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生性的不稳定，但对这种不稳定性又如何测度呢？依据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米什金(1999)的研究，当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干扰了信息的有效流动从而使金融体系无法对生产性投资项目有效融通资金时，金融不稳定就会发生。（注：S.F.Mishkin,"Global Financial Instability:Framework,Events Issue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No.13,1999,pp.3-20.）布洛克和马利罗思则提供了一套综合性测定金融稳定性的技术指标，他们将金融稳定性定义为一国经济体系具有的在遭受外生性冲击时具有的较快恢复到原始状态的特征。（注：W.Brock & A.Malliaris,Differential,Equations,Stability and Chaos in Dynamic Economics,Amsterdam:Elsevier,1989.）本文依据这种测定，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不稳定性定义为：汇率波动或资本流动冲击对受冲击国（危机国）GDP等相关宏观经济指标自我快速恢复的影响程度。
依据IMF(2002)的分析（如表1所示），1975-2001年间（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生货币危机的各类型国家的GDP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其GDP恢复年限也比较长，尤其是当货币危机进一步演化成为银行危机时，GDP的损失会更大，GDP的恢复年限也会拉长，这些数据表明，缘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货币危机尤其是金融危机，对一国的影响相当巨大并且不容易治理，国际货币体系的内生不稳定性程度从中可得到一些体现。
豪斯曼、宾尼沙和斯坦(1999)的实证发现，拉美国家中采用浮动汇率制的国家比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具有较高的利率波动性。（注：R.Hausmann,U.Panizza & E.Stein,"Why Do Countries Float the Way They Float？",Working Paper 418,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1999.）卡尔沃和赖因哈特(2000)也认为浮动汇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非稳定性效应。（注：G.Calvo,& C.Reinhart,"Fear of Floating",Working Paper 7993,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2000.）这些学者都把不稳定性理解成为一国经济由于无法自我快速恢复而经济持续下滑的现象，外来性冲击常常影响到汇率，进而相继引起其他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利率、物价、银行信贷、实物投资、消费，甚至整个国家的GDP和社会福利。也有学者构建了一个汇率体系对贸易和福利影响效应的一般均衡模型，结果显示汇率不稳定性对贸易和福利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偏好和货币政策规则等变量，而且，较高的贸易量也并不预示着较高的福利。（注：P.Bacchetta & E.Van Wincoop,"Does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Increase Trade and Welfare?",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90,2000,pp.1093-1109.）
表1.货币危机造成的损失及恢复时间(1975-2001)（注：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Washington D.C.:The Fund,May 2002.）
国家恢复 平均 损失 总均
数量年限a 损失b 几率c损失d
货币危机 1581.6
4.3
617.1
工业化国家
42 1.9
3.1
555.6
发展中国家
1161.5
4.8
647.6
货币危机e55 2.0
7.1
7110.1
工业化国家
13 2.1
5.0
628.0
发展中国家
42 1.9
7.9
7410.4
银行危机 54 3.1
11.6 8214.2
工业化国家
12 4.1
10.2 6715.0
发展中国家
42 2.8
12.1 1.86 14.0
货币危机+32 3.2
14.4 7818.5
银行危机f
工业化国家
6 5.8
17.6 100
17.6
发展中国家
26 2.6
13.6 7318.8
注：a指GDP恢复到危机以前所需的年数；b指每次危机中GDP预期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差(%)；c指造成GDP增长损失的危机次数比重(%)；d指所有构成GDP增长损失的危机所造成的GDP增长损失平均值(%)：e指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中货币因素占到75%以上对货币危机；f指货币危机过程中发生过银行危机。
基于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一国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多样化实证结果，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明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具有内生性的不稳定特征，而这种内生性不稳定要对全球范围内日益频繁的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扩散和经济损害负责。
对策前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根源于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稳定性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其中包括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涉及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的土耳其和阿根廷金融危机。这就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逐步成为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焦点，而相应提升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稳定性的对策也越来越多，本文认为具有可行性的对策基本可以分为下列几种。
第一种方案是改革现有的IMF，理顺其被弱化和异化的功能。具体涉及几个方面：一是不合理的份额制。根据IMF宪章规定，一国份额主要是由该国的经济规模决定的，份额制使美国作为IMF的主要股东而操纵IMF。IMF对份额制的修订将更多地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来调整份额。但从本质上讲这并不能改变美国占绝对地位的现状，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在IMF的地位恐怕还需一个很长的过程。二是贷款限制条件。所谓贷款条件(conditionality)是指成员方为取得IMF的贷款支持，必须对实施补救措施以缓解或者完全解决对外支付问题，作出明确的承诺，包括确保及时偿还贷款。2002年9月26日IMF执行董事会正式批准了贷款条件新的指导方针，对1979年的条件指导原则进行了首次重大修改。新的指导方针引入了在基金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几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标准，还引进了判定贷款条件是否恰当的标准，并特别强调了结构性贷款条件的重要性，认为它对实现IMF援助计划的宏观经济目标至关重要。但仔细研究这个新的指导方针，我们发现它只是1979年贷款条件指导原则加上随后实践中各种补充决定的混合物，并没有实质的改变。因此，新的指导方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IMF援助计划的实施，还需拭目以待。三是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重点是增加机构设计的对称性和均衡性，具体包括：改革调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公共行政管理机构；改革专司金融服务职能的单纯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建立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机制；由IMF牵头建立若干区域性的货币互换和储备调拨机制，等等。四是行动效率，即提高IMF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经济绩效，其重点是制定各种“硬性指标”并有效推行。另外，IMF还缺乏一种国际最终贷款者的功能，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也要求有一个国际最终贷款者的角色来防范国际金融危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应使IMF具有如此相应的功能。
我们认为，短期来看这第一种方案最有现实意义，但考虑到美国和欧盟对IMF的控制和操纵，这种方案的可行性难度也很大，而且长期来看对于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稳定性并不具有彻底性。
第二种方案是构建新全球性金融架构。新全球性金融架构对于推进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非常关键，但有关新架构的设计仍在讨论中且争议颇大。比如，关于IMF的地位问题，史华慈认为，在新的全球性金融架构中IMF根本没有位置，因为从IMF作为金融危机管理者的“业绩”看，IMF能力有限，应该被“解雇”；（注：A.Schwartz,"Assessing the IMF's Crisis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Record",in W.C.Hunter,G.G.Kaufman & T.H.Krueger (Eds.),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Origins,Implications and Solutions,pp.453-457.）克鲁格则建议在新的全球性金融架构中适当降低IMF的作用，如限制IMF援助资金的发放，因为较少的援助资金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和提升市场纪律；（注：Hunter,Kaufrman & Krueger (Eds.),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Origins,Implications and Solutions,pp.425-441.）里坦提出，现实汇率的高波动性和资本流动的急速逆转性都需要IMF来扮演金融危机的主要监管人；（注：E.R.Litan,"Does the IMF Have a Future? What Should It Be?",Economics,No.12.1999,pp.214-321.）加州大学著名国际经济学家艾其格林认为，IMF应该注重对银行短期性外债的监管并限制过度借贷；（注：B.Eichengreen,Toward a New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a Practical Post-Asia Agenda,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维尔德和维西尔茨托则认为，一个具有稳定特征的全球性货币体系需要一个最后贷款人，新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确定谁来执行最后贷款人的功能。（注：F.Velde & M.Veracierto,"Dollarization in Argentina",Chicago Fed Letter,No.142,1999.）除IMF、WB的地位问题外，对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等经济大国应当发挥作用的大小、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等问题也必须予以考虑，而且新金融架构也必须符合各种非贸易性集团或货币联盟国家的利益。
全球性新金融架构的关键是国际金融领域里的合作和协调，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的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市场约束的合作和协调、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和协调。目前，在区域范围内，欧元区和美元区的金融领域合作和协调机制已相当成熟，而在经济也相对繁荣的亚太地区，这样的协调机制还未形成，亚元区的形成还遥遥无期。这种局部的区域协调虽然对国际金融的稳定具有一定作用，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全球范围的经济协调与合作，这种全球性的协调机制基本上还未形成。在这方面，一些大国尤其是在金融领域里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美国理应发挥表率作用。当然，全球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同时更取决于各国（包括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国内金融政策的质量。就跨境资本流动的效率和安全性而言，如果国内金融政策出现问题，无论是IMF的改革还是国际金融架构的更新，即使再英明恐怕也无济于事。这一点我们要充分认识到。
第三种方案是区域性货币安排。瓦格纳认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趋于稳定，因为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正向着“不可能三角”中的“稳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及货币政策自主性的让渡”进行过渡，这种过渡体现在IMF的改革偏好和区域性货币一体化趋势上。（注：H.Wagner,"Which Exchange Rate Regimes in an Eraof High Capital Mobility?",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No.11,2000,pp.191-203.）2002年元月1日的“欧元”正式流通，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方向性的基本构架。
关于全球区域货币的布局，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蒙代尔教授提出了“稳定性三岛”观点，即未来美元、欧元和亚元“三足鼎立”的格局有利于增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稳定性。蒙代尔教授认为，在世界还没有出现一种全球单一货币的情况下，亚洲肯定需要一种共同的货币。因为亚洲若不实行共同货币，需以第三国货币作为贸易支付单位，这将加大区内交易成本和金融风险。他预计，2021年亚洲经济将与美国、欧洲并驾齐驱，由于美元及欧元两大区域已形成，所以亚洲迫切需要有自己的共同货币，世界货币需要“亚元”。（注：R.Mundell,"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No.90,2000.）
在区域性货币一体化的演进路径上，欧洲货币联盟无疑是当代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最典型案例，但有关美洲和亚洲的货币一体化步骤仍在讨论。（注：参见：C.J.Neely ,"An Introduction to Capital Controls",Revie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No.81,1999,pp.13-30;H.G.Grubel,"The Merit of a Canada CUS Monetary Union",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No.11 ,2000;V.Alexander & G.M.von Furstenberg,"Monetary Unions:a Superior Alternative to Full Dollarization in the Long Run",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No.11,2000,pp.205-225;G.Antinolfli & T .Keister,"Dollarization as a Monetary Arrangement for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Review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No.83,2001,pp.29-39;蔺乐、龚正：“关于亚洲货币基金有效性的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8期；沈国兵、史晋川：“汇率制度的选择：不可能三角及其扩展”，《世界经济》，2002年第10期；陈淼鑫：“最优货币理论及东亚单一货币区的构想”，《财经研究》，2002第2期。）有学者即认为，欧洲货币联盟采取的是单一化货币联盟(the single currency monetary union)，美洲应采取主导货币型一体化形式（以美元为主），而亚洲的货币一体化可能需要采取多重货币联盟(the multiple-currency monetary union)形式的演进路径，其演进可能分三个层次：一是建立区域内的危机解救机构，例如亚洲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Fund)，二是建立起类似欧洲汇率机制(ERM)的亚洲汇率联动机制(Asi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三是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Asian Currency Area)。（注：钟伟：“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和远瞻”，《国际金融研究》，2001第4期。）由于各大货币区货币一体化程度具有很大的不对称性，尤其是亚太地区的货币制度安排相对滞后，相关的制度安排路径和合作机制还需要作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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