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 命运共同体建构
曹亚雄， 孟 颖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实现了对西方共同体概念的超越，并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了重构。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中非命运共同体概念具有责任共担、合作共赢、幸福共享、文化共兴、安全共筑、和谐共生六大内涵。“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桥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加强中国与非洲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等领域内的合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提供支撑。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的特征，内外因素干扰对中国和非洲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带来影响。为此，中国需要与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引导国际秩序新变革，提升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综合效应，依靠稳定的政策输出和合力优势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一带一路”； 中非命运共同体； 全球治理
自2013年习近平访问非洲时提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以来，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非关系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2018年9月，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进一步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1]的主张，并提出了实施中非合作“八大行动”。2019年2月，习近平对非盟第32届首脑会议发去贺电，强调中方愿同非方携手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2]。为落实行动方案，2019年4月9日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发了贺信，希望中国非洲研究院汇聚中非学术智库资源，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为中非和中非同其他各方的合作集思广益、建言献策，为促进中非关系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3]。习近平的这些讲话，对推进“一带一路”和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从历史和现实都应该构建中非利益共同体、责任和命运共同体。非洲地区作为“希望的大陆”“发展的热土”[4]“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拼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实践，不仅仅关系到非洲和中国的合作发展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实现，也关系到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动计划(简称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顺利推进。本文试图探讨新时期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一、 理论概念： 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从理论上来说，共同体的概念由来已久，但共同体的实践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就已经开启，实践的经验教训反过来又推动共同体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在理论界，学者们对共同体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大体上可以分为西方学派和马克思学派。
1. 共同体概念的西方学派。西方学者对共同体概念的研究较为悠久，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5]3，“善”是社会团体的价值追求，而城邦则是追求“善”的共同体。亚里士多德认为，共同体以城邦为表现形式，目的是要实现“善”的生活。虽然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出“善”的生活具体标准，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一个政治有序、安定团结、经济繁荣、生活幸福的城邦共同体是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善”的共同体。对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卢梭也持相似的看法。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共同体成员之间有着共同的约定，这个约定建立在公平、有益、幸福的基础上。卢梭认为，共同体之所以可以保持巩固而不破裂，是因为共同体除了要保护“大家的幸福以外，便没有其他的目的”[6]23。在卢梭看来，共同体的成员在共同体形成的那一刻便把自己的所有一切都交给了共同体，而这种共同体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是合法的，能够维护共同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无独有偶，英国当代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同样认为，“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7]2。在这个“温馨”的共同体中，成员之间能够互相信任、互相依靠，这是共同体生活的一种基本表现。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温馨”共同体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善”的共同体有着相似的价值内涵，即共同体生活本质上应当是美好的，是值得各个成员追求的，各个成员组建共同体的目的就是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反之，不具有美好生活状态的共同体是不值得追求的，因而也是不复存在的。
也就是说，共同体的组建是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为目的，是要以人类社会的集体力量来共同应对相应的挑战与威胁。当单个成员依靠自身努力无法实现美好的生活状态时，这就需要借助共同体的形式，依靠集体力量来营造更加舒适、安全、繁荣、幸福的生活状态。按照这种逻辑组建而成的共同体具有3个特征： 一是共同体成员拥有共有身份和价值观； 二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具有多层次、宽领域的关系往来； 三是共同体成员之间拥有共同的利益基础。[8]26在国际社会中，共同体的组建单位一般是国家，国家之间要想组建起超国家共同体，应当具备以上3个特征，缺一不可。另外，共同体(Community)与联盟(Alliance)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为了让组建共同体的成员解决内部矛盾和冲突，过上美好的共同体生活，后者则是为了依靠集体力量来应对外来威胁；前者是内视型(inward-looking)，后者是外视型(out-looking)。因此，从稳定性方面来说，共同体的稳定性要远远大于联盟；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方面来说，共同体的成员国都拥有着极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基础，共同或相似的文化在同一共同体中较为普遍，异质文化较少。如欧共体的组建就是共同体的典型代表。相比较而言，联盟的组建“门槛”就要低很多，联盟的成员国之间不必有着共同的身份认同，文化价值观也不尽相同，成员国之间只是为了共同的利益需求才结合到一起，一旦外部威胁消失，联盟也随之解体。例如，二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结成联盟共同应对法西斯国家的挑战，二战结束后，美苏联盟便迅速解体走向对立面。
2.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首先，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的组成单位是自由人。与西方学派对共同体的理解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自由人是马克思共同体的最基本组成单位。马克思认为，在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中，“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9]84。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仍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即资产阶级国家是“一种羁绊，它一方面产生专制，另一方面产生奴役”[10]292。因而，这种共同体生活是不值得追求的。马克思认为国家终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被自由人的联合体所取代，而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所认为的共同体的最高形态。其次，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组建需要自由人的有效联合。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9]52。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必须要在国际主义的指导下，进行有效的联合。在马克思看来，联合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需要采取共同体的形式。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体的自由与发展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个体才能获得发展其全面才能的手段”[8]118-119。
2.2 心肌酶谱指标与心率减速力的相关性分析 心肌酶谱指标与心率减速力水平呈负相关(P<0.05)，见表2。
“一带一路”的建设对于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不健全，国际关系纷繁复杂的情况下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还存在着长期性和艰巨性挑战。作为一种全新的概念，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成员国抛弃旧的共同体观念，真正将其他国家视为休戚与共的伙伴。习近平在多个外交场合提出，世界各国要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说明还是有很多国家并没有树立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仍然局限在地区共同体或联盟的传统意识层面。现阶段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需要充分估计到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
1. 理论层面，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是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历史任务。一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长期性。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11]584。作为超越一般地域性共同体的命运共同体，其建构的路径具有长期性，并非通过简单的双边往来就可以建成。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并非所有的双边交往都能够产生共同体组建的基础条件——身份认同。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世界各国的双边和多边交往日益频繁，但共同体并没有遍地开花，尤其是跨区域、跨文明、跨种族的国家之间，即便双边交往非常频繁，但不足以产生彼此之间的身份认同。因此，虽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交往与互动，但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需要长期的培养才能形成，而且交往的数量和质量对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同样重要。在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达国家仍然占据全球治理的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由于缺乏参与全球治理的意识和能力，短时间内还不能够做到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因此，对非洲国家参与命运共同体建构能力的培养同样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实现了对西方共同体概念的超越，并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进行了重构。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中非命运共同体不是以制度、文化、价值观为身份认同，而是从中非命运和全体人类命运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共同体的建构，从双边命运发展的前景出发，共同承担起责任和义务，为实现中非之间的共同发展，增进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想要构建起的“五个世界”一样，中非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基本内涵也包括这“五个世界”，并有了新的突破。一是责任共担。中非命运共同体需要双边承担共同的责任，履行共有的义务，充分支持双边的核心利益，维护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二是合作共赢。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一个没有发展前途，不能实现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是不可能建立和运转下去的，中非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合作共赢，增进双方共同利益。三是幸福共享。无论是共同体的西方学派还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共同体的组建都是为了让成员过上“善”的生活，实现自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此，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最终要将发展成果惠及到各国人民，减少贫困、生活幸福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之一。四是文化共兴。中非之间拥有不同而灿烂的文明，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不是要消灭不同文明，而是倡导文化共兴，丰富人类文明成果。五是安全共筑。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共同体，安全都是最基本的需求，也是共同体组建的初衷之一，维护中非之间的安全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六是和谐共生。中国与非洲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保护美丽的生态环境，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包括中非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中非命运共同体需要良好的环境作为支撑，这不仅是共同体的基本要求，也是延续人类文明的必要条件。
第四，学校要完善社团的奖励机制。学校可以在社团中评选优秀社团，可以在各个社团内部评选优秀社团成员，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双重比较，并对优秀社团及社团成员给予一定的奖励，活动经费由学校拨付。这样可以激励社团及社团成员更好的发展社团，也是在一年中，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和认可。并利用学校的升旗仪式、学校的展板、及学生的广播站等平台，来宣传和表彰优秀社团及社团成员，使他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二、 历史契机：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合作
另一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同样面临较多的内外因素干扰。从内部来看，中国与非洲的发展并不处于同一个阶段。虽然中国与非洲同处于发展中国家，但非洲的发展更加落后。非洲国家对自身的命运定位与中国相比是有较大差距的。国家实力、领土、文化造成了不同国家对自身发展的定位是不同的。如何平衡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对各自命运定位的差异，是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国家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但非洲内部的和平与安全依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种族主义、领土争端、恐怖主义、贫困、疾病等问题时刻困扰着非洲大陆。共同体一定是一个安全的共同体，缺乏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共同体根本无法组建。在他国内部问题上，中国奉行不干涉主义，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愈发重要，中国有更大的责任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的重任。因此，现实需要和原则立场之间的矛盾究竟如何协调也考验着中国的外交智慧。从外部来看，西方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内容空洞论”“世界秩序挑战论”“强权外延论”不绝于耳，给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带来外部压力。这种外部压力会随着非洲国家内部政局的变动影响国家行为，进而对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带来干扰和破坏。
1.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非之间构建更加紧密的政治互信。共同体的建构不是成员国之间聚合(gather)在一起，而是有机结合(unite)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如果没有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这种政治实体只能是松散的政治联盟，而不是共同体。共同体的建构以双边政治互信为基础，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也不例外。得益于中非之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好合作，中非之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政治互信。自上个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以来，中非之间的关系发展进入到一个良性的轨道。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大量援助，支持非洲国家经济发展，非洲国家也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台湾问题等方面坚定地支持中国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非洲国家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深入变革，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利益诉求。“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了中非之间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和角色认同，使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更加紧密，为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带来帮助。
2.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非之间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体组建的初衷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保护自身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其中就包括安全利益。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保护个体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是因为共同体能够为个体的自由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环境。西方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同样如此。例如，欧共体组建之初有依靠集体力量保卫安全的考虑。就像在如今战火纷飞的叙利亚是无法实现国家和个人的发展一样，安全是共同体最基本的目标之一，否则这样的共同体生活是不值得追求的，共同体也会随之解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中国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政治互信，同时也营造了中非之间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和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分别提出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其中都涉及中非安全合作内容，这说明中非之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已经就安全合作内容达成共识。从长期来看，中非之间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有利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当前妇幼保健档案管理工作正在向着数字化和信息化方向发展,在档案安全管理工作中漏洞不可避免。一方面是因为档案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和保密意识,容易造成档案信息泄露;另一方面是缺乏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度 ,档案安全管理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很大程度上增大妇幼保健档案管理工作难度。
3.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非之间谋求互利共赢的发展前景。共同体的组建需要强大的物质积累作为基础，无论是马克思倡导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还是现阶段由国家组成的区域性共同体，都需要以物质基础作为支撑要件，一个繁荣、富裕的共同体是各成员追求的目标。反之，如果一个共同体内部不能实现彼此之间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样的共同体不会长久存在。以苏联为例，苏联可以看做是多个国家组成的超国家政治共同体，但在苏联这个政治共同体内部并没有满足各加盟共和国对繁荣发展的要求，这是苏联迅速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坚持与非洲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一带一路”便是中非互利合作的平台和支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展示出了最大的善意。在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和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共计宣布向非洲国家提供1 200亿美元的援助和投资计划，用于支持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中国以实际行动表明，“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必定能够为双边共同发展，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切实贡献。
4.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非之间形成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与其他区域性共同体相比，中非命运共同体内部的文化差异更大。在西方学者看来，不同文明国家之间本身就存在冲突的可能性，只有同质文明不易发生冲突与对抗，“文明冲突论”在西方国家有较大市场。在中非命运共同体中，中国属于东方儒家文明，而非洲则拥有自身特色的灿烂文明。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解，中非之间应该是分歧多于共识，但事实却是两大不同文明的政治实体在人类文明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保持着持续稳定的关系往来。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已经远远超过“文明冲突论”的价值高度，它以中国和非洲以及人类社会为着力点，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中非以及全人类的文明成果，推动人类文明创新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有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其中民心相通是中非合作的重点之一。中国与非洲之间通过实施民心相通工程，有利于双方加强身份认同，在命运共同体的大框架下，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力量。
5. “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非之间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马克思曾经提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9]324的观点。马克思生态文明思想认为，自然界作为基础的一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靠自然界生活”[8]45，在共同体中同样如此。共同体成员的发展依赖于共同体的自然环境优劣，没有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支撑，共同体是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自然环境的优劣关乎着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也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为此，世界各国需要保护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国与非洲同处于发展中国家，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较大，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需要双方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一直按照高标准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保护“一带一路”沿线自然环境，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目标之一。“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绿色发展理念的传播，有利于中非之间转变传统的发展理念，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达成合作项目，共同应对生态挑战。
三、 现实形势： 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存在挑战
再次，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的功能属性是消灭人的异化。在马克思所经历的那个年代，资产阶级所建立起来的“虚幻共同体”是无法为个体的人的发展提供保障的，反而是一种新型的桎梏，限制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所产生的巨大“鸿沟”撕裂了社会原有的“博爱”状态，造成了人的异化。马克思对此提出，要消灭人的异化这一现象，不能从观念层面进行消灭，即不能靠资产阶级的宣传口号和承诺来消灭，而只能靠消灭异化产生的根源来消灭，不消灭分工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消灭分工，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换句话说，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劳动已经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分工也不再是限制个人发展的桎梏，分工的消灭解放了劳动，同时也真正释放了人的本性，人的异化也就不存在了。最后，马克思认为共同体的组织形态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才能解决由于分工而产生的矛盾，比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城市和农村的矛盾。只有在这个阶段里，人的异化才被消除，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自由人在这个联合体里充分发挥自身的才能，推动生产力高度发展，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目标。[9]364-365
3.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目标之一。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不同的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组成单位是国家而不是自由人。就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而言，要实现自由人的联合还存在很大的困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建立在民族国家仍然普遍存在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消失的基础上。从这点来说，中非命运共同体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共同体概念有相同之处。但是，中非命运共同体与西方学者认为的共同体有较大区别。西方学者提出的共同体概念具有排他性，这种共同体的组建必须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对彼此之间的身份有着明确的认同。换句话讲，来自不同文化、制度的国家之间，由于它们并不具有基本的身份认同，它们是无法组建起共同体的。因此，西方国家组建起来的共同体一般都限定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只有在这个区域范围内的国家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基础，它们才有“资格”加入共同体之中。而对于特定区域外的国家，除非接受和认同西方国家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否则会被排除在共同体之外。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则不具有这种排他性，中非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欢迎中非各国参与到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之中，无论成员国处于哪一个发展阶段，采取哪一种社会制度，信仰哪一种文化和宗教，都可以为了中非之间的共同发展前途同呼吸、共命运。
农作物对于人类的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就成为了各国农业发展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而能够有效的提高农业产量的主要方式，就是对种植技术的改进。这些改进，能够更好的帮助农作物适应不同的情况，从而保证作物更好的发展。同时，种子的改良也算是种植技术中的一个环节，种子的有效改良，也能够大幅度的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同时这也能让我国玉米的产量获得大大的提高。
另一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艰巨性。身份的认同既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中非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往来中，中国一直秉持着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开展与非洲国家的合作。但这种理念只能适用于一般层面的经济合作，上升到共同体组建层面恐怕有些力不从心。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问题了，或者说经济领域的问题在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只是占据最基础的层次，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更高层次价值观的引导，重塑双方价值观是身份认同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与非洲从属于不同的文明体系，两种不同文明产生的话语逻辑与认知逻辑存在较多的差异，再加上双方的政体类型、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如何凝练出共有的价值认同是非常艰巨的一项任务。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后，成员国势必要移交部分权力给超国家政治共同体进行运作，如何协调、分配和监督权力的行使也是一大难题。即便现在距离这一步还有较远的距离，但命运共同体身份认同的塑造则应该先行，为今后命运共同体的顺利运转营造支撑要件。
2. 政策层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需要非洲国家有效参与。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为了实现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需要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而绝非靠中国独立承担。自中非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渠道。虽然非洲国家有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性，但非洲国家的参与能力却有待提升。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塑造全球发展环境，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一次主动尝试。“一带一路”倡议需要非洲国家的参与，非洲国家需要“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从现实中看，非洲国家长期处于全球治理中的边缘位置，部分非洲国家不仅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不足，甚至其国家治理能力同样虚弱，非洲国家究竟能否拿出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本国方案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根据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经验来看，治理能力的提升绝非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非洲国家有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可能需要几代人持续的努力才能形成。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一带一路”绝非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虽然中国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但这些援助的目的是为了提升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实现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但这些巨额援助并没有改变非洲发展的现状。这其中既有援助本身的有效性问题，也与非洲国家较弱的援助管理能力有关。非洲国家需要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利用好中国向非洲提供的大量援助，并将这些宝贵的援助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援助是中国为推动国际合作所采取的一种方式，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对外援助仍然属于国际合作范畴。非洲国家通过中国提供的援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既可以解决其国内资金紧张问题，又可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非洲国家需要有效利用好中国提供的对外援助，提升对外援助资金和项目的管理能力，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拿出具体的政策支撑。
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超国家权力的扩大和成员国权力的缩小过程，[12]324像欧洲一体化进程就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如果再算上欧洲统一思想的产生阶段，这一过程可能持续几百年之久。在人类历史上，跨区域、跨种族、跨文化的共同体还没有出现过，中国与非洲作为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明的两个政治实体组建共同体存在着较多的理论和实践挑战，但如果将中非纳入到人类命运的整体框架下，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组建又存在诸多可行性和必要性。
接受供卵或供精是唯一的病因学治疗方法。种植前基因诊断(PGD)可以诊断非整倍体和染色体易位。有研究显示对非整倍体的筛查可以降低流产率[10]。对于目前无法进行PGD的有遗传缺陷的RSA患者,可选择供者的配子接受辅助生育技术治疗。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共同体的构建绝非仅仅依靠成熟的理论即可建成，它需要现实措施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例如，欧共体之所以能够成立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出台了“马歇尔计划”。该计划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给予大量援助，并支持欧洲国家出台相应的复兴计划以便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恢复了欧洲经济发展，并增强了欧洲各国对欧洲公民身份的认同和支持。在同一时期，苏联为了应对东欧国家的“离苏倾向”，开始向东欧国家实施“莫洛托夫计划”，旨在通过经济援助与合作让东欧国家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中。虽然“马歇尔计划”和“莫洛托夫计划”产生的效果不尽相同，但这两个计划都增强了西欧和东欧国家各自的集体身份认同。在共同体建构中，集体的身份认同是关键的一环，这种身份认同成为后来欧盟组建以及东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共同体的建构需要切实的行动计划，让不同的国家在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中走向共同体之路，“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桥梁”。
四、 全新征程： 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
3. 实践层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存在较多干扰因素。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面临较多政治和安全风险。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至今已有6年时间。从总体上来看，“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超过预期的效果，但也依旧面临复杂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些国家除了要面对本国治理失败所带来的政治和安全风险以外，地区性的恐怖主义和种族矛盾所带来的问题同样值得重点关注。与此同时，部分发达国家加强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抵制，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除了俄罗斯以外，还没有一个全球性大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真正的支持。作为一条和平之路、共赢之路，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除了要争取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以外，离不开全球性大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否则，“一带一路”项目就成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计划了。非洲国家位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需要非洲国家“搭便车”，还需要非洲国家权责共担，发挥应有的战略作用。
1.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桥梁”。根据前文分析可以得知，共同体的组建不是仅仅依靠理论就可以建构起来，必须要有切实的行动举措，“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举措。“一带一路”倡议有五大重点合作领域，中国与非洲在这五大重点合作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利益共识。在“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下，中国与非洲分别达成了“十大合作计划”和“八大行动”。这些计划和行动都是为了实现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共赢所采取的行动举措。虽然中国与非洲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差异，语言、文字、政体类型等等都成为制约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的因素，但共同体的建构可以遵循不同的路径。人类历史上有欧盟这种由地理上相连的国家组建成的共同体，也有地理上相连、文化上相通、语言上相同的国家成为敌对。所以，共同体的组建绝非依靠表面的因素即可建成，它仍然需要其他的内部要素。在这些内部要素中，共同的利益对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作用。共同的利益是集体行动的第一步，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共同体，是因为共同体采取统一的行动和对外政策，这种行动和政策的一致性建立在共同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如果缺乏共同的利益，各个成员国即便在地理上相连，文化上相通，语言上相同也不可能组建起共同体。反之，如果成员国之间有共同利益为基础，尽管彼此之间地理上并不相连，文化不通，语言不同，这些国家之间仍有组建共同体的可能。中国与非洲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非解决共同困境，维护共同利益的行动举措，中非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
2.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与非洲要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在共同体中，成员国无论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同样应遵守此逻辑。在目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任务是不同的，中国与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我们既不能在主观层面割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联系纽带，但也不能容忍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关系，发展中国家还是要努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与非洲应借共建“一带一路”之际，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一方面，相互尊重是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应当具备的基本行为准则。共同体成员国之间存在各种差异，相互尊重意味着大国要尊重小国的利益关切，小国同样也要尊重大国的核心利益。共同体成员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中国与非洲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构建相互尊重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共同体的建构，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只要中非之间能够自觉遵守相互尊重的行为准则，并将这种行为准则上升为国际规范，就可以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和约束作用，进而对国际行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公平正义是共同体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在共同体内部，共同体治理要遵循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为成员国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中非之间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以公平正义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
3. 打造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网络。2015年12月，习近平访问非洲时提出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8年9月，习近平再次提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大有可为。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3个层面的内涵：其一，中国与非洲各国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共同发展，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其二，中非之间的伙伴关系具有战略性，建立在中非关系发展的全局之上。从历史上来看，中非之间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中非关系的发展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利的，这是一种客观状态，不受主观认知差异的影响。无论世界格局如何变化，中国与非洲始终具有共同的合作基础，中国始终与非洲人民站在一起，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其三，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全方位的，中非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能够开展合作，在安全、生态等领域同样能够进行有效合作。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提出反映出中国与非洲在各个领域内都有着广泛的共识，因而打造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网络对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国与非洲国家可以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边在各个领域的战略互信水平，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好前期保障。
4. 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首先，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秩序。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共同体的产生，而恶劣的外部环境则是联盟产生的诱发因素。中国与非洲各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良好的国际环境，营造健康有序的国际秩序。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入变革的今天，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中国与非洲各国需要努力参与到全球治理进程中，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为此，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需要进行有效合作，在提升各自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积极参与地区问题的解决，共同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其次，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会对国际秩序产生积极影响。中国与非洲在构建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会形成一系列良好的国际规范，这些国际规范一旦上升为全球意志则会对国际秩序的变革产生积极影响。中国与非洲国家应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带动非洲各国参与到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之中，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用新的安全观来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摒弃安全问题上的“零和游戏”。除此以外，中国与非洲还应当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全球发展观，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繁荣发展，使中非各国都能够实现共同发展。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中形成的这些观念和做法，必定会对国际秩序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打开网络和手机，一个个标题令人触目惊心：《被手机毁掉的下一代》《被抖音毁掉的中国年轻人》《外卖正在毁灭我们的下一代》《被直播毁掉的中国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是“标题党”耸人听闻吗？至少不全是。在青岛海边，年轻的妈妈专注于手机屏幕的方寸世界，身边两个年幼的双胞胎孩子被海水卷走，而她竟浑然不知。众人全力搜寻，最后找到了一个孩子的尸身。
HPLC法同时测定鼻炎灵片中绿原酸、黄芩苷和欧前胡素的含量 …………………………………………… 邱红梅等（12）：1605
5. 提升中国对非洲援助综合效应。长期以来，非洲国家一直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非洲国家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的比重达到一半以上。改革开放前，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为中国赢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效益，中国至今都享受着对非援助带来的溢出效益。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援助出现重大调整，但非洲依旧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非洲国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周边地区，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这些援助资源在提升中国与非洲国家经济合作水平的同时，也拉近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距离。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也要力图推动非洲国家一体化意识的觉醒，这对于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当前，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涉及经济、安全、生态、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国要努力将对非援助的综合效应发挥出来，非洲国家也要利用好外来的援助，将援助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贫穷落后不是共同体的追求，发展差异巨大的成员国之间也不能构建起稳定的共同体，只要非洲能够快速发展起来，实现与中国的合作共赢，中非命运共同体建构才有实现的可能。
[参 考 文 献]
[1] 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8-09-04(2).
[2] 习近平向非洲联盟32届首脑会议致贺电[N].人民日报，2019-02-11(2).
[3] 习近平向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致贺信[N].人民日报，2019-04-10(2).
[4] 习近平.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26(2).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 卢梭.社会契约论[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 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8] 伊曼纽尔·阿德勒，迈克尔·巴涅特.安全共同体[M].孙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2] 刘泓.欧洲联盟——一种新型人们共同体的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CAO Ya- xiong, MENG Ying
( School of Marxism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Hubei )
Abstract :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transcended the concept of western community and reconstructed Marx’s thought of community. As par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e concept of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s six connotations: shared responsibility, win-win cooperation,shared happiness,common prosperity of culture,common security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The proposal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bridg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help strengthen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political, security, 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fields, and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building of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as a long-term and arduous features,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need to buil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promote building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make a China-Afric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ctively lead the changes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effect of China’s aid to Africa, rely on the stability of policy outputs and advantages to build the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Key words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glob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 D82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9)03-0055-10
收稿日期： 2018-09-18
DOI: 10.15983/j.cnki.sxss.2019.033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国家治理思想研究”(18AKS014);武汉大学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项目研究重点课题“21世纪发达国家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新动向研究”(wdmy18001)
作者简介： 曹亚雄，男，湖北黄梅人，法学博士，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杜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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