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人文精神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以人文精神为观照视角，对鲁迅一生的社会角色定位、主体精神定位和实践领域取向等方面进行重新思考，切望能使当前重建人文精神的探索者引起对鲁迅思想遗产的足够重视。
始自1993年冬，京沪两地一些有影响的报刊纷纷载文讨论重建人文精神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注意。一段时间下来，问题的内涵和性质已被揭示得较为充分。尚待进一步深入且更具实质意义的大抵在于症状确诊之后如何下药的事情。思绪所及，不由想起郁达夫发表于鲁迅葬仪之际的激愤言辞：“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1）]在国家不再是奴隶之邦、民族充满希望的今天，当我们在探讨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的时候，自然不能忘记鲁迅。
一
人文精神作为名词概念，是当代学者的创造物，或可视为产自欧洲的舶来品。但由于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整体进行价值取向引导的召唤性力量，带有文化启蒙和精神指导的根本特点，所以不妨说，人文精神在我国文明发展史上早已有之，并产生过十分显著和深远的影响。两千五百年前以“仁”为核心的儒学理论，五百年前的“童心”、“情欲”说等，这些文化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体系的主脉。本世纪初，在传统文化跟外来文化的激烈冲撞中，一批被毛泽东称为“文化新军”的仁人志士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提倡尊重人、追求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形成了通常所说的“五四”精神。这种精神因注重终极价值的关怀而趋归现代形态，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纪元的思想文化基础。“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和最英勇的旗手。”[（2）]
我们曾经从政治学、史学、文艺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视角来认识和评价鲁迅，而“鲁迅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比较注意的领域是中国社会的文化背景，是中国的传统心理现象”，他“正是在这方面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3）]。因此，将鲁迅放在人文精神的领域里加以观照，不仅有助于拓展研究视野的维度，而且可以发现鲁迅精神对于当代人文生态的现实意义。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非同凡响的文化觉醒品格。他在民族救亡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求知欲，起初以为西方近代科学可以用来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就东渡日本留学。赴日伊始，他著文向国人介绍科学知识，强调科学进步的重要性；又为启发民智，翻译出版科学小说。这种最初的带着鲜明功利倾向的社会实践就显露出文化启蒙的端倪。尔后又抱着同样的目的，鲁迅去了仙台学医，由于学医生涯中一直坚持精神探索，在遭遇“幻灯事件”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他意识到对中国民众“我们的第一要着，是改变他们的精神”[（4）]，就毅然放弃了原有的选择，从此把改造国民精神认定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鲁迅发表于1908年的《摩罗诗力说》，是一篇讨伐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战斗檄文。文中把“精神界之战士”放在突出的位置，认为要“打破中国之萧条”，必须造就并依靠一代“精神界之战士”。就此问题鲁迅从两个方面展开了阐述。其一指出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是精神界战士必备的基本素质，而传统的旧文化不仅局限着而且压制着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产生。其二是提出了精神界战士的基本任务和行动指南，主张通过“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爱生自觉”的途径，启发国民精神觉醒，在建设新文化的过程中推进社会改革的实现。鲁迅准确地把握了民族危机的要害而提出的这番见解，说明了他对梁启超等当时的激进派的超越，登临了晚清启蒙主义运动的制高点。
《摩罗诗力说》也正是鲁迅由科学知识启蒙转向人文精神启蒙的思想变化的标志。在热情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字里行间，鲁迅强调了其社会、历史使命感的主体精神，并明确提出其应该具备“刚健抗拒破坏挑战”和“强怒善战豁达能思”的品质。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鲁迅自我形象设计的蓝本和自身社会角色定位的告白，跟鲁迅在同一年内写的《自题小像》一诗里所述的情怀相暗合相印证，共同成为鲁迅一生奋斗的宣言。联系鲁迅一生来看，其思想和业绩，构成了“精神界之战士”的一代楷模。
鲁迅自幼对陈陈相因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切感受。求学南京时，为寻找改革良方，他经历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迷惘。留日期间，他学会数种外语，广泛涉猎外文读物，着意追索近代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渐渐悟出了其中真谛。在形成启蒙主义理想的初始阶段，在推重科学思想的同时，也已经注意到了对国民精神的引导。如在《说钽》一文中，盛赞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是“辉新世纪之曙光，破旧学者之迷梦”。又如怀着“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5）]的动机，把凡尔纳的科幻小说译介给中国读者。进入人文精神启蒙阶段后，他的思想立即走向成熟。当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揭示了本世纪初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最根本的历史命题。在《科学史教篇》中探讨了“致人性于全”的观点。在《文化偏至论》中首创“立人”之说，认为中国的改革“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摩罗诗力说》里，借着对十九世纪欧洲一批“争天拒俗”的“摩罗宗”诗人的评介，第一次提出“国民性之陋劣”及其“不可猝救”的观点。在《破恶声论》中，阐明了个性自由跟国民觉醒的关系，认为“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凡此种种，构建成了鲁迅思想体系主框架的基础。亦即以“立人”为奋斗宗旨，以召唤个性觉醒和解放、改造国民性为两个方面的行动纲领来重建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促使国家彻底摆脱落后穷困。
二
与确认“立人”使命相同步的是，鲁迅竭力标举“立意在反抗，指归在行动”[（6）]的“摩罗精神”。摩罗精神的提出，是鲁迅成为伟大人物的起点。出于无以摆脱的忧患意识，鲁迅以西方近代文化为参照系，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作出了“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7）]的批判性论断。在《摩罗诗力说》里，他把“反抗”的“行动”夸大为英国诗人弥尔顿笔下撒旦（即摩罗）的形象主体的全部而加以宣扬，正是针对国民性的“不撄”积弊而提出的精神引导。鲁迅提倡摩罗精神，既用以向民族灵魂呼吁，又引以自律，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一以贯之地付诸毕生的奋斗实践。这就构成了鲁迅思想体系的反抗和否定的主导倾向。其中尤富现实启迪意义的是，文化取向是他反抗和否定的精神聚焦。不论是他奋斗生涯的前期或者后期，不论是他的小说或者杂文，无不如此。
对于鲁迅在《狂人日记》中作出的“四千年”来的“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断语，我们素来以此为依据，在把作品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时加上个“反封建”的头衔，实在是有些牵强乃至贬抑。只要读一读鲁迅的其它著述，就会发现“四千年”的历史概念绝非“狂人”的信口妄说，“反封建”仅是小说锋芒所指的一个局部。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里，鲁迅说：“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地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在《灯下漫笔》一文中，鲁迅在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在将全部中国历史概括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往复之后，痛心疾首地归结道：“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显而易见，鲁迅是将有文明以来根深蒂固地盘踞人们心头的传统文化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针对其禁锢、扼杀人性的价值取向定下“吃人”的罪名，以此引导人们走出世代因袭的价值迷信和文化虚妄。因此，“狂人”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文化先觉者形象，是鲁迅反抗精神的形象外化。
对传统文化“吃人”本质的批判，是鲁迅小说创作的基本思想内核。在《孔乙己》里，以沉痛的嘲讽为旧文化人谱写了一曲挽歌。在《明天》里，尽写女性寄改变社会地位的希望于传统“女德”观念的虚幻，暗示妇女要有明天就不能顺应男权文化。在《故乡》里，以人物从机灵勇敢的“小英雄”到迟钝胆怯的“木偶人”的鲜明对比，概括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共同的精神经历，蕴含着对吞噬人的天性，将人异化为物的传统文化的愤懑谴责。在《祝福》里，通过中国妇女的一个典型的人生悲剧，将中国文明史上“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这两大求生状态浓缩其中，全面指斥了包括纲纪、伦常、礼教和天命观念等的传统文化痼弊。至于《阿Q正传》对国民精神劣根性的揭露，已为众所周知，但习见习闻的关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说的诠释怕是有悖鲁迅本意。阿Q形象是文化反思文化批判的产物，一“哀”一“怒”皆源于此，而所谓“不争”当跟“不撄”同义。那么，阿Q“要什么有什么”的心理向往和把赵太爷家的东西搬到土谷祠去的想入非非又怎能扯得上是自发的革命要求？其实，鲁迅所说的“不争”正是对阿Q式的反抗的界定，亦即对传统文化功利主义倾向的否定。一如他在《伪自由书·观斗》中所指出的：“我们中国人总喜欢说自己爱和平，但其实，是爱斗争的，爱看别的东西斗，也爱看自己们斗争”，同是对国民性弱点的尖锐揭露。
鲁迅的反抗中包含着深刻的自省。他从不以救世主自居，也不在否定外部世界时暗觅蹊径遁逸自我，而是把自我纳入批判对象行列进行无情解剖，为个人主义反抗和功利主义反抗所不可企及。在《狂人日记》中，跟揭露传统文化“吃人”本质同样振聋发聩的是“狂人”的自审：“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当然不是着眼个人道德完善的自我省察，而是文化反思向深处掘进的必然结果。既然被批判的历史仍在现实中延续，现实中的个体又何尝不是陷身历史性群体中的一个！大彻大悟之后便是无私无畏，鲁迅一直没有间断过自我批判。《一件小事》里的“包袍下面藏着的‘小’”，《故乡》里跟闰土间的“厚障壁”，《祝福》中用“说不清”这句话搪塞祥林嫂等等，是直截了当的自我揭露。《在酒楼上》里因不堪挫折而丧失激情的吕纬甫，《孤独者》中始而孤军奋战继而玩世不恭终而孤寂死去的魏连殳，《伤逝》里勇敢追求婚姻自由而无力维护自由婚姻的涓生，这三个形象是对当时具有反抗精神的文化人的分类写照。鲁迅深知自己不是圣人也不是“超人”，在对他们反抗精神局限性的批判的内里，是鲁迅对自身情感体验的审察和对自身行为的警策。鲁迅的这种反抗特点，在论战中表现为把论敌看作文化批判中的个体而不是专一的具体对象，因此对方一旦觉悟，也会心悦诚服地认同鲁迅攻击的取向。林语堂便是如此，虽然鲁迅措辞尖刻地挞伐过这位“费厄泼赖”的鼓吹者，但他终于接受了鲁迅的观点。他比鲁迅多活了几十年，至死不改对鲁迅的敬仰。1936年10月17日，参加鲁迅葬仪的人群中有好些是被鲁迅严厉呵责过的文化人，他们在鲁迅的灵前捶胸顿足，失声痛哭。
鲁迅对革命不胜神往，变革社会是他毕生奋斗的归宿。但他在经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潮涨潮落的前前后后始终坚持既定的反抗取向。这是因为他看准了变革的基础在于人性的解放，认为民众不觉醒而进行革命就会是“沙上建塔，顷刻倒坏”[（8）]的缘故。所以，即使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鲁迅也具备了一种非凡的清醒和深刻。他屡屡取文化批判和人文建设的视角评价革命得失，检验革命先驱者的血迹。《药》、《风波》、《阿Q正传》等等小说中透露出的深沉感喟和由衷期待已为人所共知。《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是鲁迅少有的正面称颂文章之一，当时他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通篇以列宁的学说为理论依据，但仍然没有放松对传统文化的积弊特别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鲁迅在为沪宁克复“私自高兴”之时，提出了“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的基本观点。他听出了混杂在一片欢呼声中的“浮滑”，提醒人们牢记“屡屡挫折”的教训，否则“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消亡，再下去是复旧”。他分析广东的形势说：“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此文写成两天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立即应验了鲁迅的论断。但鲁迅并不是预言家，他实际上是坚守着文化批判的立场，不媚俗不随流，说些“扫兴”的“出轨的话”，对流行观念进行反拨，以唤起革命者的警觉。
三
鲁迅对人文主义精神启蒙阵地的选择是“以为当然要推文艺”[（9）]。他毕生在从事文学创作实践的同时陆续发表关于文学革命的见解，汇合成了一个完整的文艺思想体系。早期，他主张文艺“为人生，并且为改良这人生”[（10）]；“五四”运动退潮之际，他指出“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1）]；到了晚年，他举起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12）]旗帜。这一系列观点虽然都是针对不同时期的文艺界现状提出来的，但始终不离“立人”的宗旨，注重文艺的功能和价值，体现出对社会、对历史的使命感和良知，对人生、对民族的悲悯情怀，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指点了正确导向。
为实现改变人的精神的目标，鲁迅创立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文艺的真善美理想的价值观念体系。他的着眼点首先落在“真”上，认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13）]。早期，他提倡文艺要“抱诚守真”、“破黯黜”、“离伪诈”[（14）]；中期，他着力荡涤“瞒和骗”的文坛歪风，呼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15）]；晚期，他号召作家们去反映“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16）]。在对文艺的真实性的一再呼唤中，他尤其强调了两个方面的见解。其一是主张作家必须走出“象牙塔”，“必须敢于正视”，“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17）]。鲁迅对脱离生活真实凭空捏造和掩盖现实歪曲现实的作品深恶痛绝，对贴近现实真实、表现反抗精神的作品推崇备至。他为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殷夫的《孩儿塔》等作品作序，他翻译果戈里的《死魂灵》和法捷耶夫的《毁灭》，集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等等的举止，都是为引导文艺直面现实人生、反映时代“火光”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其二是认为“文艺必须有批评”，主张“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18）]。鲁迅不仅自己以大呼猛进的气魄，对新文学运动前前后后的各种现象进行评判指点，坚持不懈地弃恶扬善，正本清源，而且满腔热情地盼待“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19）]的出现。对于文艺批评的基本规范，鲁迅认为一是坚持进步：“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20）]；二是祛邪扶正：“不但是剪除恶草，还得灌溉佳花，——佳花的苗”[（21）]；三是实是求是：“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22）]；四是判断确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23）]、“必须切帖，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离”[（24）]。为维护文艺批评的独立品格和权威性，鲁迅在对文艺批评的批评中狠狠斥责那种失真于作家作品实际的文艺批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25）]。
鲁迅把建设整个民族的完美和理想的人文精神既看成自己的使命，也看成是文艺的责任，这从根本上促使他形成了在真的前提下的真善美三者和谐统一的美学理想。因此，林非先生在《鲁迅和中国文化》一书中对鲁迅所追求的民族思想文化性格所归纳的独立精神、追求真实、博大雄伟、思想深刻、丰富多采、开拓创造等六个方面，大抵也同时揭示了鲁迅文艺美学理想的基本内涵。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基于文艺的真善美标准，对创作主体和作品主体提出了极富指导意义的见解。鲁迅谆谆告诫作家们“须有进步的思想和人格”[（26）]，尤其是“革命的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27）]。他凭着自己对社会责任感的深刻体悟，把作家内心境界的崇高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敏感视为产生好作品的先决条件。针对当时文艺界现状，他一方面严词斥责描写才子佳人的文学家是在诱导人们中“才子+流氓”的毒，批判颓废派画家是在引导人们走向堕落；一方面在努力提倡文艺大众化的同时，反对庸俗和低级趣味，指出：“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28）]。鲁迅固然十分注重文艺的社会属性：“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发展才有希望”[（29）]，但也十分注重文艺的本体特征和审美功能：“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 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30）]。因此，即使在历史处于非常态的当时，鲁迅也并不一般地去排斥闲适文学，而是提出了“能给人愉快和休息”[（31）]的价值标准。
时值鲁迅先生诞辰115周年和逝世60周年纪念，我们又一次走近伟人。这是一位从黑暗的极地崛起的伟人！他在洞彻废墟和荒坟的绝望中举步，又在勇敢的正视和超人的清醒中走出绝望。这是一位穷毕生精力于重建中华人文精神的伟人！他呐喊过，也彷徨过；但从不收回探索的脚步，从不对别人尤其不对自己迁就姑息，于是他提出了国家民族大计的根本命题，研制了足资几代人取用的思想武器。沧海横流，更见伟人之精深博大！即便是他的反抗精神，也绝非“明日黄花”。反抗、否定之于社会政治领域，必定有具体的历史针对性，一旦时过境迁，后人可以追念却难以效法。而鲁迅的反抗、否定出自对人类文化的整体关注，批判和反思中含有永不满足的追求，呼吁人性回归和解放，揭露灵魂扭曲和异化，于攻击窒息文化大生命的流行观念的同时建树新的文化价值观念。“心事浩茫连广宇”，其气度和视野所及，既有本民族文化渊薮，又有世界文化整体格局；既有中西文化冲突的观照，又有文明发展正逆效应的考察。因此，他的否定和反抗自有一种超越时空的神圣内涵。至于为精神界战士的精辟立论和对文艺事业的卓越见解，更让人感到伟人的思想跟当今现实是那样的贴近。毋须讳言，在焦虑社会的同时也焦虑自身是时下人文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态。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使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者权威从此失落，思想的多元化带来了价值取向选择的艰难，文艺不再附庸政治权力主体后将如何形成使命感的共识，拜金主义、物欲主义弥漫于世该怎样倡导和倡导怎样的批判意识、忧患意识等等。当我们为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所困扰时，更有必要面对鲁迅，从伟人的声音和足迹里汲取精神力量。
注释：
（1）《郁达夫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3）林非：《鲁迅和中国文化》，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页。
（4）（9）《呐喊·自序》。
（5）《译文序跋集·〈月界旅行〉辨言》。
（6）（7）（14）《坟·摩罗诗力说》。
（8）《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10）《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11）（15）《坟·论睁了眼看》。
（12）（16）《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13）《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17）《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18）《花边文学·看书琐记（五）》。
（19）（20）《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
（21）《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22）《且介亭集文二集·“文人相轻”》。
（23）《且介亭集文二集·“题未定”》。
（24）《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25）《花边文学·骂杀和棒杀》。
（26）《热风·随感录（四十三）》。
（27）（29）《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28）《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
（30）《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31）《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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