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央领导论文,中共论文,集体论文,成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05X（2009）03－0053－09
陈云与邓小平同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复出，以及如何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研究的较多，而相比之下，对于陈云恢复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再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则研究的较少。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和分析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主要原因及其历史必然，以期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一、在党内长期的地位和威望，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历史条件
陈云从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起，就开始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①。1931年1月，陈云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9月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成员。1932年3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7年11月至1944年3月，陈云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4年3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1945年6月，陈云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8月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成为五大书记之后的中共第六号人物。新中国成立后，陈云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陈云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他在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能，为毛泽东所赞扬，为全党所钦佩。在经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在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陈云具体部署和精心组织，全党全国共同努力，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的艰难局面。为推进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陈云深入调查研究，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成功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为我国推进工业化积累了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陈云作为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陈云对如何使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更好地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他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主张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是结合我国实际、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一种新构想，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中共八大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陈云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看问题有眼光、尖锐，能抓到要点。这个评价为全会所接受。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正式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奠定了他在党内的地位。
从1958年开始，党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发生“左”的错误，随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遇到严重挫折，城乡人民的生活发生很大困难。陈云较早地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问题。1958年12月他提议，不要公布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确定的1959年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之后他又指出，四大指标是难以完成的。这些正确意见，当时没有受到重视。1959年4月，他提出要增产节约粮食、组织城市副食品的供应、专门安排日用必需品生产、精简城市多余职工、优先安排供应市场物资所需要的运输等措施，以缓和市场供应异常紧张的状态。5月，他受毛泽东的委托，对当时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进行调整。1961年春，他提出进口粮食、对几种商品实行高价以回笼货币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等几个关系全局的重要建议。1962年2月，他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这个讲话对当时统一全党思想、调整国民经济和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62年4月，陈云重新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在毛泽东支持下，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道，部署和领导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民经济顺利恢复并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陈云在这个历史阶段的突出贡献，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2年恢复部分工作后，陈云主要是协助周恩来抓外贸。他在就外贸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后指出：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还指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②。这些观点，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76年他积极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他曾对叶剑英讲，这场斗争不可避免③。
陈云在几十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展和成功，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所立下的不朽功勋，确立了他在党内的应有地位，赢得了在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他的这种地位和威望，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创造了历史条件。
二、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历史关头所起的重要作用，是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现实基础
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这固然是由于在党内长期的地位和威望为他提供的历史条件，但也和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密不可分。这是他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现实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十二天，陈云应李先念的电话征询，就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六点意见：“一、要把反‘四人帮’的文件写好。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须在10月6日采取行动。因为：8亿人民中多数还不知道他们阴谋的内幕，7亿农民是在农村和穷乡僻野。因为‘四人帮’中有一位是主席的夫人。着重说明为什么必需在主席逝世四个星期就采取措施。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三、支持各省市委工作。使党的这个重要环节能坚强地工作。包括上海在内，让他们自己与‘四人帮’划清界限，好好工作。四、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要经常到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和工作，要成为制度。五、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召开三中全会。六、恢复党的好作风。因为毛主席倡导的许多党的好作风被‘四人帮’破坏干扰了。”这份意见里还谈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防止这次运动扩大化。对还在闹派性的人，号召他们化悲痛为力量，上班工作，团结起来，共同革命；对他们的办法，只能是教育，一切也都为了教育；要防止又翻烧饼。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是老中青，只是不要聂元梓、蒯大富式人物。中央和省市领导同志不要提“四人帮”中个人私生活的丑事，而要批判他们的反动路线和政治上的大事，这样做对党有利。要再查一查今年四月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悼念总理，尤其担心接班人是谁，混在人群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对这件事有没有诡计？④ 这些重要意见，对于巩固和发展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给各组组长下达了两条“禁令”，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⑤ 面对华国锋的两条“禁令”，陈云在发言中还是冲破禁区，触及了这两个敏感问题。3月13日，陈云在西南组的书面发言中，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进一步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⑥ 陈云的发言，得到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迫于这样的形势，华国锋在3月14日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关于邓小平问题，讲话中一方面坚持认为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又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⑦。关于天安门事件，讲话中一方面仍坚持是“反革命事件”，但另一方面又表示，“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⑧ 经过陈云及党内外的共同努力，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恢复了邓小平的工作；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中央也正式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思想领域，陈云同邓小平相呼应，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时撰写纪念文章，宣传毛泽东长期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陈云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他把实事求是提到根本思想路线的高度，指出：“实事求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末，我们就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⑨ 陈云批评“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不是满腔热情地去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⑩。其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另外，陈云对当时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旗帜鲜明地予以支持。
在经济领域，陈云对于华国锋在即将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表示了不同意见。当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华国锋的工作报告时，陈云在东北组会上发言，强调经济工作要做到五点：一、要把农业放在必要的位置上，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农、轻、重的次序，不单要建设工业省，而且要建设工业农业省（他还提出要把农业搞好，应采取如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农业投资等必要措施）；二、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三、既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也要有必要的集中，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四、技术力量的来源既要靠改进各级学校教育，又要靠发挥现有技术人员的作用；五、要设法改善副食品、肉类的供应，不要等农业增产以后再解决(11)。这些都是切合当时中国经济实际的、非常务实的重要意见。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议，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以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陈云看了这次务虚会上重要发言的简报，察觉一股急躁冒进之风正在形成。为此，他对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和谷牧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12)。陈云的这些从实际出发的意见，对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新跃进”的主张不无抑制作用。
在组织领域，陈云为平反冤假错案和解放老干部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陈云曾长期做组织工作，许多老干部同陈云比较熟悉，他们通过陈云向中央反映，争取解决他们的问题。陈云出面把许多案子转给华国锋、胡耀邦等人，请中央及时考虑予以解决。1976年11月25日，陈云致信叶剑英并华国锋，转交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克诚回京治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此事经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同意，黄克诚遂被从山西接到北京治疗。此举不仅改善了黄克诚的医疗条件和生活状况，而且也为黄克诚恢复工作创造了条件(13)。1978年1月3日，陈云又致信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转交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组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事后，王鹤寿被从外地接回北京，并恢复了组织生活(14)。4月24日，陈云又致信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同王鹤寿一样，陈云指出，陶铸是国共合作后由我党从监牢中向国民党要出来的，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组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卷宗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15)，9月11日，陈云还就徐懋庸等问题致信胡耀邦，证明毛泽东确曾讲过“徐懋庸给鲁迅的那封信是错误的，但他还可教书”；徐懋庸在延安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哲学研究会；从来没有听毛泽东说过30年代上海文艺界两个口号的论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论争，也没有听毛泽东说过“国防文学”是反革命口号。陈云建议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对上海文艺界30年代问题、对创造社和当时其他革命文艺团体，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16)。
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上述重要作用，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了崇高的威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他在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赢得了党心民意，打下了现实基础。
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冲破原定议程，扭转会议方向，为中央人事调整开辟了道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本来并没有调整中央人事的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只是在进入正式议题前，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而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最初的动议也只是为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通过中纪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但由于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扭转了会议方向，使得中央人事调整问题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实际上开成了确认工作会议成果和充实中央领导机构的会。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后，陈云敏锐地意识到，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中心思想，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而影响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影响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主要障碍，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上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没有解决。解决好这些问题，对实现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转移非常必要。
陈云审时度势，于11月12日在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一次性列举了六个应该由中央考虑并作出决定的重大历史问题：
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把从反省院履行出狱手续出来的同志和派到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定为叛徒的问题。中央应该承认1937年的“七七决定”和1941年的决定是党的决定。对于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应给以复查，如果并未发现新的有真凭实据的叛党行为，应该恢复他们的党籍。“七七决定”、1941年决定中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中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对他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直到七七抗战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然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这些同志有许多是省级、部级的干部，应由中央组织部复查，把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像现在这样，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应该结束。
四、彭德怀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我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关于天安门事件。现在北京市又有人提出来了，而且还出了话剧《于无声处》，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天安门的革命诗词。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六、“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同志是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同志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17)。
陈云冲破原定议程，提出以上重大历史问题，表现了敢于斗争的政治勇气和善于斗争的政治智慧。
陈云在1985年6月29日同离任的秘书话别时曾说过：“我是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18) 此前，他也曾对粉碎“四人帮”以后一直未能复出的邓小平讲过：“你碰到问题该斗必斗，有斗不赢的时候，挂个号，记录在案。”(19) 这些话语可以说是陈云敢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但又讲究斗争策略的内心表白和真实写照。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华国锋此时在党内的地位是很特殊的。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中，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当天深夜紧急召开的玉泉山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20)。从此，华国锋作为党政军一把手主持这一时期的工作。正是由于华国锋此时在党内地位的特殊性，所以直到后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小组会上的发言中，代表们只是批评了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这四位政治局委员所犯的错误，基本上没有人提华国锋的错误或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更多的是对华国锋所作的自我批评(21) 的高度赞扬，有的甚至还替华国锋的错误辩护(22)。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云能够冲破华国锋的原定议程，无疑是需要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的。
但陈云又不愧是一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家。他在敢于斗争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斗争的艺术。他在提出上述重大历史问题之前，首先表示：“华主席说，对于那些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应由有关机关进行细致的工作，妥善解决。我认为这是很对的。但是，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23) 在发言最后，陈云又说：华国锋同志在讲话中要我们畅所欲言，我提出以上六点，请同志们批评指正(24)。不仅如此，陈云还十分注意用词的分寸，对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对党作出很大贡献，但此时仍未平反的彭德怀直称其名，而对于民愤极大、犯有严重错误的康生仍称“同志”。陈云后来解释说，因为当时只能讲到那个程度。华国锋说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限于“文化大革命”中间的，我讲彭德怀问题，超出了这个界限，当时能提出来已经不容易了。对康生，中央作过悼词，当时并没有任何新的说法，怎么可能不说同志呢？(25)
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立刻在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代表们纷纷发言，表示赞成并加以发挥，会议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从陈云发言这天开始，会议的方向开始脱离华国锋预设的轨道，大多数人没有按照他的布置转入讨论农业问题及其他原定议题，而是始终围绕陈云提出的坚持有错必纠方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并相应的提出了增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副主席，恢复陈云在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建议。陈云的重要发言以及代表们的强烈反映，最终促使中央人事调整成为中央工作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这就为陈云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创造了契机，开辟了道路。
四、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的一再提议，以及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的强烈呼吁，直接推动了陈云在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恢复
陈云之所以能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因素之外，邓小平、李先念等人的一再提议，以及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的强烈呼吁也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陈云在中共中央领导职务的恢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早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有几个小组要求十届三中全会把陈云选进中央领导核心，但没有被采纳(26)。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同叶剑英等在中央会议上也多次提过这件事，都被有人以毛主席讲过“陈云一贯右倾”为由挡了回去(27)。到了十一大的时候，参加了十一届一中全会的李强回忆说：“十一大斗争也很激烈。在选政治局委员时，我们提出邓大姐（指邓颖超，下同——引者注）、王震、陈云同志当政治局委员。”(28) 结果未被接受。姚依林也回忆说：“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所有小组都提了，要选陈云同志为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李先念同志也多次提过。”“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大家攻得厉害，大势所趋，才解决这个问题。”(29)
第一个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提出陈云应担任副主席的是王震。他在11月28日西北组会上提了5条建议，第一条就是陈云担任副主席(30)。他向中央郑重建议：“陈云同志过去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不少同志要我向中央反映，建议选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31)
王震的建议，得到西北组和其他各组的热烈响应。李强在中南组书面发言中说：“我赞成王震同志11月28日下午在西北组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陈云同志是我党一位有着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同志。他有白区工作的经验和苏区工作的经验。他既有党的工作的经验，也有经济工作的经验。陈云同志过去曾是我们党中央的一位副主席。”“我建议请党中央考虑，选陈云同志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副主席。”(32)
刘震在发言中说：“赞成陈云当副主席。陈云同志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去年金明要我转一封信给中央，我找过纪登奎，他不管。找到陈云同志，陈云同志亲切对我说，不光是金明的问题，‘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我也在考虑。他们的问题我是了解的，我那时是中组部部长，我在适当时机要向华主席报告这个问题。你放心，我要管这个事。由此可以看出，陈云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对党对同志非常负责，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很难得的。”(33)
12月3日，韩先楚在西北组会议上发言。他说：“我赞成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增加一批老同志，这也是大家的要求。在党的十一大会上，我们军队代表团曾经提议陈云、邓大姐、王震等几位同志进政治局，据说其他代表团没有不同意的，但大会没有采纳大家的意见。我同意王震同志的意见，选陈云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常委，并建议排在东兴同志前面。陈云同志正派，民主作风、联系群众好，善于思考问题，想得深，看得远，处事稳重，他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领导能力。中央委员里，他是最老的一个。过去是我们党的副主席。他对我们党的历史也比较熟悉，在党内外、国内外是有影响的。对这个问题，群众也有议论，看来是人心所向。”(34)
同一天的西北组会上，姚依林发言说：“我完全赞同王震同志提出的陈云同志担任党的副主席、参加政治局常委的建议。陈云同志担任副主席、参加常委，有利于党的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安定团结。十一届一中全会陈云同志未能进政治局，干部、党员和群众是有广泛议论的。陈云同志是我国工人运动的老一辈的领导人，是目前仅存的党的六大中央委员，是八大副主席，现在八大第一次会议（应是八届一中全会——引者注）的副主席，也只剩下陈云同志一个人了。”(35)
姚依林接着说：“我是1949年才认识陈云同志的，我觉得他为人很正派，作风很深入，对同志很热忱，很平易近人，很遵守组织纪律。他讨论问题，总是把观点最‘左’的、中间的和最右的同志找到一起，要大家充分发表意见。他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可以讲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也可以讲到‘右倾机会主义’的程度。他细心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取长补短，加以比较分析，趋利避害，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重大问题，往往是十来个人讨论若干天才定下来。在大家意见一致没有对立面的情况下，他自己往往设想若干不同的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来驳。他这种民主作风，我体会很深刻。”
姚依林还在发言中说：“我不赞成那种‘陈云同志一贯右倾’的说法。全国解放以来，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任弼时同志逝世后参加书记处，主持财经工作。在全国财经统一、稳定物价、抗美援朝、粮食统购统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等方面，他的主张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关于反冒进问题，陈云同志究竟有多少错误？究竟有没有错误？当时批评他的那些论点，究竟是否站得住脚？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现在计划中讲的许多问题，还是采用了多年以前陈云同志讲过的观点。例如，陈云同志说过，搞建设要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他曾对我解释这个观点，说明只能提有吃有穿，不能提吃饱穿暖，这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没吃没穿是搞不了建设的。他还讲过，我们的平衡只能是紧张的平衡，但是不能不平衡。我认为这些道理至今仍然是适用的，现在我们的计划，还是紧张的平衡。我认为，陈云同志当时不同意那种不顾人民生活、只热衷于搞工业化的观点，是正确的。三年困难时期，陈云同志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措施，对扭转当时困难局面，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有错误的地方。陈云同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直言不讳，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36)
12月7日，谷牧在中南组讨论时发言说：“陈云同志长期戴一顶右倾的帽子。多年的实践证明，不能给陈云同志戴这样一顶帽子。陈云同志的特点是慎重，在任何情况下，对各类事情都能冷静周密地思考，采取审慎负责的态度，从不随声附和。他工作抓得很细，许多事都是亲自调查研究，然后作出妥善处理。例如三年生活困难时期，他亲自找专家调查，每天一个人至少需要多少大卡热量和多少蛋白质，才可以避免浮肿。经过计算，就毅然下决心给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每人每月补助两斤黄豆、一斤糖，还有一些别的措施。这种关心干部、深入细致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所谓错误，就是七千人大会上让他讲话他没讲，后来在国务院小礼堂一次会上讲了当时的国民经济形势和建议采取的措施。这究竟算不算错误？我的看法，那时说大话、唱高调的人太多了，能像他那样讲话的人太少了。把国民经济形势告诉大家，提出解决办法，即使有些情况讲得有些重了，敲敲警钟引起大家注意，有什么不好？这件事不能算个问题，应当恢复陈云同志的名誉。”(37)
经过充分酝酿讨论，12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举行期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拟增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2月13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代表政治局正式提出了增补中央领导人的名单，提请三中全会予以通过(38)。
陈云的当选是众望所归，得到中央全会一致热烈拥护。在西北组会议上，萧华代表韩先楚、霍士廉、谭启龙、宋平、李瑞山、王任重、于明涛、李学智联合发言，指出：“陈云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方面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才能是全党公认的，他多谋善断、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进入政治局和常委，一定会使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核心更加坚强，更好地领导全党去实现四个现代化。”(39)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恢复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职务，再次成为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此后，他同邓小平等一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直到中共十三大后退出中央领导岗位。
注释：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本文第一部分关于陈云的生平资料，均据《陈云年谱（1905－1995）》，以下不再一一注出。
② 《要研究当代资本主义》（1973年6月7日），《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21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④ 陈云给李先念的信所附的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应注意的事项，1976年10月18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3－1444页。
⑤ 转引自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⑥ 《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1977年3月13日），《陈云文选》第3卷，第230页。
⑦(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49、1472－1473页。
⑧ 转引自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⑨ 《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1977年9月28日），《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页。
⑩(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215、218－219页。
(13)(14)(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205、217、220页。
(16) 《关于徐懋庸历史问题给胡耀邦的信》（1978年9月11日），《陈云文集》第3卷，第450－451页。
(17)(23) 《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1978年11月12日），《陈云文选》第3卷，第232－234、232页。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第381页。
(19) 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1月11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50页。
(20)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21) 指华国锋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作的自我批评。
(22) 转引自程中原、王玉祥、李正华：《转折年代——1976－1981年的中国》，第225页。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83页。
(25)(27)(30) 转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第76、109、107页。
(26) 陈鹤桥在军队系统讨论历史决议（草稿）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80年10月27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64页。
(28) 李强在国家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80年10月25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64页。
(29) 姚依林在国家机关讨论历史决议（草稿）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80年10月25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64页。
(31) 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1月28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89页。
(32) 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第34期，1978年12月3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89页。
(33) 转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108页。
(34) 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西北组第38期，1978年12月3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91页。
(35)(36) 中央工作会议简报，西北组第37期，1978年12月3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91、1491－1493页。
(37) 中央工作会议简报，中南组第45期，1978年12月7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493－1494页。
(38) 转引自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89页。
(39) 萧华等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西北组的发言记录，1978年12月21日。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卷，第1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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