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圈与20世纪河南文学_文学论文

中原文化圈与20世纪河南文学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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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257(2001)04-0001-05

1.中原文化圈:跨时空的地域组合

地域是人类的空间组合。特定的地域,有着人类不同的活动形态,不同的地理特征, 不同的文化传播走向,不同的行为系统。地域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同的气候、土 地、动植物分布、物产资源,产生不同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风俗风情,审美意向, 给文化、文学刻下了地域印记。这些都会在文学的总体风貌和细部描摹中呈现出来。从 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20世纪河南文学,通过对作品文化生存环境的细致考察,研究对象 在我们面前就会迅速地飞扬起来,生动起来,水到渠成地切入研究对象本体,清晰地体 味到作品特有的“中原味”,美学意蕴。

中原文化圈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时空。中原文化有时超越为一种象征。它像黄河、长 城这些名字一样,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生命意识的复活,奋斗精神的延续。作 为一种今天仍具有生命力的古老文化,中原文化的变革既有迹可寻,它的一些稳定性特 征也远未消失,并且永远不会泯灭。华夏民族最早的文化思维和生存观念,至今就仍然 和中原人的现实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对中原作家的创作,都有着潜移默化的 影响。这种影响不是表面的,暂时的,无关宏旨的,而是根深蒂固的,鞭辟入里、入木 三分的。从人生哲学、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乃至题材选择、语言运用等方面,中 原文化都给予了作家的创作以深刻的影响。

2.两大创作母题

对苦难的抗争与对中原文化的反思,构成了20世纪河南文学的两大创作母题。

从古代到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原地区持续不断的战争,对中原文化结构的破坏是 灾难性的。战乱使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走向生活绝境。征战的烟尘给中原留下的 是血和泪痕,战车和马蹄的辙印,消失的是文化和支撑人们前进的文化精神。荒芜使中 原地区供养生物的潜力受到限制。供养力无法满足生物的消耗,生物群难以稳定生存。 苦难中的中原,书院等文化设施横遭破坏,人们的文化素质日益下降。战乱的另一个直 接结果是文化南移。历史上进行的几次大的战争,如东晋偏安江南;辽军入主中原,南 宋逃临安;蒙古南进、清兵入关,都造成中原文化的大迁徒,人才和财富尽流东南。甚 至,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原知识分子星散,又形成了一次新的现代文化逃亡。

苦难制造了愚昧,愚昧又恶性循环地加重了苦难。20世纪河南文学,真实地再现了中 原人民生存处境的险恶。五四作家徐玉诺在短篇小说《一只破鞋》中,记录了一个勤劳 、善良的农民,穿着破鞋给在开封上学的孩子送钱,在返回家乡的路上被土匪残杀的故 事。冯沅君的小说《劫灰》,描写了遭受土匪蹂躏的农村的凄惨景象:土匪过后,这里 留下来的,只是“无数的劫灰”。尚钺的小说集《病》、《巨盗》,创作态度严肃,取 材广泛,如鲁迅所说,“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1]怎样在生 活线上挣扎。而姚雪垠在《长夜》中,则为我们画出了一幅逼真的河南荒村图。

不甘于苦难生活的河南农民,对命运进行着前仆后继的抗争。从师陀的短篇小说集《 谷》、《里门拾记》到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牛全德与红萝卜》、《长夜》,直 到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纲的《天地玄黄》,一 脉相承,几代中原作家一直在探寻、发现、赞美潜藏在河南人民身上的原始生命力,从 他们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河南人率直、粗野、豪爽、侠义的性格,硬汉精神。他们决心 结束苦难命运的果敢行动,构成了中原文化重获新生的精神支柱和雄厚基础。

当然,比较而言,侧重反思20世纪中原精神的作品,显得更具审美价值和历史深度。

如果说《黄河东流去》、《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对中原人固有观念的反思还只是一种 信号,那么,张宇、田中禾、刘震云、李佩甫等人的一些作品则具有实质性突破的意义 。文学反思的程度,反映着中原人思想攀升的境界达到的高度。人们对此应保持足够的 关注。

3.艺术魅力来自民间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河南作家,虽然创作个性千差万别,但他们的艺术资源却主要来 自民间。他们和民间(主要是农民)、民间艺术保持着血肉联系,自觉地或下意识地担当 着中原文化民间传人的重要角色。

质朴的民间生活使他们获得创作灵感,产生创作冲动。历史小说《李自成》创作的成 功,就受惠于他对故乡生活的熟悉以及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以河南为中心地区所构成 的中原文化生态空间,其生动活脱、富有生命力的农民语言对河南作家的影响最为突出 。或者说这不只是一种影响,作家本身多是出生于农村,竟至本人就是农民。姚雪垠、 李准都曾经多次忆及他们学习农民语言的情景。

李准的创作受惠于豫西农民语言,以及他对当地民间艺术形式的挚爱。他说:“我首 先是学民间戏曲说唱的流畅和明快。像河南豫剧、曲子、坠子等艺术形式,都是叙述味 道很浓,而又朴实流畅的。”[7]在学习农民语言的基础上,在创作实践中,一些河南 作家的创作视野有着程度不同的开拓,姚雪垠学习列夫·托尔斯泰,师陀学习梅里美, 李准学习福楼拜、阿·托尔斯泰,都有程度不同的收获。80年代以后崛起的河南新秀, 在思想能力、艺术积累诸方面,更有着较前代作家明显的优势。他们将决定着中原文化 圈整体文学品质的未来。

民俗是作家观照人生的重要手段,也是表现作家思想感情的载体。打开不少河南作家 的作品,我们看到:从婚丧嫁娶到求神拜佛,从生儿育女到过年过节,从人物的称呼到 衣着打扮,从农舍的布局到人物的习惯性动作,不论是作者粗线条的勾勒,还是细针密 线的工笔,都是地地道道河南化的。在民俗描写中,婚俗和节日礼俗的描写,在《黄河 东流去》和《李自成》中最为精彩。

4.文学生存形态:一片葱绿的灌木丛

20世纪的河南文学历尽曲折。它经历了从文化中心衍变为文化边缘的冷落,较长时间 处于因为战乱而作家星散的萧条困境,有过在左的思潮干扰下创作的趋时与苍白,临近 世纪末才有豫军的崛起带来的初步繁荣。概而言之,20世纪的河南文学,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在艺术上有所积累,有所创获。但整体而言,20世纪 的河南文学,还只是一片郁郁葱葱,生机勃勃的灌木丛,而没有生长出参天大树。我们 没有诞生大师级的文学巨星。在20世纪末各类文学经典作家的排名中,河南文学总是处 于缺席的位置,这和古代中原文化的兴盛、辉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古代的中原文化 和中原文学,光华、葱绿、轻盈、明亮、飞动、安祥,这里不仅是作家活动的中心地区 ,而且是道家、墨家、名家、法家、杂家和纵横家的诞生地,有成就的文学家不胜枚举 。

中原文化从文化中心走向文化边缘,有着各种复杂的因素。仅就文学而论,如下因素 对其发展产生着明显的负面影响:第一,中原文化在发展进程中,对自身缺乏足够的理 论自觉。即使远在古代,自恃为天下之中、不思进取的文化保守性,就一直和中原文化 的辉煌相伴相生。直到20世纪初,《河南》杂志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原人眼光窄隘, 作计不远。自幸居中国腹部,他省虽亡,河南不至同归于尽,冀享太平之庸福。与中原 文化顽强生命力相伴的顽固的保守性,因循守旧的历史观念,是制约20世纪河南文学取 得成就的潜在因素。第二,从作家的文化构成来审视,可以明显地看到河南作家文学素 养整体上的欠缺。河南作家一般学历不高,知识结构相对贫乏,艺术准备不足。这些作 者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艺术视野不够开阔,写作资源不能多方获取。当有限的 生活素材和情感体验消耗之后,创作就失去了底气,后劲不足,难以创作出底蕴丰厚的 作品。第三,和第二紧密相连的,这些作者虽有创作敏感,但缺乏思想深度,主体意识 不强,甚至把紧跟趋时视为自己的使命,因而一些作品可能会带来及时配合任务的轰动 ,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作品艺术生命过于短暂的尴尬。80年代以前河南当代文学发展缓 慢、精品不多的主要教训也许就在这里。

责任编辑注:本文选载有删节。

收稿日期:200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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