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档案学研究的一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看法论文,档案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档案学发展至今已年有70余年，档案学是在档案工作、档案事业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档案事业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整个国家形势一样，可谓翻天覆地、日新月异，中国档案学同样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现在，我国的档案学研究的规模比较大，条件也比较好，具体表现在：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群众性的研究组织，如国家和省市档案局设立的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一些大型档案馆和部分档案教育培训机构设立的档案学研究室，20多所高校和10多所中专设立的档案专业教研室，还有中国档案学会和各省市区档案学会、一些行业档案学会、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研究所等；有专职研究人员和广大的兼职研究人员，有学者估计约5000人左右；出版和发表档案学论著的条件也较好，有专业出版机构——中国档案出版社，发表档案学术论文的杂志社、报社等出版机构更多，据1999年有关部门评选档案界核心期刊时统计档案专业期刊有107种，有人估计档案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年平均3000篇以上；有足够的研究经费。
正是有了这些条件，我国档案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档案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体系比较完备、较为成熟的新兴社会科学。20世纪50年代初是将档案学作为一门历史学辅助科目来建设的，除受前苏联影响外，主要是因为当时档案学本身不够成熟，是较单薄的一门学科。后来虽不称为历史学辅助科目，但一般仍归属历史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档案学已建设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已为社会所认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情报档案专业评议组的成立，档案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确立，《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卷的出版，就是证明。档案学已建设成由若干分支学科组成的学科群体，大致框架已建立起来。在理论档案学研究、档案工作应用理论研究、档案工作应用技术研究等方面都有深入、拓展，甚至突破、创新。总之，我国档案学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较大的发展，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档案学研究工作不太令人满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用冯惠玲博士的话讲就是“时间差”、“定位差”问题，即“社会变革和技术进步全方位地改变着档案工作的面貌，从管理对象，到管理范围、管理手段、管理方式、管理体制，一切原来确定的东西中都有了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不确定，以至于不少身在档案之中人却说不清档案的事儿，不会干档案的活儿了。现有的理论、规章、手段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专业教育与这些不期而遇的变化之间出现了‘时间差’、‘定位差’”。主要是计算机及其技术的普及带来了“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造成了新的现代档案实践，而传统的档案理论框架已无法容纳新的实践，档案学理论需要更新、分化、发展与重新整合。档案学技术和理论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变革之中，档案学学科发展实实在在地遇到了困难，新的实践呼唤着新的理论，而档案学研究现状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步伐，显得滞后，甚至存在误区。
二
为促成我国档案学研究工作更顺利地开展，笔者认为，需要在两个层面上作出努力。
首先，在价值观层面上，档案学研究应注入档案文化精神。
档案文化是档案部门（含档案研究部门）在实现档案管理目标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系列相互依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总和。主要包括档案精神、价值取向、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管理策略和服务理念等内容，它渗透于档案部门的一切活动之中，是档案部门的灵魂。而档案精神，又是档案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它集中体现着档案部门和员工的群体价值观。档案精神包括的内容较广泛，最值得一提的是敬业精神。敬业精神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它要求人们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心甘情愿地为之奋斗。具有敬业精神的人，他所关注的不是自己事业成功后得到多少物质报酬，而是关注这一成功对社会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敬业精神也就是奉献精神，它表现了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既凝聚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体现了档案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敬业精神对档案工作的价值向导、个体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档案工作的一部分，档案学研究工作所需要的敬业精神应体现在一种科学精神上，体现在良好的治学态度上。受大气候的影响，现在相当多的档案学研究人员，缺少忠于党、忠于国家的责任感，缺乏前辈那样对事业的忠诚和执着，仅仅把所谓学术研究当作一种谋生手段，而非一种值得为其献身的事业，这使得他们的研究从根本上缺乏精神的支点，治学态度显得浮躁不安。档案科学研究工作者要想让学术理论达标，为档案学研究作出贡献，首要的前提是培养档案文化精神和科学精神，具体讲来，要求研究档案学要有志向、要有恒心、要有专心、要有细心、要有虚心，从而达到所谓的档案学治学三境，借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言，就是“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就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要相信档案学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年轻科学，年轻意味着发展。要树雄心、立大志，要有为档案学大厦增添砖瓦的信心和勇气。只要真心诚意，日积月累，力行持久，就会入门有所成就，终身学习，学而不已。相信档案学学科的未来是美好的，因为档案是一种最基础的信息，而21世纪为信息时代，信息处理及相关工作将成为信息社会中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关键因素，档案学面临着光荣的世纪使命。
其次，在具体操作层面上，需处理好几大关系，以纠正种种偏差。
1.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的互动关系。
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不同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我们应遵循的原则。档案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更应直面现实，联系实际，以关注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为己任，这本是情理中事。也唯独如此，才能对档案事业的发展有所贡献，并从中验证自身存在的价值。前面已提到电子文件、电子档案大量产生，档案实践中形成档案信息系统，使传统的档案实践即狭小的“档案实体”实践，分裂为由“档案实体管理”和“档案信息处理”两大系统鼎足而立的现代档案实践，传统档案学理论的藩篱被冲破，一个实实在在和坚实的现代档案实践根基已筑起，正焦急地呼唤着新的档案学理论体系的产生与指导，建立电子档案管理工程学、电子档案学等新学科。档案学研究主体如果缺乏实践基础，对档案管理活动的认识就会有一定的“间接性”，其研究则将带有不同程度的“经院”色彩。
但事情的另一面是，档案学理论往往被实际问题牵着鼻子走而难以超越档案工作实践。在“有什么样的档案工作实践就有什么样的档案学理论”这一思想的匡引下，档案学理论研究对档案工作现实往往过分敏感，其结果是表面上顺应了现实的需要，而实际上付出了代价，丧失独立思考的代价。我国档案学理论主体的独立性相对较差，主体意识薄弱，在一些习惯性的表述中，他们始终把自己与档案管理实践的主体的关系，比作“毛皮”之间的关系：“毛”的状态，根本上讲要取决于“皮”的状态；“皮”的价值的取向就是“毛”的价值取向。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依附关系。这种认识指导下形成的中国档案学有实用经验体系的嫌疑。理论应来自实践，这本身没错，但理论是一种升华，要从实践中得以“超脱”，即做到感悟实践，在充分熟悉实践的基础上，发现其中的基本问题和发展规律。这是中国档案学研究主体必须具备的一种特质，因为档案学理论具有独创性、逻辑性和超前性等特点，档案学研究主体的思维模式与其社会角色之间不可错位。
2.档案学创新与继承的关系。
当技术改变了档案工作的方法和流程时，不少档案工作者把注意力集中到技术对策上，但2000年9月于西班牙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档案大会研讨中，许多专家却再三强调档案原理、原则、方法的生命力和重要性。无论是讨论电子文件的管理问题，还是档案立法、档案教育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大多定位在档案理论原则上。专家们认为，技术的进步使档案理论得到修正和发展，但无论任何时候技术都不能取代专业理论。尤其是在复杂的技术环境中，坚持档案理论、原则和职业精神对于保留完整真实的历史记忆更加重要。
创新仍是21世纪档案工作的主旋律，创新的任务很多，其中就包括档案的一些基础概念、原则、原理的重新认识，这是信息技术发展给档案学理论带来的挑战。但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在继承与创新的结合上不可产生偏差，片面追求“继承”与片面追求“创新”都不允许。因为片面追求“继承”，会带来画地为牢，就档案论档案，带来对过时理论和观点的“修补”而不是废弃，带来看似数量不少、实则没有多少意义的重复“研究”；同样，片面追求“创新”，则会带来囫囵吞枣、盲目引进，带来故弄玄虚、“名词轰炸”，带来赶时髦、凑热闹。
再如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引进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有利于促进档案学发展；16世纪法学方法帮助人们从法律凭证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18世纪古文书学方法帮助人们从事实记录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19世纪历史学方法帮助人们从原始史料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20世纪社会学方法帮助人们从人类记忆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信息学的方法又帮助人们从信息资源角度认识了档案的功能；但引进方法，不可仅仅停留在方法上，而应当注重思想，要善于接近思想，而不是仅善于接近名词和概念而已，否则会背离人们引进和利用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初衷。如有人把档案工作各个环节变换为档案信息“输入——处理——输出”，以示引入“信息论”；企图论证档案是不是商品，以示关注“市场经济”。这类研究不是有悖逻辑，就是违反常识，在学术上毫无价值，这是造成当今档案学研究从选题到观点乃至结论都存在大量重复与雷同、独立思考之作稀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只有解决好信息技术条件下，档案学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档案学人才能为办公自动化、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电子证据法律地位的确立，数字文献的长期保存等问题的解决，作出自己的贡献。
3.档案学研究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
2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学研究赢得的迅速发展，应归功于改革开放所给予我们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治学环境。有了学术民主，才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才有中国档案学的繁荣兴旺，档案学研究应当注重争鸣而不仅仅停留在共识上。但是，开展档案学研究，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前提是在坚持档案学研究学术性的同时，不否认档案的政治性、机要性等，这些为档案学研究的传统价值。入世以后，在西方文化呈现高压态势的国际大背景下，坚持档案学研究的政治性有特殊意义，它事关文化安全、文化自觉的大局。
在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上，常常被认为学术是政治的先导，没有完全脱离政治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也没有完全脱离学术的政治。档案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同时又是一项理论性与实践性很强的工作。在这项工作中，既有着一定的政治性，这就是要端正档案工作为政治服务的方向，同时又要求进行一定的理论性、学术性的研讨，才能发展档案学研究，促进档案事业的兴旺发达。
4.档案学研究开放性与本土性的关系。
档案学研究是一个开放型系统，不能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研究，只有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学术交流，贯彻“洋为中用”的方针，借鉴外国档案学研究成果，才能使档案学得到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建国之初的档案学研究，主要就表现在学习与借鉴前苏联的档案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近年来又借鉴美国等国的档案立法理论、档案价值鉴定理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理论等，都对丰富我国的档案学内容、繁荣档案学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看到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新教条主义、照抄照搬现象，存在忽视将外来的理论本土化的倾向。当然，西方档案学者思想开阔、深刻，研究方法和体系令人反复思忖，治学之风严谨、踏实，中国档案学研究向国际档案界开放，可以开阔视野、受到启迪。但先进的不一定都是适用的，只能将外来的东西当作一个可供参照的经验体系，要将之植根于中国档案工作实践沃土中，需要经历复杂的转化吸收工作，因为档案学研究也具有本土性一面。比如档案管理体制问题，前苏联过于强调集中，而当代西方档案界则过于强调分散，我们采取何种管理体制，在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问题上，怎样把握度，确实值得档案界好好研究，而研究的出发点只能是中国国情与档案工作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