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国际化”的困境及其战略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元论文,困境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日本提出“日元国际化”已有20多年的时间，日元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货币，依旧作为美元的“附庸”而存在。导致“日元国际化”进程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当今“美元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下，日本忽视了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地域经济基础，试图走一条直接的、功能性的货币国际化道路。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正在积极反思原有的“日元国际化”战略，提出了新的“日元亚洲化”战略。作为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日本的“日元亚洲化”战略的实施将对未来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合作产生重大影响。
一 “日元国际化”的困境
“日元国际化”是近年来日本经济界频繁使用的一个词汇。根据日本大藏省的定义，“日元国际化”是指提高国际金融交易和海外交易中日元使用比例以及外国投资者资产存量中以日元计价资产的比例，具体说就是日元在国际货币制度中的作用以及在经常交易、资本交易和外汇储备中地位的提升。（注：关于国际货币的功能，可以从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从公共部门来看，国际货币要承担基准、干预和储备货币三种功能；从私人角度来看，国际货币应承担计价、结算和交易货币三种功能。一般而言，广义的“日元国际化”是以国际货币功能全体为对象的，狭义的“日元国际化”则以支付手段功能为对象（上川、今松，1997）。还有日本学者分别从标准、过程和结果三个方面对“日元国际化”进行定义，认为上述定义是从标准角度确定的，如果从过程的角度定义，那么“日元国际化”应当是充分保证日元的国际流通量和储备，使作为日元内外流通基础的市场拥有符合国际标准的竞争性，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日元国际化”；从结果来考虑，“日元国际化”就是使日元的国际流通性（国际上流动的日元资产）增加，国内外使用者可以将日元作为替代美元和欧元的国际货币（菊地，2000）。）
那么，现阶段日元的实际国际利用程度如何呢？作为国际货币，日元的使用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外汇交易的结算手段或是公开市场介入手段（交换手段），二是贸易等国际交易的契约表示手段（计价单位），三是金融交易中的融资货币、特定国的钉住货币或是国际储备（价值贮藏手段）。在2000年，日本、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规模比例分别为15.1％、31.2％和18.8％，但2001年日元、美元和欧元在世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为4.9％、68.3％和13％。依据经济规模比较，日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格外低。以下是对“日元国际化”状况的具体分析。（注：日本学者在谈论和考察“日元国际化”的进展及其程度时，一般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作为全球化的国际货币的日元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是“日本对外贸易、金融交易中日元使用比率的提高”（益田，1998）。本文也主要从这两个角度来考察。）
（一）从具体指标来看：“日元国际化”不进反退
1.作为交换手段的“日元国际化”状况。据BIS调查，截至1998年4月，世界主要外汇市场的日成交量近2兆日元。其中，美元占87％，居压倒多数，德国马克占30％，日元占21％，英镑占11％。（注：货币汇率经常由买卖的两种货币决定，所以整个货币份额的合计为200％。）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水平还涉及全球的外汇交易是在哪一个金融中心进行的。就这一指标来看，伦敦的外汇交易额每年平均高达6373亿美元，纽约3509亿美元，东京1486亿美元，新加坡1390亿美元。东京市场的外汇交易额在1989年曾达到与纽约市场匹敌的规模，但随后不断减少，同其他市场相比增长率急剧下降，到1998年已经成为负增长。结果，东京外汇市场与伦敦、纽约的差距迅速扩大。由于电子交易系统的发达、保密义务以及市场惯例和成本问题等等，再加上日本国内金融动荡、银行信用风险增大等原因，日本担心亚洲地区的外汇交易中心很有可能从东京转向新加坡、香港地区。
2.作为国际贸易计价单位的“日元国际化”状况。1992年，世界贸易中的日元计价比例大约为5％，虽然到1997年这一比例提高到7％，但仍比美元和其他欧洲货币低得多，与日本经济规模相比有很大差距。Grassman（1976）曾经提出过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的大半都是以出口国货币计价的一般性规则——所谓“格拉斯曼法则”（Grassmans Law）。但日本以日元计价出口的比例之低却是违反这一法则的少数例子。理论上讲，发达国家出口贸易以本币计价比率高的原因是由“麦金农假说”（Mckinnons hypothesis）（注：根据这一假说，由生产者造成的产品差别化、出口工业中间产品所导致的价格支配能力等，使得生产者的谈判、交涉能力增强，出口国用本币计价的倾向很强。因此，在本国出口产品中容易实现产品差别化的那些产品的比重越大，以本币计价的出口比率就越高；由于原油等原材料产品是差别化或价格控制比较困难的生产资料，国际商品市场上多以美元计价。即便是发达国家，倘若本国进口中原材料产品的比重越高，那么进口产品以美元计价的比重也就越高（Mckinnon，1979；上川、今松，1997）。）推导出来的。但是，在以日元计价的出口方面，日本的情况明显与“麦金农假说”相违。表1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进出口中以本币计价的比例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日元作为计价货币在日本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30％～36％之间，在日本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也不过23％。不仅同美元差距巨大，就是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也相距甚远。截至2001年上半年，在日本出口贸易中以美元、日元计价的比重分别为53％和34.2％，进口贸易中的相应比重为70.0％和23.2％（奥田，2002）。日元之所以在本国进出口贸易中难以取得计价货币的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表1 主要发达国家进出口贸易中以本币计价的比例
出口
进口
1980 1988 1995 1997 1999 2002 1980 1988 1995 1997 1999 2002
日本29.4 34.3 36.0 35.8 n.a. 34.9 2.4
13.3 22.7 22.6 n.a. 24.2
美国97.0 96.0 92.0 n.a. n.a. 95.0 85.0 85.0 80.7 n.a. n.a. 85.0
英国76.0 57.0 n.a. n.a. 51.9 n.a. 38.0 40.0 n.a. n.a. 39.9 n.a.
德国82.3 81.5 74.8 72.5 n.a. 70.5 43.0 52.6 51.5 50.7 n.a. 73.0
法国62.5 58.5 n.a. 49.2 49.6 55.8 33.1 48.9 n.a. 46.6 47.7 48.6
意大利 36.0 38.0 n.a. 38.0 41.7 n.a. 18.0 27.0 n.a. 38.1 40.0 n.a.
说明：法国、德国2002年数据为以欧元计价的比例；德国1990年及1988年为前联邦德国数据；美国数据为2003年数据。
资料来源：《关于日元的国际化》，大藏省外汇等审议会，1998年11月，转引自罗清（2000）。日本财务省《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2003年报告》及Goldberg和Tille（2004）。
首先，与日本的对外贸易结构有关。日本进口贸易中原油等原材料的比重较大，正如“麦金农假说”指出的那样，这部分进口通常以美元计价。而且，日本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很高，如表1所示，美国进口商品计价的85％是用美元，日本向美国出口中以日元计价的比重自然要低。虽然近年来日本同东亚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贸易比重迅速提高，甚至超过了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比重，但从东亚的角度来看，虽然东亚对日本来说是主要的贸易伙伴，但日本对东亚而言不过是几个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东亚各国对美贸易主要以美元计价，由于东亚各国、各地区货币多同美元挂钩，且外汇市场发育尚未成熟，规模巨大的东亚内部贸易也自然多以美元计价，而对日本的贸易主要是用美元、日元两种货币计价。所以，日本对东亚贸易的增加对日元计价比重的提高作用不大。如表2所示，在1992～2002年，日本向东南亚地区出口中以日元计价的比例呈下降态势，在1999年东亚经济进入恢复阶段以后该比例虽然有所提高，但至2002年也没有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1992～2002年从东南亚的进口中以日元计价的比例在23％～26％之间。相反，除了对欧盟的进出口贸易以外（主要是由于欧洲日元市场的存在），不论是日本对美国、对东南亚还是对世界的进出口贸易，以美元计价的比重居明显的优势地位。
表2 日本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的计价货币结构
时间 出口各国
进口各国
年美国欧盟 东南亚
世界美国欧盟东南亚 世界
日元 美元 日元 美元 日元 美元 日元 美元 日元 美元 日元 美元 日元 美元 日元 美元
1992 16.6 83.2 40.3 11.1 52.3 41.6 40.1 46.6 13.8 86.0 31.7 17.9 23.8 73.9 17.0 74.5
1993 16.5 83.3 41.0 7.5
52.5 44.3 39.9 48.4 13.8 86.1 45.0 18.2 25.7 72.0 20.9 72.4
1994 19.0 80.0 36.6 9.0
49.0 47.9 39.7 48.3 13.3 86.4 38.6 21.9 23.6 74.2 19.2 73.9
1995 17.0 82.9 34.9 12.2 44.3 53.4 36.0 52.5 21.5 78.4 44.8 16.1 26.2 71.9 22.7 70.2
1996 14.5 85.4 33.3 12.4 46.3 51.3 35.2 53.3 16.4 83.2 46.1 12.5 24.0 73.8 20.6 72.4
1997 15.3 84.5 34.2 12.3 47.0 50.2 35.8 52.1 22.0 77.8 49.3 13.1 25.0 73.0 22.6 70.8
1998 15.7 84.1 34.9 13.2 48.4 48.7 36.0 51.2 16.9 83.0 44.3 14.3 26.7 71.6 21.8 71.5
2001 13.2 86.7 33.5 13.0 50.0 48.2 36.1 52.4 20.8 78.7 49.7 17.5 24.8 74.0 23.5 70.7
2002 11.9 n.a. 28.5 n.a. 49.8 n.a. 35.8 n.a. 19.6 n.a. 49.9 n.a. 26.5 n.a. 24.8 n.a.
说明：表中数据为各年9月的数字，且为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日元、美元基价的比例。
资料来源：通产省《进出口结算货币动向调查》，转引自益田安良（1998）；日本财务省《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2003年报告》，www.mof.or.jp。
其次，虽然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日本跨国公司普遍存在着由母公司承担外汇风险的倾向，子公司很少关心用何种货币计价的问题，故在规模巨大的日本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中（如在东亚地区的内部贸易中）以日元计价的比例有限。（注：例如，根据1992年的调查，日本机械类跨国公司在对东亚出口中使用日元计价的对象比重分别为：子公司54.9％，关联企业56.1％，独立企业63.5％，子公司的比重最低（上川、今松，1997）。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日本对东亚出口中以日元计价的比重的上升，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日本企业对该地区的投资增加高度相关。二是同独立企业贸易中的日元计价比重相比，子公司的日元计价比重较低。因为跨国公司从总体收益增加的角度出发，要将企业内贸易的风险进行最佳配置，因而以谋求降低风险的立场来确定计价货币的倾向明显。如在日元升值的情况下，子公司为了确保和扩大在本地的市场份额，从母公司的进口多以子公司所在国的货币计价。）
再次，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和落后也严重影响了日元计价比重的提高。长期以来，以日元计价的银行票据（BA）市场、国内短期国债（TB）市场和政府短期证券（FB）市场的发展一直比较落后，这些短期金融市场发育缓慢，使得日元的运用和筹措十分不便捷，阻碍了日本进出口贸易中日元计价比例的提高。
表3钉住主要货币的国家数及比率
1975 1980 1985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美元 543933262324
21 21
（56.3） （42.4）
（34.7） （29.9） （29.1） （31.6） （31.1） （31.3）
法郎 131414 1414
141415
（13.5） （15.2）
（14.7） （16.1） （17.7） （18.4） （20.9） （22.4）
英镑 101 1
000 0 0
（10.4） （1.1）（1.1）
（0.0）
（0.0） （0.0）
（0.0）
（0.0）
SDR5
15 12 6 75 45
（5.2）
（16.3）
（12.6） （6.9）
（8.9） （6.6）
（6.0）
（7.5）
其他 1423 354135 332826
（14.6） （25.0）
（36.9） （47.1） （44.3） （43.4） （41.8） （38.8）
合计 9692 9587
79766767
（100）
（100）（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片山贞雄（2001）。
3.作为金融交易货币、钉住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日元国际化”状况。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比重明显下降。从1989至2001年，日元的比重不断下降，美元基本保持稳定，欧元的诞生也未能撼动美元的优势地位。截至东亚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日元在欧洲货币市场上的份额一直保持在4％～6％的低水平，日元在欧洲债券市场上的份额从1990年的13％急剧下跌至4％，美元则占到近50％的比重。作为主要货币的外汇汇率设定基准功能，美元、法郎和英镑等都被一些国家和地区作为钉住货币，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将日元当作钉住的基本货币。由于各主要国家大多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我们的考察标准可以根据钉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数来判断。钉住美元的国家数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急剧下降，但进入90年代后稳定在20多个，所占的比重最高；钉住法郎的国家数基本保持在14个左右，主要是原来的法属殖民地国家。由此可见，事实上只有美元具备了基础货币的功能。另一方面，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状况更是不佳，在1985年“广场饭店协定”之后，日元的急剧升值曾一度使其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在90年代，其地位明显下降。到2001年，在全球储备资产总额中日元所占的比例只有4.9％，远低于美元的68.3％和马克的13.0％。
上述指标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论从“作为国际货币的日元地位的上升”的角度还是从“日本对外贸易、金融交易中日元使用比率的提高”的角度来看，“日元国际化”的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
（二）从区域角度看：东亚地区仍然是“美元区”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相对其他地区而言，东亚是“日元国际化”进展最为显著的地区。在一定意义上讲，日元与其说是国际货币，莫如说其作为东亚地区的区域性货币的色彩更为浓厚（岛崎，1999）。但现实情况是，日元作为东亚区域性货币的地位是极其不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假象。首先，在东亚区域贸易中日元的计价货币比重虽然有所提高，但美元依然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其次，虽然在东亚地区以日元作为外汇储备的比重要比其他地区高，但现阶段东亚各国、各地区的主要外汇储备仍旧是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在东亚地区选择日元作为官方“锚”货币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不论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固定汇率制还是货币篮子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元；而且，该地区主要的交易货币也是美元，虽然日元在各国、各地区外汇储备中的地位较高，但并不意味着其具有交易货币的机能，日元主要还是发挥着储备货币的作用。这样，美元不仅在东亚地区的公共部门中占有绝对的比重，在民间交易中作为交易货币也占有明显压倒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看，东亚地区基本上属于“美元圈”。（注：“美元圈”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外汇交易货币使用；二是指各国、地区都重视本币与美元间汇率的稳定。）为了更进一步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以日本与东亚地区的资金流动关系和日本与东亚主要外汇市场的交易状况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1.日本与东亚地区之间的资金流动并没有促使日元成为该地区主要的交易货币。在1986年日本建立“日本离岸市场”（Japan Offshore Market，简称JOM）之后，日本与东亚之间的资金流动急剧扩大。但在此过程中，以日元计价的金融交易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也没有影响到美元作为该地区主要交易货币的地位。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一直拥有超过经常收支黑字规模的长期资本收支赤字，确立了其资本输出大国的地位。自JOM建立后，日本与香港地区和新加坡之间银行资金交易的扩大，对这种资金流动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85年，日本作为香港的资金交易对象国大概只占其资金交易总额10％的比重，但在1986年JOM建立后，香港对日资金交易迅速增加，1987年以后占到其50％～60％的规模，日本成为香港海外银行间交易的主要对象。自1989年开始，香港对亚太地区的海外银行间交易的债务额超过债权额，到1995年两者的差额已达1万亿港元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来自日本银行。与此同时，香港金融机构向海外非银行客户的外汇贷款余额自1985年开始增加，进入90年代后对日本的贷款余额占到70％～80％。换言之，主要来自日本的资金有相当大部分再次流回日本，香港成为日本银行从事“迂回交易”的场所。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存在着各种金融规制，特别是“窗口指导”对国内贷款的诸多制约，而日本外汇银行海外分行向国内居民的欧洲日元贷款等和国内分行的外币贷款属于“窗口指导”规制外的交易，因而JOM的成立，便为国内资金经JOM向在香港的海外分行转移并返流至国内分行，满足国内非银行顾客的日元资金需求创造了条件。1991年“窗口指导”被废除后，日本对ANIES的长期资本收支负债迅速减少也证明了这一点。（注：1993和1994年后负债的再次增加主要是由于日本国内居民向海外分行归还日元贷款的增多。）图1反映的是1990～2000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长期外债中美元外债与日元外债比例的变化。此间，日元外债比例与美元外债比例发生了急剧逆转，美元外债比例从不到25％一跃提升到近60％的高水平，而日元外债比例从近30％降至25％左右。
此外，日本学者的分析表明（上川、今松，1997），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日本对东亚的日元资金供给主要是以FDI和日元借款为中心进行的，此外的金融交易则主要是用外币即美元进行。其中，由FDI所形成的大量当地日资企业并没有成为日元贷款的主要利用者，因此日元贷款的增加未能促进日本对东亚地区贸易中日元计价比重的提高。
2.美元仍然是日本和东亚外汇市场上的主要交易货币。2001年日本外汇市场银行间现货交易主要以美元、日元的交易为主，美元是主要的交易对象，日元与欧元的交易不过是美元与日元的1/9。以美元为核心的交易在香港外汇市场上占有绝对的优势，以美元为对象的外汇交易占到96.7％的比重（奥田，2002），日元在东亚银行间外汇交易中尚未成为交易货币。如果我们比照德国马克成为欧洲主要外汇交易货币的过程，便可以清楚地了解日元难以成为东亚地区主要外汇交易货币的缘由。在欧洲贸易中，出口国多使用本币计价结算，其次是利用进口国的货币进行结算，因而许多国家的贸易收支结构是拥有本币累计的贸易黑字和用其他欧洲国家货币累计的贸易赤字；而且，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欧洲国家总是用本币在欧盟区域内进行投资活动。它们以德国为中心，持有大量的以马克计价的贸易黑字，并以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开展投资活动。这不仅使德国银行增加了其他欧洲国家的货币持有额，也使其他国家增加了德国马克的持有额。结果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即便不使用美元做媒介，欧洲各国也可以直接地从事马克与其他欧洲国家货币间的外汇交易，马克成为欧洲外汇市场的主要交易货币。但是，现阶段日元在东亚地区却不存在相似的条件。首先，东亚各国、各地区几乎不存在以本币计价进行贸易的情况。如韩国1998年出口贸易的88.5％、进口贸易的82.4％是用美元计价结算的，相应的以日元计价比例为5.0％和10.6％，以马克计价的进出口比例均为2.7％，几乎没有以韩元计价结算的情况（奥田，2002）。因此，日本银行因贸易而持有的韩元几乎不存在。其次，日本以亚洲各国货币进行对外投资十分有限。虽然亚洲证券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有了长足发展，但是日本对亚洲的证券投资很少，并在90年代末明显下降。因而日本金融机构对亚洲各国货币的持有额十分有限（见表4）。一言以蔽之，日本银行或金融机构不论在贸易还是在资本交易方面几乎都不持有亚洲各国的货币。由于东亚各国、各地区的贸易收支结构大都是用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弥补对日本的贸易赤字，其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大多是卖美元买日元，没有必要持有更多的日元储备。此外，东亚各国（地区）除香港特区以外对日本的投资非常少，而香港对日本的投资如上所述是一种典型的“迂回交易”，因而东亚各币种同日元的交易很少，日元难以成为东亚外汇市场上的主要交易货币。
图1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长期外债中美元外债与日元外债比例
资料来源：北山桢介（2002）。
表4 日本对外证券投资交易状况 亿日元①
1993①
19951998 1999
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资产负债
合计-51670 -11078 -80038 43244 -151549 92027
-189695 165153
美国-21957 -25462 -14110 23696 -37438
11883
-46143
70211
亚洲② -438-840-2155
-1960 3794 -35672 -196024433
西欧③ -25857 13030
-56466 82912 -91079
128990 -91253
101097
说明：①1993年为100万美元；②1993年不包括中国；③1993年为前欧共体各国。
资料来源：奥田（2002）。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也严重影响了“日元国际化”的进展。在1973～1995年，日元兑美元汇率变动超过10％的情况出现过8次，1985至1986年曾出现过日元升值40.5％的波动记录，在1998年10月7日至9日的两日内，日元兑美元汇率曾高腾15％以上。日元大幅度贬值主要是由于两次石油危机、里根政府的高利率政策、1998年因东亚金融危机和日本经济衰退所导致的对日本经济、金融的信心不足，除去美元的高利率政策原因，其他的日元大幅度贬值都是由于日本经济的弱点造成的；日元的过度升值大致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滞胀”期、“黑色星期一”（1987年10月）导致的对美元的信任危机，以及在墨西哥金融危机后由美国政府引导的美元贬值等时期出现的，主要是由于美元的自身因素或者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所致（村濑，2000）。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大幅度波动，说明日本经济体系难以对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采取灵活的应对措施，日元尚不能自立，日本的金融政策和金融市场也难以自立，不能实现可控制的日元汇率变动（菊地，2000）。显然，这反映了日元汇率及其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元依赖”，并阻碍了“日元国际化”进程。
二 “日元国际化”的过程分析
总体上看，“日元国际化”是一个“被动的”的过程。尤其是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政府和企业对“日元国际化”基本上持消极的态度，每一步的“日元国际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迫的”。按照日本政府或民间对“日元国际化”的态度的变化，可以将“日元国际化”进程划分为前后连续的三个阶段：即消极阶段、中立阶段和积极阶段。这里我们先分析前两个阶段。
（一）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的消极阶段
“日元国际化”虽然是在1984年正式地提上议事日程的，但自日本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开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尤其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日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市场需求与日俱增，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过程中以及在石油危机爆发后表现得格外明显，使得日本（包括德国）作为后起的发达国家以出色的经济表现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牢固地位，日元也取得了国际硬通货的地位。这使得日本不得不开始关注日元的国际地位问题。
早在1960年7月，日本就创设了非居民日元存款自由结算制度，导入了所谓的日元外汇制度。这主要是受到1958年12月西欧各国恢复货币的可兑换性的影响，使得非居民持有的日元同居民持有的日元实现了可兑换性，并在1973年2月14日转向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此过程中，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措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70年11月，日本允许发行以日元计值的外债，1972年9月非居民在日本国内发行以外币计值的债券也得到许可。前者主要是“日元国际化”的一种对策，而后者主要是为了促进东京市场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外币交易的活跃。但总体上看，到70年代末为止，在日本银行和大藏省中，持“日元的国际化将搅乱国内金融政策”的论点占据主流，因而对“日元国际化”持明显的消极态度。
虽然日本在石油危机之后实行的各种金融规制缓和措施，有利于非居民对日元的使用或利用，但在当时美元强势的情况下真正的外汇管理的缓和并没有实现。为了促进业已开展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的更快发展，金融交易的自由化必不可少。为此，日本改革了《外汇法》，其基本原则是“原则自由，有事规制”。（注：原则自由：以外国外汇、外国贸易以及其他的对外交易的自由进行为基本；有事规制：对对外交易实行必要最小限度的管理或调整。）但实际上，在个别运用方面行政指导色彩浓厚的金融行政依然发挥着有力的规制作用。
这一时期“日元国际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日元作为结算货币的机能与作为储备货币的机能被严格区别开来。作为结算货币的“日元国际化”开始被研讨或提倡，但对作为储备货币的“日元国际化”则被忌讳或回避。这不仅与当时日本经济地位不稳定有关，也反映出日本政策当局非常重视本币国际化对国内金融政策和外汇市场稳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当时日本国内谈论“日元国际化”还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同日本的国威高扬直接联系在一起（益田，1998），反映着刚刚成为经济大国的一种自豪心态。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中立阶段
1980年修改后的《外汇法》开始实施，使金融机构的外汇交易原则上实现了自由化，进而增大了对外交易中使用日元的机会和可能性，由此导致日本进出口贸易中日元计价比率的大幅度上升。虽然这一时期在一些制度层面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但是“日元国际化”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进展。
进入70年代以后，日美贸易摩擦日益激化，美国政府不断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到80年代初期，美日摩擦的领域或者说美国对日本开放市场的要求扩大到了金融、资本交易领域，而且摩擦的解决方案涉及更多的领域，美国政府将日本的巨额顺差归结于其市场的封闭性和日元低估。1983年11月的美日首脑会谈决定设立专门解决这一问题的“日元、美元委员会”。这固然有里根总统为翌年大选连任进行政治攻势的意图，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迟缓和日美贸易不均衡的扩大。在美国，金融界支持浮动汇率条件下的美元高企，但出口企业自80年代初以来一直反对放任美元升值的政策。虽然美国政府对日本提出过开放市场等解决贸易不均衡问题的要求，但在有关汇率方面并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然而到1983年夏，美元高企对美国企业竞争力的削弱开始引起美国政府和议会的关注，不得不开始考虑纠正高美元、低日元的外汇汇率问题。一直对外汇汇率抱放任自流态度的美国政府开始明确地对日本提出了纠正、调整汇率的要求。面对这种压力，日本政府提出了旨在促进日元国际交易和整备金融、资本市场的综合经济对策，随后在竹下登大藏大臣同美国财长里甘发表的共同声明中，提出了在翌年共同建立“日元、美元委员会”的主张。到此为止，日本大藏省对“日元国际化”的基本姿态是“积极的、阶段性的、稳妥的和自主性的”，但实际上，它对迅速的“日元国际化”一直持抵制立场（上川、今松，1997）。
日元、美元委员会后来曾连续举行了6次会谈，在改名为“日美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后又举行了4次会谈。随后，双方在讨论金融市场自由化问题的基础上，将重点转移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变化等重大问题上。该工作组在1991年达成一系列的协议后曾一度中断，1993年再次举行会谈，针对相互间的市场准入等问题，进行一系列的磋商。从总体上看，“日元、美元委员会”的设立及其所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相互间的市场准入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如表5和表6所示，“日元国际化”非但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反倒有所后退。
表5 日本对外贸易的货币类别 ％
198719901995 2001年
上半年
美元 55.248.8
51.5
53.0
日元 33.437.5
37.6
34.2
其他 11.413.7
10.9
12.8
美元 81.775.568.9
70.4
日元 10.614.624.3
23.2
其他 7.6 9.9 6.86.4
资料来源：奥田（2002）。
表6 欧洲日元贷款、欧洲日元债务和以日元计价的外债
1987 1990
1995 1997
欧洲日元贷款，亿日元
非居民
32530 31210 22250 24340
居民 51800 228640 345800 336290
欧洲日元债务，亿日元
1405 1819
3713
7351
美元 581
7001444
3617
日元 226
293645284
马克 150
1647271302
以日元计价外债，亿日元 4975 5750
9765
7202
资料来源：奥田（2002）。
这一时期的“日元国际化”基本上是在美国的压力下进行的，相对前一期的“日元国际化”，日本方面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立场，因而总的来看该时期日本的态度是中立的，就其后果来看也是如此——“日元国际化”并没有取得显著进展。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推行“日元国际化”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追求形式上的“日元国际化”。长期以来，“日元国际化”一直是在两种压力下被迫进行的，一个是美国政府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另一个压力则是市场压力，即日元升值的压力。在这两种压力的综合作用下，日本金融当局推行的“日元国际化”本质上仍是一种被动过程，一直流于形式。日本金融当局面临着来自美国的压力，将过多的精力集中在如何使国内金融、资本市场免受国外影响方面，其推行“日元国际化”的各种努力都是在确保不破坏或者不影响国内金融秩序和税收体系的前提下开展的。美国虽然希望并要求“日元国际化”，但其主要目的在于迫使日本开放东京金融市场，增加美国金融机构的参与程度。所以，美国实际上也需要日方消极地推进“日元国际化”进程。（注：美国政府虽然指出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但当时主要是认为由于日本金融市场封闭，外国投资者很难得到日元资产，故妨碍了日元升值，如果东京金融市场真正实现了国际化，就可以避免日元低估（河合，2004）。）在这方面，双方的观点出奇地一致（菊地，2000）。同时，面对日元升值的压力，日本政府一直是采取扩大进口、增加内需等手段予以应对，并没有在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下工夫。比如，在1995年初日元急剧升值至1美元兑80日元的高水平后，4月份日本经济对策阁僚会议发表了《紧急日元升值经济对策》，其主要内容仍旧是扩大国际机场建设中外国企业参与、扩大经济开发、促进对日投资、尽快处理金融机构不良债权等等，虽也提及推进“日元国际化”问题，但仍旧停留在推进以日元计价的交易增加与加强同亚洲各国货币当局的联系等层面。
第二，以欧洲日元交易的自由化为发端推进“日元国际化”，导致“日元国际化”政策措施的内外分断。日本金融当局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隔离“日元国际化”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影响，二是变被动为主动，可以使日本控制欧洲日元债券市场的发展。（注：日本在发展日元债券市场时附带了两个条件：一是日本证券公司要作为主要发行公司，二是发行主体要按照日本《外汇法》事前得到许可。所以，虽然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开辟了欧洲日元债券市场，但其发展并不顺利（菊地，2000）。）这自然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国内金融市场的改革或自由化被人为地迟滞，开放没有导致改革；二是欧洲日元债券市场未能顺利地扩大，以提高“日元国际化”的程度。
三 “日元国际化”的战略转换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1999年欧元的启动，迫使日本政府开始反省以往的“日元国际化”进程，更加积极地探讨“日元国际化”的新战略。自此，“日元国际化”战略开始发生新的重大转变。
1997年10月，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3个月后，日本专门设立了“亚洲金融、资本市场专门部会”，聚集日本各界学者和专业人员就金融危机的特征、原因和教训等进行探讨和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在事实上扩大了日本对该地区在货币金融合作方面的影响。日本政府提出了以日本为中心组建向危机国家和地区提供金融支援的AMF（亚洲货币基金）构想，在因IMF和美国的反对而流产后，1998年10月日本政府又发表了向危机国家和地区提供300亿美元资金援助的“新宫泽构想”。到1999年3月末为止，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5国共从中接受了188亿美元的援助。1999年11月28日，东盟（ASEAN）与中、日、韩三国首脑非正式高峰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在东亚地区缔造共同市场及单一货币（“亚元”）是有可能的。2000年5月，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财政部长在泰国清迈举行会议，就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特别是在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合作（10＋3）的机制下建立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以及在该机制下建立区域资本流动监控体系和增强集体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磋商并达成共识。由此，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进程有了突破性进展。
1999年1月1日欧元的诞生，对日本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冲击，进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同年1月日本前首相小渊出访欧洲时向全世界公开宣称：日本希望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藏省于1999年9月设立了专门研讨“日元国际化”政策的“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该研究会于2000年6月提出了《中间论点整理》，翌年6月提出了《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报告书》。该报告书明确提出以下5点推进日元国际化措施：（1）扩大内需，增加以日元计价的进口；（2）为了提高日元使用的便利性，整备金融、资本市场，并准备创设日元与亚洲货币直接交换市场的各项条件；（3）改变历来的制度与惯例；（4）推进与亚洲各国之间货币、金融领域的协作；（5）为构筑新的经济、金融体制而加强与亚洲地区的联系。同时，“日元国际化推进研究会”还委托国际通货研究所开展了对亚洲的外汇管制与亚洲货币、日元直接交易的可能性，货币篮子制度实施国及国内进口关联业者的实地调查等多项研究。
欧元诞生促使日本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日元国际化”的功能性战略被区域性战略所取代。过去，“日元国际化”战略及其措施一向是以“日本对世界”为出发点，直接追求日元作为国际货币，谋求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日元作为贸易和资本交易计价货币的地位，以及作为外国中央银行储备资产的功能。现在，“日元国际化”的区域性战略取代了这种功能性战略，即“日元国际化”要着重于日元使用及其国际货币功能在亚洲地区的扩大（关志雄，2003）。其次，在“日元国际化”的具体措施上更加注重完善国内金融资本市场方面，开始注重弥补或修正以往被内外分断的金融改革。
（一）日元的亚洲化战略
“日元国际化”战略由功能性向区域性转换，标志着“日元亚洲化”战略的形成。以往“日元国际化”的历程和欧洲国家的实践表明，在当今的“美元体制”下日元直接地谋求国际货币的地位是极其困难的或不可行的，因而通过日元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过程即日元的亚洲化实现国际化的目标，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换言之，日元要想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美元的依附，日元不能走上自立的道路，日元汇率的大幅波动就难以避免。而要实现日元自立的目标，日元必须走区域化的道路，日本必须首先取得亚洲各国对日元“区域性国际货币”地位的认同（菊地，2000）。关于“日元亚洲化”问题，日本政府有关机构和许多学者提出了多种方案和构想，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为两类：
1.采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宫泽藏相在1998年末的一次演说中，就美元、日元和欧元构成的货币篮子计价债券发行问题，建议亚洲国家实行钉住这3种货币构成的货币篮子的“有管理的弹性汇率制度”。宫泽藏相1999年4月27日在IMF临时委员会以及同年5月16日在APEC央行行长会议上指出，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导致亚洲货币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防止货币危机再次发生的重要措施，建议采取由美元、日元和欧元组成的货币篮子制度。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就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做出的正式表态。随后，一些日本知名学者对此纷纷撰文，支持这一提案（关志雄，1998；益田安良，1998；近藤健彦，1998；小川英治，1999；村濑哲司，2000）。他们均强调了为实现“日元国际化”而在亚洲推行钉住货币篮子制的必要性。（注：在此，许多学者的建议或提案也多有矛盾或争论之处。如针对关志雄的建立“日元区”的构想，益田安良持明显的反对立场。他指出，在不远的将来，亚洲各国完全转向“钉住日元”的设想是不现实的（益田，1998）。）他们认为，如果亚洲各国采用该汇率制度，亚洲各国货币就会从钉住美元转变为与主要货币连动的汇率形成机制，这将自然提高与亚洲地区有着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的日元的比重，增加日元在该地区使用的程度。（注：关于个别的或共同的货币篮子的设定，一般涉及三个方面内容：（1）各种货币的构成比率；（2）个别的或共同的货币篮子的变动幅度；（3）参加国的范围，等等。对此，日本学者的意见不一。比如，关于东亚共同篮子中的货币构成比率，益田安良主张美元、欧元和日元各占1/3（益田，1999），小川英治通过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美元占5％～7％，日元占3％～5％（小川，1999）；关于个别货币篮子中的货币构成比率，石田护（2002）建议人民币钉住的货币篮子中美元、日元和欧元的比重应当分别为25％、45％、30％。）
2.从构建“亚洲货币区”或区域货币体系的角度，研究“日元亚洲化”问题。关志雄（2003）从“日元区”方案和“亚洲货币单位”方案的折中的角度，将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考虑到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亚洲国家通过将本币钉住日元占主要权重的货币篮子来紧紧钉住日元；第二阶段，亚洲国家包括日本，转向钉住一个共同的货币篮子（亚洲货币单位），并允许它们的货币同时对美元等其他主要货币保持浮动；第三阶段，亚洲国家采用“共同货币”，并由一个中央银行来决定货币政策。虽然这个“共同货币”可能不是日元，但只要日本能够有效地控制住共同货币政策，那么实际上这个货币同盟就会如同“日元区”一样地运作。村濑哲司（2000）则以建立“亚洲货币制度”为最终目标，将亚洲各国构建共同钉住美元、日元和欧元的货币篮子作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将亚洲货币补充到共同钉住的货币篮子当中，缩小美元、欧元在货币篮子中的比重，并组建“亚洲货币单位”（Asian Currency Unit,ACU），最后的第三阶段就是建立“亚洲货币制度”。相应地，李晓、平山健二郎（2002）从建立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角度出发，主张应把其路径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创立钉住以美元、日元和欧元为主的货币篮子制度的同时，组建AMF，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钉住货币篮子制而提供必要的资金协助，协调、监控各国宏观经济指标与政策，建立起有效的防范、控制和消除货币、金融危机的机制；第二阶段，根据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多样化的特征，通过建立局部的“最适货币圈”（如ASEAN、“中华经济圈”和以日、韩为主的东北亚经济圈）增加钉住货币篮子中的亚洲货币的比重；第三阶段，创设ACU并将AMF转变为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中央银行）。（注：随后，李晓、丁一兵（2003）对上述路径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和补充，将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建立划分为四个主要的阶段：第一阶段以东亚货币合作的初步进展为基础，在各国、各地区和整个区域两个层次上推动汇率制度改革与资金合作，各国、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建立独立的钉住货币篮子制度；第二个阶段在独立钉住的基础上建立次区域的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并强化AMF的功能；第三个阶段是在各个区域层次钉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确立之后，逐步建立各个次区域的固定汇率制度，推进次区域范围内的货币一体化，并建立整个东亚范围内的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形成统一的汇率联动机制；第四个阶段是在此基础上，随着各国、各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采用单一货币，成立统一的货币管理机构，实现统一的货币政策。）
（二）对外、对内的金融改革
为了使日元能够成为亚洲地区的国际货币，使亚洲各国能够便利地使用日元，日本必须彻底纠正以往内外分断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对外和对内的金融改革势在必行。这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市场开放，二是市场运行的国际标准化。
1.从市场开放来看，由于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的长期封闭，使得日本金融机构的国际化不得不走上一条追求“量的扩张”的道路，结果是不仅未能促进“日元国际化”的进展，反而成为其重大的障碍。根据上川与今松（1997）的研究，随着上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浪潮的进展，日本金融机构的海外国际业务急剧扩大，其海外据点从80年代末的329个，增加到1994年末的1106个。日本金融机构国际业务的扩张占据了80年代后半期国际银行资产扩大的50％以上，特别是占据了对非银行部门贷款的2/3。其结果，日本的国际银行资产从1984年末的5179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末的1兆9672亿美元。但与此同时，日本银行国际银行贷款的币种结构中日元的比重却未升反降，从1986年末的16.1％下降到1990年末的1.7％。事实上，日本银行国际金融交易的扩大是依靠美元交易的竞争力优势来支撑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外汇贷款占据了日本银行对外贷款的80％左右。而且，日本金融机构于1983年6月放开了对非居民的欧洲日元短期贷款，1989年5月又放开了面向居民的欧洲日元中长期贷款，实现了欧洲日元业务的全面自由化。但是，日本银行欧洲日元贷款业务的扩张并非主要是对非居民业务的开展，仍然是以面向居民的交易为主（见表6）。换言之，它依旧是作为居民规避国内金融规制的“迂回交易”而存在的（面向非居民的欧洲日元贷款比例从1984年末的84.8％下降到1994年末的7.8％，面向居民的欧洲日元贷款占据了90％以上的比重）。其结果，不仅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无从体现，还存在着大量虚假的泡沫成分。由于美元结算业务是由作为美元“最后贷款人”的美国银行承担，日本银行只是承担着美元交易的中介职能，美元资金的中介业务同结算业务的分离，使得日本银行只能在国际银行市场上以很高的信用等级、较低的自有资本比率和高杠杆为支撑，以较低的信用实现美元资金的短借长贷。获利空间如此狭小，迫使日本银行不得不追求“量的扩张”战略。这样，日本以非本币的美元的金融交易为中心构筑的国际金融竞争优势，具有明显的脆弱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国内企业资金筹措的停滞，导致“迂回交易”需求的锐减，日本银行的国际交易量自然急剧下降。
可以说，内外分断的“日元国际化”战略是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的封闭，不仅无法提供数量众多的便利的日元资产供外国投资者使用，也同样会增加“迂回交易”这种虚假的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风险。例如，由于日本国内金融市场的封闭，导致其金融工具创新的步伐严重落后。20世纪80年代国际金融市场的最大发展，就是衍生金融工具的繁荣发展，进而导致传统的银行间市场的变化，各种各样的金融市场之间的连动性增强，对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关注度提高，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激化，金融交易越来越向信用度高的少数金融机构集中，投资的机构化以及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的提高，等等。但是，由于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衍生金融工具的发育程度格外低下。据英格兰银行1995年的调查，在伦敦市场上的衍生金融交易中，美、英金融机构与利率关联的比重占67％，与外汇关联的比重占60％，而日本银行的相应比例仅有9％和8％。另据《欧洲货币》杂志对各国金融机构开展衍生金融交易业务的位次排名，在外汇衍生交易市场占有率前20名的金融机构当中，没有一家是日本金融机构，前10名的金融机构美国占5家，英国占3家，瑞士占2家，欧美金融机构占据垄断地位。这样，虽然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银行资产中日元资产的增大主要是在亚洲地区，但在进入90年代后日本在亚洲银行业务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欧洲银行的业务比重则明显上升。在国际债券发行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如表7所示，由于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和落后，日本债券市场面向非居民的发债额在主要发达国家是最少的；图2同样表明，日本离岸债券市场的发展自90年代初以来一直没有进展，甚至呈退步状态，其以外币计价的债券发行额略有减少，而以日元计价的债券发行额显著下降。
图2 日本离岸债券市场发展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Trends in Japanese Offshore Markets”。
表7 2002年世界主要债券市场发展情况 10亿美元
全世界 美国 英国 日本
瑞士 新加坡 香港
债券发行额
2718
1044 786
99 35 3
3
非居民发行
848287865 27 1
1
说明：英国数据包括英国的欧洲债券市场。
资料来源：Thompson Corporation，日本财务省官方网站。
所以，为了扩大日元的使用，关键是要通过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改革，增加非居民对日元短期资产的接受或使用，扩大日元的国际结算业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日本的金融改革必须服务于日元的区域化战略即亚洲化战略，使日元能够在亚洲地区发挥关键货币的作用，否则，“金融大爆炸”的所谓改革充其量只能把东京金融市场变成日本的“温布尔登”——绝大多数的冠军获得者都来自于国外（关志雄，2003）。
2.就金融市场的国际标准化而言，日本同欧美先进国家相比相去甚远，严重制约了“日元国际化”的发展。例如，村濑哲司（2000）的分析表明，日本国债市场长期以来没有起到金融、资本市场基准点的作用。各国央行和投资者在运营资产时，主要的对象是美国国债（美元）、德国的联邦债券（欧元）等长短期国债。国债同其他债券相比是安全性比较高的金融资产，市场规模大，流动性一般比较高，其流通利率自然成为市场利率的基准。日本的债券市场规模在1998年末达到423兆日元，其中2/3是国债，其余为政府保证债券、地方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以及以日元计价的外债等等。日本的国债市场余额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在国内金融、资本市场中国债的信用也是最高的，以其交易比率（交易额/发行余额）所测定的市场流动性也比其他债券高许多。但是，日本的国债市场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非居民的持有比率仅有10％（美国为近40％，德国近30％），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低的；第二个特点是国债没有发挥金融、资本市场基准点的作用与功能。就日本国债的情况来看，市场对欧洲日元债券要比对日本国债更为看好，而且，就不同期限的国债来看，能够发挥基准功能的只有10年期的国债，其他的日本国债因交易量少而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今天，发达国家金融当局将增强“市场的流动性”视为提高资本、金融市场国际竞争力的基本前提，而日本金融市场的问题恰恰在于国债等金融产品的流动性非常差。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日本国内的资本、金融市场继续沿用了战前或战时的制度，通过严格划分市场界限来回避竞争；另一方面，尽管日本金融当局也大量地发行国债，但大多被银行承销团或资金运用部门所消化，即发国债的大部分通过日本银行被公共部门吸收，所以一直忽视流通市场的建设。具体来看，日本国债市场的发育迟缓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制度的缺陷，二是公共部门对市场的干扰。日本公共部门对国债市场的干预在发达国家中是罕见的特例。在美国的国债余额中政府持有的仅占1/4，而且多为社会保障信托基金发行的非市场性的国债，对市场供求没有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国债约占国债市场余额的1/8，德国的政府和央行合计也不过占国债市场持有余额的3％，英国、法国的公共部门对市场性国债的持有比例也非常小。而同期，日本约半数的国债为政府公共部门所持有。1997年末，日本政府（大藏省资金运用部、简易生命保险、邮政储蓄金融自由化对策资金）和日本银行等公共部门拥有国债市场余额的47％，其余部分为包括非居民在内的民间部门所持有。国债市场上公共部门的过大比重产生了两个方面的不良影响：一是导致市场的流动性低下，二是导致国债市场的价格机制扭曲，国债市场不能够按照市场机制正常运作，而且一旦政府政策发生变动，不仅对国债市场造成很大冲击，也会对其他金融、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产生巨大影响，从而有损于市场信心和对日本资本、金融市场的信赖。
四 结论：“贸易国家”的困境与区域货币体系
至此，我们可以对迄今为止的“日元国际化”进程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经验，没有支持“日本与东亚地区内部贸易的扩大一定会导致该地区贸易中以日元计价的比重提高”的结论（上川、今松，1997），日本与东亚地区经济依存关系的深化并未促进“日元国际化”的进展。
第二，东京金融中心的建立并没有推进“日元国际化”的进展。由于一直存在“日元升值恐惧”，不仅使日本金融当局错误地使用宏观经济政策，造成了比日元升值本身更大的危害，而且为了避免“日元国际化”对国内传统金融制度的冲击和影响而采取的内外分断的金融改革战略，导致了日本在市场开放和市场运行的国际标准化方面严重落后。其结果，使“日元国际化”进程受到了严重影响，日元只不过是作为美元交易的中介，起到了辅助和支撑美元地位的作用。
第三，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美元本位制”，由于“日元国际化”努力的失败，其基本格局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美元领先、马克和日元紧随其后的“雁行模式”转变为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以美元、欧元（马克）为两极、日元从属于美元的状态。即便在日元地位和作用有所“进展”的东亚地区，其“国际化”的水平或程度也非常低，该地区依然是“美元区”，日元只不过是在美元的国际货币机能中承担了一部分储备货币的职能。
“日元国际化”的困境反映着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中“贸易国家”的困境。从本质上说，近代以来的任何霸权国家都在国际经济领域中掌控着“金融霸权”。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是个典型的掌控着金融霸权的“金融国家”，相对而言，日本等其他后起的发达国家则属于“贸易国家”。（注：这里所谓“贸易国家”，是指那些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因而要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也指那些没有掌控“金融霸权”的国家。）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称做是“美元体制”。如果将以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做支撑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称为“强美元体制”，那么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以称为“弱美元体制”。概括起来讲，现阶段美国的金融霸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贸易国家”的困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发达、最开放的金融市场，这成为支撑其“金融霸权”的基础。美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发达的基础设施以及宽广的金融市场规模不仅使美国拥有当今国际金融、资本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权，而且为世界投资者提供最广泛、最安全和最便利的投资场所和投资机会。在此基础上，美国尽可以在能够承受的限度内不关注其贸易收支的赤字，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提供大量的美元，而许多“贸易国家”尽管因此拥有越来越多的美元贸易黑字，但却不得不将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以投资美国国债等形式返流到美国发达的金融市场，支撑着美国经济的运行。（注：据统计，截止到2003年上半年，外国投资者购买的美国国债占美国国债总额的26％，其中中国购买了1217亿美元，占美国国债总额的3.4％（www.thestandard.com.hk/news.cfm）；到2004年初为止，外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数量位次为日本第一、中国第二，日本外汇储备的81％和中国外汇储备的37％都用于购买美国国债（reuters.com/financeNewsArticle.jhtml）。）由于要通过海外资金流入或借款来弥补长期的经常账户赤字，美国自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1999年底，美国的对外债务高达14740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这个典型的“贸易国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而且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美国国库券。在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持有的大部分海外资产是以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的货币计价的情况（关志雄，2003）。
2.相应地，美国可以集中关注国内经济目标，不必担心其国际收支状况和汇率水平，而由“贸易国家”承担主要的调整压力，乃至无法维护本国的货币主权。由于美国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向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无需考虑其他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官方干预；而且，美国国内物价水平相对地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使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决定本国价格水平时不必留意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或货币政策（麦金农、大野健一，1999）。这样，其他国家不得不自己承担美国经济政策的各种后果，即便发现有过度的国际收支赤字或汇率非均衡，也无法根据本国经济的具体情况进行及时、相应的调整，反而要自己承担大部分调整的压力；更多的情况是，美国具有迫使其他贸易伙伴国家进行调整的手段。（注：1984年组建的“日元、美元委员会”，被认为是美国公开和暗地里逼迫日本促使日元升值的典型案例。）与此同时，在“美元体制”下，几乎所有的美国对外贸易都是用美元结算，而大部分的日本对外贸易要用外币结算（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美元），这就导致汇率变动在日本的即时传导效应要比在美国大得多。这种传导作用的不对称，导致日美两国应对汇率变动的货币政策反应明显不同。其结果，虽然日本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但美国仍能够对日元汇率进而对日本的国内价格水平乃至货币政策（主要是利率政策）发挥重大影响。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金融国家”的美国与其他“贸易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使得“贸易国家”形成了一种“美元依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确保自己的货币主权。
3.美国可以滥用美元作为国际交易中主要交换媒介的垄断地位。与其主要的贸易伙伴相比，美国可以保持国内通货膨胀率的居高不下，同时还可以促使美元对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不断贬值，以谋取更多的铸币税收入。相反，像日本这样的“贸易国家”虽然本币被迫不断升值，但却无法获取其利益，日本国内企业和居民实际上无法获得日元升值的好处。由于日本缺乏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活力，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率，日本企业只好在封闭状态下探索建立“日元升值、贬值均可应对”的体制。虽然从长期来看，日元升值可以促进生产增长，提高竞争力，但却几乎没有任何一个日本的金融首脑认同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有利，因为日本始终不能摆脱出口依赖型体制，只能依靠日元贬值提高出口竞争力（菊地，2000）。
显然，如何摆脱“美元体制”，是“日元国际化”的关键所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尤其是1999年欧元的启动，迫使日本反思以往“日元国际化”的功能性战略的失误，开始重视德国马克成功的区域性的国际化道路（村濑，2000；上川、今松，1997）。
同日本相比，德国面对同样的来自美国的不断增加的贸易压力，走了一条比较典型的区域性的马克国际化道路。同日元一样，在上世纪60年代末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马克也面临着来自国际与国内的双重的货币升值压力。为此，前联邦德国政府采取了国内经济目标优先的政策，容忍了马克的升值（1967年），并采取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措施。与日本相反，前联邦德国政府对欧洲市场上马克债券的发行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只是同意非居民在德国国内发行马克外债；同时，德国政府对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一直保持冷淡态度，但却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措施，并旗帜鲜明地在“三难困境”中选择了确保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借助欧洲区域内的贸易发展特别是货币联动机制（1979年3月创设的EMS），使马克较少地受到投机资本的冲击，欧洲其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马克升值的压力。结果，一方面促使马克成为区域性的关键货币，另一方面也减少了马克在区域内的升值压力，保持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稳定（张斌、何帆，2004）。日德两国货币国际化道路的差异表明，在当今“美元体制”或“美元霸权”的条件下，在“贸易国家”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着汇率升值的压力，汇率自然要随着这种压力的增大而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贸易国家”应当采取维护本国货币政策自主性的措施，绝不能让自身的货币政策成为“金融国家”政策目标或者是汇率政策的附庸。因此，在积极开放资本管制、开展国内金融改革的同时，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减少投机资本的冲击及其影响，即通过区域性的货币国际化战略来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功能性目标，应当是合理的选择。
可以说，上述分析反映着日本调整“日元国际化”战略、实施“日元亚洲化”战略的主要背景。但是必须看到，“日元亚洲化”战略的实施依然面临着一些不可回避的困难。首先，欧洲的国际政治环境同亚洲有着巨大差距。其次，日本难以成为东亚地区的“市场提供者”。由于在日本与东亚地区的贸易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资本货物等“中间产品”的贸易，（注：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ANIEs为了应对本币升值和国（区）内工资上涨而加快了向ASEAN和中国投资的步伐，促进了东亚区域内产业内部分工或“工程间分工”的深化与发展。其结果，使得半成品、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贸易成为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主体。例如在金融危机前，电脑完成品的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仅为10.6％，其余近90％都是半成品和零部件的贸易。因此，东亚区域内发达的区域贸易存在着明显的加工组装贸易的特征：零部件、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贸易主要集中在区域内，而最终产品市场主要是在区域外，特别是美国（上川、今松，1997）。）如上所述，这种以日本母公司为核心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并没有起到促进日元亚洲化的作用。鉴于日本传统的贸易体制及其利益格局一时难以转变，作为亚洲惟一经济大国的日本将难以发挥该地区“市场提供者”的作用。基于这两点，中国在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进程中必将发挥很大的主导性作用。因此，中日两国的合作特别是人民币与日元的协调与合作，将成为未来东亚地区货币金融合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所在。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贸易国家”，现阶段正面临着近20年来日本一直面临的双重压力：汇率升值与金融市场开放和改革。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也正在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必须认真地总结并吸取“日元国际化”的经验教训，通过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推进国内的金融开放与改革，首先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的区域性国际货币，走“人民币亚洲化”的货币国际化道路（李晓等，2004）。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是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它将对东亚经济乃至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预见，如果中国采用了“钉住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将产生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是这将成为东亚地区制度化货币合作的重要一步，倘若随后东亚其他经济体如ASEAN也大多采用了“货币篮子制度”，那么将使东亚地区朝着“货币稳定圈”的方向发展，不仅对美元汇率波动等外在经济扰动因素起到巨大的隔离效果，也将促进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政策的收敛，制度化的货币政策协调与合作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二是导致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汇储备中的相当一部分美元被日元或欧元所替代，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经济重要支柱的来自亚洲的资金供给将减少；随后，为了缓解资金缺口的压力，美国将可能不得不开发非美元的外币债券市场，这将对美国经济地位产生巨大影响，使美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普通国家”，美、欧、东亚三极世界经济格局也将基本定型（石田，2004）。同时，在东亚区域内贸易继续扩大的过程中，中国作为重要的“市场提供者”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发挥，使得东亚地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更小。于是，为了确保区域内市场的活跃和经济持续增长，减少区域内交易风险，东亚地区将加快区域货币制度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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